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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岂止发笑，他老人家还会大发雷霆。许多显著的事实提醒凡夫俗子，哲学家是那种惨遭天谴的人，且不说黑暗时代他们的思想言论很可能招致杀身之祸，和平时期他们也同样会陷入精神孤绝的境地。孑然一身，无所依傍，从古至今，这样的哲人不知凡几。古希腊哲学家斯多噶早就宣称（用的是看破红尘的口气）：“我认识的人越多，就越喜欢狗。”哲学家被誉为“理性王国的选帝侯”，但他们的理智并非坚如磐石，倾覆的险象令人惊诧。尼采自称为太阳，他当街抱住受虐的老马，涕泪滂沱，呼之为“我苦难的兄弟”，这早已是深入人心的故事。尽管古希腊哲学家泰勒斯早已向世人炫示哲学家超迈的经济头脑，不用则已，一用就灵，他在歉年以低价购入榨制橄榄油的工具，在丰年高价卖出它们，着实赚了个瓢满钵溢，但在世间俗众牢不可破的成见中，哲学家一直是“家徒四壁”、“釜底生尘”这类成语的形象代言人。芸芸众生对哲学家的误读和误解由来久矣，某些传记作家变本加厉，竭尽所能将哲学家描绘成严肃、刻板、多疑、冷漠的老学究，既不解风情，又不懂幽默。这就不免令人感叹唏嘘，像鲍斯威尔（《约翰生传》的作者）那样手握生花妙笔而又忠心耿耿的传记作家确实太过于奇缺了。
事实只有一个，究竟如何？经得起推敲的观点是：个体的差异之大，不可以道里计。
就拿中国现代哲学家金岳霖来说吧，他的某些行为确实合乎哲人的规范，但也有不少表现逾越了世俗的臆想，令人生出无穷的兴味。
一、不失其赤子之心
有的人城府幽深，门禁森严，大门之内还有二门，二门之内还有三门，三门之内还有四门，金岳霖却是非常单纯的学者。他不功利，也不势利，性情之活泼超过孩童。
辛亥革命时，少年时期的金岳霖兴冲冲地剪掉了辫子，他意犹未尽，又仿照崔颢的《黄鹤楼》作了一首打油诗：“辫子已随前清去，此地空余和尚头。辫子一去不复返，此头千载光溜溜。”一时间播于众口，传为笑谈。他的幽默感冒出了尖尖的新芽。
1922年，金岳霖在美国留学，北京的《晨报》上发表了他的长文《优秀分子与今日的社会》，参加当时由蔡元培、胡适发起的关于“好人政府”的讨论。文中，他希望知识分子能成为“独立进款”的人，“我开剃头店的进款比交通部秘书的进款独立多了，所以与其做官，不如开剃头店，与其在部里拍马，不如在水果摊子上唱歌”；他还希望知识分子不要做官，也就是“不做政客，不把官当成职业……独立过自己的生活”。在当年，知识精英中有独立进款而洁身自好的人还是很多的。
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学界流行“清华三荪”之说，叶企荪是清华大学理学院院长和物理系主任，陈岱孙是清华大学法学院院长和经济系主任，金龙荪（金岳霖字龙荪）一度出任清华大学哲学系主任，他们的共同点是：均为清华的实力派人物，而且三人终身未娶。到了西南联大，教授中快乐的单身汉就更多了，杨振声作过一篇《释鳏》的游戏文章，专门打趣他们，在师生间广为传阅。金岳霖无儿无女，管他叫“金爸”的小孩子其数目倒是不少于一串葡萄，他喜欢搜罗大个头的水果，比如雪花梨、苹果、橙、柚、石榴，将它们陈列在书案上，或拿去跟孩子们比赛，这种较量往往不止一个回合。他颇有独孤求败的气度，输了比赢了更开心，他的初衷正是让小朋友获得战利品。至于他放在书房里的“水果状元”，那就只有得意门生才能幸运获得奖赏了。
金岳霖对中国的大种鸡如数家珍，山东的寿光鸡，江北的狼山鸡，湖南的桃源鸡，上海的浦东鸡，还有引进种的波罗门鸡，他都喜欢。金岳霖买过专供玩乐的大黑狼山鸡，还饲养过大斗鸡。房屋的一隅摆着许多蛐蛐罐，只为在寂静的夜晚倾听它们“瞿瞿”有声的奏鸣曲，为平淡无奇的日子增添一点生活情趣。吃饭时，大斗鸡堂而皇之地伸长脖颈啄食餐桌上的饭菜，他不驱不赶，安之若素，待斗鸡如家人。这与《世说新语》中阮氏兄弟与猪崽共用大瓮饮酒有得一拼。
多年后，冯友兰在《怀念金岳霖先生》一文中写道：“金先生的风度很像魏晋大玄学家嵇康。嵇康的特点是‘越名教而任自然’，天真烂漫，率性而行；思想清楚，逻辑性强；欣赏艺术，审美感高……金先生的著作，我们可以继续研究，金先生的风度是不能再见了。”
金岳霖长期遵守上午不见客和不干其他事务的规矩，集中精力读书写字，构思时，他静坐冥想，仿佛老僧入定，红尘俗务不复萦怀。有一次，别人都如惊弓之鸟，跑空袭警报去了，他却浑然未觉，在宿舍里岿然不动。待警报解除后，大家奔回废墟寻人，竟发现他提笔而立，呆若木鸡，“生命介乎无幸而免之间”。每天下午，他的安排就大不相同了，金岳霖喜欢会客访友，他曾在回忆文章中坦言：“我的生活差不多完全是朋友间的生活。”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初，金岳霖居住在北平北总布胡同的一个四合院里，长方形的客厅颇为敞亮，北墙八架书，英文著作居多。院子不大，但并不缺少种花的余地，一株硕大的姚黄（名贵牡丹）便是主角。金岳霖弄了个“星期六碰头会”，前来茶叙的常客、稀客和生客身份混杂，三教九流互无妨嫌，或有不速之客闻风而至，慕名而来，燕大的女学生韩素音就曾在金家客厅里找到一个舒服的位置。当然，学界的朋友居多，梁思成、林徽因、张奚若、徐志摩、陈岱孙、钱端升、周培源、邓以蛰、陶孟和、美国的坎南和费正清、英国的瑞洽慈，个个娴于辞令。此外，梨园名角和斗蛐蛐的高手也能在这儿找到用武之地。咖啡、红茶、水果、冰淇淋一应俱全，留下的客人还可享受金岳霖的“御厨”汪师傅精心烹制的西餐，金宅因此被众人谑称为“湖南饭店”。
很少有哲学教授像金岳霖那样喜欢看英文小说，从狄更斯到奥斯丁，广泛涉猎，《福尔摩斯探案集》和《江湖奇侠传》也曾博得他的喜爱。在西南联大的教授中，沈从文是个热心肠，他时不时会邀请好友去给少数爱好文学的青年弟子支支招。有一次，金岳霖也被拉去“示众”。他的讲题是《小说和哲学》。大家很期待金先生讲出一番精深的道理来。不料他讲了半天，结论却是：小说和哲学没有关系。有人纳闷，问他：“《红楼梦》算不算一个例外？”金先生说：“红楼梦里的哲学不是哲学。”他讲着讲着，突然停顿下来，对大家说：“对不起，我这里有个小动物。”他把右手伸进后脖颈，捉出一只跳蚤，捏在手指间看看，那神情比名捕逮住钦犯还要得意。金岳霖的魏晋名士之风，让学生不得不心服口服。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清华大学请马列专家艾思奇作报告，报告会由金岳霖主持。艾思奇的开场白火力充足，他说：我们讲辩证法，必须反对形式逻辑，形式逻辑是形而上学，我们要与形式逻辑作坚决的斗争。这是当时苏联的观点，艾思奇只是转述，并无发明。临到总结时，金岳霖以诙谐的语气说道：“我早就听说艾思奇同志坚决反对形式逻辑，要与形式逻辑作坚决斗争。听他演讲之前，我本想跟艾思奇同志斗一斗，争一争。听完艾思奇同志的演讲之后，我完全赞同他的讲话，他讲的话句句符合形式逻辑，我就用不着斗，用不着争了，谢谢艾思奇同志！”
哲学家金岳霖身上总不脱诗人性情，他特别喜欢作对联，这一雅好愈老愈执著。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毛泽东在中南海召集几位湖南同乡聚餐，主要客人是章士钊和程潜，金岳霖作陪。程潜话少，章士钊侃侃而谈，其中一句是“西邻责言勿理也”，或“勿顾也”，或“非礼也”，金岳霖有点耳背，未能听得真切，但是他听后愣了一下。回去时，他在车子里琢磨章士钊的那句话，脑际突然灵光一闪，“西邻责言勿理也”恰巧可以用“东里子产润色之”对上。他可惜自己捷才不足，想得不够快，失去了稍纵即逝的机会，要不然，当场对出，毛主席一定会开怀大笑。
晚年，金岳霖深居简出，他体弱多病，经常赴协和就医。“文革”伊始，革命派不让他坐汽车，只肯安排平板三轮车，金岳霖不争待遇，也不管这是不是小辈的戏弄和揶揄，倒是有点欣然从命的意思，自携小马扎，身穿御寒的长棉袍，端坐其上，任人一路蹬过去，较平日更加顾盼自如。王府井行人多如过河之鲫，谁识得这位满肚子学问、热爱生活的哲学家呢？毛泽东曾经对金岳霖说：“你要接触接触社会。”这样的接触方式也真够离奇的了。但他觉得好玩，并不觉得难受。
1983年11月，商务印书馆出版了金岳霖的《知识论》。其后不久，社科院哲学所的所长和党组书记去看望他。他不假思索，当面向所长要钱，他说：“我要钱。《大学逻辑》我不要钱，《论道》那本书我也不要钱，可是《知识论》这本书我要钱。”两位领导当然明白老人的意思是要稿费。他要钱干什么？他要钱是为了多交党费。
二、“我觉得它很好玩”
早在中学时代，金岳霖曾分析过长期流行的一句谚语：“钱财如粪土，朋友值千金。”金岳霖认为这句话自相矛盾，如果“钱财如粪土”的话，那么“朋友值千金”就会推导出荒谬的结论：朋友无异于粪土。他指出该谚语含有明显的逻辑错误。
1914年，金岳霖官费留学美国，先入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攻读商业科，兴趣不浓，改为政治学。他在给五哥的信中谈了理由：“簿计者，小技耳，俺长长七尺之躯，何必学此雕虫之策。昔项羽之不学剑，盖剑乃一人敌，不足学也。”两年后，他从宾夕法尼亚大学毕业，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深造，专业仍是政治学。他最终获得的学位也是政治学博士学位。其后，他在欧洲游学五年，兴趣开始朝哲学倾斜。
1926年8月，金岳霖在徐志摩主编的五十九期《晨报副镌》上发表文章《自由意志与因果关系的关系》，徐志摩的编辑按语极尽诙谐调侃之能事：“金先生的嗜好是捡起一根名词的头发，耐心地拿在手里给分。他可以暂时不吃饭，但这头发丝粗得怪可厌的，非给它劈开了不得舒服。”
同年秋天，赵元任离开清华，去“中央研究院”就职，他推荐金岳霖接替自己讲授逻辑学，这确实有点赶鸭子上架的味道。但金岳霖硬着头皮，凭着惊人的勇气创办了清华哲学系，其目的很明确：“要培养少数哲学家。”有趣的是，这位开山鼻祖近似光杆司令，名下只有两个门徒，一位是沈有鼎，另一位是陶燠民。五年后，金岳霖重获机会到美国进修一年，正式拜在哈佛大学的谢非教授门下，精研逻辑学，他向导师坦诚相告：“我教过逻辑，可是从来没有学过。”世间竟有这么滑稽的事情，谢非教授闻言大笑一阵。
逻辑课先讲三段论，大前提、小前提、结论、周延、不周延、归纳、演绎……还算有趣。后讲符号逻辑，跟高等数学一样艰深，大家如听天书，摸不着头脑。西南联大的学生陈蕴珍（巴金夫人萧珊）曾问金岳霖：“您为什么要搞逻辑？”她的意思是：这门学问太枯燥了。金先生的回答出乎意料：“我觉得它很好玩。”
确实很好玩。金岳霖上逻辑课，喜欢用故事启发人。有一次，他要说明形式逻辑只管推理的形式正确与否而不管推理所用命题或概念内容的真假，也讲了一个故事：有一个衣帽间的黑人侍者非常称职，每次顾客进门时把衣帽交给他，等顾客出门时他将原物奉还，从未出过差错。有一回，一位顾客出于好奇，问他：“你怎么知道这衣帽是我的呢？”侍者答道：“我并不知道它是你的呀！”顾客又问道：“那你为什么把它还给我呢？”侍者答道：“因为那是你交给我的呀！”侍者只管衣帽是谁交他寄存的就还给谁，而不管衣帽本身是否寄存者本人所有，不管它是不是他从别人那儿借来甚至偷来、抢来的。还有一次，金岳霖在课堂上说，并不是任何命题都可以证实，比如义和团的信条是：诚心则刀枪不入。与洋鬼子交战，大师兄首先冲上去，被洋枪洋炮打死了。大家以为大师兄一定心不诚，有过失，才死于非命。我是心诚的，死不了，仍然继续往前冲。紧接着，二师兄、三师兄……也被打死了，余众照旧一窝蜂往枪口、炮口撞去。人都死光了，“诚心则刀枪不入”的命题依旧无法证实。
学生听故事而学逻辑，金岳霖娓娓道来，学生们自然听得津津有味。
《知识论》是金岳霖的呕心沥血之作，说它命运多舛，一点也不为过。金岳霖曾经回忆道：“花时间最长、灾难最多的是《知识论》那本书。抗战期间，这本书我在昆明就已经写成。那时日帝飞机经常来轰炸，我只好把稿子带着跑警报，到了北边山上，我就坐在稿子上。那一次轰炸的时间长，天也快黑了，我站起来就走，稿子就摆在山上了。等到我记起回去，已经不见了踪影。一本六七十万字的书不是可以记住的，所谓再写只可能是从头到尾写新的。”世间帝王坐失江山的不乏其人，学者坐失手稿的却罕见所有，这件事当年就传为笑谈。别人笑得欢，作者则如哑巴食黄莲，其苦难言。《知识论》完成于1948年底，出版迟至1983年冬，金岳霖的那声“非常非常之高兴”道出了他对宁馨儿终于面世的喜悦之情。
《论道》是金岳霖在抗日战争期间完成的一部重要著作，是中国现代哲学中系统最完备、最富有创造性的本体论专著。书中以道、式、能为基本范畴，采用逻辑学书写形式，每一条都是一个逻辑命题，通过纯逻辑的推演建构出独特的本体论。这本书的问世使中国学术史产生了方法论上的革命，在重感悟而轻逻辑的中国文化圈中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论道》充分体现了金岳霖中西合璧的著述风格，他用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最高概念“道”将“式”、“能”统括起来，成为其哲学体系中“最上的概念”、“最高的境界”。书中大量采用无极、太极、理、势、体、用、几、数等中国传统哲学术语，并有意使用许多中国传统哲学命题，但一一赋予新解。此书被国民政府教育部评为优秀学术著作二等奖，奖金高达五千元，这是一个相当不菲的数目。
晚年，金岳霖谈到自己1949年前的著述，这样写道：“我只写了三本书。比较满意的是《论道》。花工夫最多的是《知识论》，写得最糟的是《大学逻辑》。”他认为自己没有数学才能，形式逻辑就很难深钻猛掘。
三、终身未娶之谜
世间精于理者未必不深于情，庄子妻死，鼓盆而歌，那是哲人的超然，而不是漠然。
1924年，赵元任夫妇赴欧洲旅行，遇见金岳霖，后者正在欧洲游学，同行者为美国女朋友Lilian Taylor。Lilian Taylor的中文名是秦丽莲，颇为俗艳，这肯定不是金岳霖操觚的“杰作”。1925年11月，金岳霖回国，秦丽莲也随之来到北京。她倡导试婚，对中国的家庭生活充满兴趣，愿意从家庭内部体验感情生活。1926年，经赵元任介绍，金岳霖到清华接替前者的教席。他不住在校内，而是与秦丽莲住在城里。
很显然，金岳霖与秦丽莲只是同居，试婚无果就劳燕分飞了，秦丽莲返回美国后，彼此间失去了联系。年轻时，金岳霖最佩服英国哲学家罗素，罗素极力主张试婚，生命不息，试婚不止，他的正式夫人即多达三任。相比而言，金岳霖只能算是浅尝辄止，小巫见大巫了。
金岳霖终生未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有一个美丽的女主角一直被人反复提及，她就是建筑学家、诗人林徽因。林徽因的美貌和才华有口皆碑。翻译家文洁若认为，林徽因“天生丽质和超人的才智与后天良好高深的教育相得益彰”，这话说到了点子上，林徽因确实是知识女性中的极品。张邦梅在张幼仪的口述自传《小脚与西服》中写到林徽因，张幼仪对这位情敌（实为假想敌）的评价非常值得玩味，她的原话如此：“徐志摩的女朋友是另一位思想更复杂、长相更漂亮、双脚完全自由的女士。”这位女士当时才十六岁多，为了追求她，中了魔的徐诗人竟将饱受丧子之痛的发妻弃若敝屣。值得一提的是，徐志摩与张幼仪的离婚证人是金岳霖，徐志摩后来与陆小曼的结婚伴郎也是金岳霖。徐诗人的那些孟浪之举，金逻辑是再清楚不过的。
梁思成与林徽因结缡，家世的关系起了重要作用，双方的父亲梁启超和林长民是多年的知交。青梅竹马，两小无猜，他们感情基础自然十分牢固。1923年，梁思成因车祸受了重伤，他们的关系非但没有疏远，反而更加紧密，水泼不入，针插不进，翌年相偕留学美国，同修建筑学课程，然后结成神仙眷侣，不仅情投意合，而且志同道合。徐志摩伤筋动骨，牺牲学位，兑换了自由身，尽管使出浑身解数，但依然未能俘获林徽因的芳心，只好乖乖认输，退而求其次，拆散同门好友王赓与陆小曼的婚姻，娶了那位金枝玉叶的病西施。金岳霖究竟有何绝招使高傲的天鹅公主在为妻为母之后对他格外高看？他默默地爱着林徽因是不难理解的，林徽因爱他，就有点令人匪夷所思，不得要领了。林徽因的传记在坊间已有多种，它们都未能揭示这个哑谜的谜底。金岳霖身材高大，风度翩翩？金岳霖心雄万夫，才高八斗？金岳霖幽默风趣，亲和善良？爱情是一定需要理由的，绝对不会无缘无故，林徽因才智过人，更不会误打误撞。
值得信赖的记载来源于梁思成的续弦林洙女士的笔录，她曾在《碑树国土上，美留人心——我所认识的林徽因》一文中细述根由：1931年，梁思成从宝坻调查回来，林徽因哭丧着脸对他说，她真是苦恼极了，因为自己同时爱上了两个人，不知如何是好。林徽因对梁思成毫不隐讳，并没有把他当成傻丈夫，而是坦诚得如同小妹求兄长指点迷津。梁思成痛苦至极，也矛盾至极，苦思一夜，认为金岳霖所具有的哲学家冷静理智的头脑正是自己所欠缺的，于是他告诉妻子：她可以充分行使自由意志，倘若她选择金岳霖，那么祝他们永远幸福。稍后，林徽因把这一切原原本本告诉了金岳霖。难能可贵的是，金岳霖并未让爱情中人最易在内心滋生的自私自利占据上风，他的回答十分理智，令人叹服：“看来思成是真正爱你的。我不能去伤害一个真正爱你的人。我应该退出。”从此以后，他们三人始终是好朋友，金岳霖仍旧跟他们毗邻而居，相互间百分百地信任。梁思成与林徽因吵架，也总是由金岳霖居间仲裁，逻辑教授凭借丰沛的理性自可胜任愉快。
徐志摩、金岳霖都与林徽因有过感情纠葛，行止却大相径庭。徐志摩完全为诗人的浪漫劲头所驱遣，致使感情烈焰烧熔了理智。而金岳霖自始至终都以最高的理智驾驭自己的感情，显示出超脱凡俗的襟怀和品格。柏拉图尝言：“理性是灵魂中最高贵的因素。”金岳霖对林徽因的评价浓缩为五个字——“极赞欲何词”，林徽因对金岳霖的评价也绝对不会低于这个刻度。
一身诗意千寻瀑，
万古人间四月天。
这是林徽因的两位挚友——哲学教授金岳霖和邓以蛰联名给她撰写的一副挽联。“四月天”典出于林徽因的诗题《你是人间的四月天》，她去世的日子也是在四月的第一天（1955年4月1日），此处象征着博大的爱和不老的青春。他们的极赞之意既在言内，又在言外。
金岳霖回忆起那场追悼会，曾痛切地说：“追悼会是在贤良寺开的，我很悲哀，我的眼泪没有停过……”林徽因去世后多年，有一天，金岳霖郑重其事地邀请故交好友到北京饭店吃西餐，众人大惑不解，等到金先生致祝酒词时，谜底才被揭开：“今天是林徽因的生日！”举座不禁感慨欷歔。这份深情愈老愈醇，真是人间极品啊！
关于金岳霖的感情生活，还有一个插曲值得一提。据李文宜在《回忆金岳霖同志生活轶事》一文中透露，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金岳霖一度打算与记者浦熙修缔结姻缘。当时，民盟组织在京中央委员学习，金岳霖是积极分子，同组的浦熙修热情大方，与金先生很投缘，两人过从甚密。浦熙修多次去金家做客，对汪师傅的厨艺赞不绝口。从两情相悦到谈婚论嫁，眼看就要水到渠成。不巧的是，彭德怀庐山挨批，彭德怀的夫人浦安修是浦熙修的妹妹，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婚姻与政治瓜葛相连，稍有不慎，瓜葛就会变成高压线。金岳霖是共产党员，这种变故令他大犯踌躇，进退两难。李文宜出于好意，劝金先生“不要急于结婚，再考虑一下”。不久，金岳霖住进协和，浦熙修身患癌症，结婚的事便功败垂成。这一次，金岳霖真就疾步流星地走到了围城的大门口，无奈又折转回来，也许这就是宿命的安排，他的人生中注定缺少一个洞房花烛夜。
四、枉抛心力作哲人
金岳霖的内心充满矛盾，绝对比王国维提出的“可爱”与“可信”的矛盾更为纠结。（不止一次）他对自己的弟子说过这样的话：“本世纪以来，哲学有进步，主要是表达方式技术化了，这是不能忽视的；但哲学理论与哲学家的人格因此而分裂，哲学家不再是苏格拉底式的人物了。”诚然，知行合一的知识分子越来越罕见，甚至有“恐龙”灭绝的危险。
1946年，西南联大解散之际，金岳霖在会计处碰见黄子卿教授，后者问他：回到北平后，倘若共产党来了，怎么办？金岳霖的回答很斩截：“接受他们的领导，他们不是洋人，不是侵略者。”中国人遭受外侮的时间太长了，只要结束了半殖民地的状况，金岳霖就感觉无任欢忭了，他对国民党的腐败和蒋介石的独裁印象太坏，憎恶之极。这位逻辑学教授并不缺乏想象力，但更坏的情形他确实想象不出。
许多学者的脚步步都喜欢朝着书生报国的方向迈进，这样一来，就难免与政治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金岳霖曾坦承，对于政治，他是一个辨证的矛盾：“我是党员，可是，是一个不好的党员；我是民盟盟员，可是，是一个不好的盟员；我是政治协商会议的委员，可是，是一个不好的委员。我一方面对政治毫无兴趣，另一方面对政治的兴趣非常之大。”他所说的“对政治毫无兴趣”是指他从来就不想涉足官场，毫无官瘾，甚至比傅斯年更瞧不起国民党的某些政客。他所说的“对政治的兴趣非常之大”则是指他对政治动向的关注。说矛盾，二者其实并不矛盾。他特别留意某些政治细节。有一次，他问艾思奇：“毛主席到莫斯科，斯大林为什么不去迎接他？”艾思奇打听到准确消息之后，告诉他：“斯大林去了，可是没有接上。”
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动员大会上，金岳霖亲耳聆听过周恩来总理两个多小时的长篇报告，其中有这样一句话：“我犯过错误，我的错误把我暴露在上海的大马路上。”令他深受触动。后来，他在回忆文章中写道：“我从来没有听见过有周总理这样地位高的人在大庭广众中承认自己犯过错误。对我们这些人来说，这是了不起的大事。”通过批判他人和自我批判而改造灵魂，消灭心魔，这是那个时代知识子主动身受（实际上也是被动身受）的外在驱动力和内在驱动力。谁若想立定脚跟，八方吹不动，那是不可能的，惊涛拍岸的时代洪潮将众人裹挟而去。
1949年后，金岳霖撰写了多篇自我批评的文章，顺带也批评了他的三个跟不上时代的学生——沈有鼎、殷福生和王浩，认为从他们身上反映出自己以往对学术的错误态度。
1956年，金岳霖成为建国后第一批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老知识分子，他在入党申请书中写道：“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人民确实站起来了。要巩固这个‘站起来’的局面，又非建设社会主义不可。在我们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里，要建设社会主义，非有相当多的人无条件地服从党的领导、接受党的任务不可。”他找寻政治归宿，不像某些老知识分子那样犹犹豫豫，瞻前顾后，他对蒋介石的专制深恶痛绝，对建国之初毛泽东的开明不仅赞赏，而且钦佩。这位慎思明辩的学者并非预言家，对于接踵而至的政治运动，他不可能有先见之明。短暂的“蜜月期”他要好好享受。
1957年前后，金岳霖在许多场合都曾明确表态：“我改造得不好，为党为人民做的事太少！”他写过一本《罗素哲学》，以十分严苛的笔调将这位自己多年尊崇的西方哲学家敲打得满头是包，他公开表态与罗素划清界限。凡事过犹不及，他这样做也许可以在政治上涉险过关，却无法在学理上自圆其说。那是“罢黜百家，独尊马列”的时代（“横扫封资修”的恶例层出不穷），也是幽默大师彻底丧失幽默感的时代。不为已甚的古典法则完全失灵，金岳霖苛责自己，批判他人，乃是知行裂变的结果。哲学家的心灵扭曲肯定会比其他人的类似病变显得更为醒目一些。
1958年，金岳霖参加一个访英文化代表团，在牛津大学住了几天。王浩当时任教于牛津大学，特意安排恩师在牛津哲学教师会作了一个不长的报告。金岳霖的演讲主旨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拯救了中国，所以他放弃了以前所研究的学院哲学，转成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据王浩回忆，听讲的大部分教师觉得论证太简单了一些，“可是因为金先生的英式英语特别高雅漂亮，牛津的教师大多数对金先生很尊敬”。说到英语表达，费正清也在《自传》中称赞过金岳霖的英语“几乎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他能在音调、含义、表情等各方面分辨出英语中最细微的差别”。
一位老牌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精神上发生显而易见的突变，总是令人困惑不解的。鉴往知今，可是金岳霖的“往”与“今”难以对接，其间缺乏合理的逻辑指向。当年，胡适在海外感叹金岳霖被洗脑了，认为他参加学习会，写批判文章（包括批判胡适），是一件屈辱的事情。由于处境和语境的迥异，产生这样的隔膜，并不足奇。
金岳霖是哲人而不是超人，他后半生的成绩单乏善可陈乃是不争的事实。他最喜欢清代诗人黄仲则，可怜的黄仲则只能“枉抛心力作诗人”，一生都在胆汁中浸泡着。金岳霖枉抛心力作哲人又如何？他苦乐参半。入于荣辱、是非、得失、成败之境，始终只有单纯，只有天真，只有大海捞月的梦想，只有竹篮打水的徒劳，论者若持恕道，对金岳霖和类似其遭遇的知识分子又何忍深责。
事实只有一个，究竟如何？经得起推敲的观点是：个体的差异之大，不可以道里计。
就拿中国现代哲学家金岳霖来说吧，他的某些行为确实合乎哲人的规范，但也有不少表现逾越了世俗的臆想，令人生出无穷的兴味。
一、不失其赤子之心
有的人城府幽深，门禁森严，大门之内还有二门，二门之内还有三门，三门之内还有四门，金岳霖却是非常单纯的学者。他不功利，也不势利，性情之活泼超过孩童。
辛亥革命时，少年时期的金岳霖兴冲冲地剪掉了辫子，他意犹未尽，又仿照崔颢的《黄鹤楼》作了一首打油诗：“辫子已随前清去，此地空余和尚头。辫子一去不复返，此头千载光溜溜。”一时间播于众口，传为笑谈。他的幽默感冒出了尖尖的新芽。
1922年，金岳霖在美国留学，北京的《晨报》上发表了他的长文《优秀分子与今日的社会》，参加当时由蔡元培、胡适发起的关于“好人政府”的讨论。文中，他希望知识分子能成为“独立进款”的人，“我开剃头店的进款比交通部秘书的进款独立多了，所以与其做官，不如开剃头店，与其在部里拍马，不如在水果摊子上唱歌”；他还希望知识分子不要做官，也就是“不做政客，不把官当成职业……独立过自己的生活”。在当年，知识精英中有独立进款而洁身自好的人还是很多的。
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学界流行“清华三荪”之说，叶企荪是清华大学理学院院长和物理系主任，陈岱孙是清华大学法学院院长和经济系主任，金龙荪（金岳霖字龙荪）一度出任清华大学哲学系主任，他们的共同点是：均为清华的实力派人物，而且三人终身未娶。到了西南联大，教授中快乐的单身汉就更多了，杨振声作过一篇《释鳏》的游戏文章，专门打趣他们，在师生间广为传阅。金岳霖无儿无女，管他叫“金爸”的小孩子其数目倒是不少于一串葡萄，他喜欢搜罗大个头的水果，比如雪花梨、苹果、橙、柚、石榴，将它们陈列在书案上，或拿去跟孩子们比赛，这种较量往往不止一个回合。他颇有独孤求败的气度，输了比赢了更开心，他的初衷正是让小朋友获得战利品。至于他放在书房里的“水果状元”，那就只有得意门生才能幸运获得奖赏了。
金岳霖对中国的大种鸡如数家珍，山东的寿光鸡，江北的狼山鸡，湖南的桃源鸡，上海的浦东鸡，还有引进种的波罗门鸡，他都喜欢。金岳霖买过专供玩乐的大黑狼山鸡，还饲养过大斗鸡。房屋的一隅摆着许多蛐蛐罐，只为在寂静的夜晚倾听它们“瞿瞿”有声的奏鸣曲，为平淡无奇的日子增添一点生活情趣。吃饭时，大斗鸡堂而皇之地伸长脖颈啄食餐桌上的饭菜，他不驱不赶，安之若素，待斗鸡如家人。这与《世说新语》中阮氏兄弟与猪崽共用大瓮饮酒有得一拼。
多年后，冯友兰在《怀念金岳霖先生》一文中写道：“金先生的风度很像魏晋大玄学家嵇康。嵇康的特点是‘越名教而任自然’，天真烂漫，率性而行；思想清楚，逻辑性强；欣赏艺术，审美感高……金先生的著作，我们可以继续研究，金先生的风度是不能再见了。”
金岳霖长期遵守上午不见客和不干其他事务的规矩，集中精力读书写字，构思时，他静坐冥想，仿佛老僧入定，红尘俗务不复萦怀。有一次，别人都如惊弓之鸟，跑空袭警报去了，他却浑然未觉，在宿舍里岿然不动。待警报解除后，大家奔回废墟寻人，竟发现他提笔而立，呆若木鸡，“生命介乎无幸而免之间”。每天下午，他的安排就大不相同了，金岳霖喜欢会客访友，他曾在回忆文章中坦言：“我的生活差不多完全是朋友间的生活。”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初，金岳霖居住在北平北总布胡同的一个四合院里，长方形的客厅颇为敞亮，北墙八架书，英文著作居多。院子不大，但并不缺少种花的余地，一株硕大的姚黄（名贵牡丹）便是主角。金岳霖弄了个“星期六碰头会”，前来茶叙的常客、稀客和生客身份混杂，三教九流互无妨嫌，或有不速之客闻风而至，慕名而来，燕大的女学生韩素音就曾在金家客厅里找到一个舒服的位置。当然，学界的朋友居多，梁思成、林徽因、张奚若、徐志摩、陈岱孙、钱端升、周培源、邓以蛰、陶孟和、美国的坎南和费正清、英国的瑞洽慈，个个娴于辞令。此外，梨园名角和斗蛐蛐的高手也能在这儿找到用武之地。咖啡、红茶、水果、冰淇淋一应俱全，留下的客人还可享受金岳霖的“御厨”汪师傅精心烹制的西餐，金宅因此被众人谑称为“湖南饭店”。
很少有哲学教授像金岳霖那样喜欢看英文小说，从狄更斯到奥斯丁，广泛涉猎，《福尔摩斯探案集》和《江湖奇侠传》也曾博得他的喜爱。在西南联大的教授中，沈从文是个热心肠，他时不时会邀请好友去给少数爱好文学的青年弟子支支招。有一次，金岳霖也被拉去“示众”。他的讲题是《小说和哲学》。大家很期待金先生讲出一番精深的道理来。不料他讲了半天，结论却是：小说和哲学没有关系。有人纳闷，问他：“《红楼梦》算不算一个例外？”金先生说：“红楼梦里的哲学不是哲学。”他讲着讲着，突然停顿下来，对大家说：“对不起，我这里有个小动物。”他把右手伸进后脖颈，捉出一只跳蚤，捏在手指间看看，那神情比名捕逮住钦犯还要得意。金岳霖的魏晋名士之风，让学生不得不心服口服。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清华大学请马列专家艾思奇作报告，报告会由金岳霖主持。艾思奇的开场白火力充足，他说：我们讲辩证法，必须反对形式逻辑，形式逻辑是形而上学，我们要与形式逻辑作坚决的斗争。这是当时苏联的观点，艾思奇只是转述，并无发明。临到总结时，金岳霖以诙谐的语气说道：“我早就听说艾思奇同志坚决反对形式逻辑，要与形式逻辑作坚决斗争。听他演讲之前，我本想跟艾思奇同志斗一斗，争一争。听完艾思奇同志的演讲之后，我完全赞同他的讲话，他讲的话句句符合形式逻辑，我就用不着斗，用不着争了，谢谢艾思奇同志！”
哲学家金岳霖身上总不脱诗人性情，他特别喜欢作对联，这一雅好愈老愈执著。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毛泽东在中南海召集几位湖南同乡聚餐，主要客人是章士钊和程潜，金岳霖作陪。程潜话少，章士钊侃侃而谈，其中一句是“西邻责言勿理也”，或“勿顾也”，或“非礼也”，金岳霖有点耳背，未能听得真切，但是他听后愣了一下。回去时，他在车子里琢磨章士钊的那句话，脑际突然灵光一闪，“西邻责言勿理也”恰巧可以用“东里子产润色之”对上。他可惜自己捷才不足，想得不够快，失去了稍纵即逝的机会，要不然，当场对出，毛主席一定会开怀大笑。
晚年，金岳霖深居简出，他体弱多病，经常赴协和就医。“文革”伊始，革命派不让他坐汽车，只肯安排平板三轮车，金岳霖不争待遇，也不管这是不是小辈的戏弄和揶揄，倒是有点欣然从命的意思，自携小马扎，身穿御寒的长棉袍，端坐其上，任人一路蹬过去，较平日更加顾盼自如。王府井行人多如过河之鲫，谁识得这位满肚子学问、热爱生活的哲学家呢？毛泽东曾经对金岳霖说：“你要接触接触社会。”这样的接触方式也真够离奇的了。但他觉得好玩，并不觉得难受。
1983年11月，商务印书馆出版了金岳霖的《知识论》。其后不久，社科院哲学所的所长和党组书记去看望他。他不假思索，当面向所长要钱，他说：“我要钱。《大学逻辑》我不要钱，《论道》那本书我也不要钱，可是《知识论》这本书我要钱。”两位领导当然明白老人的意思是要稿费。他要钱干什么？他要钱是为了多交党费。
二、“我觉得它很好玩”
早在中学时代，金岳霖曾分析过长期流行的一句谚语：“钱财如粪土，朋友值千金。”金岳霖认为这句话自相矛盾，如果“钱财如粪土”的话，那么“朋友值千金”就会推导出荒谬的结论：朋友无异于粪土。他指出该谚语含有明显的逻辑错误。
1914年，金岳霖官费留学美国，先入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攻读商业科，兴趣不浓，改为政治学。他在给五哥的信中谈了理由：“簿计者，小技耳，俺长长七尺之躯，何必学此雕虫之策。昔项羽之不学剑，盖剑乃一人敌，不足学也。”两年后，他从宾夕法尼亚大学毕业，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深造，专业仍是政治学。他最终获得的学位也是政治学博士学位。其后，他在欧洲游学五年，兴趣开始朝哲学倾斜。
1926年8月，金岳霖在徐志摩主编的五十九期《晨报副镌》上发表文章《自由意志与因果关系的关系》，徐志摩的编辑按语极尽诙谐调侃之能事：“金先生的嗜好是捡起一根名词的头发，耐心地拿在手里给分。他可以暂时不吃饭，但这头发丝粗得怪可厌的，非给它劈开了不得舒服。”
同年秋天，赵元任离开清华，去“中央研究院”就职，他推荐金岳霖接替自己讲授逻辑学，这确实有点赶鸭子上架的味道。但金岳霖硬着头皮，凭着惊人的勇气创办了清华哲学系，其目的很明确：“要培养少数哲学家。”有趣的是，这位开山鼻祖近似光杆司令，名下只有两个门徒，一位是沈有鼎，另一位是陶燠民。五年后，金岳霖重获机会到美国进修一年，正式拜在哈佛大学的谢非教授门下，精研逻辑学，他向导师坦诚相告：“我教过逻辑，可是从来没有学过。”世间竟有这么滑稽的事情，谢非教授闻言大笑一阵。
逻辑课先讲三段论，大前提、小前提、结论、周延、不周延、归纳、演绎……还算有趣。后讲符号逻辑，跟高等数学一样艰深，大家如听天书，摸不着头脑。西南联大的学生陈蕴珍（巴金夫人萧珊）曾问金岳霖：“您为什么要搞逻辑？”她的意思是：这门学问太枯燥了。金先生的回答出乎意料：“我觉得它很好玩。”
确实很好玩。金岳霖上逻辑课，喜欢用故事启发人。有一次，他要说明形式逻辑只管推理的形式正确与否而不管推理所用命题或概念内容的真假，也讲了一个故事：有一个衣帽间的黑人侍者非常称职，每次顾客进门时把衣帽交给他，等顾客出门时他将原物奉还，从未出过差错。有一回，一位顾客出于好奇，问他：“你怎么知道这衣帽是我的呢？”侍者答道：“我并不知道它是你的呀！”顾客又问道：“那你为什么把它还给我呢？”侍者答道：“因为那是你交给我的呀！”侍者只管衣帽是谁交他寄存的就还给谁，而不管衣帽本身是否寄存者本人所有，不管它是不是他从别人那儿借来甚至偷来、抢来的。还有一次，金岳霖在课堂上说，并不是任何命题都可以证实，比如义和团的信条是：诚心则刀枪不入。与洋鬼子交战，大师兄首先冲上去，被洋枪洋炮打死了。大家以为大师兄一定心不诚，有过失，才死于非命。我是心诚的，死不了，仍然继续往前冲。紧接着，二师兄、三师兄……也被打死了，余众照旧一窝蜂往枪口、炮口撞去。人都死光了，“诚心则刀枪不入”的命题依旧无法证实。
学生听故事而学逻辑，金岳霖娓娓道来，学生们自然听得津津有味。
《知识论》是金岳霖的呕心沥血之作，说它命运多舛，一点也不为过。金岳霖曾经回忆道：“花时间最长、灾难最多的是《知识论》那本书。抗战期间，这本书我在昆明就已经写成。那时日帝飞机经常来轰炸，我只好把稿子带着跑警报，到了北边山上，我就坐在稿子上。那一次轰炸的时间长，天也快黑了，我站起来就走，稿子就摆在山上了。等到我记起回去，已经不见了踪影。一本六七十万字的书不是可以记住的，所谓再写只可能是从头到尾写新的。”世间帝王坐失江山的不乏其人，学者坐失手稿的却罕见所有，这件事当年就传为笑谈。别人笑得欢，作者则如哑巴食黄莲，其苦难言。《知识论》完成于1948年底，出版迟至1983年冬，金岳霖的那声“非常非常之高兴”道出了他对宁馨儿终于面世的喜悦之情。
《论道》是金岳霖在抗日战争期间完成的一部重要著作，是中国现代哲学中系统最完备、最富有创造性的本体论专著。书中以道、式、能为基本范畴，采用逻辑学书写形式，每一条都是一个逻辑命题，通过纯逻辑的推演建构出独特的本体论。这本书的问世使中国学术史产生了方法论上的革命，在重感悟而轻逻辑的中国文化圈中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论道》充分体现了金岳霖中西合璧的著述风格，他用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最高概念“道”将“式”、“能”统括起来，成为其哲学体系中“最上的概念”、“最高的境界”。书中大量采用无极、太极、理、势、体、用、几、数等中国传统哲学术语，并有意使用许多中国传统哲学命题，但一一赋予新解。此书被国民政府教育部评为优秀学术著作二等奖，奖金高达五千元，这是一个相当不菲的数目。
晚年，金岳霖谈到自己1949年前的著述，这样写道：“我只写了三本书。比较满意的是《论道》。花工夫最多的是《知识论》，写得最糟的是《大学逻辑》。”他认为自己没有数学才能，形式逻辑就很难深钻猛掘。
三、终身未娶之谜
世间精于理者未必不深于情，庄子妻死，鼓盆而歌，那是哲人的超然，而不是漠然。
1924年，赵元任夫妇赴欧洲旅行，遇见金岳霖，后者正在欧洲游学，同行者为美国女朋友Lilian Taylor。Lilian Taylor的中文名是秦丽莲，颇为俗艳，这肯定不是金岳霖操觚的“杰作”。1925年11月，金岳霖回国，秦丽莲也随之来到北京。她倡导试婚，对中国的家庭生活充满兴趣，愿意从家庭内部体验感情生活。1926年，经赵元任介绍，金岳霖到清华接替前者的教席。他不住在校内，而是与秦丽莲住在城里。
很显然，金岳霖与秦丽莲只是同居，试婚无果就劳燕分飞了，秦丽莲返回美国后，彼此间失去了联系。年轻时，金岳霖最佩服英国哲学家罗素，罗素极力主张试婚，生命不息，试婚不止，他的正式夫人即多达三任。相比而言，金岳霖只能算是浅尝辄止，小巫见大巫了。
金岳霖终生未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有一个美丽的女主角一直被人反复提及，她就是建筑学家、诗人林徽因。林徽因的美貌和才华有口皆碑。翻译家文洁若认为，林徽因“天生丽质和超人的才智与后天良好高深的教育相得益彰”，这话说到了点子上，林徽因确实是知识女性中的极品。张邦梅在张幼仪的口述自传《小脚与西服》中写到林徽因，张幼仪对这位情敌（实为假想敌）的评价非常值得玩味，她的原话如此：“徐志摩的女朋友是另一位思想更复杂、长相更漂亮、双脚完全自由的女士。”这位女士当时才十六岁多，为了追求她，中了魔的徐诗人竟将饱受丧子之痛的发妻弃若敝屣。值得一提的是，徐志摩与张幼仪的离婚证人是金岳霖，徐志摩后来与陆小曼的结婚伴郎也是金岳霖。徐诗人的那些孟浪之举，金逻辑是再清楚不过的。
梁思成与林徽因结缡，家世的关系起了重要作用，双方的父亲梁启超和林长民是多年的知交。青梅竹马，两小无猜，他们感情基础自然十分牢固。1923年，梁思成因车祸受了重伤，他们的关系非但没有疏远，反而更加紧密，水泼不入，针插不进，翌年相偕留学美国，同修建筑学课程，然后结成神仙眷侣，不仅情投意合，而且志同道合。徐志摩伤筋动骨，牺牲学位，兑换了自由身，尽管使出浑身解数，但依然未能俘获林徽因的芳心，只好乖乖认输，退而求其次，拆散同门好友王赓与陆小曼的婚姻，娶了那位金枝玉叶的病西施。金岳霖究竟有何绝招使高傲的天鹅公主在为妻为母之后对他格外高看？他默默地爱着林徽因是不难理解的，林徽因爱他，就有点令人匪夷所思，不得要领了。林徽因的传记在坊间已有多种，它们都未能揭示这个哑谜的谜底。金岳霖身材高大，风度翩翩？金岳霖心雄万夫，才高八斗？金岳霖幽默风趣，亲和善良？爱情是一定需要理由的，绝对不会无缘无故，林徽因才智过人，更不会误打误撞。
值得信赖的记载来源于梁思成的续弦林洙女士的笔录，她曾在《碑树国土上，美留人心——我所认识的林徽因》一文中细述根由：1931年，梁思成从宝坻调查回来，林徽因哭丧着脸对他说，她真是苦恼极了，因为自己同时爱上了两个人，不知如何是好。林徽因对梁思成毫不隐讳，并没有把他当成傻丈夫，而是坦诚得如同小妹求兄长指点迷津。梁思成痛苦至极，也矛盾至极，苦思一夜，认为金岳霖所具有的哲学家冷静理智的头脑正是自己所欠缺的，于是他告诉妻子：她可以充分行使自由意志，倘若她选择金岳霖，那么祝他们永远幸福。稍后，林徽因把这一切原原本本告诉了金岳霖。难能可贵的是，金岳霖并未让爱情中人最易在内心滋生的自私自利占据上风，他的回答十分理智，令人叹服：“看来思成是真正爱你的。我不能去伤害一个真正爱你的人。我应该退出。”从此以后，他们三人始终是好朋友，金岳霖仍旧跟他们毗邻而居，相互间百分百地信任。梁思成与林徽因吵架，也总是由金岳霖居间仲裁，逻辑教授凭借丰沛的理性自可胜任愉快。
徐志摩、金岳霖都与林徽因有过感情纠葛，行止却大相径庭。徐志摩完全为诗人的浪漫劲头所驱遣，致使感情烈焰烧熔了理智。而金岳霖自始至终都以最高的理智驾驭自己的感情，显示出超脱凡俗的襟怀和品格。柏拉图尝言：“理性是灵魂中最高贵的因素。”金岳霖对林徽因的评价浓缩为五个字——“极赞欲何词”，林徽因对金岳霖的评价也绝对不会低于这个刻度。
一身诗意千寻瀑，
万古人间四月天。
这是林徽因的两位挚友——哲学教授金岳霖和邓以蛰联名给她撰写的一副挽联。“四月天”典出于林徽因的诗题《你是人间的四月天》，她去世的日子也是在四月的第一天（1955年4月1日），此处象征着博大的爱和不老的青春。他们的极赞之意既在言内，又在言外。
金岳霖回忆起那场追悼会，曾痛切地说：“追悼会是在贤良寺开的，我很悲哀，我的眼泪没有停过……”林徽因去世后多年，有一天，金岳霖郑重其事地邀请故交好友到北京饭店吃西餐，众人大惑不解，等到金先生致祝酒词时，谜底才被揭开：“今天是林徽因的生日！”举座不禁感慨欷歔。这份深情愈老愈醇，真是人间极品啊！
关于金岳霖的感情生活，还有一个插曲值得一提。据李文宜在《回忆金岳霖同志生活轶事》一文中透露，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金岳霖一度打算与记者浦熙修缔结姻缘。当时，民盟组织在京中央委员学习，金岳霖是积极分子，同组的浦熙修热情大方，与金先生很投缘，两人过从甚密。浦熙修多次去金家做客，对汪师傅的厨艺赞不绝口。从两情相悦到谈婚论嫁，眼看就要水到渠成。不巧的是，彭德怀庐山挨批，彭德怀的夫人浦安修是浦熙修的妹妹，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婚姻与政治瓜葛相连，稍有不慎，瓜葛就会变成高压线。金岳霖是共产党员，这种变故令他大犯踌躇，进退两难。李文宜出于好意，劝金先生“不要急于结婚，再考虑一下”。不久，金岳霖住进协和，浦熙修身患癌症，结婚的事便功败垂成。这一次，金岳霖真就疾步流星地走到了围城的大门口，无奈又折转回来，也许这就是宿命的安排，他的人生中注定缺少一个洞房花烛夜。
四、枉抛心力作哲人
金岳霖的内心充满矛盾，绝对比王国维提出的“可爱”与“可信”的矛盾更为纠结。（不止一次）他对自己的弟子说过这样的话：“本世纪以来，哲学有进步，主要是表达方式技术化了，这是不能忽视的；但哲学理论与哲学家的人格因此而分裂，哲学家不再是苏格拉底式的人物了。”诚然，知行合一的知识分子越来越罕见，甚至有“恐龙”灭绝的危险。
1946年，西南联大解散之际，金岳霖在会计处碰见黄子卿教授，后者问他：回到北平后，倘若共产党来了，怎么办？金岳霖的回答很斩截：“接受他们的领导，他们不是洋人，不是侵略者。”中国人遭受外侮的时间太长了，只要结束了半殖民地的状况，金岳霖就感觉无任欢忭了，他对国民党的腐败和蒋介石的独裁印象太坏，憎恶之极。这位逻辑学教授并不缺乏想象力，但更坏的情形他确实想象不出。
许多学者的脚步步都喜欢朝着书生报国的方向迈进，这样一来，就难免与政治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金岳霖曾坦承，对于政治，他是一个辨证的矛盾：“我是党员，可是，是一个不好的党员；我是民盟盟员，可是，是一个不好的盟员；我是政治协商会议的委员，可是，是一个不好的委员。我一方面对政治毫无兴趣，另一方面对政治的兴趣非常之大。”他所说的“对政治毫无兴趣”是指他从来就不想涉足官场，毫无官瘾，甚至比傅斯年更瞧不起国民党的某些政客。他所说的“对政治的兴趣非常之大”则是指他对政治动向的关注。说矛盾，二者其实并不矛盾。他特别留意某些政治细节。有一次，他问艾思奇：“毛主席到莫斯科，斯大林为什么不去迎接他？”艾思奇打听到准确消息之后，告诉他：“斯大林去了，可是没有接上。”
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动员大会上，金岳霖亲耳聆听过周恩来总理两个多小时的长篇报告，其中有这样一句话：“我犯过错误，我的错误把我暴露在上海的大马路上。”令他深受触动。后来，他在回忆文章中写道：“我从来没有听见过有周总理这样地位高的人在大庭广众中承认自己犯过错误。对我们这些人来说，这是了不起的大事。”通过批判他人和自我批判而改造灵魂，消灭心魔，这是那个时代知识子主动身受（实际上也是被动身受）的外在驱动力和内在驱动力。谁若想立定脚跟，八方吹不动，那是不可能的，惊涛拍岸的时代洪潮将众人裹挟而去。
1949年后，金岳霖撰写了多篇自我批评的文章，顺带也批评了他的三个跟不上时代的学生——沈有鼎、殷福生和王浩，认为从他们身上反映出自己以往对学术的错误态度。
1956年，金岳霖成为建国后第一批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老知识分子，他在入党申请书中写道：“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人民确实站起来了。要巩固这个‘站起来’的局面，又非建设社会主义不可。在我们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里，要建设社会主义，非有相当多的人无条件地服从党的领导、接受党的任务不可。”他找寻政治归宿，不像某些老知识分子那样犹犹豫豫，瞻前顾后，他对蒋介石的专制深恶痛绝，对建国之初毛泽东的开明不仅赞赏，而且钦佩。这位慎思明辩的学者并非预言家，对于接踵而至的政治运动，他不可能有先见之明。短暂的“蜜月期”他要好好享受。
1957年前后，金岳霖在许多场合都曾明确表态：“我改造得不好，为党为人民做的事太少！”他写过一本《罗素哲学》，以十分严苛的笔调将这位自己多年尊崇的西方哲学家敲打得满头是包，他公开表态与罗素划清界限。凡事过犹不及，他这样做也许可以在政治上涉险过关，却无法在学理上自圆其说。那是“罢黜百家，独尊马列”的时代（“横扫封资修”的恶例层出不穷），也是幽默大师彻底丧失幽默感的时代。不为已甚的古典法则完全失灵，金岳霖苛责自己，批判他人，乃是知行裂变的结果。哲学家的心灵扭曲肯定会比其他人的类似病变显得更为醒目一些。
1958年，金岳霖参加一个访英文化代表团，在牛津大学住了几天。王浩当时任教于牛津大学，特意安排恩师在牛津哲学教师会作了一个不长的报告。金岳霖的演讲主旨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拯救了中国，所以他放弃了以前所研究的学院哲学，转成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据王浩回忆，听讲的大部分教师觉得论证太简单了一些，“可是因为金先生的英式英语特别高雅漂亮，牛津的教师大多数对金先生很尊敬”。说到英语表达，费正清也在《自传》中称赞过金岳霖的英语“几乎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他能在音调、含义、表情等各方面分辨出英语中最细微的差别”。
一位老牌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精神上发生显而易见的突变，总是令人困惑不解的。鉴往知今，可是金岳霖的“往”与“今”难以对接，其间缺乏合理的逻辑指向。当年，胡适在海外感叹金岳霖被洗脑了，认为他参加学习会，写批判文章（包括批判胡适），是一件屈辱的事情。由于处境和语境的迥异，产生这样的隔膜，并不足奇。
金岳霖是哲人而不是超人，他后半生的成绩单乏善可陈乃是不争的事实。他最喜欢清代诗人黄仲则，可怜的黄仲则只能“枉抛心力作诗人”，一生都在胆汁中浸泡着。金岳霖枉抛心力作哲人又如何？他苦乐参半。入于荣辱、是非、得失、成败之境，始终只有单纯，只有天真，只有大海捞月的梦想，只有竹篮打水的徒劳，论者若持恕道，对金岳霖和类似其遭遇的知识分子又何忍深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