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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长刚，1958年生，山东淄川人。中国书法家协会草书委员会委员，山东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兼创作委员会主任，淄博市文联副主席，淄博市书法家协会主席，淄博书画院院长，国家一级美术师。
作品荣获全国第五届中青年书展一等奖，全国第六届书法篆刻展“全国奖”，全国首届楹联书法大展银奖。作品多次参加国内外书法大展。曾任全国楹联书法大展、全国中青年书展评委。
作品和传略入编《中国现代美术全集·书法》卷。出版《当代著名青年书法十家精品集·赵长刚》卷(汕头大学出版社)、《中国当代青年书法家系列丛书·赵长刚》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齐风鲁韵·赵长刚书法作品集》（荣宝斋出版社）、《2010当代中青年书法家创作档案·赵长刚》卷（荣宝斋出版社）。2007年应邀去法国进行文化交流和讲学活动并举办个人书法作品展。2005年被国家人事部、文化部授予全国文化系统先进工作者荣誉称号。2006年被山东省文联授予“德艺双馨”中青年文艺家荣誉称号。
时间：2012年8月6日
地点：淄博银座华美达酒店
采访人：肖文飞 彭再生
肖文飞（以下简称肖）：现在书法圈军人出身的书法家有很多，写得都很好，赵主席好像也有过这样的经历？
赵长刚（以下简称赵）：对，我是1976年高中毕业后上的部队，在广西，桂林陆军学院。进部队之前，我顶替父亲的职位在老家昆仑镇红旗化工厂做过钳工，那时候，除了干活之外，我的主要爱好也就是写字、逛书店、买书、看书了。大概是骨子里带来的吧，我从小就喜欢文艺方面的东西。最开始是喜欢画画，我家乡附近有个山东轻工美术学校，还有一些瓷厂，都能接触到绘画，包括盛行的毛主席画像等等。我们上小学的时候就有大仿课，老师经常会把我的作业当做范本张贴出来，当时觉得特别受鼓励，这方面的兴趣也就更浓了。17岁去了部队是我人生的第一个转折点，这个转折点尤其体现在了对书法的学习方面。我当的是通信兵，训练之余，去的最多的地方就是陆军学院的图书馆，在当时，这样的图书馆已经算是比较大的了，里边有一些资料，包括少量的字帖，这让我如获至宝，因为市面上这些资料是见不到的。我最早接触的正规字帖就是在图书馆里见到的柳公权的《神策军碑》，柳体成了我书法入门的开始，后来我又弄到颜真卿的《勤礼碑》、《麻姑仙坛记》，还有王庭筠的行楷和孙过庭《书谱》，《书谱》我写了很多年。那时候基本上是天天练，有时间就写，中午不睡觉，一般用报纸写，有条件了买点毛边纸，宣纸是极少用的，除非为了参加某个展览买一两张，还唯恐写坏了。当时也根本没想过要当书法家，就是很纯粹的一种对艺术的爱好，特别投入和执着，很愉快，也很兴奋。另外，桂林的书法起步还是比较早的，有书法院校，也有一些对外交流活动。老一辈的书家有李骆公、伍纯道、张开政、周忠谋等，还有一帮比我年纪稍长一点的年轻人，像吴昌明、周召兆等。这些人的艺术天分都比较高，而且大多参加过当时中国书协的大展，我跟他们在一块交往也比较多，有时候去看看他们，聊一些书法方面的问题。桂林文联、书协的一些活动我也参加了，就慢慢地融入进了那个氛围。所以在部队的11年对我来说具有人生历练和书法学习的双重意义。
肖：转业之后呢？
赵：因为喜欢写字，转业的时候就想找一个这方面的单位，可当时淄博还没有专门的机构，于是就先去了文化局，想着等有机会再换。大概干了四五年的时候，淄博书画院成立，我那时已经是局里的团委副书记了，但一听说这事就给上边打了报告，申请过去，并特别注明不要任何职务。领导也觉得可惜，但最后还是同意了，就这样我如愿去了书画院，写字也由一种爱好真正地变成了专业从事的工作。那时候我刚30出头，白天忙，常常是晚上写字，有时候能写一宿，天快亮了睡一会儿，然后接着上班。当时对书坛的关注程度远甚于现在，收集了很多展览、作品、作者等方面的信息。我还特别关注两个人：陶博吾先生和潘主兰先生。觉得陶老的字很有特点，而且不但有个性，还让人觉得很有深度和内涵，包括写的金文之类，火气都退了；还有潘老，潘老写甲骨文，他的行书也非常好，既厚实又文气。
肖：那个时候能够欣赏陶博吾先生的东西，还是不简单的。
赵：是。当时在淄博，提到陶博吾和潘主兰，很多人都不知道，他们关注的不是这几个人。我却很喜欢，收集了很多陶老的东西，和他通过信，他还给我题过字，题的是“书法篆刻作品展览”，包括我后来组织 “淄博市第一届书法篆刻作品展”，也是请陶老题的字，一副对联，落了上款。
肖：您第一次在书法界被大家熟悉大概是什么时候？
赵：我最早参加全国性的大展，是四届中青展，是入选。五届的时候获了一等奖，就是“广西现象”那一届，我应该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慢慢地被大家认识了。后来又有全国展获奖，第一届楹联展获奖等等。
肖：说到中青展，总会让人勾起一种怀念。那个时代，很多年轻的面孔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了出来，他们中的大多也是现在书坛的中坚力量。
赵：是的。当时刘正成先生主持中国书协业务工作，他的思想很超前和开放，中青展也非常具有包容性，他提起来一批人，并且建立了一套相对完善的评审机制，这在那时是很不容易的。因为以前的作品是首先由各省来推荐，所以很多年轻的作者要冒出来就比较难，中青展则是以投稿为主，投上去就有机会，一万件几万件，然后评选，有严格的评审机制，后来慢慢完善，还有监督机制，包括新闻观察团等等，应该说还是比较公开、公正和透明的。
彭再生（以下简称彭）：您后来还做了中青展的评委。
赵：对，做了几届。那时候做评委都很注意，刘先生在开评委会的时候都专门提出过不能在评审过程中私下商量，否则就会曝光，对纪律的强调是比较严的。并且评选的机制也越来越完善，把个人提名和投票相结合，中间还有个环节，就是你认为不好的作品还可以把它拿下来，最后评委集体投票决定上下，提上去和拿下来的作品要签上评委自己的名字，而且一旦评完，不管什么结果，都不能动。当时，像张海、朱关田、何应辉、孙伯翔等都做过这个评委。 肖：每届中青展都会产生一个热点或者说现象，这是事先就有预设的某个主题还是评选之后发现的？
赵：当然是评选之后显现出来的。因为评出来的结果往往出乎很多人的意料，比如说当年的“广西现象”，这批作者和作品本身具有鲜明的特点和代表性，也就容易形成一个现象或热点。另外，评审也还是倾向于有个性、有想法的作品，因为那是一种创造力的体现，书法要发展，只有平庸的模仿或者跟风是不行的。
肖：2010年山东四个中青年的代表做了个“齐风鲁韵”的展览，你、燕守谷、于名诠和邵岩，每个人的特点都很鲜明，取向都不一样。刘正成先生给展览作的序，他还按照传统与革新的程度给你们排了个队：你是“右”，于名诠是“中右”，邵岩是“左”，燕守谷是“中左”，这个分法也很有意思。
赵：是的。作为山东这个角度，上世纪90年代，我们这几个人，在全国的一些展览上入选，获奖，所以表现就相对比较活跃。当时，刘正成先生在一次会上提到过山东这四个人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作为一个地区的中坚力量，可以一块办个展览，也有一个示范的效应。因为种种原因，展览一直没有办成，前几年我们四个又聚到了一块，说到这个事，各方面条件也成熟了，就一齐把这个展览办了。
肖：说说您的书法。从作品中可以看出运用了简牍的因素，隶草笔法。
赵：是的。写了一段时间的颜之后，我就把它放下了，选择了一种隶书，《张迁碑》，后来觉得隶书如果加些汉简的东西，隶势会更活，像武威汉简很灵动，也很高古，我一看就很喜欢，就这样开始写汉简。当时简牍方面的资料很少，后来买了一本《汉代简牍草字编》，也是经常不离手的，临了很多遍，凡是简牍方面的资料我都会收集、揣摩，自然而然地就融入到作品中去了。
彭：这是不是也构成了贯穿您书法的一条主线？
赵：可以这么说吧。学书法肯定要慢慢地建立起自己的一条主线，包括审美和支撑这种审美的主要依托。这个很重要，比如我喜欢简牍的东西，沿着这条主线，那我再去写二王、写米芾的时候，就是一种营养的合理补充。无论怎么吸收，这条主线是不能丢的，你要是完全的丢开，就会把自己也丢了，我们要做的就是沿着自己的主线不断地丰富，然后再不断地提炼和深刻。
肖：从您的作品中还可以看到一种对文气的追求，就像您之前提到的陶博吾、潘主兰一样，这是不是您书法风格的基础或者说审美的内核？
赵：“风格”是搞艺术的经常面对和谈论的话题。一个优秀的艺术家必然要有自己的艺术语言，即在继承的基础上，通过不断地吸收、否定和完善，进而形成的能体现自己的个性化语言。说到文气，我觉得这也是东方人传统的审美取向：含蓄、内敛、文雅、睿智。我的审美观也是这样的，并且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倾向于这样的东西。书法最终表现的是一种境界，不光是这门艺术本身，还有背后的人和人的修为，成功的书法应该是个人综合信息的自然流露。有了这些，它才耐品，就像上了年份的好酒入口清淡，而味道醇厚。
肖：对。我的感觉也是，现在的书法好像越来越跟人没关系了，跟生活没关系了，更别说去指望能有多深的文化。
赵：当代人写字，往往重形式。形式固然重要，但透过形式，透过一点一画所反映出来的内涵，才能持久地打动人。我就很喜欢再早一些的文人的东西，他们不是说要去很“书法家”意识地“创作”一件作品，技法上也不是那么复杂或者说精到，但真性情倒是更容易地在一点一线间自然流淌。那些人里边，鲁迅、茅盾自然不用说了，还有像郁达夫、沈从文等等，看似随手写来的字，格调境界都不低。
肖：前段时间有个拍卖会，拍了唐弢旧藏的一些信札，从二十几万到一百多万不等。其实都不是书法家写的东西，大家为什么兴趣这么高，可能还是对那种已经逝去的文化的一种留念或者追忆吧。这种信札、手札以后也会越来越少。
赵：一个是越来越少，再一个就是这些人的这种文化的修养、阅历，使他们笔下的东西有种特殊的味道。
彭：有一种文脉传承的气在里头，文人笔下的随意书写似乎更契合“字如其人”的传统古训，而现在很多专门从事书法的倒是不知道什么是，也做不到“字如其人”了。
赵：对。为什么现在很多人写字根本就看不出是谁写的，比如写隶书，通通是一个感觉，不仅面貌相似，而且隶书那种古朴、大气的东西也没了。包括篆书，草篆、写意或者变形，都在追逐一种趣味性的东西。以前不是这样的，就拿规整一路的来说，像罗振玉、容庚、商承祚等等，包括我们山东的蒋维崧蒋老，他们的篆书都不追求这种小趣味，写得很干净，但线条很耐看，静穆有深致，这确实是有一种文化和品性的涵养在里边，是一种自然流露，甚至学都学不来的，能学的只是外在的躯壳，骨子里的雅却是难以复制的。
肖：刚才您所提到的也涉及关于“趣味”和“境界”的问题，“趣味”是种很小很个人的东西，但“境界”源自一种文化，一种人生阅历，它建立在一种共性的基础上，因而能够经受住时间推移的考验，而这种趣味的东西可能就更多的只是昙花一现了。
赵：你说的很对。现在这种趣味性的东西容易在展览里冒出来，但是它是不深刻的，是留不住的。前段时间看了上海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老书家周退密先生给别人题的一个匾额，一笔一划地写，但气息很纯正高古，这种东西，你过十几年几十年再去看，还是会站得住。
肖：以前的人写字，更多的是向内，把内心的东西表达出来，现在可能是倒过来了，更多的是求外，不管是外在的视觉表现还是其他，总之不是向内。
赵：其实不光书法，整个文化艺术界都有这个问题，这与时代环境也有关系。就比如说武术，过去的武术一招一式都很到位，既耐看又实用，还讲究修身修德。现在的武术大多是表演型的，令人眼花缭乱，但是并不到位，也不见得实用。书法也是，加入了表演、展示的成分，人为的、虚假的东西多了，也就不能正确反映人的内心了。如果再为了入展、获奖、出名等等就更加本末倒置、渐行渐远了。
肖：说到这个，问一个关于书法市场的问题。淄博现在的文化氛围和书法市场都很好，您刚转业来的时候，是什么状况？
赵：也不太好，那个时候还谈不上市场，也就是送礼办事等有些书画的流通，很便宜，魏启后先生的字也就是几十块钱一张，魏老还常拿作品送人，拿点水果、烟酒去拜访，就送。后来随着市场经济发展、人们观念变化，字画有了升值的空间，慢慢就成了一种收藏和投资了。淄博的氛围也是这样一步一步起来的，爱好的、从事专业和收藏的人越来越多，来这边交流的书画家也越来越多，整个市场从不规范到规范，人们对书画的认识和审美也越来越高，越来越理性。现在在张店一个区，同时就有三个上了一定规模的书画市场，画廊数百家之多，形成了一个文化艺术产业的链条，总体上也促进了艺术的发展。
肖：作为书协主席、文联副主席、书画院院长，您的这个位置非常重要，对淄博艺术以及市场的引导起着关键的作用。您也为淄博的书画事业做了大量的工作。您是怎么平衡这种事务性工作和专业创作之间的关系的？
赵：其实也还是很惭愧，我所做的也比较有限。因为在这样的岗位，所以就有这样的责任，就是争取共同为淄博树立起一个好的风气，做一些组织协调的工作来推动淄博书法艺术和市场两方面的发展，并鼓励、发现新的年轻的人才。庆幸的是，淄博的领导对这一块也很重视，给予了很多的支持，我们淄博书协的班子也很团结，风气也很正，因而能有条件为大家做一些事情。
凡事都有得有失，平心而论，这种大量的行政组织工作以及时间、精力的分散肯定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对于艺术的专注和投入，这也是不可避免的。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也促使你去更有效地利用极为有限的时间，积极思考一些问题，同时这种对生活的感悟和阅历的丰富也会融入到书法的体验和表达中去，有时候会给自己的书法带来意想不到的变化。人这一生，很多东西都可能因时间而改变，但沉静下来，反观自身，有一点永远不会变，那就是骨子里的品性。于我而言，这种对书法的挚爱和追求是不会变的，它是真正能追随人一生的东西，而且这种追随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越来越强烈，虽然期许的境界还未能达到，但我始终保有着这份热情。
(根据录音整理，已经受访人审阅)
作品荣获全国第五届中青年书展一等奖，全国第六届书法篆刻展“全国奖”，全国首届楹联书法大展银奖。作品多次参加国内外书法大展。曾任全国楹联书法大展、全国中青年书展评委。
作品和传略入编《中国现代美术全集·书法》卷。出版《当代著名青年书法十家精品集·赵长刚》卷(汕头大学出版社)、《中国当代青年书法家系列丛书·赵长刚》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齐风鲁韵·赵长刚书法作品集》（荣宝斋出版社）、《2010当代中青年书法家创作档案·赵长刚》卷（荣宝斋出版社）。2007年应邀去法国进行文化交流和讲学活动并举办个人书法作品展。2005年被国家人事部、文化部授予全国文化系统先进工作者荣誉称号。2006年被山东省文联授予“德艺双馨”中青年文艺家荣誉称号。
时间：2012年8月6日
地点：淄博银座华美达酒店
采访人：肖文飞 彭再生
肖文飞（以下简称肖）：现在书法圈军人出身的书法家有很多，写得都很好，赵主席好像也有过这样的经历？
赵长刚（以下简称赵）：对，我是1976年高中毕业后上的部队，在广西，桂林陆军学院。进部队之前，我顶替父亲的职位在老家昆仑镇红旗化工厂做过钳工，那时候，除了干活之外，我的主要爱好也就是写字、逛书店、买书、看书了。大概是骨子里带来的吧，我从小就喜欢文艺方面的东西。最开始是喜欢画画，我家乡附近有个山东轻工美术学校，还有一些瓷厂，都能接触到绘画，包括盛行的毛主席画像等等。我们上小学的时候就有大仿课，老师经常会把我的作业当做范本张贴出来，当时觉得特别受鼓励，这方面的兴趣也就更浓了。17岁去了部队是我人生的第一个转折点，这个转折点尤其体现在了对书法的学习方面。我当的是通信兵，训练之余，去的最多的地方就是陆军学院的图书馆，在当时，这样的图书馆已经算是比较大的了，里边有一些资料，包括少量的字帖，这让我如获至宝，因为市面上这些资料是见不到的。我最早接触的正规字帖就是在图书馆里见到的柳公权的《神策军碑》，柳体成了我书法入门的开始，后来我又弄到颜真卿的《勤礼碑》、《麻姑仙坛记》，还有王庭筠的行楷和孙过庭《书谱》，《书谱》我写了很多年。那时候基本上是天天练，有时间就写，中午不睡觉，一般用报纸写，有条件了买点毛边纸，宣纸是极少用的，除非为了参加某个展览买一两张，还唯恐写坏了。当时也根本没想过要当书法家，就是很纯粹的一种对艺术的爱好，特别投入和执着，很愉快，也很兴奋。另外，桂林的书法起步还是比较早的，有书法院校，也有一些对外交流活动。老一辈的书家有李骆公、伍纯道、张开政、周忠谋等，还有一帮比我年纪稍长一点的年轻人，像吴昌明、周召兆等。这些人的艺术天分都比较高，而且大多参加过当时中国书协的大展，我跟他们在一块交往也比较多，有时候去看看他们，聊一些书法方面的问题。桂林文联、书协的一些活动我也参加了，就慢慢地融入进了那个氛围。所以在部队的11年对我来说具有人生历练和书法学习的双重意义。
肖：转业之后呢？
赵：因为喜欢写字，转业的时候就想找一个这方面的单位，可当时淄博还没有专门的机构，于是就先去了文化局，想着等有机会再换。大概干了四五年的时候，淄博书画院成立，我那时已经是局里的团委副书记了，但一听说这事就给上边打了报告，申请过去，并特别注明不要任何职务。领导也觉得可惜，但最后还是同意了，就这样我如愿去了书画院，写字也由一种爱好真正地变成了专业从事的工作。那时候我刚30出头，白天忙，常常是晚上写字，有时候能写一宿，天快亮了睡一会儿，然后接着上班。当时对书坛的关注程度远甚于现在，收集了很多展览、作品、作者等方面的信息。我还特别关注两个人：陶博吾先生和潘主兰先生。觉得陶老的字很有特点，而且不但有个性，还让人觉得很有深度和内涵，包括写的金文之类，火气都退了；还有潘老，潘老写甲骨文，他的行书也非常好，既厚实又文气。
肖：那个时候能够欣赏陶博吾先生的东西，还是不简单的。
赵：是。当时在淄博，提到陶博吾和潘主兰，很多人都不知道，他们关注的不是这几个人。我却很喜欢，收集了很多陶老的东西，和他通过信，他还给我题过字，题的是“书法篆刻作品展览”，包括我后来组织 “淄博市第一届书法篆刻作品展”，也是请陶老题的字，一副对联，落了上款。
肖：您第一次在书法界被大家熟悉大概是什么时候？
赵：我最早参加全国性的大展，是四届中青展，是入选。五届的时候获了一等奖，就是“广西现象”那一届，我应该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慢慢地被大家认识了。后来又有全国展获奖，第一届楹联展获奖等等。
肖：说到中青展，总会让人勾起一种怀念。那个时代，很多年轻的面孔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了出来，他们中的大多也是现在书坛的中坚力量。
赵：是的。当时刘正成先生主持中国书协业务工作，他的思想很超前和开放，中青展也非常具有包容性，他提起来一批人，并且建立了一套相对完善的评审机制，这在那时是很不容易的。因为以前的作品是首先由各省来推荐，所以很多年轻的作者要冒出来就比较难，中青展则是以投稿为主，投上去就有机会，一万件几万件，然后评选，有严格的评审机制，后来慢慢完善，还有监督机制，包括新闻观察团等等，应该说还是比较公开、公正和透明的。
彭再生（以下简称彭）：您后来还做了中青展的评委。
赵：对，做了几届。那时候做评委都很注意，刘先生在开评委会的时候都专门提出过不能在评审过程中私下商量，否则就会曝光，对纪律的强调是比较严的。并且评选的机制也越来越完善，把个人提名和投票相结合，中间还有个环节，就是你认为不好的作品还可以把它拿下来，最后评委集体投票决定上下，提上去和拿下来的作品要签上评委自己的名字，而且一旦评完，不管什么结果，都不能动。当时，像张海、朱关田、何应辉、孙伯翔等都做过这个评委。 肖：每届中青展都会产生一个热点或者说现象，这是事先就有预设的某个主题还是评选之后发现的？
赵：当然是评选之后显现出来的。因为评出来的结果往往出乎很多人的意料，比如说当年的“广西现象”，这批作者和作品本身具有鲜明的特点和代表性，也就容易形成一个现象或热点。另外，评审也还是倾向于有个性、有想法的作品，因为那是一种创造力的体现，书法要发展，只有平庸的模仿或者跟风是不行的。
肖：2010年山东四个中青年的代表做了个“齐风鲁韵”的展览，你、燕守谷、于名诠和邵岩，每个人的特点都很鲜明，取向都不一样。刘正成先生给展览作的序，他还按照传统与革新的程度给你们排了个队：你是“右”，于名诠是“中右”，邵岩是“左”，燕守谷是“中左”，这个分法也很有意思。
赵：是的。作为山东这个角度，上世纪90年代，我们这几个人，在全国的一些展览上入选，获奖，所以表现就相对比较活跃。当时，刘正成先生在一次会上提到过山东这四个人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作为一个地区的中坚力量，可以一块办个展览，也有一个示范的效应。因为种种原因，展览一直没有办成，前几年我们四个又聚到了一块，说到这个事，各方面条件也成熟了，就一齐把这个展览办了。
肖：说说您的书法。从作品中可以看出运用了简牍的因素，隶草笔法。
赵：是的。写了一段时间的颜之后，我就把它放下了，选择了一种隶书，《张迁碑》，后来觉得隶书如果加些汉简的东西，隶势会更活，像武威汉简很灵动，也很高古，我一看就很喜欢，就这样开始写汉简。当时简牍方面的资料很少，后来买了一本《汉代简牍草字编》，也是经常不离手的，临了很多遍，凡是简牍方面的资料我都会收集、揣摩，自然而然地就融入到作品中去了。
彭：这是不是也构成了贯穿您书法的一条主线？
赵：可以这么说吧。学书法肯定要慢慢地建立起自己的一条主线，包括审美和支撑这种审美的主要依托。这个很重要，比如我喜欢简牍的东西，沿着这条主线，那我再去写二王、写米芾的时候，就是一种营养的合理补充。无论怎么吸收，这条主线是不能丢的，你要是完全的丢开，就会把自己也丢了，我们要做的就是沿着自己的主线不断地丰富，然后再不断地提炼和深刻。
肖：从您的作品中还可以看到一种对文气的追求，就像您之前提到的陶博吾、潘主兰一样，这是不是您书法风格的基础或者说审美的内核？
赵：“风格”是搞艺术的经常面对和谈论的话题。一个优秀的艺术家必然要有自己的艺术语言，即在继承的基础上，通过不断地吸收、否定和完善，进而形成的能体现自己的个性化语言。说到文气，我觉得这也是东方人传统的审美取向：含蓄、内敛、文雅、睿智。我的审美观也是这样的，并且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倾向于这样的东西。书法最终表现的是一种境界，不光是这门艺术本身，还有背后的人和人的修为，成功的书法应该是个人综合信息的自然流露。有了这些，它才耐品，就像上了年份的好酒入口清淡，而味道醇厚。
肖：对。我的感觉也是，现在的书法好像越来越跟人没关系了，跟生活没关系了，更别说去指望能有多深的文化。
赵：当代人写字，往往重形式。形式固然重要，但透过形式，透过一点一画所反映出来的内涵，才能持久地打动人。我就很喜欢再早一些的文人的东西，他们不是说要去很“书法家”意识地“创作”一件作品，技法上也不是那么复杂或者说精到，但真性情倒是更容易地在一点一线间自然流淌。那些人里边，鲁迅、茅盾自然不用说了，还有像郁达夫、沈从文等等，看似随手写来的字，格调境界都不低。
肖：前段时间有个拍卖会，拍了唐弢旧藏的一些信札，从二十几万到一百多万不等。其实都不是书法家写的东西，大家为什么兴趣这么高，可能还是对那种已经逝去的文化的一种留念或者追忆吧。这种信札、手札以后也会越来越少。
赵：一个是越来越少，再一个就是这些人的这种文化的修养、阅历，使他们笔下的东西有种特殊的味道。
彭：有一种文脉传承的气在里头，文人笔下的随意书写似乎更契合“字如其人”的传统古训，而现在很多专门从事书法的倒是不知道什么是，也做不到“字如其人”了。
赵：对。为什么现在很多人写字根本就看不出是谁写的，比如写隶书，通通是一个感觉，不仅面貌相似，而且隶书那种古朴、大气的东西也没了。包括篆书，草篆、写意或者变形，都在追逐一种趣味性的东西。以前不是这样的，就拿规整一路的来说，像罗振玉、容庚、商承祚等等，包括我们山东的蒋维崧蒋老，他们的篆书都不追求这种小趣味，写得很干净，但线条很耐看，静穆有深致，这确实是有一种文化和品性的涵养在里边，是一种自然流露，甚至学都学不来的，能学的只是外在的躯壳，骨子里的雅却是难以复制的。
肖：刚才您所提到的也涉及关于“趣味”和“境界”的问题，“趣味”是种很小很个人的东西，但“境界”源自一种文化，一种人生阅历，它建立在一种共性的基础上，因而能够经受住时间推移的考验，而这种趣味的东西可能就更多的只是昙花一现了。
赵：你说的很对。现在这种趣味性的东西容易在展览里冒出来，但是它是不深刻的，是留不住的。前段时间看了上海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老书家周退密先生给别人题的一个匾额，一笔一划地写，但气息很纯正高古，这种东西，你过十几年几十年再去看，还是会站得住。
肖：以前的人写字，更多的是向内，把内心的东西表达出来，现在可能是倒过来了，更多的是求外，不管是外在的视觉表现还是其他，总之不是向内。
赵：其实不光书法，整个文化艺术界都有这个问题，这与时代环境也有关系。就比如说武术，过去的武术一招一式都很到位，既耐看又实用，还讲究修身修德。现在的武术大多是表演型的，令人眼花缭乱，但是并不到位，也不见得实用。书法也是，加入了表演、展示的成分，人为的、虚假的东西多了，也就不能正确反映人的内心了。如果再为了入展、获奖、出名等等就更加本末倒置、渐行渐远了。
肖：说到这个，问一个关于书法市场的问题。淄博现在的文化氛围和书法市场都很好，您刚转业来的时候，是什么状况？
赵：也不太好，那个时候还谈不上市场，也就是送礼办事等有些书画的流通，很便宜，魏启后先生的字也就是几十块钱一张，魏老还常拿作品送人，拿点水果、烟酒去拜访，就送。后来随着市场经济发展、人们观念变化，字画有了升值的空间，慢慢就成了一种收藏和投资了。淄博的氛围也是这样一步一步起来的，爱好的、从事专业和收藏的人越来越多，来这边交流的书画家也越来越多，整个市场从不规范到规范，人们对书画的认识和审美也越来越高，越来越理性。现在在张店一个区，同时就有三个上了一定规模的书画市场，画廊数百家之多，形成了一个文化艺术产业的链条，总体上也促进了艺术的发展。
肖：作为书协主席、文联副主席、书画院院长，您的这个位置非常重要，对淄博艺术以及市场的引导起着关键的作用。您也为淄博的书画事业做了大量的工作。您是怎么平衡这种事务性工作和专业创作之间的关系的？
赵：其实也还是很惭愧，我所做的也比较有限。因为在这样的岗位，所以就有这样的责任，就是争取共同为淄博树立起一个好的风气，做一些组织协调的工作来推动淄博书法艺术和市场两方面的发展，并鼓励、发现新的年轻的人才。庆幸的是，淄博的领导对这一块也很重视，给予了很多的支持，我们淄博书协的班子也很团结，风气也很正，因而能有条件为大家做一些事情。
凡事都有得有失，平心而论，这种大量的行政组织工作以及时间、精力的分散肯定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对于艺术的专注和投入，这也是不可避免的。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也促使你去更有效地利用极为有限的时间，积极思考一些问题，同时这种对生活的感悟和阅历的丰富也会融入到书法的体验和表达中去，有时候会给自己的书法带来意想不到的变化。人这一生，很多东西都可能因时间而改变，但沉静下来，反观自身，有一点永远不会变，那就是骨子里的品性。于我而言，这种对书法的挚爱和追求是不会变的，它是真正能追随人一生的东西，而且这种追随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越来越强烈，虽然期许的境界还未能达到，但我始终保有着这份热情。
(根据录音整理，已经受访人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