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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大雨正下着，环绕在微微倾斜的山腰的小路，已经变成了一条带有玄武岩褐红的溪流，整夜地流淌着。我躺在一个小茅棚里，听着这就在草墙旁边涓涓的流水声，丝毫没有减弱的迹象。黎明时分，鸟儿啾啾地唱歌，水牛哞哞地叫着，公鸡也在屋顶打鸣。山峦起伏，树木苍翠。那清新的空气和云雾，不知是从附近的山顶扩散下来，还是从盆地升起，朦朦胧胧，四处蔓延，像一幅摇曳闪烁的水墨画。
东边，山脚的坡地正散发出一片自然的光彩，正像一幅用完完全全的自然色绘制的漆画。成千上万的丝瓜开出的小黄花点缀在万绿丛中，成百上千的白蝴蝶翩翩飞舞。而那些紫色的小圆茄，则像是学生用的墨水一样星星点点的。我坐在这潮湿的草堆里，似梦非梦，想到了我的画，想起了我的父亲。
四十三个来自潮州的大人和孩子，在郭家门前驻足。郭家是他们的同乡，在这里发展了半个世纪，现在已经成为此地最富有的家庭之一了。郭老先生已经上了年纪，他走到每一个木质圆桌旁，不断向大家作揖问好：“大家好好吃，吃饱了再说！”
在他乡吃的第一顿饭，就是这样一桌丰盛的潮州宴。初次见面时的局促马上就消失了，宽大的餐厅不断响起大家浓郁的、抑扬顿挫而又清晰可辨的潮州腔。郭老先生在各桌之间停留，侧着头，像是在仔细倾听大家的声音。有孩子们的声音，有妇女的声音，都是原汁原味儿的乡音。
孩子们乖乖地吃着饭，时而看看母亲，像是希望得到母亲的应许。母亲把孩子们洒落在碗旁的一粒粒米饭拾起，放到自己的碗里。而男人们，则是急切地询问着，竖起耳朵仔细地听。通过某种方式，郭老先生的传奇故事已经传遍了每个饭桌。他那时还是一个十三岁的孩子，跟着做郎中的叔叔，四处去采药。每过一个村庄，他都收集玻璃瓶、鸭毛……到如今，已经成为东南亚地区从事进出口贸易的知名企业家。大家都仰视郭老先生，把他当作自己的榜样。人们的脸上都明显表现出一种深切的渴望。好像饭局还没结束，大家就都开始谈论如何谋生，立业，集资，做买卖。好像大家已经确定，明天就要立刻投入到工作中，去完成自己的梦想。也就是在那个饭局之后，阿珊惶惶张张地跌下了楼，肚子胀得鼓鼓的，想要打喷嚏，但是又打不出，饭翻回口中，他瞪着眼睛，因为吃得太多以至于都无法呼吸了。
叶先生已经回来了，想来好像是找不到四十年前自己熟悉的堤岸的路了。在这片土地上，发生不知多少场战争，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改革，早已物是人非。而自己，也早已不是那个青丝缕缕，白天整日在码头装货卸货，晚上就混迹赌场的青年。他已经秃顶，白发稀疏。他慢慢地沿着闪烁着霓虹广告的罗街路走过。带路的人信誓旦旦地说会找到叶先生的朋友廖康，只要他还住在堤岸这一带。他不停地在小巷里打听着，叶先生也跟着打探着狭窄而又让人感到有些熟悉的街巷。
那一排排点心铺子是某年中秋他曾经帮忙卖货的地方。没有客人的时候，卖东西的人的表情显得慌忙，仿佛是有什么事儿突然让他痛心。他的双眼漫不经心地看着道路，又仿佛做着像天空中的云朵一样变化无常的梦。想着许多汽车、楼房，体面的衣着，数也不数地花钱。
路边，十几个人正围着一个黑板。一个人正认真地听着一个破旧收音机吭哧哼哧的声音，在黑板上写下五个数字。三轮车夫将一张彩票展开，认真地看着。当听到中奖号码公布，他撕碎了彩票，任碎片散落在路上，无精打采地骑上了车。
叶先生知道，什么叫做一个梦的破灭。四十多年前的一天，将近黎明，他怅惘地走出赌场，两手空空。在陌生的街头，他拖着疲惫的双脚，看着路旁卖吃的小车，猪头肉在灯光下显得格外诱人。一位年轻的妇人大声叫着，那声音同他家乡的小姑娘的声音一样绵延不绝。他身体很虚弱，在人行道上席地而坐。闭上眼，闻到炒粉的味道。夹杂着一点儿焦味儿，叫卖声中掺杂着家乡的音调，让他肝肠寸断。
回到堤岸的第一天夜里，他在开着冷气的旅馆的床垫上突然惊醒，惊慌失措，不知是梦里还是真的有一声接一声的喊“炒粉”的声音。他打开阳台的窗户向路上望去。一辆老旧的小车慢慢停下，一位穿着深蓝色衣服的老妇人，驼着背，沙沙地叫着“炒粉”。这叫喊声就像一阵狂风将他刮得魂不附体，那座心中无形的庙宇也发生了倾斜。那个饥饿的夜晚让他的心又绞到了一起。从前那渴望吃肠粉的心让他想叫上一大盘。但是，叫上来了又能怎么样呢？
我走进屋子，看到两位老人一边说话一边哭泣。那位陌生的老人摇着头，满面愁容，默默地哭泣，而我父亲在一旁安慰。陌生老人擦了擦眼泪，握住我父亲的手。我父亲也哭了。两位老人看到我回来，父亲把我叫到他们面前，说道：“这位是叶方伯伯。我跟叶方伯伯、陈珊是同乡，坐同一条船来的越南。阿珊一来就死了，而我和叶方伯伯已经结为了兄弟。
我已经很久没有遇见过故乡来的人了。今天，见到伯伯，我高兴极了，问道：“这么多年伯伯都在哪儿啊？”
“新加坡。”
“您在那边生活得很不错吧？”
“嗯，是的，伯伯很富有。”
他擦了擦眼泪接着说：“孩子，你有什么想要的吗？钱还是女装？你想要什么伯伯就给你什么。“
“谢谢伯伯，我什么也不想要。”
他一下子怔住了。痛苦地看了看我父亲，然后转过来看着我，又流下了泪水。“每个人都有想要的东西的”，他接着说。
我只好说：“我想要的，只有老天能给我呢！”
我还没来得及說完我的意思，老人的眼睛又模糊了，好像有什么东西堵住了。他沉浸在了一个世界中，把头埋在了胸前。
四十年前的一天夜里，叶方从赌场回到寓所，邀请我父亲和他一起离家谋生。“我们的好运不在这里。”叶方已经欠下太多的债，那些债像我父亲那样工作一辈子也无法还清。为什么我父亲没有一起走？他没有提及这些。通常，一个地方能够留住一个人，有时是因为那个地方埋葬着挚友亲人，有时是因为那里有着跟自己一同生活的心爱的女人。而这两点原因我父亲都有。四十年来，每逢清明，父亲都会为阿珊扫墓。之后，为母亲的墓培土，修葺母亲的墓，父亲都会带着我。我们父女俩孤零零地为母亲的墓挑土，除草，重新理清碑上的字迹，上香，然后静静地顺着小道走到那里坐下，望向山脚，盆地那边远远的，深绿色中透着一种芸薹的白色。一串串辣椒，西红柿都红透了。还有成百上千只蝴蝶，在这华美奇幻的盆地里翩翩起舞，像是在梦中一样。 父亲很少提到母亲。他们二人彼此相爱，相许，生下了我。之后，母亲去世了。父亲不知道，一个男人在失去自己心爱的女人之后，自己的生命还有什么意义。但是，我慢慢长大，那种不幸渐渐渗入脊髓，以至于在某个时候，我深深地明白，失去母亲是一个人最大的损失;而后来的失去钱财、朋友、爱情，都只不过是一些微不足道的损失罢了。
叶方在他们分开的那夜十年后回来寻找我的父亲。他在马来西亚已经积攒了丰厚的家产。生意红火了，他想让我的父亲同他一道去那边谋生。而我的父亲拖家带口的，在天灾和战乱频频的地方又是过着怎样的生活呢？数百美军已经部署在这个地方。这个国家以后即使不被美国的炮弹打击得灰飞烟灭，也会在美国大兵的美元攻势下而破碎。“离开这儿，走吧！”“那孩子呢？”“交给外婆带，每个月寄些生活费回来。”我正在玩游戏，一下子站起来，踢开旁边的一切，跑到叶方面前大叫道：“你太坏了！妈妈才过世，丢下我不管了，你还怂恿我爸爸也不要我了！你以后死了，没有人给你哭丧！”
为什么我会这么说呢？那时候，人们相信，我被母亲的亡灵附体来诅咒叶方。我不记得我曾经说过这些话。当叶方因没有办法挽回过错而绝望地低下头时，我爸才提起这件事儿。我也尝试着思考，为什么我会用这样恶毒的话语去诅咒他人？我那时之所以提到人死而无人哭丧，可能是因为我母亲的葬礼才刚刚结束没几个月。所有人都嚎啕大哭，看着人们往母亲的棺材上钉钉子，我感到了不幸，握紧小小的拳头锤在棺材上，恸哭道：“妈妈，不要丢下我！”
“别丢下我！”难道是那三天的歇斯底里的哭泣已经深深地刻在了我的心里？可能，我注定会带着对孤独的恐惧而度过一生。就像我那诅咒的话让叶方永远无法忘怀一样。老先生七十岁，有妻子，有儿子和儿媳妇，有女儿和女婿，有孙子和外孙。他家产丰厚，以至于地方财政报纸将他列入了 1980年代最富有的五十人名录。叶方拥有了福、禄、寿三项。但是，每天晚上，他还是会惊醒，会觉得自己听到了那个小孩儿的哭喊声“你以后死了，没有人给你哭丧！”已入暮年，叶先生渐渐能够感觉到一个孩子说“你太坏了，你怂恿我父亲”时眼中的恐惧。
我拉着他的手叫道：“伯伯。”
他睁开眼睛，摇了摇头，没说什么，连一口气都没有出。
人们顺着雨势在山腰上种烟草。当烟草树发芽的时候，成千上万的蝴蝶会飞来。烟草杆上的花经常会吸引许多颜色各异的蝴蝶来回起舞。我跟在后面。盆地土质松软，气候湿润。站在一排排的烟草杆中，我伸起手，让蝴蝶环绕着飞舞。父亲也坐在山腰上，向我挥挥手。我高兴地跟着五彩的蝴蝶雀跃，但每跑两三步就会回头看看父亲，而且只要遇到稍微高大一点儿，可以遮住半个人脸那么高的烟草杆时，我就会赶紧跑回父亲身边，抱紧他。我爸都会安抚我，说道“爸爸在这里嘛。”经常，我会从梦中惊醒，大声叫着“不要丢下我！”这种对被抛弃的恐惧的心理，或许是失去母亲的孩子一辈子的阴影，是一辈子都会遭受的折磨。
戊申年春节的夜里，做完除夕夜的供拜，父亲带我去供拜关帝庙。我站在母亲遗像的旁边，暗自许下了新年的愿望，然后才去睡觉。鞭炮声响起，枪炮声响起。硝烟四起，战火纷纷。我赶紧坐起来，喊“爸爸！”父亲还没有回来。我赶紧跑出家门，在一片混乱、流弹中奔跑。爸爸，爸爸！当父女俩回到了老宅，父亲赶紧又拿出供桌祭拜土地，敬香，跪在地上，感谢神灵保佑了我。然后父亲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尘土。父亲拂了拂手。二十年来，父亲一直忙忙碌碌，省吃俭用。而现
在，又得一切从零开始。
从我很小的时候起，一种遗失和破败的感觉就一直渗透到我的大脑里。所以，我对他人的谢绝也同样简单而实在。“谢谢伯伯，我什么都不想要。”我从来不记得儿时的愿望。我平时也没有什么想要东西。有时候年轻气盛，我也会对一些东西有强烈的欲望。但是，那些东西，只有老天能赐给，人们把那称作是天才。有时，就像刚才，我也想象自己能够有一种能力，能够画一幅画。
这幅画能够在每年清明的时候提醒我，让我从容地从沙子路上走到半山腰我坐的地方，向下面的盆地看去。这个景象，父亲早已在我心中打好了底稿。
现在是雨季，这条小道差不多都变成了一条小溪。父亲和叶伯伯带着东西到山顶结义的地方祭拜阿珊。这儿当年是父亲还是叶伯伯专门为阿珊挑选的地方呢？在给阿珊的棺材培土的时候，父亲看了看周围的草木，抚慰道：“阿珊住在这儿，周围的景致倒也像是故乡了。”叶伯伯仰头望向天空，长叹一声“哎呀”，离开父母，离开兄弟，离开了家乡的父老乡亲，远渡重洋，到了这儿，却只吃了一顿饭就去世了。人生的意义难道只是把自己送到他乡，就离开人世吗！
叶先生咬着牙望向天边，双眼写满了深沉和愁苦，就像一个刚刚输了赌局的赌徒。
在老家村子的时候，亲戚朋友们经常缺穿少食，但是没有人是真正的穷苦！只是，到了去异乡谋食，去客地求生才深深感觉到了作为外人的低贱。叶先生在阿珊的坟前发誓，他们一定会有房子，有车子，一定会有很多很多钱。在墓碑前摆上了敬香、水果。纸钱，冥器摆成一排，串成一串。一屋子的冥器，竹篾冥纸，有前屋后院，楼上有阳台，而院子里又有赏月的地方。客房、书房宽敞明亮，还有供汽车停靠、司机住宿的车库。
叶伯伯默默为阿珊祷告，然后点燃了纸房子。他将纸钱一张一张地放入火中，我和父亲曾经这么做过一次。七十年代的头几年，父亲的生意也开始兴隆了。公司的现金流分散在上百个代理处。那天下午，代理们纷纷涌来上交货款。父亲也知道那些传闻，说是马上就要取消货币了，会按照人头平均分配钱财，要通过审查家产来打击资产阶级。但是，即使如此，也不能够不让前来算账的代理们交钱啊！那时候父亲还在数钱，点数。之后，他把一堆堆钱都扔到麻袋里。整夜，父亲都坐在一袋袋钱中间，无法入睡，在昏睡和惊恐的状况下等待黎明。兑换货币的人员帮助父亲申报现有的账目。父亲掏出了衣袋里的钱，交了申报凭证，看了看那一袋袋的钱财。它们不能申报，它们已经成了不合法的钱财。又有新的传闻了。父亲关上门，拿出了那个被用作烧纸钱的盆子，亲手将一袋袋钱投入火盆。烧了近一个小时，烟雾弥漫。我必须去厨房拿一些木炭，让这些钱烧得更快些，让房间通风。
纸钱，纸房子，纸糊的汽车，一会儿就全部烧完了。
两位老人站了起来。从父亲深邃的眼神中，我仿佛看到了很多年前，一个少年在竹丛中折断一枝竹子，做成竹笛，与童年时的女孩嬉戏。鲁迅的那条小道已经走成了大路，而李白的那轮月亮他们也曾举头而望，低头思念自己的故乡。两位老人相约回到老家的村子。叶伯伯马上就要飞往香港了。父亲还没有申请到护照，会通过中越边境陆路进入中国。
父亲年纪大了，半夜常常醒来，突然想起某年的这事儿那事儿。他想起了戊申年春节攻势之后的那个新年，他去圣母天后庙祈福，借了几个橘子和一个红包来作为本钱。农历十五，父亲带了两桶橘子和许多红包前来还愿。父亲还记起，曾经承诺要在能婶的兒子上学的那年送他一双鞋。现在，他已经长大了，他的儿子也已经长大了，还住在那个村子里。父亲亲自去给他们父子买鞋。父亲还记得，在那次换钱事件之后，得了重病，住在医院。有一位女医生，每次发粥的时候都会问我父亲的痛是否好些了？我去找了那人，让父亲感谢，并道别。没过多久，附近的人都知道父亲马上就要走了，都来道别，或者给父亲送一些礼。看到那些面孔，或是听到了一些名字，父亲都会提起共同经历的新事旧事，剪不断，理还乱。白天，父亲都接待那些前来送别的客人，或是去熟人家里辞行;而晚上，就在家里来回走着，清点行李，向我吩咐各种事务。我看着父亲，突然一种难以名状的情感触动了我。我恳求道：“父亲，路太远了，您还是不要去了吧！”
父亲笑了笑，说：“我不是去什么地方，我只是回家。”
我又来到那条成溪的小道。竹篱边雨水成河，匆匆地向下流淌。盆地上空的雾气已经散去。蝴蝶飞来，像是在瓜藤上聚会。鸟儿也飞来觅食，不再在那竹丛叽叽喳喳了。一片片蘑菇冒了出来，一群群黄蚂蚁忙着产卵。我踩在那条溪流里，把脚放在细沙上，在温暖的斜阳下，从容地走着，就像蝴蝶的翅膀，那样轻盈。
责任编辑 包倬
东边，山脚的坡地正散发出一片自然的光彩，正像一幅用完完全全的自然色绘制的漆画。成千上万的丝瓜开出的小黄花点缀在万绿丛中，成百上千的白蝴蝶翩翩飞舞。而那些紫色的小圆茄，则像是学生用的墨水一样星星点点的。我坐在这潮湿的草堆里，似梦非梦，想到了我的画，想起了我的父亲。
四十三个来自潮州的大人和孩子，在郭家门前驻足。郭家是他们的同乡，在这里发展了半个世纪，现在已经成为此地最富有的家庭之一了。郭老先生已经上了年纪，他走到每一个木质圆桌旁，不断向大家作揖问好：“大家好好吃，吃饱了再说！”
在他乡吃的第一顿饭，就是这样一桌丰盛的潮州宴。初次见面时的局促马上就消失了，宽大的餐厅不断响起大家浓郁的、抑扬顿挫而又清晰可辨的潮州腔。郭老先生在各桌之间停留，侧着头，像是在仔细倾听大家的声音。有孩子们的声音，有妇女的声音，都是原汁原味儿的乡音。
孩子们乖乖地吃着饭，时而看看母亲，像是希望得到母亲的应许。母亲把孩子们洒落在碗旁的一粒粒米饭拾起，放到自己的碗里。而男人们，则是急切地询问着，竖起耳朵仔细地听。通过某种方式，郭老先生的传奇故事已经传遍了每个饭桌。他那时还是一个十三岁的孩子，跟着做郎中的叔叔，四处去采药。每过一个村庄，他都收集玻璃瓶、鸭毛……到如今，已经成为东南亚地区从事进出口贸易的知名企业家。大家都仰视郭老先生，把他当作自己的榜样。人们的脸上都明显表现出一种深切的渴望。好像饭局还没结束，大家就都开始谈论如何谋生，立业，集资，做买卖。好像大家已经确定，明天就要立刻投入到工作中，去完成自己的梦想。也就是在那个饭局之后，阿珊惶惶张张地跌下了楼，肚子胀得鼓鼓的，想要打喷嚏，但是又打不出，饭翻回口中，他瞪着眼睛，因为吃得太多以至于都无法呼吸了。
叶先生已经回来了，想来好像是找不到四十年前自己熟悉的堤岸的路了。在这片土地上，发生不知多少场战争，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改革，早已物是人非。而自己，也早已不是那个青丝缕缕，白天整日在码头装货卸货，晚上就混迹赌场的青年。他已经秃顶，白发稀疏。他慢慢地沿着闪烁着霓虹广告的罗街路走过。带路的人信誓旦旦地说会找到叶先生的朋友廖康，只要他还住在堤岸这一带。他不停地在小巷里打听着，叶先生也跟着打探着狭窄而又让人感到有些熟悉的街巷。
那一排排点心铺子是某年中秋他曾经帮忙卖货的地方。没有客人的时候，卖东西的人的表情显得慌忙，仿佛是有什么事儿突然让他痛心。他的双眼漫不经心地看着道路，又仿佛做着像天空中的云朵一样变化无常的梦。想着许多汽车、楼房，体面的衣着，数也不数地花钱。
路边，十几个人正围着一个黑板。一个人正认真地听着一个破旧收音机吭哧哼哧的声音，在黑板上写下五个数字。三轮车夫将一张彩票展开，认真地看着。当听到中奖号码公布，他撕碎了彩票，任碎片散落在路上，无精打采地骑上了车。
叶先生知道，什么叫做一个梦的破灭。四十多年前的一天，将近黎明，他怅惘地走出赌场，两手空空。在陌生的街头，他拖着疲惫的双脚，看着路旁卖吃的小车，猪头肉在灯光下显得格外诱人。一位年轻的妇人大声叫着，那声音同他家乡的小姑娘的声音一样绵延不绝。他身体很虚弱，在人行道上席地而坐。闭上眼，闻到炒粉的味道。夹杂着一点儿焦味儿，叫卖声中掺杂着家乡的音调，让他肝肠寸断。
回到堤岸的第一天夜里，他在开着冷气的旅馆的床垫上突然惊醒，惊慌失措，不知是梦里还是真的有一声接一声的喊“炒粉”的声音。他打开阳台的窗户向路上望去。一辆老旧的小车慢慢停下，一位穿着深蓝色衣服的老妇人，驼着背，沙沙地叫着“炒粉”。这叫喊声就像一阵狂风将他刮得魂不附体，那座心中无形的庙宇也发生了倾斜。那个饥饿的夜晚让他的心又绞到了一起。从前那渴望吃肠粉的心让他想叫上一大盘。但是，叫上来了又能怎么样呢？
我走进屋子，看到两位老人一边说话一边哭泣。那位陌生的老人摇着头，满面愁容，默默地哭泣，而我父亲在一旁安慰。陌生老人擦了擦眼泪，握住我父亲的手。我父亲也哭了。两位老人看到我回来，父亲把我叫到他们面前，说道：“这位是叶方伯伯。我跟叶方伯伯、陈珊是同乡，坐同一条船来的越南。阿珊一来就死了，而我和叶方伯伯已经结为了兄弟。
我已经很久没有遇见过故乡来的人了。今天，见到伯伯，我高兴极了，问道：“这么多年伯伯都在哪儿啊？”
“新加坡。”
“您在那边生活得很不错吧？”
“嗯，是的，伯伯很富有。”
他擦了擦眼泪接着说：“孩子，你有什么想要的吗？钱还是女装？你想要什么伯伯就给你什么。“
“谢谢伯伯，我什么也不想要。”
他一下子怔住了。痛苦地看了看我父亲，然后转过来看着我，又流下了泪水。“每个人都有想要的东西的”，他接着说。
我只好说：“我想要的，只有老天能给我呢！”
我还没来得及說完我的意思，老人的眼睛又模糊了，好像有什么东西堵住了。他沉浸在了一个世界中，把头埋在了胸前。
四十年前的一天夜里，叶方从赌场回到寓所，邀请我父亲和他一起离家谋生。“我们的好运不在这里。”叶方已经欠下太多的债，那些债像我父亲那样工作一辈子也无法还清。为什么我父亲没有一起走？他没有提及这些。通常，一个地方能够留住一个人，有时是因为那个地方埋葬着挚友亲人，有时是因为那里有着跟自己一同生活的心爱的女人。而这两点原因我父亲都有。四十年来，每逢清明，父亲都会为阿珊扫墓。之后，为母亲的墓培土，修葺母亲的墓，父亲都会带着我。我们父女俩孤零零地为母亲的墓挑土，除草，重新理清碑上的字迹，上香，然后静静地顺着小道走到那里坐下，望向山脚，盆地那边远远的，深绿色中透着一种芸薹的白色。一串串辣椒，西红柿都红透了。还有成百上千只蝴蝶，在这华美奇幻的盆地里翩翩起舞，像是在梦中一样。 父亲很少提到母亲。他们二人彼此相爱，相许，生下了我。之后，母亲去世了。父亲不知道，一个男人在失去自己心爱的女人之后，自己的生命还有什么意义。但是，我慢慢长大，那种不幸渐渐渗入脊髓，以至于在某个时候，我深深地明白，失去母亲是一个人最大的损失;而后来的失去钱财、朋友、爱情，都只不过是一些微不足道的损失罢了。
叶方在他们分开的那夜十年后回来寻找我的父亲。他在马来西亚已经积攒了丰厚的家产。生意红火了，他想让我的父亲同他一道去那边谋生。而我的父亲拖家带口的，在天灾和战乱频频的地方又是过着怎样的生活呢？数百美军已经部署在这个地方。这个国家以后即使不被美国的炮弹打击得灰飞烟灭，也会在美国大兵的美元攻势下而破碎。“离开这儿，走吧！”“那孩子呢？”“交给外婆带，每个月寄些生活费回来。”我正在玩游戏，一下子站起来，踢开旁边的一切，跑到叶方面前大叫道：“你太坏了！妈妈才过世，丢下我不管了，你还怂恿我爸爸也不要我了！你以后死了，没有人给你哭丧！”
为什么我会这么说呢？那时候，人们相信，我被母亲的亡灵附体来诅咒叶方。我不记得我曾经说过这些话。当叶方因没有办法挽回过错而绝望地低下头时，我爸才提起这件事儿。我也尝试着思考，为什么我会用这样恶毒的话语去诅咒他人？我那时之所以提到人死而无人哭丧，可能是因为我母亲的葬礼才刚刚结束没几个月。所有人都嚎啕大哭，看着人们往母亲的棺材上钉钉子，我感到了不幸，握紧小小的拳头锤在棺材上，恸哭道：“妈妈，不要丢下我！”
“别丢下我！”难道是那三天的歇斯底里的哭泣已经深深地刻在了我的心里？可能，我注定会带着对孤独的恐惧而度过一生。就像我那诅咒的话让叶方永远无法忘怀一样。老先生七十岁，有妻子，有儿子和儿媳妇，有女儿和女婿，有孙子和外孙。他家产丰厚，以至于地方财政报纸将他列入了 1980年代最富有的五十人名录。叶方拥有了福、禄、寿三项。但是，每天晚上，他还是会惊醒，会觉得自己听到了那个小孩儿的哭喊声“你以后死了，没有人给你哭丧！”已入暮年，叶先生渐渐能够感觉到一个孩子说“你太坏了，你怂恿我父亲”时眼中的恐惧。
我拉着他的手叫道：“伯伯。”
他睁开眼睛，摇了摇头，没说什么，连一口气都没有出。
人们顺着雨势在山腰上种烟草。当烟草树发芽的时候，成千上万的蝴蝶会飞来。烟草杆上的花经常会吸引许多颜色各异的蝴蝶来回起舞。我跟在后面。盆地土质松软，气候湿润。站在一排排的烟草杆中，我伸起手，让蝴蝶环绕着飞舞。父亲也坐在山腰上，向我挥挥手。我高兴地跟着五彩的蝴蝶雀跃，但每跑两三步就会回头看看父亲，而且只要遇到稍微高大一点儿，可以遮住半个人脸那么高的烟草杆时，我就会赶紧跑回父亲身边，抱紧他。我爸都会安抚我，说道“爸爸在这里嘛。”经常，我会从梦中惊醒，大声叫着“不要丢下我！”这种对被抛弃的恐惧的心理，或许是失去母亲的孩子一辈子的阴影，是一辈子都会遭受的折磨。
戊申年春节的夜里，做完除夕夜的供拜，父亲带我去供拜关帝庙。我站在母亲遗像的旁边，暗自许下了新年的愿望，然后才去睡觉。鞭炮声响起，枪炮声响起。硝烟四起，战火纷纷。我赶紧坐起来，喊“爸爸！”父亲还没有回来。我赶紧跑出家门，在一片混乱、流弹中奔跑。爸爸，爸爸！当父女俩回到了老宅，父亲赶紧又拿出供桌祭拜土地，敬香，跪在地上，感谢神灵保佑了我。然后父亲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尘土。父亲拂了拂手。二十年来，父亲一直忙忙碌碌，省吃俭用。而现
在，又得一切从零开始。
从我很小的时候起，一种遗失和破败的感觉就一直渗透到我的大脑里。所以，我对他人的谢绝也同样简单而实在。“谢谢伯伯，我什么都不想要。”我从来不记得儿时的愿望。我平时也没有什么想要东西。有时候年轻气盛，我也会对一些东西有强烈的欲望。但是，那些东西，只有老天能赐给，人们把那称作是天才。有时，就像刚才，我也想象自己能够有一种能力，能够画一幅画。
这幅画能够在每年清明的时候提醒我，让我从容地从沙子路上走到半山腰我坐的地方，向下面的盆地看去。这个景象，父亲早已在我心中打好了底稿。
现在是雨季，这条小道差不多都变成了一条小溪。父亲和叶伯伯带着东西到山顶结义的地方祭拜阿珊。这儿当年是父亲还是叶伯伯专门为阿珊挑选的地方呢？在给阿珊的棺材培土的时候，父亲看了看周围的草木，抚慰道：“阿珊住在这儿，周围的景致倒也像是故乡了。”叶伯伯仰头望向天空，长叹一声“哎呀”，离开父母，离开兄弟，离开了家乡的父老乡亲，远渡重洋，到了这儿，却只吃了一顿饭就去世了。人生的意义难道只是把自己送到他乡，就离开人世吗！
叶先生咬着牙望向天边，双眼写满了深沉和愁苦，就像一个刚刚输了赌局的赌徒。
在老家村子的时候，亲戚朋友们经常缺穿少食，但是没有人是真正的穷苦！只是，到了去异乡谋食，去客地求生才深深感觉到了作为外人的低贱。叶先生在阿珊的坟前发誓，他们一定会有房子，有车子，一定会有很多很多钱。在墓碑前摆上了敬香、水果。纸钱，冥器摆成一排，串成一串。一屋子的冥器，竹篾冥纸，有前屋后院，楼上有阳台，而院子里又有赏月的地方。客房、书房宽敞明亮，还有供汽车停靠、司机住宿的车库。
叶伯伯默默为阿珊祷告，然后点燃了纸房子。他将纸钱一张一张地放入火中，我和父亲曾经这么做过一次。七十年代的头几年，父亲的生意也开始兴隆了。公司的现金流分散在上百个代理处。那天下午，代理们纷纷涌来上交货款。父亲也知道那些传闻，说是马上就要取消货币了，会按照人头平均分配钱财，要通过审查家产来打击资产阶级。但是，即使如此，也不能够不让前来算账的代理们交钱啊！那时候父亲还在数钱，点数。之后，他把一堆堆钱都扔到麻袋里。整夜，父亲都坐在一袋袋钱中间，无法入睡，在昏睡和惊恐的状况下等待黎明。兑换货币的人员帮助父亲申报现有的账目。父亲掏出了衣袋里的钱，交了申报凭证，看了看那一袋袋的钱财。它们不能申报，它们已经成了不合法的钱财。又有新的传闻了。父亲关上门，拿出了那个被用作烧纸钱的盆子，亲手将一袋袋钱投入火盆。烧了近一个小时，烟雾弥漫。我必须去厨房拿一些木炭，让这些钱烧得更快些，让房间通风。
纸钱，纸房子，纸糊的汽车，一会儿就全部烧完了。
两位老人站了起来。从父亲深邃的眼神中，我仿佛看到了很多年前，一个少年在竹丛中折断一枝竹子，做成竹笛，与童年时的女孩嬉戏。鲁迅的那条小道已经走成了大路，而李白的那轮月亮他们也曾举头而望，低头思念自己的故乡。两位老人相约回到老家的村子。叶伯伯马上就要飞往香港了。父亲还没有申请到护照，会通过中越边境陆路进入中国。
父亲年纪大了，半夜常常醒来，突然想起某年的这事儿那事儿。他想起了戊申年春节攻势之后的那个新年，他去圣母天后庙祈福，借了几个橘子和一个红包来作为本钱。农历十五，父亲带了两桶橘子和许多红包前来还愿。父亲还记起，曾经承诺要在能婶的兒子上学的那年送他一双鞋。现在，他已经长大了，他的儿子也已经长大了，还住在那个村子里。父亲亲自去给他们父子买鞋。父亲还记得，在那次换钱事件之后，得了重病，住在医院。有一位女医生，每次发粥的时候都会问我父亲的痛是否好些了？我去找了那人，让父亲感谢，并道别。没过多久，附近的人都知道父亲马上就要走了，都来道别，或者给父亲送一些礼。看到那些面孔，或是听到了一些名字，父亲都会提起共同经历的新事旧事，剪不断，理还乱。白天，父亲都接待那些前来送别的客人，或是去熟人家里辞行;而晚上，就在家里来回走着，清点行李，向我吩咐各种事务。我看着父亲，突然一种难以名状的情感触动了我。我恳求道：“父亲，路太远了，您还是不要去了吧！”
父亲笑了笑，说：“我不是去什么地方，我只是回家。”
我又来到那条成溪的小道。竹篱边雨水成河，匆匆地向下流淌。盆地上空的雾气已经散去。蝴蝶飞来，像是在瓜藤上聚会。鸟儿也飞来觅食，不再在那竹丛叽叽喳喳了。一片片蘑菇冒了出来，一群群黄蚂蚁忙着产卵。我踩在那条溪流里，把脚放在细沙上，在温暖的斜阳下，从容地走着，就像蝴蝶的翅膀，那样轻盈。
责任编辑 包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