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1939年，顾颉刚和费孝通之间展开了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讨论，我们能够从这一争论的始末缘由和背后蕴含着的各种因素中概括出顾颉刚的“民族”观。在顾颉刚和费孝通的讨论之中，“民族”的“一体”与“多元”并非其实质性的差异。双方的观点差异根源于对“民族”这一概念的不同界定。顾颉刚虽然没有在 “民族”和“种族”、“国家”之间做出严格、清晰的区分，但却意识到了这些概念之间的不同和矛盾，并且做出了化解矛盾的努力。顾颉刚关于“中华民族”和“民族”的看法与思想同费孝通提出的“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在本质上是相似的。顾颉刚承认中国存在着多元的文化实体，并且在古史的论述中试图梳理古代各民族的融合、迁徙的历史，丰富了中华民族多元性的历史性证明。

关键词：顾颉刚;费孝通;民族;古史研究;“中华民族是一个”

中图分类号：C91-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332（2019）01-0027-08
　　1939年2月13日，顾颉刚在《益世报·边疆（周刊）》的第九期上发表了题为《中华民族是一个》的文章，主张：只有一个中华民族，在国家危亡之际不应再有民族之分。这篇文章很快引起了费孝通的质疑。同年4月9日，费孝通即给顾颉刚去函讨论“民族”问题。尔后，顾颉刚就费孝通的来信分别写了两封回信^[1]，从而在一时间内展开了一场“关于民族问题的讨论”。近些年来研究这一讨论的学者不在少数，其中不乏从中华民族的“一体”与“多元”出发，将顾颉刚和费孝通置于两个从表面上看来完全相反的阵营之中。费孝通关于民族问题的论述比较丰富，学者们容易全面把握费孝通的民族观。但顾颉刚是一位历史学家，而且其专业领域是中国上古史，他关于民族问题的看法和思想则多散见在他的古史论述和一些讲演稿、报告当中。因此，若要弄明白当时这场争论的实质所在，以及顾颉刚对“民族”所持的观念，有必要拿着“疑古”的态度看待那场争论。
　　一、学术与政治——1939年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讨论始末
　　《中华民族是一个》发表于1939年2月13日，但顾颉刚对于“民族”问题的思考并不起于此。早在1923年，顾颉刚作《答刘胡两先生书》，便基本上确定了上古商、周、秦诸“民族”的地理位置，并特别指出要“打破民族处于一元的观念”^[2]202。此时，顾颉刚多是依据古史文献，抱着“疑古”的态度，论述中华民族的起源问题，虽尚未明确提出“中华民族是一个”，但已经认为中华民族的形成过程是一个长期的融合过程。1939年，顾颉刚之所以作《中华民族是一个》，首先受到了傅斯年的影响，其次则基于他在1937及1938年间在西北诸省的考察，最后则有着时事、政治方面的原因。
　　1935年，傅斯年在《中华民族是整个的》中提出“世界上的民族，我们最大;世界上的历史，我们最长。这不是偶然，是当然。‘中华民族是整个的’一句话，是历史的事实，更是现在的事实”。^[3]125他将中华民族的“一体性”看作是“现在的事实”，并且以政治的统一为标准，将中华民族的统一上溯至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而后又经过“书同文，车同轨，行同轮”的政治力量的控制，在实际上奠定了“民族统一”的局面。
　　根据顾颉刚日记，他是在1939年2月7日动笔写《中华民族是一个》的。在当天的日记中他写道：“昨得孟真来函，责备我在《益世报》办《边疆周刊》，登载文字多分析中华民族为若干民族，足以启分裂之祸，因写此文以告国人。”^[4]197《中华民族是一个》开篇所抄录的信便是顾颉刚在2月6日收到的傅斯年的来信。顾颉刚在写给费孝通的两封回信时，也与傅斯年商量了^[5]。关于“民族”问题，顾颉刚和傅斯年两人的观点在1935年左右便已基本一致。而这一致并不完全是学术上的一致，更多的是政治意见上的一致，它直接源自社会时事和国家形势。
　　傅斯年作《中华民族是整个的》针对的是在平津一带掀起的“自治运动”。顾颉刚作《中华民族是一个》针对的则是日本在东北建立满洲国，以及内蒙盟旗德王要求实行高度自治的现实形势。1934年，顾颉刚在杭州之江大学等校演讲，主要内容就是关于内蒙高度自治的。他明确反对德王在内蒙实行自治，认为“这样的自治实际等于独立”^[6]39，并在那时就已经反感于“五族共和”这一说法。1937年，顾颉刚又作《中华民族的团结》，他明确提出“在中国的版图里只有一个中华民族”^[6]49。1938年，顾颉刚在甘肃学院讲演时，指出“全中国的人民，血统上早经几次的大混合，而成为一个种族了”^[6]77。因此，当顾颉刚收到傅斯年的来信责怪自己所编的《益世报·边疆（周刊）》“足以启分裂之祸”时，他自然依了当时的形势主张“中华民族是一个”，并号召知识分子谨慎使用“民族”一词，以免给有意分裂的居心叵测之人以口实。而顾颉刚也承认：“我个人耕作的园地一向在高文典册之中，为什么这几年中要轶出原定的范围而注意到边疆问题，讨论这现实社会？讨论这‘民族’名词？这不是我的贪多务得，冒失从事，也不是我的突发奇想，见异思迁，而完全处于时代的压迫和环境的引导”^[6]109。
　　近年来梳理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讨论的学者们大多关注到了费孝通在1993年对这一讨论的回顾，即《顾颉刚先生百年祭》。而早在1944年，顾颉刚对这一讨论就有过简单回顾：

自我发表上文之后，赞成的固多，反对的也不少。那时许多社会学者、人类学者为了抗战随学校到了昆明之后，觉得云南住居罗罗、摆夷、古宗、麽些、民家等族，调查的工作大可开展，在他们的发表文字里常用某民族某民族的字样。若说中华民族是一个，那就不承认了罗罗摆夷们是民族，好像失掉了调查研究的立场似的，所以群起反对。我觉得政治教育的工作和纯粹学术的工作原是不同的：学术工作是要同中求异，必有异才可以从事分析研究;政治和教育的工作是要异中求同，必有同才可以產生集体的力量。现在我国的政治是要全国人民在一个政府之下做公民，我国的教育是要全国人民在现代化之下做现代分子，实在不应当横梗族类的成见，贻国家以不利。至于调查研究的工作则是要回溯过去而非憧憬将来，尽可以趁这班边民未尽现代化的时候赶速收集研究资料，以免将来消失得没有痕迹，无可查考。^[6]14 　　顾颉刚明确说明了自己论述的立场和出发点在于政治和教育。在抗日战争正式爆发之后不久，顾颉刚就接受“中英庚款董事会”总干事杭立武的委任，担任“西北教育设计委员”，赴西北宁夏、甘肃、青海诸省进行教育考察^[7]316-327。这次西北考察让他对边疆地区的经济文化、风土人情以及民族情况有了深入的认识，也影响到后续他的一系列文章的写作。
　　1993年，费孝通在回顾这一讨论时也承认：“后来我明白了顾先生是基于爱国热情，针对当时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成立‘满洲国’，又在内蒙古煽动分裂，所以义愤填胸，极力反对利用‘民族’来分裂我国的侵略行为。他的政治立场我是完全拥护的。”^[8]29
　　在1939年，顾颉刚不仅面对着全国团结抗日的事实，也面对着来自于政府内部的压力。费孝通曾指出：“这种牵涉到政治的辩论对当时的形势并不有利，所以我没有再写文章辩论下去”^[8]30。费孝通所说的“当时的形势”可能并不只是指抗击日本侵略的形势，也包括当时国民党内部对于一些敏感问题的控制和束缚，以及党派、政见等争斗的影响。费孝通虽然没有再写文章论辩下去，但是并不说明费孝通和顾颉刚没有就此事当面进行讨论。据1939年2月至9月顾颉刚所记日记来看，他和费孝通有过至少五次会晤^[9]。在这些直接的会面过程中，两人尽可对此事进行讨论。又据顾颉刚1939年6月30日所记日记来看，他在“暑假中应作文”下所列的首一篇就是“答费孝通书”^[4]246，可见他原本计划要写第三封给费孝通的答书，只是此文并未动笔。
　　诚如顾颉刚在《秦汉的方士与儒生》、《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与历史》、《三皇考》等文章中所论证的那样：中国的知识分子总是不免受到政治的影响，因了政治上的诉求而作了种种工作。若去掉1939年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讨论所附着的“政治外衣”的话，能够留下的学术上的讨论所针对的，实质上并不是中华民族是“多元”还是“一体”这一问题，而是“这‘民族’名词”。
　　二、“种族”与“民族”——学术上的考辨之一
　　在《顾颉刚先生百年祭》中，费孝通敏锐地看到了这场争论在学术上的焦点所在，他认为：“其实从学术观点上说，顾颉刚是触及到‘民族’这个概念问题的。我们不应该简单地抄袭西方现存的概念来讲中国的事实。民族是属于历史范畴的概念。中国民族的实质取决于中国悠久的历史，如果硬套西方有关民族的概念，很多地方就不能自圆其说。顾颉刚其实在他的历史研究中已经触碰到这个困难。他既要保留西方‘民族国家’的概念，一旦承认了中华民族就不能同时承认中华民族之内还可以同时存在组成这共同体的许多部分，也称之为民族了”^[8]30。在这一问题上，费孝通的观点是比较明白而且连贯的。在《关于民族问题的讨论》中，费孝通指出顾颉刚在“民族”这个概念上理解得不够清晰。他认为顾颉刚将“民族”与“国家”这两个概念混淆了。因此他首先从Nation / State以及Race / Clan之间的区别说起，认为Nation当译为“民族”，是指“语言、文化及体质（血统）上相同的一辈人民”，而State则是政府统治下的政治团体，也就是“国家”。他指出“先生所谓‘民族’和通常所谓‘国家’相当，先生所谓‘种族’和通常所谓‘民族’相当”^[10]。
　　“民族”与“国家”，在20世纪20、30年代是学者们容易混淆而且多有争论的两个概念，而与之相伴的还有“民族主义”。吴文藻在1926年作《民族与国家》的主要目的，就在于辨明“民族”和“国家”这两个概念之间的区别。在《民族与国家》中，吴文藻列举了欧洲大陆关于“民族”与“国家”二者的不同论述，且他对这些西方学者的表述并未全盘接受，而是在此基础上总结出了“民族”与“国家”两个概念之间的主要区别。在吴文藻看来：

民族乃一种文化精神，不含政治意味，国家乃一种政治组织，备有文化基础。民族者，里也，国家者，表也。民族精神，实赖国家组织以保存而发扬之。民族跨越文化，不复为民族;国家脱离政治，不成其为国家。民族跨越文化，作政治上之表示，則进为国家;国家脱离政治，失政治上之地位，则退为民族。民族与国家应有之区别，即以有无政治上之统一为断。^[11]35-36
　　在这一结论性的表述当中，吴文藻将“民族”与“国家”分属于文化和政治两个范畴，很明确地对二者进行了区分。而且他认为“国家”建基在“民族”之上，“民族”才是“里”;“国家”则为民族精神的凝聚与发扬提供了必要的条件。“民族”，在吴文藻看来是一个“文化”和“心理”的概念。而中国的“中华主义”，在吴文藻看来也是一种“民族主义”，即一种以文化为核心的民族心理的显现。很明显，吴文藻是以文化来界定民族，并且也是在文化的基础之上确定中国的“民族主义”，亦即“中华民族”的。
　　潘光旦在1936年所作的《民族的根本问题》中，将“国家”、“种族”、“民族”放在一起进行比较和分析，说道：

“国家”容易和“民族”相混，例如西文的nation一字，便有人译作国家，民族或国族。“民族”容易和“种族”相混，因为一个民族总有它的所由构成的种族的成分;凡是同种族的人，容易聚合在一个民族之下，而不愿意分散在几个民族之内。其实这三个民族都不难分别的。同是一种结合，国家的意义是政治的、法律的、经济的;种族的意义是生物学的与人类学的;民族则介乎二者之间。一个人群的结合，在种族的成分上，既有相当的混合性，在语言、信仰、以及政、法、经济等文化方面，又有过相当持久的合作的历史……这样一个结合，便是一个民族。^[12]239
　　很明显，潘光旦和吴文藻一样，将“文化”看作是“民族”的核心，并且将“民族”置于以“政治”为核心的“国家”与以“血缘”为核心的“种族”这两个概念之间，以说明“民族”与“国家”、“种族”之间的关系。在他看来，“民族”既有“种族”因素的影响，同时也有“政治”等因素的影响，因此“民族”远较“种族”和“政治”复杂，要对“民族”进行区分必须要综合考虑种族、语言、宗教、政治、经济等多方面因素，不可执其一端。对于“种族”，潘光旦认为当以血缘为划分的标准，并且指出在西方存在着“种族”和“民族”之间的混淆，在种族武断主义影响之下对其他“民族”施以排斥甚至屠杀。他认为这种“种族”和“民族”的混淆，在中国并没有发生。而且潘光旦在未完成的手稿《中国之民族问题》中说：“英文的nation一字，一部分人译做民族，另一部分人译做国家;nationalism一字，一部分人译做民族主义，另一部分人译做国家主义，这些微译名的不同居然成为两个政党的旗号，居然掀起了不少的论战，到最近日本人打来，双方才言归于好，认为根本上没有多大分别！”^[12]491可见，这“民族”与“国家”的争论实在是一起西方民族观念传入中国之后，因翻译而产生的公案。在这起公案中，“民族”与“国家”之间的区分，已经成为了两个对立党派之间的旗号。 　　吴文藻和潘光旦虽然并未明言后来费孝通提出的“多元一体格局”，但是却在实际上已经将这样一层意思在自己的论述中表达了出来。费孝通提出的“多元一体格局”是最为接近吴文藻的观点的。潘光旦虽未明言中华民族由多个民族构成，但是在他的表述中“种族”颇类似于中国的少数民族，不同的种族是可以组成一个民族的。他们都认为在中国这个“国家”中存在着众多以文化的不同作为区分标志的“民族”，而“中华民族”则作为一种“民族主义”的表述联系和统一国内的众多民族。
　　这两位先生，对费孝通都有直接的影响。因此，当顾颉刚发表《中华民族是一个》时，否定中国内部存在“五大民族和许多小民族”，意欲不再使用或者谨慎使用“民族”一词时，便立即写信向顾颉刚质疑。
　　其实顾颉刚在1930年代中期之前，是如吴文藻、费孝通一样使用“民族”概念的。例如顾颉刚在1933至1934年间所作《春秋、战国史讲义第一编（民族与疆域）》便用文化作为“民族”的决定标准，说道：“那时人对于民族的见解和现在不同，他们不是用血统来定而是用文化来定的，所以蛮夷用了华夏的文化就看他们为华夏，华夏而学了蛮夷的文化就看他们为蛮夷”^[13]99。他在《中华民族是一个》中警戒知识分子“从今以后要绝对郑重使用‘民族’二字”，并不在于要取消以文化为核心的“民族”概念，而更多地出自于政治上的需求，即不可因知识分子的研究和言论给了分裂分子以口实，出于慎重知识分子们应该小心地使用“民族”一词。而顾颉刚对“民族”发生疑问，大致上来说起于1936或1937年，其原因多是政治上的形势所迫。顾颉刚在1937年所作的《西北回民应有的觉悟》中说：“‘民族’这个名词，大家用熟了，似乎没有什么问题，其实里边大有问题在”^[6]69，并且主张将共同的民族意识看作是“民族”的核心。在《中华民族的团结》中，顾颉刚已经认定“种族”以血缘为判断依据，而“民族”则主要是关涉民族心理的概念，认为“血缘相同者的集团，叫做‘种族’。有共同的历史背景、生活方式，而又有团结一致的民族情绪的集团，叫做‘民族’”^[6]49。在《如何可使中华民族团结起来》中，顾颉刚同样区分了“种族”和“民族”——“种族是物质的现象，指着人们所受祖先遗传的骨骼形态而言;民族却是心理的现象，指着一个人群的团结情绪而言”^[6]59。在此文中，顾颉刚还提到了“民族主义”，其义在实质上同吴文藻所说的“吾国的中华主义”是一致的。如果说中华民族不依了单一的“种族”为统一的原因，则是没有什么可争论的，因为这是历史的事实。在中国的上古时期，黄河中游至下游沿岸存在着不同的种族。这些种族因为战争、婚姻、移民等原因逐渐融合在了一起，这应该是没有太大争议的。因此，顾颉刚在“中华民族”和“种族”的关系上，认为没有必要通过单纯的“种族”来断定一个“民族”。在这一点上，他和吴文藻、潘光旦以及费孝通并没有太大的争议。但是，当顾颉刚认为“中华民族也不建立在同文化上”^[6]96时，费孝通便有异议了。
　　三、“民族”与“国家”——学术上的考辨之二
　　费孝通维护“文化”在“民族”概念中的重要地位，认为：“‘民族’一词若是根据文化、语言、体质的分歧而形成的团体，……它是可以有科学的用法”^[10]。然而，顾颉刚虽然看到了中华民族内部存在的多元文化，但为了要将中华民族归之为一，即从民族心理上实现中华民族的统一，他只好将文化置于“民族”之外。为此，他建议以“文化集团”为称。他将中国分为三个文化集团：汉文化集团，藏文化集团和回文化集团。其中汉文化集团，又包括满文化;藏文化集团，则包括了蒙文化在内;而回文化集团内部兼有汉文化和回文化。而为了协调多元文化和“中华民族”之间看似冲突的矛盾，顾颉刚便要将“文化”从“民族”中剔除。在《续论“民族”的意义和中国边疆问题》中，他同样说道：“体质、语言和文化都不是构成民族的条件。真正构成民族的条件只有一个，就是‘团结的情绪’”^[6]125。但是就如顾颉刚所说的一样，这并非学术观点上的明显变化，而是“态度”的改变，即在抗日的情形之下，要以民族的团结为要。光凭着《中华民族是一个》一文，不足以说明顾颉刚只看到了“一体”而没有看到文化上的“多元”，恰恰相反，顾颉刚很明确地知道在中国的疆域之内存在着多元文化，并且承认它们。顾颉刚从“吾国的中华主义”的“民族主义”出发，坚定地相信“中华民族是一个”，因此为了避免在文化的多元和民族的统一之间发生矛盾，他才将“文化”排除在斷定“民族”的核心因素之外，只是用了吴文藻“文化的及心理的概念”中“心理的”一端，而放弃了“文化的”一端。但是，同时他也无法完全否认中国存在着众多的少数民族，因此他便用了“种族”来指称通常意义上的“民族”。在《中华民族是一个》当中如此，在关于古史的论述中，顾颉刚也是如此。例如他在与童书业合作的《春秋史讲义》中说道：“我们所谓‘中华民族’，本不是固有的。照传统的观念，夏、商、周三代是我们民族的核心，然而这三代却是三个不同的种族。等到周人灭了商，确立封建制度，把原来各族赶走的赶走了，征服的征服了，经过几百年的同化，我们的‘中华民族’才开始萌芽”^[13]338。
　　为了回应费孝通的批评，顾颉刚在《续论“民族”的意义和中国边疆问题》中，引孙中山“我说民族主义就是国族主义，在中国是适当的，在外国便不适当”的观点，指出在中国对于“民族”应有不同的定义，并且认为“中国的‘国’和中华民族的‘民族’，才是恰恰相当”^[6]127。在围绕着“中华民族是一个”而展开的这场讨论47年后，费孝通在《谈“民族”》中指出了顾颉刚以及众多学者在当时的为难之处：“什么是民族？……我们常说的中华民族，就用了‘民族’这个词。同时又说中华民族包括汉族、满族、蒙古族、回族等56个民族。民族中包括民族，在概念上就不太清楚。在西方这样的说法，据我所知是没有的。这表明在我国的民族和西方所谓的民族存在着不完全相同的涵义”^[14]392。 　　费孝通解决这一矛盾的方式是接续吴文藻的观点并进一步地提出“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重新界定民族的涵义。但是他也无法完全将“中华民族”与“国家”分离开，他认为“中华民族”这个概念是“近代各族人民共同抵抗帝国主义侵略中形成的”^[14]394，因此这一概念自其产生始便有着浓厚的政治意味。而这政治意味正是中国在近代化的进程中建立“民族国家”的尝试和努力。
　　从总体上看，吴文藻、潘光旦、费孝通以及顾颉刚、傅斯年都并不反对“吾国之中华主义”的“民族主义”，亦即“中华民族”的一体性这一方面。而在具体地解决中国的“民族”和“国家”两个概念的关系问题时，顾颉刚有一个论述不多但是却颇有意味的方法。在《续论“民族”的意义和中国边疆问题》中，为了回应费孝通，顾颉刚在“民族”和“国家”之外引入了另外一个独属于中国的概念——“天下”。
　　顾颉刚在引了孙中山《民族主义》一文来回应费孝通之后，又引了顾炎武（亭林）：“有亡国，有亡天下。……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他将“国家”与“天下”相区分，认为“国家”是政治的组织，而“天下”则是指整个中国的文明。顾颉刚认为“古人所谓‘国’等于中央或地方的政府，正合于state，所谓‘天下’等于中华民族或中国人，正合于nation，意义非常清楚”^[6]128。由此看来，顾颉刚也认为“民族”并不等同于“国家”。“国家”是政治的组织，而“民族”同“天下”一样应当对应的是“文明”。
　　可惜，顾颉刚在这一问题上并没有更为深入的讨论和说明。如果他能够在顾炎武所说的“天下”上有更多地关注，多加论述，或许能够依此而解决“中华民族”和众多“少数民族”之间以及中国的整体文化和多元文化之间在表面上存在的矛盾，而无需使用“种族”一词。
　　近来，王铭铭主张可以用“文明体”来替代“民族体”。他认为中国近代化的过程在核心处乃是由文明体向民族体的转变。他以梁启超为例，指出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思考了中国的华夏民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关系问题，并且也面临了“中华民族”和“少数民族”之间矛盾的难题，认为与此同时“面对的还是梁启超的难题：在一个‘民族’概念盛行的年代，文明体找不到一个形容自身的、具有时代性的词汇，不得以模糊地用意义不同的同一个词——‘民族’”^[15]324-325。王铭铭进而认为“民族体虽已成为中国社会科学‘想象的共同体’，但却不能解释现实上依旧具备那么多文明体特征的当代中国;反过来说，文明体的概念虽不如民族体成熟和流行，但却能解释现实上依旧‘多元一体’的中国”^[15]324-325。
　　综上所述，1939年围绕着“中华民族是一个”的争论，顾颉刚和费孝通之间的分歧起源于“民族”一词的涵义究竟为何，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民族”、“种族”、“国家”之间的关系。在实质上，顾颉刚虽然坚持“中华民族是一个”，并且认为“中国之内决没有五大民族和许多小民族”，但是却并不否认中国存在着多元并存的文化实体。只是当顾颉刚碰上“民族”这个名词时，没有办法采用其它的表述方式，而“民族”这个名词一经采用之后就会带来一些无法避免的矛盾。这一矛盾，既是学术上的矛盾，也是政治上的矛盾。不同学者，对这一矛盾采用了不同的解决方式。顾颉刚在采用了“民族”一词之后，又在“民族”之外用了“种族”（部分表述中也用了“部族”），在“国家”之外用了“天下”，并且将“天下”相当于“民族”。如果因为顾颉刚所说“中国之内决没有五大民族和许多小民族”，就断定他不关注民族的多元，否定了多民族的存在，取消了民族的实体性，实在有些不太适宜。在顾颉刚的日记中，他便就如费孝通一样使用“民族”一词，并且明确地提到了中国国内的多民族 ^[16]。关于此，王铭铭的论断和态度颇为可取，他认为：“这场争论的是非，尽可由后人评说，但我们不应过度渲染顾颉刚这方的文史阵营与吴文藻这方的社会科学阵营之间的差异。诸如傅斯年、李济、顾颉刚的古代民族的历史学、考古学和神话学研究，虽则更侧重强调文明融合的古史基础，但也未曾否认融合的前提是差异;而诸如吴文藻、费孝通之类的民族社会科学研究，虽则更侧重在‘现场’把握民族的多样性，但一样未曾否认融合与互动的价值” ^[17]58-59。
　　四、上古史中的“族”和民族融合
　　施耐德曾集中論述了顾颉刚对于少数民族的关注，他认为：

顾颉刚在其所著《秦汉的方士与儒生》出版后的十数年中，其学术和个人的情绪受到一个特殊的主题——少数民族——支配。这个主题显示出顾氏对中国文化持续和中国民族生存之深度关切。虽然顾氏和其他中国学者对这个主题未予充分地发挥而且也运用不当，但他们对于中国文明发展过程之研究中，此主题变得非常重要。^[18]290
　　顾颉刚在其古史论述中对于中国古代民族的说明和分析主要集中在三方面：第一，中华民族的起源问题;第二，华夏民族和夷狄的关系问题;第三，中华民族融合的因素和过程问题。
　　顾颉刚在古史的论述中，对“民族”和“种族”的定义还是比较清晰的，即以“血缘”来说明“种族”，以“文化”来说明“民族”。在古史的论述中，无法完全明白地区分“种族”和“民族”，可能也是因为中华民族在形成的过程中，本来就存在着诸多民族或种族，特别是在上古史中较难判定某族号之下的人民是一个民族，还是一个种族，亦或一个有着诸多种族的民族。就顾颉刚在1940年代之后的古史论述来看，他基本上在“中华民族”或“华夏民族”的层面上使用“民族”一词，其他古代的少数民族则被他归在“种族”或“部族”的名称之下，或者单用“某族”来进行指称，但这也并非绝对的情况。 　　顾颉刚认为在探究中华民族的起源问题时，首先要打破两个观念：其一是中华民族起于一元;其二是在上古有着中国与夷狄的明确分野和疆域划分^[19]。他打破了秦汉的方士与儒生们建立起来的古史系统，指出三皇五帝并不是中国古史上真正的民族起源的记载，而是在战国、秦、汉之期大一统的要求以及“五德终始说”的观念之下人为地建构起来的古史系统。在《古史辨第四册序》中，顾颉刚说道：“到了战国时，许多小国并合的结果，成了几个极大的国;后来秦始皇又成了统一的事业。但各民族的种族观念是向来极深的，只有黄河下流的民族唤作华夏，其余的都唤作蛮夷。疆域的统一虽可使用武力，而消弭民族间的恶感，使其能安居于一国之中，则武力便无所施其技。于是有几个聪明人起来，把祖先和神灵的‘横的系统’改成了‘纵的系统’”^[2]110。顾颉刚认为中华民族在近代之所以受到列强的欺凌，正是因为这种一元的思想控制了民族的思维和活力，使得中华民族“丧失了创造力和自信力，不能反应刺戟，抵抗强权”^[2]116。因此他主张要打破这种一元的看法，认为汉民族应该积极吸收和接纳其他民族的文化与血缘，才能造就民族的活力与生机。
　　而他对于民族起源的基本看法则是中华民族中的主干——汉族是由很多小民族或种族融合而成的。在《三皇考》中，他指出“汉族本身……是许多小民族的大团结。三代，总算是汉族的核心了罢？但商和夏不是一民族，周和商也不是一民族，周和楚、越又不是一民族;经过了千年的融冶，春秋时的蛮夷，到战国时就看不见了，完全同化了。其间固然曾感受多少苦痛，但到现在竟真成为一族了，这一族是拆不开的了”^[20]22-23。顾颉刚虽然同意国民党政府统一国家的意识形态，并且积极地参与宣传，但是在民族的起源问题上却认为要以真实的史实为依据，“不必用同出一祖的空言来欺人”^[20]。施耐德也指出：“他认为少数民族参与中国文化之历史真象，更有助于汉族和其他民族间之了解和相互尊敬。他恐怕‘民族统一不能以谎言为基础’，所以他在一九三六年曾指出：民族统一最好是依靠真实而自然的根源——中国历史中各种族长期的混合”^[18]291-292。
　　在古史的论述中，虽然顾颉刚还是没法给“民族”、“种族”、“国家”以清晰的区别，但是他并未将眼光完全集中在“民族”的融合上，也关注到了“少数民族”在历史文化中的作用和地位。可见，他并未弃之不顾民族的多元，相反他将写作包括边疆各族历史在内的中国通史视为自己的责任^[4]244-266。在1938年，顾颉刚便表示自己有意要编一部中国通史。它“不专以汉族为本位，而以中华民族全体之活动为中心”^[6]87。顾颉刚也很清楚这项工作的困难：“我前数年到内蒙去，知道蒙古人是有历史记载的，他们叫做《红皮书》和《黄皮书》，藏在大寺院里;可是我们不懂得蒙文，没法读它。去年游藏民区域，知道喇嘛们虽多注意宗教和哲学而不大注意历史，可是历史记载也未尝没有，只因我们不懂藏文，没法搜集而已”^[6]108。并且他认为历史学應该从考古学、人类学等学科中吸收方法和成果，丰富对于上古民族的认识和考察。他在《古史辨第四册序》中便明言：“所谓华夏民族究竟从哪里来，它和许多领境的小民族有无统属的关系，此问题须待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的努力，非现有的材料所可讨论”^[2]110。
　　在梳理了民国思想史和顾颉刚本人的论述之后，我们发现，顾颉刚关于“中华民族”和“民族”的看法与思想同费孝通提出的“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在本质上是相似的。顾颉刚也承认中国存在着多元的文化实体，并且在古史的论述中试图梳理古代各民族的融合、迁徙的历史，丰富了中华民族多元性的历史性证明。
　　注 释：
　　[1] 这两封回信分别是《续论“中华民族是一个”——答费孝通先生》和《续论“中华民族是一个”——答费孝通先生（续）》。前者后分作两篇，题为《我什么要写“中华民族是一个”》以及《再论“本部”和“五族”两个名词》;后者后修改，题为《续论“民族”的意义和中国边疆问题》。

[2] 顾颉刚：《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一）》，中华书局，2011年。

[3] 傅斯年：《傅斯年全集（第四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
　　[4] 顾颉刚：《顾颉刚日记（卷四）》，中华书局，2011年。
　　[5] 顾颉刚在1939年5月2日的日记中，记有“看孟真开意见，想本文结构”，此处所说“此文”即《续论“中华民族是一个”——答费孝通先生》，可参考顾颉刚1939年4月24日、5月1日、3日及6日的日记;5月22日又记“钞孟真写给之材料，讫，预备作答孝通书”，此处所说“答孝通书”即《续论“中华民族是一个”——答费孝通先生（续）》，可参考顾颉刚1939年5月23日、24日及27日的日记，参见《顾颉刚日记（卷四）》。同时在《宝树园文存（卷四）·序录（一）》中，顾颉刚在《续论“民族”的意义和中国边疆问题》一条下也说道：“在执笔的时候，曾同傅孟真、徐旭生两君商讨，他们都参加了些意见”，参见顾颉刚：《宝树园文存（卷四）·序录（一）》。
　　[6] 顾颉刚：《宝树园文存（卷四）》，中华书局，2011年。
　　[7] 顾潮：《顾颉刚年谱（增订本）》，中华书局，2011年。

[8] 费孝通：《费孝通文集（第十三卷）》，群言出版社，1999年。
　　[9] 顾颉刚在1939年5月27日的日记中写道：“到费孝通处”;7月27日，“入城访孝通夫妇”;7月28日，“孝通偕张之毅来”;8月28日，“孝通来”;8月29日，“孝通偕陆忠义来”。参见顾颉刚：《顾颉刚日记（卷四）》。

[10] 费孝通：《关于民族问题的讨论》，《益世报》，1939年第19期。

[11] 吴文藻：《吴文藻人类学社会学研究文集》，民族出版社，1990年。

[12] 潘光旦：《潘光旦文集（第九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

[13] 顾颉刚：《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四）》，中华书局，2011年。

[14] 费孝通：《费孝通文集（第十卷）》，群言出版社，1999年。
　　[15] 王铭铭：《超社会体系》，三联书店，2015年。

[16] 1939年6月30日，顾颉刚在三天前刚将写给费孝通的第二封信修改完毕，而在这一天的日记中他为自己将来的写作定了一个简单的计划，其中有一条便是《中国边疆问题》，并写道：“此书主旨为团结国内各民族”。参见顾颉刚：《顾颉刚日记（卷四）》。

[17] 王铭铭：《超越“新战国”——吴文藻、费孝通的中华民族理论》，三联书店，2012年。

[18] [美]L. A. 施耐德：《顾颉刚与中国新史学——民族主义与取代中国传统方案的探索》，梅寅生译，华世出版社，1984年。

[19] 顾颉刚：《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十二）》，中华书局，2011年。
　　[20] 顾颉刚：《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二）》，中华书局，201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