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孔阳先生是我熟识而钦佩的一位学者。最近他向读者推出了关于中国古典美学的新著——《先秦音乐美学思想论稿》。
　　中国古典美学是美学复苏之后，吸引颇多开垦者的一块园地。其中关于中国古代诗文、戏曲、小说、绘画等方面的美学思想的研究，年来已各有专书陆续出版，而研究古代音乐美学思想的专著，在蒋孔阳之前却付之阙如。中国古代的音乐美学是构成中国古典美学的一个重要部分。中国古典美学研究如果缺乏对于音乐美学思想的研究，就不可能完整。《先秦音乐美学思想论稿》为中国古典美学研究填补了这空白的一角，说它是一部筚路蓝缕的开创之作，是一点不为过的。
　　有人把此书视为研究中国音乐美学思想的一本断代史著作，这有一定的道理，因为它比较全面、系统地论述了先秦时期的各家音乐美学思想。但我以为这样的看法并不能说明此书的总体特征。应当说，我认为这是一本寓史于论，史论结合，以论为主的著作。在对各家音乐美学思想的精辟论述之中，作者为我们清晰地勾画了先秦时期音乐美学思想发展的四个阶段：一是由殷商与西周奴隶主贵族相信“天”、“帝”而形成的带有较多神学唯心主义色彩的音乐美学思想；二是春秋时代出现了具有唯物主义色彩、要求音乐为生产服务的前期阴阳五行的音乐美学思想；三是春秋末期和战国时代，以孔子、孟子、荀子为代表，由《礼记·乐记》集大成，以“礼乐”为贵串的儒家音乐美学思想，与道家、墨家、法家各自不同的美学思想中反“礼乐”的斗争；四是战国末期形成了与儒家孔孟学派唯心主义“天命”论相结合，强调“天命”的音乐美学思想。
　　中国古代音乐在先秦已经十分发达，所以当时的美学思想主要是音乐美学思想。历来的研究者大多只注意儒、道两家美学思想的差异，而较少注意儒家内部与道家内部的差异。《论稿》则不同，在这方面提出了许多独到的看法。同是道家，作者论述了庄子的“至乐无乐”不同于老子的“大音希声”。同是儒家，作者认为孟子的“与民同乐”在今乐与古乐之间采取了调和的态度而不同于孔子；荀子又把“法”的观念引入到“礼”的内容之中，从合理地满足人欲的角度建立了他的“礼乐”论，因而又不同于孔、孟等等。此外，《论稿》把前期阴阳五行美学思想对音乐与生产关系的认识归结为“省风”与“宣气”；指出进入阶级社会以后，奴隶主贵族使音乐的原始性质向着典礼化、等级化与神秘化方面转变；论述了音乐的制作权控制在“圣人”、“君子”手里，在“圣人”、“君子”的所谓“位”与“德”之中，“位”是决定音乐制作权的根本；《礼记·乐记》最早提出以“天理”制“人欲”的问题；商、韩法家并非没有音乐美学思想，墨子亦未否定人的审美要求和音乐爱好。凡此种种，之内之外，皆可谓发前人之所未发，是作者的目光进入到各家音乐美学思想的深层而得来的精妙之论。
　　
　　(《先秦音乐美学思想论稿》，蒋孔阳著，一九八七年十月第一版，2.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