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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历二三月间（公历4月5日前后）的清明节，在中国悠久丰富的节庆文化传统里，是一个颇耐人寻味的节日。乍看起来，清明节有着自己鲜明的主题——哀思逝者，但再一留意，其悲中有欢的因素——如踏青等活动又浮现出来。也许是百姓日用而不知的缘故，国人似乎早已习惯了这种悲欢交织且并行不悖的习俗安排。是什么力量将这两种如此不同的音符排列在一起并奏出和谐的乐章呢？让我们沿着时间之流，循着节日生长的内在理路，探寻个中的奥妙吧。
提起清明，人们自然会想起唐代诗人杜牧的一首诗：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这首诗所透露出的那种淡淡的忧愁，今人也许很熟悉其中的意味。但在起初，清明并不具有这种意味，而只是一种节气的名称。中国古人发明的二十四节气，在靠天吃饭的农耕社会里，主要起着提醒农民根据气候变化安排农业生产的作用。清明时节，我国大部分地区春回大地，天清地明，气候转暖，万物复苏，正是春耕春种的最佳时机，田间地头到处是农民忙碌的身影，民谚常说：“清明谷雨两相连，浸种耕田莫迟延。”
这种敦促春耕的节气，是怎样变成祭奠先人的节日的呢？这不能不从清明前两天（也有前一天）的寒食节说起。寒食节是中国古代较早的节日，在清明成为节日前，承载着国人祭奠古圣先贤的职能。溯其源，可直追两千六百多年前春秋时代晋国的一个人物——介子推。传说，晋国公子重耳由于遭人暗算，被迫流亡在外。随侍在侧的亲信大臣介子推，为使重耳充饥，曾从自己身上割肉，煮熟了给他吃。流亡十九年后，重耳回到晋国，做了国君，此即成为春秋霸主的晋文公。重耳即位后，大肆封赏所有曾效忠于他的部下，惟独介子推拒绝领赏，并带着母亲躲到位于家乡（今山西介休）的绵山隐居起来。晋文公追到绵山，见不到介子推，遂下令放火焚山，企图以此逼迫他出山。大火烧了三天三夜，却始终不见介子推出山。等火熄灭后，四处搜山的人们，终于在一棵烧焦的大柳树旁，找到了介子推和他母亲的尸体。悲痛欲绝的晋文公下令每年的这一天，禁止生火，家家户户只能吃预先做好的熟食（冷食），以此纪念介子推。这个传说为寒食节的起源抹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其实，从历史的实际来看，禁火冷食主要反映了中国古人改火习俗的遗迹。原始社会，初民钻木取火，火种来之不易，取火的树种往往因季节变化而不断变换，因此，换取新火是古人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暮春三月正值改火，人们在新火未到之时，要禁止生火。汉代称寒食节为禁烟节，因为这天百姓人家不得举火，到了晚上才由宫中点燃烛火，并将火种传至贵戚重臣家中。对此，唐代诗人韩翃的《寒食》诗有生动描写：“春城无处不飞花，寒食东风御柳斜。日暮汉宫传蜡烛，轻烟散入五侯家。”由于寒食节期间禁止生火做饭，就需准备一些事先做好的熟食（即冷食），以备禁火期间食用，相沿成习，遂成寒食风俗。
从节日的起源看，寒食节禁火冷食是为了纪念介子推，与祭祀祖先并无关系。寒食节是从什么时候承担起祭祀祖先的功能的呢？从文献记载来看，早在寒食节出现之前，古人就有祭奠先人的习俗。起初，家中有人去世时，只挖墓坑安葬，不筑坟丘标显，祭祀主要在宗庙进行。后来棺木入土后，墓穴上要堆起一个坟头，可以让子孙后代以此为标记，记住先人埋葬的地方。墓祭由此有了物质的依托。这大概发生于春秋后期。据《礼记》记载，孔子二十四岁时，母亲去世，他将母亲的灵柩与之前去世的父亲的灵柩合葬在一起，并筑坟丘，以便日后上坟祭奠。战国时期，墓祭的风气逐渐浓厚起来。《孟子》里面有一个故事可作旁证：齐国有一个无所事事的人常乞讨于墓地之间，吃人家祭墓的供品。但是，一直到汉代，人们扫墓祭祖并无固定的日子，据《通典》记载，汉代的皇帝一年四季总要遣使或是亲往墓地祭拜。
进入唐代，民间逐渐兴起集中在寒食节祭扫的风气。这主要由三方面的原因所致。一是纪念同质使然，寒食节本身的纪念对象——介子推，代表着一种光明磊落、重义轻利的高尚人格，而人们顺从晋文公的命令，一代又一代地祭奠他，则代表着一种知恩图报、崇尚先贤的民族精神。寒食节这种纪念性质，与古人对滋养家族繁衍做出卓越贡献的列祖列宗的感恩纪念具有基本的同质性，在寒食节这天由纪念先贤发展到纪念祖先，也就顺理成章了。二是物候心理使然，寒食时节，正值冬去春来，万物萌生，人们不免感物思亲，挂念亡者，想到其坟墓亲临察看、祭奠。三是减少消耗使然，如果祭扫无固定时间，一年到头频繁祭扫，必然导致耗时耗财无度，极不利于勤俭持家。
唐朝的统治者顺应民意，于开元二十年（732）将寒食扫墓以法令的形式确立下来，并将之列入五礼。从此，不论士人还是平民，都将寒食节视为饮水思源、返本归宗的节日，其重要性在古代节日方阵中独树一帜，唐人王冷然有诗曰：“秋贵重阳冬贵腊，不如寒食在春前。”（《寒食篇》，《补全唐诗》）如此重要的节日，时间过短显然不足以表达人们的祭奠之情，由于清明距寒食节很近，人们便常常将扫墓沿至清明。开元二十四年（736），朝廷鉴于民间扫墓寒食、清明并举已相沿成习，下诏准许“寒食通清明四日为假”，这样，清明到来时，可以与寒食节一样放假。这项规定距今一千二百多年，说明从这时起清明开始具有某种国家法定节日的色彩。诗人的作品，也往往是寒食、清明并提，如韦应物有诗句说：“晴明寒食好，春园百卉开。”（《寒食》，《全唐诗》卷193）又如苏轼仿白居易《寒食野望吟》作《寒食诗》：“乌啼鹊噪昏乔木，清明寒食谁家哭。”（查慎行《苏诗补注》卷四十八）
清明由节气升为节日的过程，是与寒食节地位的下降伴随在一起的。宋元时期，人们在祭扫坟墓时，越来越流行焚烧纸钱。据说这可以护佑先人在阴曹地府过上幸福的生活。按照改火习俗，寒食节期间禁火，要从清明节开始升火。焚烧纸钱的行为只能在清明举行。这样，越来越多的人选择清明上坟。于是，像宋代诗人高翥所描绘的“南北山头多墓田，清明祭扫各纷然。纸灰飞作白蝴蝶，血泪染成红杜鹃”的墓祭场面便屡屡出现在史籍的记载中了。也就是从这时起，清明节逐渐由附属于寒食节的地位，上升到直接取代寒食节的地位。从此，每到清明时节，去往郊外墓地的路上，总是有络绎不绝行色匆匆的旅人。这其中不仅有居住在祖墓附近的人们，还有旅居海外不远万里赶回祖籍的侨胞。祖先的亡灵就像强力磁场，紧紧地将平日散居各地的家人们凝聚在一起。 扫墓祭祖给人的印象是悲伤的，但这只是清明节的明面。如果循着历史的脉络，回到清明固有的生长轨迹上去，我们会发现，其实，清明还有它的另一面相——欢快踏青。唐诗中即充斥着丰富的踏青游春景象。像羊士谔所云：“别馆青山郭，游人折柳行。落花经上巳，细雨带清明。鶗鴂流芳暗，鸳鸯曲水平。归心何处醉，宝瑟有馀声。”（《寒食宴城北山池，即故郡守荣阳郑钢目为折柳亭》，《全唐诗》卷332）李正封所云：“晓日清明天，夜来嵩少雨。千门尚烟火，九陌无尘土。酒绿河桥春，漏闲宫殿午。游人恋芳草，半犯严城鼓。”（《洛阳清明日雨霁》，《全唐诗》卷347）来鹄所云：“几宿春山逐陆郎，清明时节好烟光。归穿细荇船头滑，醉踏残花屐齿香。风急岭云飘迥野，雨馀田水落方塘。不堪吟罢东回首，满耳蛙声正夕阳。”（《清明日与友人游玉粒塘庄》，《全唐诗》卷642）想想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的诗句：“风光烟火清明日，歌哭悲欢城市间。”（《清明日登老君阁望洛城赠韩道士》，《全唐诗》卷456）不免让人困惑：墓间祭扫的悲情与春游兴酣的喜悦，这两个看似冲突的元素，是通过一个什么样的力量安排在一起的呢？
原来，清明在成为节日的过程中，不仅涵纳了寒食习俗，还吸收了另一个上古节日——上巳踏青游春的内容。上巳节，古时在农历三月三日举行，主要风俗是踏青、祓禊（临河洗浴），以祈求收获生命的力量，祛除魔鬼的作祟。古人朴素地认为，春天万物复苏，主宰生机，水承上天雨露而成，充满神秘的活力，因此，在春天的河水里洗浴，对妇女顺利怀孕大有裨益，据古史传说，殷商的祖先契的孕育，就是由于其母在河里洗浴，吞食鸟卵所致。对于士人而言，修禊、踏青，同样意味着对生命的强烈渴望，不过这是通过追求天人合一境界而达致的文化生命。据《论语》记载，孔子有一次与众弟子讨论人生志向，听到曾皙说：“暮春时节，穿着刚做好的春服，与朋友们到沂水沐浴吹风，然后唱着歌踏上归途。”孔子会心一笑，说：“我赞同你的理想。”至晋代，潘尼有诗曰：“暮春春服成，百草敷英蕤”，“羽觞乘波进，素卵随流归”，生动反映了上巳祓禊、踏青传承的历史轨迹。王羲之的兰亭之会，表明修禊、踏青习俗在士人中基本成型，在流觞曲水间体验冥冥之中的天命意志，进而擢升自己的人生境界，也就成了上巳习俗中最重要的文化内涵。
以追求生机为目标的上巳习俗，为什么会被以祭奠亡人为底色的清明节吸纳进去呢？归结起来，主要有两点原因。一是从节日时间上看，清明、上巳两节前后相接，相距不远，加之古人交通不便，清明郊外上坟时顺便踏青，正可节哀自重。二是从文化渊源上看，中华民族是个乐天知命的民族，人们视亲人之死为“归”，意为人生于无形，死后复归于无形。生死之间不是绝对的对立，阴间乃为阳世的延长或补充。从这个意义看，清明节恰是沟通生与死、阳与阴的一个平台。在这个平台上，人们除了要祭奠亡人，以通阴间，同时也需迎春活动，以顺阳气。因此，清明游春与祭墓本是一枚硬币的两面，离则两伤，合则俱美。从深层文化心理看，这倒也符合支配民众伦理生活的儒家中和之道——“乐而不淫，哀而不伤”。
自唐代开始，人们在清明行祭之余，便兴致勃勃地进行郊游宴饮活动了。宋元时期，清明游春宴饮之风更盛。如《东京梦华录》所述：“清明节……都城人出郊，士庶阗塞，四野如市。往往就芳树之下或园圃之间，罗列杯盘，互相劝酬。都城之歌儿舞女，遍满园亭，抵暮而归。”闭上眼睛想想，在暮春三月的明媚阳光里，人们告别蛰伏的户居生活，鼻子里吸着青青绿草的气息，脚下踩着松软的土地，行进在姹紫嫣红、莺歌燕舞的乡间小路上，那时的心情该是多么轻快与愉悦！也难怪元代一首描写清明踏青的诗作能够长年流传：“尽说游行好，春深桃李天。香车旅曲水，宝马踏荒烟。”缘于此，现代作家丰子恺风趣地将清明踏青称作“借墓游春”。
比起成年男子，小孩和妇女是“借墓游春”的最大受益者。传统社会，读书人家不让妇女和小孩随便外出，只有到清明扫墓时，依祭礼需全家出动，才无意中成就了他们少有的出外郊游的机会。但正是他们的加盟，使得清明墓祭活动增添了几缕动人的色彩。清人田泰斗的《竹枝词》“鸡豚麦饭祭清明，几页花幡墓上横，剩得丝绵一张纸，儿童偷去作风筝”，描述了顽皮的儿童不顾彩幡祭墓的需要，而抢去制作风筝的生动场景。清人彭秋潭的《竹枝词》“缟袂丹裙素色衣，山城士女插青归，偶然摘朵山花戴，惹得游蜂绕鬓飞”，则描述了士女扫墓、归途踏青游玩的鲜活画面。这些仪态端庄的淑女们，平日里深居闺阁，好不容易得到这样一个可以抛头露面的合法途径，自然是格外珍惜，尽情享乐。但是，当这些女子流连忘返于自然美景时，殊不知她们自身也成了节日里一道道亮丽养眼的风景线。据清人蓝鼎元《鹿洲初集》记载，康熙年间的某个清明节，福建建宁镇副将薛受益扫墓时，路遇一群结队祭扫的女子，其中有一黑衣女子深深打动了他的心灵，回去马上打听其家世，知其年方十六，尚未许人，遂托媒于她家，成就一段美满姻缘。
考察清明节丰富的节日文化内涵，不难给我们一个启迪，要充分认清清明节悲与欢这对看似对立的两种元素的关系，就必须依照“同情的了解”的态度，切入中国文化自身的思想脉络——阴阳协和观念中去感悟。在中国传统文化主流中，一个事物内部的两种因素，不是一个克服另一个的关系，而是阴阳互补、交相为用的。事物的发展不是裂变，而是循环，不是单线演进，而是圆周运动。从这个意义上看，西方文化传统的生死观，是向死而生，人活着奋斗的动力，来自对死亡的恐惧的克服；中国文化传统则认为，生与死之间不是断裂的，而是有着一个内在的连续性。人的肉体生命的结束，恰是其精神生命的开端。古人将立德列为三不朽的最高层，关键就在于代代相传的墓祭制度，可以通过感念先辈的功德，使其灵魂获得永生，如元人刘因诗所说：“簪花楚楚归宁女，荷锸纷纷上冢人。万古人心生意在，又随桃李一番新。”（《寒食道中》，《元诗选初集·甲集·丁亥集》，中华书局，1987，156页）古老的中华民族就是在这种年复一年的代际传递中新陈代谢，亘古弥新。
（选自《文史知识》）
提起清明，人们自然会想起唐代诗人杜牧的一首诗：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这首诗所透露出的那种淡淡的忧愁，今人也许很熟悉其中的意味。但在起初，清明并不具有这种意味，而只是一种节气的名称。中国古人发明的二十四节气，在靠天吃饭的农耕社会里，主要起着提醒农民根据气候变化安排农业生产的作用。清明时节，我国大部分地区春回大地，天清地明，气候转暖，万物复苏，正是春耕春种的最佳时机，田间地头到处是农民忙碌的身影，民谚常说：“清明谷雨两相连，浸种耕田莫迟延。”
这种敦促春耕的节气，是怎样变成祭奠先人的节日的呢？这不能不从清明前两天（也有前一天）的寒食节说起。寒食节是中国古代较早的节日，在清明成为节日前，承载着国人祭奠古圣先贤的职能。溯其源，可直追两千六百多年前春秋时代晋国的一个人物——介子推。传说，晋国公子重耳由于遭人暗算，被迫流亡在外。随侍在侧的亲信大臣介子推，为使重耳充饥，曾从自己身上割肉，煮熟了给他吃。流亡十九年后，重耳回到晋国，做了国君，此即成为春秋霸主的晋文公。重耳即位后，大肆封赏所有曾效忠于他的部下，惟独介子推拒绝领赏，并带着母亲躲到位于家乡（今山西介休）的绵山隐居起来。晋文公追到绵山，见不到介子推，遂下令放火焚山，企图以此逼迫他出山。大火烧了三天三夜，却始终不见介子推出山。等火熄灭后，四处搜山的人们，终于在一棵烧焦的大柳树旁，找到了介子推和他母亲的尸体。悲痛欲绝的晋文公下令每年的这一天，禁止生火，家家户户只能吃预先做好的熟食（冷食），以此纪念介子推。这个传说为寒食节的起源抹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其实，从历史的实际来看，禁火冷食主要反映了中国古人改火习俗的遗迹。原始社会，初民钻木取火，火种来之不易，取火的树种往往因季节变化而不断变换，因此，换取新火是古人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暮春三月正值改火，人们在新火未到之时，要禁止生火。汉代称寒食节为禁烟节，因为这天百姓人家不得举火，到了晚上才由宫中点燃烛火，并将火种传至贵戚重臣家中。对此，唐代诗人韩翃的《寒食》诗有生动描写：“春城无处不飞花，寒食东风御柳斜。日暮汉宫传蜡烛，轻烟散入五侯家。”由于寒食节期间禁止生火做饭，就需准备一些事先做好的熟食（即冷食），以备禁火期间食用，相沿成习，遂成寒食风俗。
从节日的起源看，寒食节禁火冷食是为了纪念介子推，与祭祀祖先并无关系。寒食节是从什么时候承担起祭祀祖先的功能的呢？从文献记载来看，早在寒食节出现之前，古人就有祭奠先人的习俗。起初，家中有人去世时，只挖墓坑安葬，不筑坟丘标显，祭祀主要在宗庙进行。后来棺木入土后，墓穴上要堆起一个坟头，可以让子孙后代以此为标记，记住先人埋葬的地方。墓祭由此有了物质的依托。这大概发生于春秋后期。据《礼记》记载，孔子二十四岁时，母亲去世，他将母亲的灵柩与之前去世的父亲的灵柩合葬在一起，并筑坟丘，以便日后上坟祭奠。战国时期，墓祭的风气逐渐浓厚起来。《孟子》里面有一个故事可作旁证：齐国有一个无所事事的人常乞讨于墓地之间，吃人家祭墓的供品。但是，一直到汉代，人们扫墓祭祖并无固定的日子，据《通典》记载，汉代的皇帝一年四季总要遣使或是亲往墓地祭拜。
进入唐代，民间逐渐兴起集中在寒食节祭扫的风气。这主要由三方面的原因所致。一是纪念同质使然，寒食节本身的纪念对象——介子推，代表着一种光明磊落、重义轻利的高尚人格，而人们顺从晋文公的命令，一代又一代地祭奠他，则代表着一种知恩图报、崇尚先贤的民族精神。寒食节这种纪念性质，与古人对滋养家族繁衍做出卓越贡献的列祖列宗的感恩纪念具有基本的同质性，在寒食节这天由纪念先贤发展到纪念祖先，也就顺理成章了。二是物候心理使然，寒食时节，正值冬去春来，万物萌生，人们不免感物思亲，挂念亡者，想到其坟墓亲临察看、祭奠。三是减少消耗使然，如果祭扫无固定时间，一年到头频繁祭扫，必然导致耗时耗财无度，极不利于勤俭持家。
唐朝的统治者顺应民意，于开元二十年（732）将寒食扫墓以法令的形式确立下来，并将之列入五礼。从此，不论士人还是平民，都将寒食节视为饮水思源、返本归宗的节日，其重要性在古代节日方阵中独树一帜，唐人王冷然有诗曰：“秋贵重阳冬贵腊，不如寒食在春前。”（《寒食篇》，《补全唐诗》）如此重要的节日，时间过短显然不足以表达人们的祭奠之情，由于清明距寒食节很近，人们便常常将扫墓沿至清明。开元二十四年（736），朝廷鉴于民间扫墓寒食、清明并举已相沿成习，下诏准许“寒食通清明四日为假”，这样，清明到来时，可以与寒食节一样放假。这项规定距今一千二百多年，说明从这时起清明开始具有某种国家法定节日的色彩。诗人的作品，也往往是寒食、清明并提，如韦应物有诗句说：“晴明寒食好，春园百卉开。”（《寒食》，《全唐诗》卷193）又如苏轼仿白居易《寒食野望吟》作《寒食诗》：“乌啼鹊噪昏乔木，清明寒食谁家哭。”（查慎行《苏诗补注》卷四十八）
清明由节气升为节日的过程，是与寒食节地位的下降伴随在一起的。宋元时期，人们在祭扫坟墓时，越来越流行焚烧纸钱。据说这可以护佑先人在阴曹地府过上幸福的生活。按照改火习俗，寒食节期间禁火，要从清明节开始升火。焚烧纸钱的行为只能在清明举行。这样，越来越多的人选择清明上坟。于是，像宋代诗人高翥所描绘的“南北山头多墓田，清明祭扫各纷然。纸灰飞作白蝴蝶，血泪染成红杜鹃”的墓祭场面便屡屡出现在史籍的记载中了。也就是从这时起，清明节逐渐由附属于寒食节的地位，上升到直接取代寒食节的地位。从此，每到清明时节，去往郊外墓地的路上，总是有络绎不绝行色匆匆的旅人。这其中不仅有居住在祖墓附近的人们，还有旅居海外不远万里赶回祖籍的侨胞。祖先的亡灵就像强力磁场，紧紧地将平日散居各地的家人们凝聚在一起。 扫墓祭祖给人的印象是悲伤的，但这只是清明节的明面。如果循着历史的脉络，回到清明固有的生长轨迹上去，我们会发现，其实，清明还有它的另一面相——欢快踏青。唐诗中即充斥着丰富的踏青游春景象。像羊士谔所云：“别馆青山郭，游人折柳行。落花经上巳，细雨带清明。鶗鴂流芳暗，鸳鸯曲水平。归心何处醉，宝瑟有馀声。”（《寒食宴城北山池，即故郡守荣阳郑钢目为折柳亭》，《全唐诗》卷332）李正封所云：“晓日清明天，夜来嵩少雨。千门尚烟火，九陌无尘土。酒绿河桥春，漏闲宫殿午。游人恋芳草，半犯严城鼓。”（《洛阳清明日雨霁》，《全唐诗》卷347）来鹄所云：“几宿春山逐陆郎，清明时节好烟光。归穿细荇船头滑，醉踏残花屐齿香。风急岭云飘迥野，雨馀田水落方塘。不堪吟罢东回首，满耳蛙声正夕阳。”（《清明日与友人游玉粒塘庄》，《全唐诗》卷642）想想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的诗句：“风光烟火清明日，歌哭悲欢城市间。”（《清明日登老君阁望洛城赠韩道士》，《全唐诗》卷456）不免让人困惑：墓间祭扫的悲情与春游兴酣的喜悦，这两个看似冲突的元素，是通过一个什么样的力量安排在一起的呢？
原来，清明在成为节日的过程中，不仅涵纳了寒食习俗，还吸收了另一个上古节日——上巳踏青游春的内容。上巳节，古时在农历三月三日举行，主要风俗是踏青、祓禊（临河洗浴），以祈求收获生命的力量，祛除魔鬼的作祟。古人朴素地认为，春天万物复苏，主宰生机，水承上天雨露而成，充满神秘的活力，因此，在春天的河水里洗浴，对妇女顺利怀孕大有裨益，据古史传说，殷商的祖先契的孕育，就是由于其母在河里洗浴，吞食鸟卵所致。对于士人而言，修禊、踏青，同样意味着对生命的强烈渴望，不过这是通过追求天人合一境界而达致的文化生命。据《论语》记载，孔子有一次与众弟子讨论人生志向，听到曾皙说：“暮春时节，穿着刚做好的春服，与朋友们到沂水沐浴吹风，然后唱着歌踏上归途。”孔子会心一笑，说：“我赞同你的理想。”至晋代，潘尼有诗曰：“暮春春服成，百草敷英蕤”，“羽觞乘波进，素卵随流归”，生动反映了上巳祓禊、踏青传承的历史轨迹。王羲之的兰亭之会，表明修禊、踏青习俗在士人中基本成型，在流觞曲水间体验冥冥之中的天命意志，进而擢升自己的人生境界，也就成了上巳习俗中最重要的文化内涵。
以追求生机为目标的上巳习俗，为什么会被以祭奠亡人为底色的清明节吸纳进去呢？归结起来，主要有两点原因。一是从节日时间上看，清明、上巳两节前后相接，相距不远，加之古人交通不便，清明郊外上坟时顺便踏青，正可节哀自重。二是从文化渊源上看，中华民族是个乐天知命的民族，人们视亲人之死为“归”，意为人生于无形，死后复归于无形。生死之间不是绝对的对立，阴间乃为阳世的延长或补充。从这个意义看，清明节恰是沟通生与死、阳与阴的一个平台。在这个平台上，人们除了要祭奠亡人，以通阴间，同时也需迎春活动，以顺阳气。因此，清明游春与祭墓本是一枚硬币的两面，离则两伤，合则俱美。从深层文化心理看，这倒也符合支配民众伦理生活的儒家中和之道——“乐而不淫，哀而不伤”。
自唐代开始，人们在清明行祭之余，便兴致勃勃地进行郊游宴饮活动了。宋元时期，清明游春宴饮之风更盛。如《东京梦华录》所述：“清明节……都城人出郊，士庶阗塞，四野如市。往往就芳树之下或园圃之间，罗列杯盘，互相劝酬。都城之歌儿舞女，遍满园亭，抵暮而归。”闭上眼睛想想，在暮春三月的明媚阳光里，人们告别蛰伏的户居生活，鼻子里吸着青青绿草的气息，脚下踩着松软的土地，行进在姹紫嫣红、莺歌燕舞的乡间小路上，那时的心情该是多么轻快与愉悦！也难怪元代一首描写清明踏青的诗作能够长年流传：“尽说游行好，春深桃李天。香车旅曲水，宝马踏荒烟。”缘于此，现代作家丰子恺风趣地将清明踏青称作“借墓游春”。
比起成年男子，小孩和妇女是“借墓游春”的最大受益者。传统社会，读书人家不让妇女和小孩随便外出，只有到清明扫墓时，依祭礼需全家出动，才无意中成就了他们少有的出外郊游的机会。但正是他们的加盟，使得清明墓祭活动增添了几缕动人的色彩。清人田泰斗的《竹枝词》“鸡豚麦饭祭清明，几页花幡墓上横，剩得丝绵一张纸，儿童偷去作风筝”，描述了顽皮的儿童不顾彩幡祭墓的需要，而抢去制作风筝的生动场景。清人彭秋潭的《竹枝词》“缟袂丹裙素色衣，山城士女插青归，偶然摘朵山花戴，惹得游蜂绕鬓飞”，则描述了士女扫墓、归途踏青游玩的鲜活画面。这些仪态端庄的淑女们，平日里深居闺阁，好不容易得到这样一个可以抛头露面的合法途径，自然是格外珍惜，尽情享乐。但是，当这些女子流连忘返于自然美景时，殊不知她们自身也成了节日里一道道亮丽养眼的风景线。据清人蓝鼎元《鹿洲初集》记载，康熙年间的某个清明节，福建建宁镇副将薛受益扫墓时，路遇一群结队祭扫的女子，其中有一黑衣女子深深打动了他的心灵，回去马上打听其家世，知其年方十六，尚未许人，遂托媒于她家，成就一段美满姻缘。
考察清明节丰富的节日文化内涵，不难给我们一个启迪，要充分认清清明节悲与欢这对看似对立的两种元素的关系，就必须依照“同情的了解”的态度，切入中国文化自身的思想脉络——阴阳协和观念中去感悟。在中国传统文化主流中，一个事物内部的两种因素，不是一个克服另一个的关系，而是阴阳互补、交相为用的。事物的发展不是裂变，而是循环，不是单线演进，而是圆周运动。从这个意义上看，西方文化传统的生死观，是向死而生，人活着奋斗的动力，来自对死亡的恐惧的克服；中国文化传统则认为，生与死之间不是断裂的，而是有着一个内在的连续性。人的肉体生命的结束，恰是其精神生命的开端。古人将立德列为三不朽的最高层，关键就在于代代相传的墓祭制度，可以通过感念先辈的功德，使其灵魂获得永生，如元人刘因诗所说：“簪花楚楚归宁女，荷锸纷纷上冢人。万古人心生意在，又随桃李一番新。”（《寒食道中》，《元诗选初集·甲集·丁亥集》，中华书局，1987，156页）古老的中华民族就是在这种年复一年的代际传递中新陈代谢，亘古弥新。
（选自《文史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