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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阶段，“三牧”(牧业、牧民、牧区)问题作为内蒙古建设社会主义新牧区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关系到牧区经济与草原生态的协调发展，关系到广大牧民增收奔小康，也关系到我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全局，是事关内蒙古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问题。
一、草原生态系统的脆弱性(浅层因素)
(一)自然因素
内蒙古草原地理环境较为特殊。它位于蒙古高原之上，地处北纬40－50度之间，海拔均在1000米左右，属于典型的内陆性气候，由于受高纬度和地势落差大的双重影响，内蒙古冬季严寒，夏季炎热，大部分地区的无霜期在80～100天左右，年平均降水量200～400毫米；风沙、暴雪、干旱、虫鼠等自然灾害频繁。草原地势坦荡，多为荒漠、半荒漠草地，沙漠、戈壁分布广泛，植被疏松，草场自我恢复功能较弱。
(二)人为因素
人口膨胀。据统计，1995年内蒙古人均占有草原面积3.79公顷，到2000年这一数字只有2.98公顷。根据2004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中统计，内蒙古人均占有草原面积为2.84公顷。人口激增和落后的生产经营方式，对土地及草原等自然资源进行掠夺性的开发利用，导致了生态系统的不平衡和失调，诱发了荒漠化的加速进程。据有关资料计算，能够使人口、环境、资源协调发展的内蒙古草原区域适度人口密度应为0.9人／平方公里。按照这一标准进行衡量，内蒙古33个牧业旗县中，目前已经有23个旗县的人口超过了环境容量与生态阈限，占内蒙古全部牧区旗县的70％。
过度垦荒。根据实验的数据表明。如果开垦1公顷草原，就会使3公顷土地沙化。那么，按照这一比例来衡量，从20世纪50年代初期到80年代中期，内蒙古有207万公顷的草原变为耕地，换来的却是134万公顷土地的荒漠化。20世纪90年代，内蒙古东部5个盟市估计有97万公顷的草原变为耕地。
超载过牧。超载过牧已经让内蒙古草原不堪重负。随着人口的不断增长，为了维持正常的生活需求，增人就得增畜，使得草畜矛盾更加尖锐。2004年，内蒙古33个牧区旗县的总体超载率达到75.1％。内蒙古现有草原面积比20世纪50年代的8800万公顷减少10％以上，而牲畜量却增加几倍：1个羊单位拥有的草场面积由20世纪50年代的3.4公顷、80年代中期的0.7公顷降到目前的0.6公顷。内蒙古由于过度放牧使草场退化面积已上升到草地总面积的63.6％。
过度樵采。在牧区，广大的牧民主要是以草原植物为日常生活的燃料。而且在广阔的草原上有很多野生珍奇植物，如甘草、苁蓉、发菜等。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牧民及周边农民过度樵采的行为屡禁不止。根据有关专家测算，每滥挖一株甘草等，就有5平方米的草地成为“陪葬品”，而内蒙古每年生产甘草、发菜等1000-1500万公斤，那就相当于要破坏近200万亩的草场。
二、牧区经济系统的脆弱性(深层因素)
(一)牧区基础设施建设滞后
牧区文化设施落后，牧民文化生活贫乏，办学条件差，校舍不足，师资缺乏，质量不高，牧民受教育程度偏低，人才匮乏。据内蒙古第一次农业普查资料：内蒙古从事农业的人口为7410471人，其中不识字或识字很少的1407535人，占19％，小学文化程度3078485人，占41 54％，初中文化程度2547881人，占34，37％。因此，高文化层次的人所剩无几。
由于牧区信息系统不健全，牧民的信息不灵，致使畜产品流通不畅。在计划经济时期，牧民只管生产，不管流通，他们和市场几乎没关系。进入市场经济时代，这一“惯性”并没有得到有效解决，牧民的市场意识仍很淡薄，产业化、商品化水平低下，防御市场经济；中击的能力很弱。牧区畜牧业服务机构不健全，直接为生产服务的“三大站”(草原站、畜牧兽医站、畜种改良站)不能有效地发挥其作用。特别是动物疫病防治体系尚不健全，再加之地处偏远，经济发展落后，牧业牲畜疾病有好几十种，直接制约了畜牧业的发展。
(二)牧区产业结构不合理
虽然，内蒙古的草原畜牧业一直是重头戏，但其产业结构调整力度小，科技养畜水平低，牧民商品意识低下，第三产业起步缓慢，多种经营门路狭窄，竞争能力不强。例如，牧户比较分散，从而经营规模小、生产成本高，未形成规模效应；畜牧业生产没有和市场接轨，生产、加工、销售各环节相互脱节，未能形成贸工牧一体化、产供销一条龙的经营体系；畜产品价格低，大部分牧民只生产加工初级畜产品，得不到通过延长产业链条而增加的价值，牧业生产效率低下，未能实现优价高效。
三、不合理的草原经营制度的约束(根本症结)
对畜牧业的投资和草原建设的投入不足，“重利用、轻建设”的现象普遍存在，从而使得加快牧区经济建设的动力不足。20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初，内蒙古草地的投入每年每亩不足1分钱。“九五”期间草原建设逐步受到重视，但每亩投入平均也不过0.05元，而2000年全区畜牧业产值是112亿多元。“十五”期间国家对草原防火投资约2亿元，而同期森林防火投入20亿元，其单位面积的投入是草原的22.8倍。另外，从有效灌溉面积来看，全国有效灌溉面积占国土面积的56.7％，而内蒙古、四川、西藏、甘肃、新疆六省区有效灌溉面积只有其国土面积的3％，在这六省区的天然草原区灌溉面积比例就更少。投入与产出极不平衡，草原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草原畜牧业的可持续发展受到严重威胁。再加上我区的大多数牧区均处于边远的贫困地区，经济不发达，地方财政和广大牧民拿不出更多的钱来搞草原建设和保护，致使全区几十年累计保留人工种草和改良草地的面积仅占草原总面积的2.42％，草原长期处于超负荷的严重“透支”状态。
从全国来看，对农民补偿严重不足的土地产权改革中的侵权行为已经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在内蒙古，草原产权制度改革中侵权行为也是一个值得人们关注的问题。现在存在的一种现象是“草地是第二财政”，即当行为主体将草牧场转化为其他用途之后，便可从中获得巨大的“城乡土地价格剪刀差”。在这种巨大利益的驱使下，不论是旗县级政府、乡村苏木政府，还是嘎查村级的委托代理人，他们都不懈地开展一轮又一轮的“圈地运动”，使得牧民蒙受了严重的损失。在这种不合理体制的约束下，不仅对牧民不公正，而且也强化了城市与牧区之间的二元格局，也不利于国家农用地保护政策的实施，甚至会威胁到国家畜产品生产的安全，也助长了政府官员的腐败。
一、草原生态系统的脆弱性(浅层因素)
(一)自然因素
内蒙古草原地理环境较为特殊。它位于蒙古高原之上，地处北纬40－50度之间，海拔均在1000米左右，属于典型的内陆性气候，由于受高纬度和地势落差大的双重影响，内蒙古冬季严寒，夏季炎热，大部分地区的无霜期在80～100天左右，年平均降水量200～400毫米；风沙、暴雪、干旱、虫鼠等自然灾害频繁。草原地势坦荡，多为荒漠、半荒漠草地，沙漠、戈壁分布广泛，植被疏松，草场自我恢复功能较弱。
(二)人为因素
人口膨胀。据统计，1995年内蒙古人均占有草原面积3.79公顷，到2000年这一数字只有2.98公顷。根据2004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中统计，内蒙古人均占有草原面积为2.84公顷。人口激增和落后的生产经营方式，对土地及草原等自然资源进行掠夺性的开发利用，导致了生态系统的不平衡和失调，诱发了荒漠化的加速进程。据有关资料计算，能够使人口、环境、资源协调发展的内蒙古草原区域适度人口密度应为0.9人／平方公里。按照这一标准进行衡量，内蒙古33个牧业旗县中，目前已经有23个旗县的人口超过了环境容量与生态阈限，占内蒙古全部牧区旗县的70％。
过度垦荒。根据实验的数据表明。如果开垦1公顷草原，就会使3公顷土地沙化。那么，按照这一比例来衡量，从20世纪50年代初期到80年代中期，内蒙古有207万公顷的草原变为耕地，换来的却是134万公顷土地的荒漠化。20世纪90年代，内蒙古东部5个盟市估计有97万公顷的草原变为耕地。
超载过牧。超载过牧已经让内蒙古草原不堪重负。随着人口的不断增长，为了维持正常的生活需求，增人就得增畜，使得草畜矛盾更加尖锐。2004年，内蒙古33个牧区旗县的总体超载率达到75.1％。内蒙古现有草原面积比20世纪50年代的8800万公顷减少10％以上，而牲畜量却增加几倍：1个羊单位拥有的草场面积由20世纪50年代的3.4公顷、80年代中期的0.7公顷降到目前的0.6公顷。内蒙古由于过度放牧使草场退化面积已上升到草地总面积的63.6％。
过度樵采。在牧区，广大的牧民主要是以草原植物为日常生活的燃料。而且在广阔的草原上有很多野生珍奇植物，如甘草、苁蓉、发菜等。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牧民及周边农民过度樵采的行为屡禁不止。根据有关专家测算，每滥挖一株甘草等，就有5平方米的草地成为“陪葬品”，而内蒙古每年生产甘草、发菜等1000-1500万公斤，那就相当于要破坏近200万亩的草场。
二、牧区经济系统的脆弱性(深层因素)
(一)牧区基础设施建设滞后
牧区文化设施落后，牧民文化生活贫乏，办学条件差，校舍不足，师资缺乏，质量不高，牧民受教育程度偏低，人才匮乏。据内蒙古第一次农业普查资料：内蒙古从事农业的人口为7410471人，其中不识字或识字很少的1407535人，占19％，小学文化程度3078485人，占41 54％，初中文化程度2547881人，占34，37％。因此，高文化层次的人所剩无几。
由于牧区信息系统不健全，牧民的信息不灵，致使畜产品流通不畅。在计划经济时期，牧民只管生产，不管流通，他们和市场几乎没关系。进入市场经济时代，这一“惯性”并没有得到有效解决，牧民的市场意识仍很淡薄，产业化、商品化水平低下，防御市场经济；中击的能力很弱。牧区畜牧业服务机构不健全，直接为生产服务的“三大站”(草原站、畜牧兽医站、畜种改良站)不能有效地发挥其作用。特别是动物疫病防治体系尚不健全，再加之地处偏远，经济发展落后，牧业牲畜疾病有好几十种，直接制约了畜牧业的发展。
(二)牧区产业结构不合理
虽然，内蒙古的草原畜牧业一直是重头戏，但其产业结构调整力度小，科技养畜水平低，牧民商品意识低下，第三产业起步缓慢，多种经营门路狭窄，竞争能力不强。例如，牧户比较分散，从而经营规模小、生产成本高，未形成规模效应；畜牧业生产没有和市场接轨，生产、加工、销售各环节相互脱节，未能形成贸工牧一体化、产供销一条龙的经营体系；畜产品价格低，大部分牧民只生产加工初级畜产品，得不到通过延长产业链条而增加的价值，牧业生产效率低下，未能实现优价高效。
三、不合理的草原经营制度的约束(根本症结)
对畜牧业的投资和草原建设的投入不足，“重利用、轻建设”的现象普遍存在，从而使得加快牧区经济建设的动力不足。20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初，内蒙古草地的投入每年每亩不足1分钱。“九五”期间草原建设逐步受到重视，但每亩投入平均也不过0.05元，而2000年全区畜牧业产值是112亿多元。“十五”期间国家对草原防火投资约2亿元，而同期森林防火投入20亿元，其单位面积的投入是草原的22.8倍。另外，从有效灌溉面积来看，全国有效灌溉面积占国土面积的56.7％，而内蒙古、四川、西藏、甘肃、新疆六省区有效灌溉面积只有其国土面积的3％，在这六省区的天然草原区灌溉面积比例就更少。投入与产出极不平衡，草原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草原畜牧业的可持续发展受到严重威胁。再加上我区的大多数牧区均处于边远的贫困地区，经济不发达，地方财政和广大牧民拿不出更多的钱来搞草原建设和保护，致使全区几十年累计保留人工种草和改良草地的面积仅占草原总面积的2.42％，草原长期处于超负荷的严重“透支”状态。
从全国来看，对农民补偿严重不足的土地产权改革中的侵权行为已经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在内蒙古，草原产权制度改革中侵权行为也是一个值得人们关注的问题。现在存在的一种现象是“草地是第二财政”，即当行为主体将草牧场转化为其他用途之后，便可从中获得巨大的“城乡土地价格剪刀差”。在这种巨大利益的驱使下，不论是旗县级政府、乡村苏木政府，还是嘎查村级的委托代理人，他们都不懈地开展一轮又一轮的“圈地运动”，使得牧民蒙受了严重的损失。在这种不合理体制的约束下，不仅对牧民不公正，而且也强化了城市与牧区之间的二元格局，也不利于国家农用地保护政策的实施，甚至会威胁到国家畜产品生产的安全，也助长了政府官员的腐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