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服务于学术象牙塔的出版社，中华书局堪称集万千宠爱于一身。书局的创办者陆费逵先生，驾鹤西游70年后，生平已渐渐为世人淡忘。当年曾有三位“伯鸿先生”名满上海滩，一位是陆伯鸿，大商人；一位是费伯鸿；还有一位陆费伯鸿，也就是陆费逵，伯鸿是他的字。从前人们往往将这三位弄混。有趣的是，这位陆费伯鸿，既可称为陆伯鸿，也可以称为费伯鸿，“陆费”是合姓，由陆、费两姓合并而来。
　　 “陆费”这类合姓，与“兼祧”有关，出现得很晚。与姓氏紧密相关的“祧”，指的是祭祀祖先的家庙。姓就如同家庙的徽标，一家一姓，但徽标相同也未必是同一家人，因为姓大家小。中国人一向敬祀祖先，祖先就是我们的神，天底下祖先最大，孝在忠前，祖先的灵魂、精神可以通过藏在屋梁上的家谱、供在祠堂中的牌位，永远再现；墓中的祖先，永远在关注着子孙们，并因子孙而光荣或耻辱；祖坟上升起的青烟，则喻示着祖先在庇护着孝子贤孙们。这是一条生生不已的链，家族中的每个人都在这条链上，所以每个人都负有家族的责任。
　　 这条家族血链的延续乃是头等大事。家族内以个体的生命存续、各分支的存续，来保证整个家族链的存续。旧时最严厉的刑罚，并非对某个人残酷的车裂、凌迟，而是灭绝整个家族，这就是史书上屡屡见到的“族灭”。
　　 家族血链可能出现“断捻”。此时就需要外力介入，为家族引进承前启后的种子，称做过继。这种“人才引进”，有许多严格限制，原则上以同姓本宗为主（“过房”），退而求其次，就到远亲、姻亲中选。三国时，东吴将军朱治早年无子，过继了施姓外甥做自己的儿子，这就是将军朱然。朱治后来有了亲生儿子，所以朱治死后，朱然申请认祖归宗，回复本姓，但没有得到孙权的批准。直到朱然死后，他这一支才重新姓施。
　　 偶然会发生这样的情况：一个人需要承嗣两家的香火。比如已经过继到另一家去，但本家却眼看又要中绝，这时就出现“兼祧”，就是一子顶两门。中国历史上一直禁止重婚，妾媵之辈不能与正妻并论，但有兼祧责任的男子却可以娶两位正妻，俗称“两头大”，两位妻子各自承担一家的子嗣再生产工作。
　　 如果兼祧两家却又不同姓，就成了难题。有一种方法可以解决：隔一代换一姓，两个姓轮流使用，父子异姓，祖孙同姓。但陆费家族所采用的是另一种方法。
　　 陆费逵的先祖本姓费，郡望在山东。明代时，由吴兴徙桐乡，入赘陆氏，改姓陆。后来吴兴的费氏也断了男丁，于是陆氏的男子便兼祧陆费两氏，合陆费两姓为“陆费氏”。这是第二种异姓兼祧的方法。从21世纪向回看，无论哪一种方法，似乎都弥漫着东方色彩的荒唐与诡异，但这就是我们的传统。
　　 陆费这样的合姓，并非独此一族。湖南的蔡林氏，与之相似。蔡林氏本姓林，后兼祧舅家蔡氏，为合姓蔡林氏，蔡和森、蔡畅兄妹就是蔡林氏家族的成员，所以他们的本姓是林。此外浙江还有合姓陈方氏，大致也差不多。汴州方氏的后裔，在明代入赘于崇德陈氏，改姓陈。五世以后，在乾隆年间改为合姓陈方氏。
　　 中国历史上曾经有大量的复姓，比如司马、诸葛、夏侯，复姓与单姓唯一的区别只在于姓中多出一字，都是头上的一顶帽子。而合姓既姓甲，又姓乙，为了兼祧甲乙两氏，就得肩挑两副担子，一颗头上同时戴两顶帽子，所以合姓不是复姓，是同时姓两个姓。
　　 时代发展了，今后不会再有合姓，但看起来如同合姓的 “陆费”“陈方”“蔡林”等冠于名字之前的“姓”，却还会被创造出来。可以举首任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政务司长陈方安生女士为例。
　　 她是西北军抗日将领方振武的孙女，本名方安生，后来与陈氏结婚，以夫姓冠前，本姓置后，婚后名曰陈方安生。这种情况多见于香港地区，比如公众人物叶刘淑仪、杜叶锡恩等。这种陈方氏，其实古已有之，就是婆家姓加上娘家姓，只不过将闺名直接标出而已。比之于西方与日本妇女婚后改姓婆家姓，还是能强调女子的一点点独立。
　　 还有一种情况是以夫妇的姓氏合起来，作为一种合姓冠于子女名前，但这些都称不上是真正的姓，也不是合姓。因为这类“姓氏”几乎没有继承延续的功能。
　　作者为文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