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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是缘于办摄影展的劳累，也许是由于暖冬的过错，著名摄影家顾棣在个人“摄影艺术生涯６０周年回顾展”后病倒了。２００４年１２月４日，在我走进他的书房时，已是回顾展落幕后的第９天。
一张大大的书桌，两排满满的书柜，靠墙一个双人沙发，使面积本不算太小的房间多少显得有些拥挤。突然间，整整齐齐摆列在两排书柜间的那些展版，再一次强烈地吸引了我的目光，而激发我进一步探究这位老人的那段话正在眼前：他“具有很高的革命责任感和强烈的历史使命感。他非常勤奋敬业，廉洁自律、淡泊名利、自强不息。从事摄影工作６０年以来，总是相机不离身，笔不离手，干什么拍什么，记录什么，研究什么，总结什么。他拍的约六七万张照片和写下的１５００余万字的笔记，真实地记录了他一生的阅历，并从一个侧面见证了中国革命的局部历史和社会发展变化进程”。这是山西省摄影家协会、山西人民出版社在展览《前言》中对顾棣的评语。
是啊，６０年，整整一个甲子，身旁这位沧桑老人在这６０载的历史年轮上究竟留下了什么样的印迹呢？
待在沙发上坐定，老人不顾尚未痊愈的病体，迎着我探寻的目光娓娓道来……
最值得纪念的日子
顾棣，１９２８年生，河北阜平人，１９４０年投身革命，１９４４年１月加入中国共产党，９月参加八路军，随即到晋察冀军区第一期摄影训练队学习，从此步入中国革命摄影队伍。
“我步入摄影界，完全是一次偶然的机会。”顾棣说，“６０多年前的那一幕，好像发生在昨天一样清晰。”
１９４３年盛夏的一天，在放学回家的路上，顾棣遇见一位骑大红马的八路军干部。他腰挎手枪，肩上斜挂着一个小方匣。因为同路，他们便边走边攀谈起来。他问顾棣的学习和家庭情况，又聊起了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他问，老百姓苦不苦，怕不怕日本鬼子，对抗战胜利有没有信心……顾棣一一做了回答。也许是对顾棣的回答感到满意，这位八路军干部对顾棣产生了兴趣。他问顾棣：长大以后想干什么？顾棣说：“我有两个愿望，一是当八路军打日本鬼子；二是参加剧团搞宣传，我会唱歌、跳舞、打霸王鞭、扭秧歌，还会吹口琴、笛子，拉二胡。”他听后说：“小鬼这么聪明，又有这么多爱好，太好了，长大后不要干别的，跟我学摄影吧。”
这是顾棣平生第一次听到“摄影”二字。这位八路军干部把他挂着的小匣子打开，告诉顾棣什么是摄影，怎么取景，怎么用光、构图。他说：“学会摄影就可以到前线为八路军战士照相。照相机和枪一样，都是武器。你现在还小，再过一年，你长大了一些，我再开始教你。”第二天放学回家后，母亲告诉他，那位要教他摄影的八路军干部叫沙飞。从此，顾棣对摄影便有了挥之不去的向往。
１９４４年７月，顾棣高小毕业后，被保送到华北联大教育学院深造。９月上旬的一天，顾棣接到参加晋察冀军区摄影训练班学习的公函。９月１７日，顾棣独自背着行装，高高兴兴来到晋察冀军区画报社报到，在那里，他又一次见到了大摄影家、画报社主任沙飞。就是那一天，１９４４年９月１７日，“沙飞把我引上了摄影之路，领进了摄影艺术的大门”，成了“我一生中最值得纪念的日子”。回想当年，顾棣的脸上依然掩不住喜悦的神情。
终身受益的教诲
同时受到中国解放区最著名的四大摄影家——沙飞、石少华、郑景康、吴印咸的教诲，在中国摄影家成长史上，顾棣是独一无二的。四位摄影家的教诲，成为顾棣一生的座右铭和行动指南。
沙飞是中国现代摄影的奠基者。他拍摄的鲁迅先生以及八路军前方抗战的大量图片，真实地记录了历史，为人民革命摄影事业的创建和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抗日战争期间，在物质条件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沙飞于１９４２年创办了解放区第一个大型摄影画报社——晋察冀画报社。１９４４年９月，顾棣跨进晋察冀画报社大门时，画报社摄影记者李途、白连生就告诉他：“沙飞是中国摄影技术最高的摄影家，他看中了你，把你调来，这可是你的好福气啊！”这话让顾棣庆幸不已。
１９４４年１２月，摄影训练班开学不久，正赶上晋察冀边区召开群英会，时任画报社主任的沙飞，点名让顾棣与他一同参加会议报道。由此，顾棣开始了他摄影事业的学习与实践。在两个月的群英会期间，在沙飞和时任画报社副主任石少华的指导下，顾棣办展览、学文化、学摄影、学洗照片，从一个对摄影一窍不通的门外汉，逐渐步入摄影艺术的殿堂。沙飞、石少华语重心长地告诉他：“要以摄影为终身职业，不仅要学会拍照，还要学会冲洗、放大，学会当编辑、写文章。既要专，又要博，向多面手发展。”沙飞特别强调说：“摄影就是战斗，照相机就和战士手中的枪一样，是战斗武器，你要时刻握紧它。”两位恩师的谆谆教导，在顾棣心灵上烙上了深深印痕，对他的一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１９４５年８月，日本投降后，晋察冀画报社转移到张家口。在这里，顾棣遇到了时任摄影科科长的郑景康。郑景康，曾受聘为国民政府国际宣传处摄影室主任，参加八路军后，成为八路军总部的旅级干部、大摄影家。他十分重视对青年摄影人才的培养教育。当时，画报社的摄影干事包括顾棣只有３人。郑景康主动提出为他们上课。每天早晨天不亮，郑景康就叫他们３人起床上课。几天以后，另外两个爱睡懒觉的伙伴起不了床，每天只有顾棣按时上课，即使一个人，郑景康也认真讲，他讲构图、讲取景、讲用光……郑景康对他说：“光线就是摄影的生命线，自然光共有６种，如何用光，是拍好照片的关键。”“郑景康老师的用光技法，使我一生受益匪浅。”顾棣说。
顾棣与吴印咸的相识是在１９４６年３月。当时，吴印咸是延安电影团团长，在跟随我党内战调停组到北平谈判期间，抽空到张家口看望沙飞，并且巧遇顾棣。顾棣还为沙飞、石少华、吴印咸拍下了三人惟一的一张合影(见３２页下图)。１９５２年，在《解放军画报》社工作的顾棣，为了核实一组延安照片的说明去找时任长春电影制片厂副厂长的吴印咸，两人在北平再次相逢。此后，顾棣成了吴印咸家中的常客。每完成一些作品，顾棣总要拿上去让吴印咸指点，而每次吴印咸都要细心地给他分析作品的优缺点，讲解相关知识，乃至人生态度等许许多多东西。吴印咸语重心长地叮嘱他：“不要因为拍了几张好照片就沾沾自喜，以专家自居；更不要去争名夺利。只要你老老实实工作，作出了贡献，党和人民就会承认你。名是争不来的。”
从“向多面手发展”、“摄影就是战斗”，到“光线就是摄影的生命线”，再到“不要去争名夺利”，四位大摄影家的谆谆教诲，为顾棣６０余年的摄影艺术生涯注入了不竭的动力，也成就了他德艺双馨的美名。
对革命最大的贡献
当时在晋察冀画报社，最为珍贵的东西就是底片。１９４３年９月１５日，晋察冀北岳区历时３个月的反“扫荡”战斗开始后，为了保护这些比生命还重要的底片，沙飞专门成立了保护底片小分队，负责保护底片，并提出“人在底片在，人与底片共存亡”。期间，为了保护这些珍贵的底片资料，画报社有９位同志英勇牺牲，沙飞曾身负重伤。
抗战胜利后，人们刚刚过了半年多的和平生活，国民党便发动了内战。从１９４６年七八月起，画报社所在地连续不断地遭到国民党飞机的轰炸，底片、画报资料的安全受到严重威胁。一天，沙飞找到顾棣说：“这些底片是画报社的命根子，是战士用生命保护下来的。从现在起，把保护底片的任务交给你，只要人在就不能让底片丢失!”接到任务后，顾棣冒着敌人飞机轰炸的危险，跑到距驻地六七华里远的地方，找人打制了８个专门装底片的铁皮盒，将所有底片分装在铁皮盒内，又背着铁皮盒去找人焊牢，然后将它们放入便于携带的木箱中。
９月中旬，画报社遵照军区命令，开始由张家口向河北阜平农村转移。从张家口到阜平，顾棣背着底片箱，与画报社的其他同志日夜兼程，翻山越岭，躲过无数次国民党飞机的轰炸、扫射和土匪的袭击，将底片安全带到了目的地。
在这次转移中，数次惊险经历使顾棣终生难忘。
９月下旬，转移分队到达河北阜平花沟掌，画报社的同志把资料、行李等物品存放在老乡的一间屋子里。一天，当他们正准备到距驻地约１华里的地方吃饭时，突然听到院子里发出巨大的噼噼啪啪声，一看，发现与存放资料的屋子紧邻处着起了大火。当时院子中堆有很多柴草，风又很大，火借风势，一眨眼工夫，便燃成一片。情急之中，顾棣与同志们快速冲向存放资料的屋子，撞开房门，冲进火海，摸索着先将底片盒一一抱出，又第二次冲入大火，去抢救画报、行李。由于抢救及时，这次意外的火灾仅损失了一些画报、行李，数万张底片却完好无损。有了这次经历，沙飞对顾棣又提出了新的要求：“保护底片，不仅要防敌人、防水，还要防火。”
１９４６年冬，画报社接到命令，要求将画报社人员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上前线，一部分留后方。１８岁的顾棣强烈要求上前线，但最终被沙飞留了下来。沙飞说：“你的任务就是整理底片，你虽然在后方，但你的任务和前方的任务一样重要。”
从１９４７年开始，顾棣按照沙飞的要求，开始了底片整理工作。整理底片从何下手？那时还没有一个好的方案，担负整理任务的顾棣对底片的真正价值和保存意义，也没有确切的认识。顾棣回忆说：“那时，在将要整理的底片中，反映抗战的有２万多张，反映解放战争初期的有几千张，计两万四五千张。整理起来难度很大。”在没有现成整理方案的情况下，顾棣自己摸索着开始了整理工作。他首先将两万多张底片逐一冲洗，一张底片一张照片。经过几个月的紧张工作，洗相工作全部结束。１９４７年６月，根据沙飞指示，按照章文龙同志编排的底片整理分类目录，顾棣等人用比较科学的方法整理抗战８年的底片资料。不久，解放战争的底片资料从前方陆续送来，为了及时整理这些底片，根据画报社的指示，顾棣和另外３位同志，放下手中的其它工作，全身心地投入到解放战争底片资料的整理工作中。直到解放战争基本结束，随大部队进京后，顾棣才又开始继续进行抗战底片的整理工作。期间，为了补充一些已经缺失的照片说明，顾棣费尽周折找老同志和见证人回忆、记录，从旧画报上查找。直到１９５０年，这些用战士鲜血和生命保存下来的底片才全部整理完毕。从此，我党有了８年抗日战争、３年解放战争丰富、全面的影像纪实资料。如今，这些珍贵的摄影底片原版资料，全部保存在解放军画报社，成了研究党史、军史的珍贵史料。“这些底片涵盖了从八路军开辟抗日根据地、建立民主政权到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晋察冀根据地军民在军事、经济、政治、社会等所有方面的活动内容，有几十大类，解放战争时期的资料则更为全面。”顾棣说?熏“其中，抗战时期的资料形象地再现了整个中华民族与日本侵略者进行的最为直接和深刻的较量。无论在当时，还是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６０周年的今天，都具有宣传教育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
现在，每当看到挂在各种展览上的一张张当年抗战照片，顾棣都激动不已。因为他对这些照片太熟悉了，因为他深知这些照片里深藏着的另一种为他人所不知的东西，那就是他和他的战友们为保护这些底片而付出的汗水、鲜血乃至生命。
“想想当年为革命事业牺牲的战友，我们这些能在枪林弹雨中活下来的人，还有什么不知足，还有什么向党和人民索取的理由？我只有一如既往地为党和人民奉献，才能对得起那些牺牲的战友。”顾棣说，“我对革命的最大贡献就是保护和整理了这些底片，因为它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至于我自己的作品，那仅仅是个人的成果。它与这些被保存下来的底片相比，实在是微不足道。”
最大的夙愿
顾棣从参军到１９５８年转业山西，在部队从事摄影事业１５年，为图片的保存和整理归档工作默默奉献。转业至今的４０多年间，他用手中的相机拍摄了大量反映社会生活的照片，其中不乏优秀力作，如《刀光剑影》、《画家刘子麟》、《云飞枣香》、《踏雪奋战》，以及经过整整１６年酝酿才创作完成的《曙光》等。同时，他始终牢记恩师沙飞、石少华的教诲，坚持向多方面发展，与别人合作著书５部，其中《崇高美的历史再现》获中国图书大奖，发表文章７０余篇，个人撰稿超过１５０万字。
在６０余年的摄影艺术生涯中，顾棣总计拍摄照片六七万张，发表摄影作品超过６５００幅。作为一个艺术工作者，一个党员艺术工作者，在创作中，他始终遵循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贯彻“二为”方针，坚持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力求真实性、思想性和艺术性的统一，作品内容健康，形式完美，多具深邃寓意。他不仅新闻摄影功底深厚，而且擅长舞台、人物、风光、花卉、静物等艺术摄影，是杰出的多面手摄影家。
这次举办顾棣个人摄影艺术生涯回顾展，只是精选了其中的２００余幅作品，谈到它的意义，顾棣说：“我只是想用自己手中的相机，见证祖国６０年的沧桑巨变，弘扬中国人民勤劳勇敢、艰苦奋斗、不畏困难、不怕流血牺牲的崇高革命精神和传统美德。同时也是为了配合当前党和国家对未成年人的思想道德教育活动。”“如果在这些方面能奉献微薄之力，那也就是我‘最大的夙愿’。”
记得有人说过：发现一位摄影家，也就等于重新捡回了一段历史。摄影家就是为历史而生。我想，这里所说的历史，不仅仅是指过去，也包括现在和未来。现在和未来都将成为整个历史的一部分。正如顾棣，他既属于过去，更属于今天，也属于未来，因为他的一生是与摄影连在一起的，他的摄影作品不仅为历史留下了昨天和今天的形象记录，而且为历史发展中的明天留下了宝贵的借鉴。
坚拒了顾老送我下楼的脚步，在房门口与他握别。走在回家的路上时，我不禁默默地衷心祝福：顾老，愿您早日完全康复，明天一路更好。
一张大大的书桌，两排满满的书柜，靠墙一个双人沙发，使面积本不算太小的房间多少显得有些拥挤。突然间，整整齐齐摆列在两排书柜间的那些展版，再一次强烈地吸引了我的目光，而激发我进一步探究这位老人的那段话正在眼前：他“具有很高的革命责任感和强烈的历史使命感。他非常勤奋敬业，廉洁自律、淡泊名利、自强不息。从事摄影工作６０年以来，总是相机不离身，笔不离手，干什么拍什么，记录什么，研究什么，总结什么。他拍的约六七万张照片和写下的１５００余万字的笔记，真实地记录了他一生的阅历，并从一个侧面见证了中国革命的局部历史和社会发展变化进程”。这是山西省摄影家协会、山西人民出版社在展览《前言》中对顾棣的评语。
是啊，６０年，整整一个甲子，身旁这位沧桑老人在这６０载的历史年轮上究竟留下了什么样的印迹呢？
待在沙发上坐定，老人不顾尚未痊愈的病体，迎着我探寻的目光娓娓道来……
最值得纪念的日子
顾棣，１９２８年生，河北阜平人，１９４０年投身革命，１９４４年１月加入中国共产党，９月参加八路军，随即到晋察冀军区第一期摄影训练队学习，从此步入中国革命摄影队伍。
“我步入摄影界，完全是一次偶然的机会。”顾棣说，“６０多年前的那一幕，好像发生在昨天一样清晰。”
１９４３年盛夏的一天，在放学回家的路上，顾棣遇见一位骑大红马的八路军干部。他腰挎手枪，肩上斜挂着一个小方匣。因为同路，他们便边走边攀谈起来。他问顾棣的学习和家庭情况，又聊起了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他问，老百姓苦不苦，怕不怕日本鬼子，对抗战胜利有没有信心……顾棣一一做了回答。也许是对顾棣的回答感到满意，这位八路军干部对顾棣产生了兴趣。他问顾棣：长大以后想干什么？顾棣说：“我有两个愿望，一是当八路军打日本鬼子；二是参加剧团搞宣传，我会唱歌、跳舞、打霸王鞭、扭秧歌，还会吹口琴、笛子，拉二胡。”他听后说：“小鬼这么聪明，又有这么多爱好，太好了，长大后不要干别的，跟我学摄影吧。”
这是顾棣平生第一次听到“摄影”二字。这位八路军干部把他挂着的小匣子打开，告诉顾棣什么是摄影，怎么取景，怎么用光、构图。他说：“学会摄影就可以到前线为八路军战士照相。照相机和枪一样，都是武器。你现在还小，再过一年，你长大了一些，我再开始教你。”第二天放学回家后，母亲告诉他，那位要教他摄影的八路军干部叫沙飞。从此，顾棣对摄影便有了挥之不去的向往。
１９４４年７月，顾棣高小毕业后，被保送到华北联大教育学院深造。９月上旬的一天，顾棣接到参加晋察冀军区摄影训练班学习的公函。９月１７日，顾棣独自背着行装，高高兴兴来到晋察冀军区画报社报到，在那里，他又一次见到了大摄影家、画报社主任沙飞。就是那一天，１９４４年９月１７日，“沙飞把我引上了摄影之路，领进了摄影艺术的大门”，成了“我一生中最值得纪念的日子”。回想当年，顾棣的脸上依然掩不住喜悦的神情。
终身受益的教诲
同时受到中国解放区最著名的四大摄影家——沙飞、石少华、郑景康、吴印咸的教诲，在中国摄影家成长史上，顾棣是独一无二的。四位摄影家的教诲，成为顾棣一生的座右铭和行动指南。
沙飞是中国现代摄影的奠基者。他拍摄的鲁迅先生以及八路军前方抗战的大量图片，真实地记录了历史，为人民革命摄影事业的创建和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抗日战争期间，在物质条件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沙飞于１９４２年创办了解放区第一个大型摄影画报社——晋察冀画报社。１９４４年９月，顾棣跨进晋察冀画报社大门时，画报社摄影记者李途、白连生就告诉他：“沙飞是中国摄影技术最高的摄影家，他看中了你，把你调来，这可是你的好福气啊！”这话让顾棣庆幸不已。
１９４４年１２月，摄影训练班开学不久，正赶上晋察冀边区召开群英会，时任画报社主任的沙飞，点名让顾棣与他一同参加会议报道。由此，顾棣开始了他摄影事业的学习与实践。在两个月的群英会期间，在沙飞和时任画报社副主任石少华的指导下，顾棣办展览、学文化、学摄影、学洗照片，从一个对摄影一窍不通的门外汉，逐渐步入摄影艺术的殿堂。沙飞、石少华语重心长地告诉他：“要以摄影为终身职业，不仅要学会拍照，还要学会冲洗、放大，学会当编辑、写文章。既要专，又要博，向多面手发展。”沙飞特别强调说：“摄影就是战斗，照相机就和战士手中的枪一样，是战斗武器，你要时刻握紧它。”两位恩师的谆谆教导，在顾棣心灵上烙上了深深印痕，对他的一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１９４５年８月，日本投降后，晋察冀画报社转移到张家口。在这里，顾棣遇到了时任摄影科科长的郑景康。郑景康，曾受聘为国民政府国际宣传处摄影室主任，参加八路军后，成为八路军总部的旅级干部、大摄影家。他十分重视对青年摄影人才的培养教育。当时，画报社的摄影干事包括顾棣只有３人。郑景康主动提出为他们上课。每天早晨天不亮，郑景康就叫他们３人起床上课。几天以后，另外两个爱睡懒觉的伙伴起不了床，每天只有顾棣按时上课，即使一个人，郑景康也认真讲，他讲构图、讲取景、讲用光……郑景康对他说：“光线就是摄影的生命线，自然光共有６种，如何用光，是拍好照片的关键。”“郑景康老师的用光技法，使我一生受益匪浅。”顾棣说。
顾棣与吴印咸的相识是在１９４６年３月。当时，吴印咸是延安电影团团长，在跟随我党内战调停组到北平谈判期间，抽空到张家口看望沙飞，并且巧遇顾棣。顾棣还为沙飞、石少华、吴印咸拍下了三人惟一的一张合影(见３２页下图)。１９５２年，在《解放军画报》社工作的顾棣，为了核实一组延安照片的说明去找时任长春电影制片厂副厂长的吴印咸，两人在北平再次相逢。此后，顾棣成了吴印咸家中的常客。每完成一些作品，顾棣总要拿上去让吴印咸指点，而每次吴印咸都要细心地给他分析作品的优缺点，讲解相关知识，乃至人生态度等许许多多东西。吴印咸语重心长地叮嘱他：“不要因为拍了几张好照片就沾沾自喜，以专家自居；更不要去争名夺利。只要你老老实实工作，作出了贡献，党和人民就会承认你。名是争不来的。”
从“向多面手发展”、“摄影就是战斗”，到“光线就是摄影的生命线”，再到“不要去争名夺利”，四位大摄影家的谆谆教诲，为顾棣６０余年的摄影艺术生涯注入了不竭的动力，也成就了他德艺双馨的美名。
对革命最大的贡献
当时在晋察冀画报社，最为珍贵的东西就是底片。１９４３年９月１５日，晋察冀北岳区历时３个月的反“扫荡”战斗开始后，为了保护这些比生命还重要的底片，沙飞专门成立了保护底片小分队，负责保护底片，并提出“人在底片在，人与底片共存亡”。期间，为了保护这些珍贵的底片资料，画报社有９位同志英勇牺牲，沙飞曾身负重伤。
抗战胜利后，人们刚刚过了半年多的和平生活，国民党便发动了内战。从１９４６年七八月起，画报社所在地连续不断地遭到国民党飞机的轰炸，底片、画报资料的安全受到严重威胁。一天，沙飞找到顾棣说：“这些底片是画报社的命根子，是战士用生命保护下来的。从现在起，把保护底片的任务交给你，只要人在就不能让底片丢失!”接到任务后，顾棣冒着敌人飞机轰炸的危险，跑到距驻地六七华里远的地方，找人打制了８个专门装底片的铁皮盒，将所有底片分装在铁皮盒内，又背着铁皮盒去找人焊牢，然后将它们放入便于携带的木箱中。
９月中旬，画报社遵照军区命令，开始由张家口向河北阜平农村转移。从张家口到阜平，顾棣背着底片箱，与画报社的其他同志日夜兼程，翻山越岭，躲过无数次国民党飞机的轰炸、扫射和土匪的袭击，将底片安全带到了目的地。
在这次转移中，数次惊险经历使顾棣终生难忘。
９月下旬，转移分队到达河北阜平花沟掌，画报社的同志把资料、行李等物品存放在老乡的一间屋子里。一天，当他们正准备到距驻地约１华里的地方吃饭时，突然听到院子里发出巨大的噼噼啪啪声，一看，发现与存放资料的屋子紧邻处着起了大火。当时院子中堆有很多柴草，风又很大，火借风势，一眨眼工夫，便燃成一片。情急之中，顾棣与同志们快速冲向存放资料的屋子，撞开房门，冲进火海，摸索着先将底片盒一一抱出，又第二次冲入大火，去抢救画报、行李。由于抢救及时，这次意外的火灾仅损失了一些画报、行李，数万张底片却完好无损。有了这次经历，沙飞对顾棣又提出了新的要求：“保护底片，不仅要防敌人、防水，还要防火。”
１９４６年冬，画报社接到命令，要求将画报社人员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上前线，一部分留后方。１８岁的顾棣强烈要求上前线，但最终被沙飞留了下来。沙飞说：“你的任务就是整理底片，你虽然在后方，但你的任务和前方的任务一样重要。”
从１９４７年开始，顾棣按照沙飞的要求，开始了底片整理工作。整理底片从何下手？那时还没有一个好的方案，担负整理任务的顾棣对底片的真正价值和保存意义，也没有确切的认识。顾棣回忆说：“那时，在将要整理的底片中，反映抗战的有２万多张，反映解放战争初期的有几千张，计两万四五千张。整理起来难度很大。”在没有现成整理方案的情况下，顾棣自己摸索着开始了整理工作。他首先将两万多张底片逐一冲洗，一张底片一张照片。经过几个月的紧张工作，洗相工作全部结束。１９４７年６月，根据沙飞指示，按照章文龙同志编排的底片整理分类目录，顾棣等人用比较科学的方法整理抗战８年的底片资料。不久，解放战争的底片资料从前方陆续送来，为了及时整理这些底片，根据画报社的指示，顾棣和另外３位同志，放下手中的其它工作，全身心地投入到解放战争底片资料的整理工作中。直到解放战争基本结束，随大部队进京后，顾棣才又开始继续进行抗战底片的整理工作。期间，为了补充一些已经缺失的照片说明，顾棣费尽周折找老同志和见证人回忆、记录，从旧画报上查找。直到１９５０年，这些用战士鲜血和生命保存下来的底片才全部整理完毕。从此，我党有了８年抗日战争、３年解放战争丰富、全面的影像纪实资料。如今，这些珍贵的摄影底片原版资料，全部保存在解放军画报社，成了研究党史、军史的珍贵史料。“这些底片涵盖了从八路军开辟抗日根据地、建立民主政权到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晋察冀根据地军民在军事、经济、政治、社会等所有方面的活动内容，有几十大类，解放战争时期的资料则更为全面。”顾棣说?熏“其中，抗战时期的资料形象地再现了整个中华民族与日本侵略者进行的最为直接和深刻的较量。无论在当时，还是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６０周年的今天，都具有宣传教育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
现在，每当看到挂在各种展览上的一张张当年抗战照片，顾棣都激动不已。因为他对这些照片太熟悉了，因为他深知这些照片里深藏着的另一种为他人所不知的东西，那就是他和他的战友们为保护这些底片而付出的汗水、鲜血乃至生命。
“想想当年为革命事业牺牲的战友，我们这些能在枪林弹雨中活下来的人，还有什么不知足，还有什么向党和人民索取的理由？我只有一如既往地为党和人民奉献，才能对得起那些牺牲的战友。”顾棣说，“我对革命的最大贡献就是保护和整理了这些底片，因为它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至于我自己的作品，那仅仅是个人的成果。它与这些被保存下来的底片相比，实在是微不足道。”
最大的夙愿
顾棣从参军到１９５８年转业山西，在部队从事摄影事业１５年，为图片的保存和整理归档工作默默奉献。转业至今的４０多年间，他用手中的相机拍摄了大量反映社会生活的照片，其中不乏优秀力作，如《刀光剑影》、《画家刘子麟》、《云飞枣香》、《踏雪奋战》，以及经过整整１６年酝酿才创作完成的《曙光》等。同时，他始终牢记恩师沙飞、石少华的教诲，坚持向多方面发展，与别人合作著书５部，其中《崇高美的历史再现》获中国图书大奖，发表文章７０余篇，个人撰稿超过１５０万字。
在６０余年的摄影艺术生涯中，顾棣总计拍摄照片六七万张，发表摄影作品超过６５００幅。作为一个艺术工作者，一个党员艺术工作者，在创作中，他始终遵循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贯彻“二为”方针，坚持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力求真实性、思想性和艺术性的统一，作品内容健康，形式完美，多具深邃寓意。他不仅新闻摄影功底深厚，而且擅长舞台、人物、风光、花卉、静物等艺术摄影，是杰出的多面手摄影家。
这次举办顾棣个人摄影艺术生涯回顾展，只是精选了其中的２００余幅作品，谈到它的意义，顾棣说：“我只是想用自己手中的相机，见证祖国６０年的沧桑巨变，弘扬中国人民勤劳勇敢、艰苦奋斗、不畏困难、不怕流血牺牲的崇高革命精神和传统美德。同时也是为了配合当前党和国家对未成年人的思想道德教育活动。”“如果在这些方面能奉献微薄之力，那也就是我‘最大的夙愿’。”
记得有人说过：发现一位摄影家，也就等于重新捡回了一段历史。摄影家就是为历史而生。我想，这里所说的历史，不仅仅是指过去，也包括现在和未来。现在和未来都将成为整个历史的一部分。正如顾棣，他既属于过去，更属于今天，也属于未来，因为他的一生是与摄影连在一起的，他的摄影作品不仅为历史留下了昨天和今天的形象记录，而且为历史发展中的明天留下了宝贵的借鉴。
坚拒了顾老送我下楼的脚步，在房门口与他握别。走在回家的路上时，我不禁默默地衷心祝福：顾老，愿您早日完全康复，明天一路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