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韩复榘反对“任人唯亲”及“任用私人”。他面试新人，第一句话就要问：“你是怎么来的？”在人事任免过程中，他最厌恶投机取巧或托人情、拉关系，一旦发现，永不叙用。
　　有王某，北京大学毕业，陈调元主鲁时，考取山东候补县长，但尚未发表。等父亲主鲁，王某运动国民党要人给父亲写信，请予优先发表。父亲接信大怒，在原信批了“驱逐出境”4字，并说：“这样钻营奔走的人，做官怎能不贪污？”
　　父亲为严肃公务员风纪，防腐倡廉，制定严格的纪律，都有明文规定。如县长以下公务员出入不准乘坐汽车或人力车；同僚之间不准称“老爷”、“大人”，要称官职或“先生”；不准“浮华”、“侈丽”，要崇尚节俭；不准年关节间馈送礼品；不准机关举行娱乐宴会；不准冶游饮宴；不准挟妓观戏或挟妓侑酒；不准在大街边走路，边吸烟；不准公务员家属佩戴贵重饰品等等。
　　父亲痛恨官员贪污受贿，在山东，公务员贪污500元以上即枪毙。
　　父亲要求全体公务员，特别是县长，要廉政，还要勤政。规定县长要亲自绘制所管县的地图，以便对辖区的地理“了如指掌”；规定县长每月至少要下乡两次，进行施政演讲，并将演讲情况上报省府。
　　1931年，父亲视察胶县，县府房屋年久失修，屋顶杂草丛生。父亲罚县长带领全体职员上房拔草，不拔干净，谁也不准下来。
　　1934年7月，父亲视察黄河险工，电令沿河22县县长一律移驻大堤，督工抢险，时至8月，河水低落，才让他们离开。
　　社会上流传关于父亲视察的故事也不少，但多属讹传。前甘肃省作家协会主席、山东籍人高平写过一篇随笔，讲了儿时亲见的一件事：“我亲眼见过韩复榘。那是1937年“七七事变”前的一天。我父亲由北平朝阳大学法律系毕业后回了老家，在高苑县担任看守所所长。韩复榘作为省主席前来高苑视察。他不是坐在办公室召开会议，而是在县政府门前的广场上放了一把椅子，往那里一坐，让县上的各级官员到面前来站着汇报工作、接受询问，群众可以在场观听，刚满8岁的我就站在其中。我记得父亲也和别的小官一样，腋下夹着公文夹，跑步到他面前，立正报告了什么。”
　　父亲主政之初，山东各地监狱均为旧式监狱，监房阴暗潮湿，污秽不堪，犹如人间地狱；监狱管理弊病百出、黑暗异常。他对此深恶痛绝。他同冯玉祥的习惯一样，走到哪里，一定要去看看当地的监狱。
　　一次，父亲视察章丘监狱，发现监中设有虐囚用的小木笼，很是气愤，遂将章丘法院院长关在小木笼里待了一会儿，说：“你也尝尝这个滋味！”
　　父亲对县长的考察非常严格。除县长外，管束最严的就是公安局长和税务局局长，因为这些人掌握着特殊的权力，最易贪赃枉法，监守自盗。他对县长和公安局局长中贪赃枉法，作奸犯科者，一经查获或举报，必严惩不贷。据统计，从1930年9月至1931年7月，不到一年时间，因贪污受贿等情事被撤职的县长就有55人，占全省县长总数的一半；被撤职的其他公务员有158人。
　　由于父亲严于吏治、革除弊政，赏乏分明、令行禁止，凡事皆雷厉风行，各级公务员慑于他的铁腕，无不谨慎小心，尽职尽责，贪官污吏也不得不有所收敛，从而形成了山东特有的政治风气，在全国也是独树一帜。
　　然而，“法愈严而弊愈深”，事实证明，官场的腐败现象并未得到根本的肃清。在一个实行“人治”的“官本位”社会里，离开民主与法治，仅靠严刑酷法，不可能解决根本问题。
　　由于父亲严于吏治，一上台就掀起廉政风暴，触动了不少大小官吏的利益，断了不少人的财路，此辈心存怨谤，耿耿于怀，他一旦失势，立刻墙倒众人推，群起而攻之，或杜纂“亲闻亲历”伪造历史，或编造“趣闻轶事”搞笑媚俗，无所不用其极。
　　父亲为其“澄清吏治”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摘自中华书局《我的父亲韩复榘》 口述：韩子华 执笔：周海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