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故乡是个多民族聚居的地方，也是古老的黄河文化早期发祥地之一，这里民族众多，不同的生活礼仪，构成了五彩缤纷的民俗画卷。
　　我的故乡古时称袍罕，唐代为河州，民国时改称临夏。在我出生的19世纪30年代时居民尚不足万人。这里的人们习惯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入夜，人们早早进入了梦乡，只有一些戏迷打着灯笼去戏园子看秦腔。
　　当雄鸡叫过三遍，东方天空现出鱼肚白时，古城醒了。随后远远传来了回族清真寺做“板达”及礼拜的呼唤声。接着渐渐传来的人声、开门声、脚步声、狗吠声、婴儿的哭声……汇成了一首嘈杂而热闹的晨曲。
　　到了红日头露出笑脸，三五成群的尕娃们背着书包走向学校时，城中间从南到北宽不过几米的狭长街道上，已是熙熙攘攘，人来人往。夹杂其间的尚有驮粮食、卖柴草的牲口和慢慢滚动着的木轮牛车。农民进城了，两旁的店铺急忙忙卸了门板，洒水抹柜台，算盘珠子摇得哗哗响。
　　走出南城门，是古城最繁华热闹的地方，店铺相连、商家济济、饭馆交错、摊贩拥挤，各色叫卖声不绝于耳。
　　西面有粮食市场，东面有枣市、柴草市，卧桥上面是鸟市。走过南关大街，经过石桥、水泉，临近大夏河边尚有骡马市场、木材市场。
　　那时古城唯一的交通工具是马帮，脚户哥们翻山越岭、南来北往得驮运货物。古城一年四季货源充足，而且还是农贸集散地。
　　每每到了五黄六月天，赤日炎炎、骄阳似火，农民忙在田间地头不进城，窄窄的街道陡地变得宽阔起来，除了流动小贩往来，行人寥寥无几。
　　从西向东滚滚流淌的大夏河远远遥望着古城顺势而下，奔向泄湖峡汇入黄河。从明朝时期兴修的南川渠，从尹集麻莲滩到南川一路浇灌了万亩良田。
　　但是，大夏河又像一头不可驯服的水狮，每到多雨季节，河水暴涨，原本只有几米宽的河面猛乍乍拓展到百米宽，成了一片汪洋。当地木材商只能眼睁睁看着集资搭建起来的木笼长桥，一个木笼接一个木笼被浊浪滚滚的洪水一一卷走，两岸围观的人们大眼瞪小眼，交通断了，过河人无可奈何、望水兴叹。只能待到十天半月后，水势渐弱，水流渐缓时偶见胆大的，会水的人涉水过河、也有人背人过河挣钱。
　　南城门上有赫然三个大字——古袍罕。
　　高大的青砖古城墙，东西窄，南北长，长方形的城郭九里三，高五丈，厚三丈，四面均有二层城楼，檐阁晕飞，极为壮观，其中南城楼最为气势宏大。
　　城墙外围有环绕的护城河，河宽三丈，河源二丈。可惜，我自小看到的只是杂草丛生的干壕。东西南三面城门是内外两道门，中间叫文泉子，也有不少的商铺。只是没有北城门，城楼上面是烧香磕头的泰庆宫。
　　古城回汉安居，交往甚密，经年累月，多成好友。我的祖辈亦与多个回族弟兄感情笃厚。回汉居住之地不知何时形成格局，城内汉族，城外八坊回族，往来亲密频繁。
　　站在南城头，只见红水河从西而来，平静地流淌在南城门外，随后向东奔流而去。跨过南门板桥即是八坊，瓦房屋顶鳞次栉比，小巷纵横，一座座高大的清真寺，恢宏肃穆，一处处高阁“唤醒楼”，高诵“邦客”召唤着回族同胞前去礼拜。
　　古城代表性的清真寺有：南关大寺、华寺、王寺、祁寺、大拱北等。每逢古尔邦节，上寺礼拜，互送油香，喜庆三日。汉族好友也会登门道喜。
　　向东望去，绿树成荫，农田茵茵，那是古城的蔬菜之乡——毛园。
　　举目向北，约有一二里长的沟壑坡头，坡顶上面是万亩良田的大北塬，坡头坡下有不成林的耐早的小榆树和片片杂草。越往西坡势越缓，依山而建的万寿观、二郎岗、七仙洞、澎音寺一个挨着一个，一层层飞檐翘角，一座座雕梁画栋的寺院庙宇，是善男信女烧香布施的道场。
　　从城头俯视，城北有临夏中学，早期的学子大都从这里毕业走向社会。城内屋脊交错，小巷纵横中有诸多宗教场所，从北向南有皇庙、喇嘛寺、白云观、马王庙、火神庙等，呈现出一派祥和之气。
　　古城从明清设镇台，民国改设专员公署。有两支军队在这里驻防，西北军阀马步芳的一个团在镇台衙门，兵多势重。中央军有一个连，驻守在城内大会馆。实际上是个聋子的耳朵，摆样子。专员公署在孔庙（现州党校旧址）里。
　　故乡临夏（古袍罕/河州）山清水秀，五谷丰登，是个宜居养人的地方。各族人民在劳动中创造了交流思想、表达情感的艺术语言，即曲调丰富的“河州花儿”，故临夏也被赞誉为“花兒之乡”。
　　在山野里，高亢、舒心地唱着：
　　中间的黄河两边的崖，
　　峡口里有两朵云彩；
　　云彩搭桥等你过来，
　　心上的花儿（哈）漫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