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赛亚·伯林相信观念起着非凡的作用，它不仅仅是知识分子头脑里的产物，而且还是制度的创造者，治国的指南，政策的制定者，是文化的灵感和历史的引擎。
　　刺猬与狐狸，这个曾被他用作文章标题的短语或许是伯林关于世界和人性的观念中最著名的一个短语。它源于古希腊诗人阿尔基洛科斯(Archilochus)的诗歌片段：“狐狸多机巧、刺猬仅一招。”伯林拿这句格言来形容历史上的重要人物时，并没有厚此薄彼的意思。每个人都兼有这两种动物的特质，尽管所占比例和相互影响的程度不同。
　　然而，他确然也有自己的一个大观念——他个人刺猬的一面——那就是对大观念的戒备心，尤其是当这些观念为政治领导人所利用的时候。
　　与多元论相对的是一元论。一元论主张像我们是谁，我们该怎么办，我们该如何统治和被统治这类问题都有惟一正确的答案。一旦掌权者声称对真善美拥有绝对的解释权，邪恶便会产生。一元论是历史上引发巨大灾难的各种主义共同的理论基础，包括20世纪的两种极权主义。一个与希特勒的名字相连，另一个则与斯大林有关。在伯林论述苏联政治和文化的文章，包括1953年这位独裁者死后写的文章里，斯大林总是赫然浮现在背景中，有时则出现在前台。
　　尽管伯林本人的思想贯穿几个世纪，关照整个人类，但他终其一生从未间断过思考、阅读、聆听、谈论、写作与俄国有关的问题，不仅把它当做一个伟大文化的发祥地，也把它看做是一元论恐怖实验的试验场。
　　在思索这场实验最终将向何处去时，伯林反对历史必然性的观点，因为在他看来这本身便是一种一元论。相反，他坚信所谓多元的可能性。其中一种可能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俄国将会打破自身的历史羁绊。
　　他是在1945年，即在他与诗人阿赫玛托娃初次会面后不久表达这一主张的，并将其记录在《访问列宁格勒》和《与阿赫玛托娃和帕斯捷尔纳克的谈话》这两篇文章里。他从列宁格勒返回莫斯科的英国大使馆，当时他正在大使馆工作，并给伦敦的外交部写了一篇生动的报道。在这篇报道里他表达了一种期待，期待伟大而又充满活力的俄罗斯文化将经受住甚至最终战胜那些由“极为可恨的专制制度”所带来的一切“错误、荒谬、罪恶乃至灾难”；换句话说，俄国二元论中至善的一面终将战胜邪恶的一面。
　　1968年夏天，也就是苏联的坦克开进捷克斯洛伐克镇压“布拉格之春”后不久，我采访了伯林。他说起话来语速飞快、语言华丽、渊博而又不失明晰。他谈到这次入侵恰恰证明了一个如此依赖强权的政权是多么虚弱，这恰恰暴露出苏联体制及其意识形态的“衰弱”。
　　然而他仍然预期这种体制还将延续很长一段时间，即便在1989年这个奇迹发生之年——高墙轰然倒塌——其他人看到了历史的终结，而伯林却不打算宣布有任何东西要终结。在《不死的俄国知识分子》一文中，他为那些为蔓延于苏联各个加盟共和国的和平革命做出贡献的俄国人欢呼。他写道：他们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他们拥有无穷的创造力，一旦获得自由，说不准他们会给世界带来什么样的惊喜呢?”。
　　但是即使在他处于对中欧正在发生的事情“既惊讶又振奋又幸福”的时候，他想起了披拿巴夫人作为一代皇帝、三位国王和一位王后之母(即拿破仑及其兄弟、妹妹的母亲)接受朝贺时说的一句话：“Oui，pourvu que ca dure(要是能一直这样下去就好了)”。文章的篇末再次重申了这种警示，它是这样结尾的：“出现一种新的野蛮状态并非没有可能，但目前我还看不到有任何迹象。邪恶终将被战胜，奴役正在走向灭亡，人类有理由为这一切而感到自豪。”
　　他相信历史，包括观念的历史，始终是在“不断进步”的。当历史看起来正朝着进步的方向前进时，我们可以承认甚至颂扬这种进步，但切莫过分的热情或绝对的肯定。
　　
　　《苏联的心灵》(英)以赛亚·伯林著潘永强、刘北成译译林出版社2010年7月本文选自该书导言略有删改题目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