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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生态文学崛起于20世纪中期，以探讨人与自然生态的关系和倡导生态保护为基本主题，主张通过传统文学形式表现人与自然生态之间的辩证关系。生态诗歌是生态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生态诗歌自觉意义上的迅速发展和全面勃兴是新时期以来的事情，但在生态诗学在我国成为显学之前的20世纪前80年，新诗作品中却包含了生态意识的萌芽，表现出了较为明显的生态诗学主题。
一、对自然生态美的尽情书写
自然作为诗歌表现的主题，在我国可以上溯到《诗经》。在《诗经》时代，人们一方面对山水自然怀着敬畏崇拜之心，自然意识呈现出原始宗教色彩，如：“如山如阜，如冈如陵；如川之方至，以莫不增”(《小雅·天保》)，把山川当做王权的直接象征，祈求上天降福于有德天子，祝福王权稳定，社会安定；另一方面呈现出物质功利观，通过山川景物的描写和赞美，反映人们获取物质资料的喜悦，如：“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维叶莫莫，是刈是濩，为絺为綌，服之无數”(《周南·葛覃》)，人们用葛纺布缝衣，葛的茂盛可以带来更多的物质生活资料。同时人们也开始有意识地把山川自然视为精神生产的对象，如：“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周南·关雎》)，借自然景物作为遣兴抒怀的媒介，寄托情感，宣泄情绪，将对自然景物的质朴认识与精神生活联系起来。更为难能可贵的是，《诗经》中还出现了直接描述山水的诗句：“秩秩斯干，幽幽南山”(《小雅·斯干》)，描写清澈的山涧，幽深的南山；“扬之水，白石凿凿”(《唐风·扬之水》)，写河水激扬。白石闪烁其间。虽然对山水形貌只是进行了简单、直观的描述，却是初民刚刚萌芽的审美意识对自然的反映，从中可以看出初民对自然的热爱和与自然之间存在的亲密和谐的关系。
传统于中国新诗有着无法割舍的血脉情缘，20世纪前80年的新诗虽然走过了一个艰难的历程，但对自然美及其生态美的描写从来就没有中断过。新诗对自然生态美的尽情书写突出表现为直接描写自然之美，抒发对大自然的无比热爱之情。自然作为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不依赖于人而客观存在的本原性物质世界，其各具特色的地质地貌、波涛汹涌的江河湖海、雄伟壮丽的高山峻岭、松涛滚滚的千里林海、绿草茵茵的万畴平原，以及千姿百态的动物和植物，都具有自身独特的美感和审美价值，这种美成为了诗歌长期以来不愿放弃的主要内容之一。于是便既有了对“光与热的给予者”(任常侠《春曦之歌》)的晨曦的歌唱，对“当朝暾将出以前，她接受了光明底最先，／把最美丽的赠给我了；／当夕阳既沈以后，／她保留了光明底最后，／把最美丽的赠给我了”(刘大白《霞底讴歌》)的霞的讴歌，对“吹开了朵朵花，／吹叫了枝头的鸟；／……／山洞里跳出清丽的泉，／山谷里长出欣欣的草”(林庚《春风》)的春风的咏唱，对“自自在在地随风摇摆着，／轻轻巧巧地互相安慰抚摩着，／各把肩上一片片的日光／相与推让移卸着”(刘延陵《竹》)的竹的赞美；也有了对“倾下你发白的急流，／在半壁变成了寒冬的飞雪，／以惊心骇目的速度降落，／而后粉碎在突出的岩石上，／进散为云雾般的水珠飞扬”(蔡其矫《瀑布》)的飞瀑的壮观描绘，对“旭日／从露珠上爬起，／晨星／在草湖里降落。／望天涯，／晴空八万里√看海角。／水天成一色”的辽阔清新的草原的勾勒，对“草之青俊，／瀑之雄丽，／泉之雅秀，／……／雪之庄严，／冰之冷峻，／松之热烈”(章德益《天山之美》)的天山锦绣群雕图的描画。诗歌是真情的流露，当诗人为自然的美丽和伟大所慑服时，这种歌唱浇铸了真情与激情，渗透了热爱与崇敬。
生态是生物与自然环境之间形成的一种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关系，这种关系表现出一种内在的和谐，焕发出美的光辉。正如海森堡所说：“美是各部分之间以及各部分与整体之间固有的和谐。”生态之美更体现为万物之间的一种和谐动态平衡，只有当这些要素尤其是当人与自然界的其他有机物与无机物共同处于一种和谐共生状态时，自然之美才具有更大的意义和作用。所以，这一时期的诗歌还抒写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状态下的生态之美。
生态美不同于自然美。自然美只是自然事物自身所具有的审美价值，生态美则是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自然作为人的生态过程的参与者所表现的审美价值，它具有鲜明的生态意义。如果说自然美是一种相对的静态之美的话，那么生态美就是一种绝对的动态之美。人类生存于自然界之中，通过对自然界的精心呵护和适度改造。完成与自然界的物质交流和能量转换，自然从人类有限度的创造中实现生存与发展，获得完美，人类从自然的生存与发展中得到启迪与力量，获得智慧。生态美的抒写在诗歌中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赞美自然对人类发展的无边伟力，描写人在与自然生命的交流中获得对自身生命的深刻体认。人对生态美的体验，是在主体的参与和主体对生态环境的依存中取得的，它所体现的是人与自然的生命关联和生命共感。这种生命关联基于人对自然的依存关系，人的生命活动正是在这种自然生命之网的普遍联系中展开的，建立在各种生命之间、生命与生态环境之间相互依存、共同进化的基础之上的。李瑛的《海》就从自然的韵律中领略到了生命的意义：大海“给我们坚强的生命，／给我们忠贞的灵魂，／也给我们哲学原则和力量”，在大海的辽阔与深沉、喧嚣与宁静中。我们“找到了忠诚和勇敢，／也找到了欢乐和爱情。／也找到了明天，／也找到了生命……”人在自然之美中被感染、被感动，精神受到洗礼，灵魂得到陶冶，心情以舒畅。冰心从中静、柔和、清秀的大自然中领悟到了自然对人类的默默影响和感化：“自然的微笑里，融化了，人类的怨嗔。”(《春水·四九》)王统照的《海的余光》在“与自然的伟大相遇”中忘却了世间的烦恼，摆脱了名缰利绳的羁绊，感受到了悦性畅神的快乐，同时也唤醒了自由的生命意识。这些都是自然对人的启迪，是人与自然融为一体后的心灵的升华，这种主体对生态系统的融入感，也是生命关联和生命共感的具体表现。在这里，大海、高山、树影和所有生命种群，都是作为体验者的人的一部分，“人与生物圈的整个生命相连，与所有生命浩然同流，人沉浸于自然之中并充实着振奋的生命力，欣然享受生命创造之美的无穷喜乐”。
其次，诗人通过宇宙自然之外在节奏与人的生命之内在节奏的合一，描画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之美。节奏广泛存在于自然万物的生命之中，没有节奏就没有生命。同样，节奏贯穿于人的生命活动的全部过程，它维系着人的生命的内在机能。人的生命的内在节奏与宇宙的外在节奏是契合一致的，这种一致性带来了生命的美妙和世界的丰盈，这种一致性是人的生命与自然之生命或无生命物的完美融合。郭沫若的《春之胎动》较完美地描绘出了宇宙自然之外在节奏与人的生命之内在节奏的合一：春天，海水魔术似的“俄而带紫，俄而深蓝、俄而嫩绿”，“暗影与明辉在黄色的草原头交互浮动”。 “叫人微微眩目”的白云在“玉蓝色”的天空“飞驰”，雄鸡啼鸣，牝鸡“偃卧沙地”，小鸟于空漠处歌唱，白帆从“海面上突然飞来”，“娇慵无力”的女郎在春风中悠闲踱步，大自然以及人的生命都在春的气息中苏醒、勃发、跃动，它们相互融合，呈现出一派和谐共生的自然生态美景。他的《太阳礼赞》、《立在地球边上放号》、《晨安》等对生态之美的礼赞更是达到了主体与客体、人与自然消弭界限的境界：他礼赞太阳，要太阳把他的生命“照成道鲜红的血流”(《太阳礼赞》)；他“站在地球边上放号”，看到“无限的太平洋提起他全身的力量来把地球推倒”(《立在地球边上放号》)；他面对整个宇宙祷祝晨安，祷祝“常动不息的大海”、“明迷恍惚的旭光”、“浩荡荡的南方的杨子江”、“冰结着的北方的黄河”以及“尼罗河畔的金字塔”(《晨安》)。可以看出，整个宇宙都在诗人内心情感与情绪的波动中辉映涌动，诗人的情感与情绪又在整个宇宙中滚涌流泻，充满活力的大自然与充满活力的人达到了统一，这种统一是大自然之外在节奏与人的生命之内在节奏的动的精神的统一，是人的内在和谐与外在和谐的统一，是审美境界的主客同一和物我交融。
二、对生态和平的深情向往
20世纪前80年，中国社会走过了艰难而不平凡的岁月。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社会经历了民不聊生的军阀混战、国破山河在的帝国主义蹂躏，以及战火硝烟的连年内战，战争不仅使人们生活艰难，也使自然的发展遭到了重创；在和平的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对自然的片面认识导致自然遭受了没有硝烟的被征服命运，自然失去了应有的尊严，变成了一个赤手空拳、无力回天的角斗士，人与自然完全疏离。这种疏离使自然缺少人类的关爱，呈现出凋敝的景象，使人的生活缺乏安全感和充实感，造成了人的精神的压抑和失落，使人陷入孤独、迷茫和苦痛之中。在一个生态正常发展被阻碍的年代，诗人们冷峻审视现实，通过对废园、荒村和不平等现象的描写，揭示现代社会对生态的疏离，通过对内心的自省和对生命关爱的情感传达。表现对生态和平的深情向往与现实努力。
首先，诗人通过描绘荒凉的生态，彰显对生态破坏和生态入侵的批判。生态破坏可能是直接产生的，如污染环境、阻断生物链、过度开发等，也可能是间接导致的，如地区与地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战争。战争的直接目的虽然不是为了破坏生态，但它毁灭性的力量不仅使人们流离失所，破坏生产力，给人类带来灾难与痛苦，也不可避免地毁坏森林植被、破坏山川河流、消灭自由生存的动植物，给自然和人类带来双重灾难。正是鉴于此，闻一多先生以其强烈的社会正义感和生态责任感面对军阀混战下农村的凄凉写下了《荒村》：“蛤蟆墩在甑上，水瓢里开白莲；／桌椅板凳在田里堰里漂着；／蜘蛛的绳桥从东屋往西屋牵?／门框里嵌棺材，窗棂里镶石块!……镰刀让它锈着快锈成了泥，／抛着整个的渔网在灰堆里烂。”战争让人们流离失所，有家难回，虽然“玫瑰开不完，荷叶长成了伞；／秧针这样尖，湖水这样绿，／天这样青，鸟声像露珠样圆”，自然景象一派生机勃勃，但战争的恐怖远远大于生态的吸引，即使有“这样一个桃源”，也“瞧不见人烟”。这种人与自然的分离是战争导致的，是战争使原本和谐的生态失衡了，战争的反生态性得到了很好的揭示。康白情的《和平的春里》描写生态的和谐与不和谐。就自然界单纯的生物而言，春天带来万物复苏，自然界充溢着朦胧的诗意：“遍江北底原野都绿了。／柳也绿了。／麦子也绿了。／细草也绿了。／水也绿了。／茅屋盖上也绿了。”但是自然界生物的繁荣并没有带来人的生活的繁荣，相反，战争将人的生活抛入了绝望的境地，人与自然的天然联系被战火的硝烟彻底阻断，于是看到的是“穷人底饿眼儿也绿了。／和平的春里远燃着几团野火。”那一团团的“野火”深藏着愤怒与抗争，蕴藉着对生活和谐远景的追求与憧憬。如果说以上诗歌是对国内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生态失衡的批判的话，那么抗战时期的一些诗人的诗歌作品则将笔力更进一步掘进，揭示了殖民者侵略战争给殖民地人们带来的深重的生态灾难，表明了反对生态入侵、生态殖民、生态危机转嫁的鲜明立场，具有鲜明的生态正义观。蒲风在抗日战争爆发不久，就清醒地认识到：“在那矮鬼的侵略蹂躏中，／受痛苦的不光是你和我：／在东北，在淞沪，／山河为了敌人的大炮，舰艇，飞机，／曾日夜喘息；／青青的田地／曾突的变成长长的战壕；／省会，城市变成了废墟，／商店，民房，学校烧起过烈火。”(蒲风《武装田地山河》)侵略战争带来的灾难不仅是给人的，也是给自然的，它不仅剥夺了人们生存与发展的自由，也摧毁了自然自在生存发展的空间，侵略战争带来的不仅是政治的欺凌、经济的制裁、人权的干涉，更是生态和谐发展的阻遏与制约。如果说卢梭较早地看到了一国之内的生态平衡，要求具有生态正义，他提请人们注意“压在穷人身上的过于劳累的工作、富人沉溺于其中的更为危险的安乐生活，以及使一些人因缺乏它而死亡、另一些人却因享用过度而死亡的种种东西”。他断言：“一小撮人拥有许多剩余的东西，而大多数的饥民则缺乏生活必需品，这显然是违反自然法的，无论人们给不平等下什么样的定义。”那么，我们的诗人更看到了国与国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的生态不平衡，发出了反殖民的呼声。石雨的《沉忧》抒写了沦陷区人民凄苦难耐的内心寂寞和自然损毁的惨烈景象：“我的心里充满浓重的忧虑，／但我不知道为谁，／哦，为那没有上架的新生的葡萄芽，／为那找不到地方住的甲虫，／为那天角上喘着最后气息的星辰……风敲击着我的脸，／世界上每一个有生命或无生命的／东西都叫出它的无告的悲哀，／这些声音在四处辗转着，／让风把它们割成碎片。”在日本帝国主义的蹂躏下，人失去了生存的依据，自然界的动植物也远离了自己的家园，侵略者发动的不义战争是对生态的最大破坏，所以，诗人在末尾发出了要求生态正义的强烈呼喊：“让风把它们割成碎片”，使人们安居乐业，动植物各得其所，人与自然和谐统一。
其次，诗人通过对内心的自省和现实的刻画，彰显万物平等、敬畏生命的理念。中国文化重生贵和。重生就是以生命为重，不仅注重人生，也珍惜自然界的生命。《周易》说：“天地之大德日生。”这个“生”就含有生命、生态和生存发展等意思，故曰“生生之谓易”。《老子》提出“道生之，德畜之”，万物自生，“长之育之”，含有珍重自然生命之意思。在一个人的生命朝不保夕的时代，诗人们除了关注入自身生命存在形式之外，还将视野拓展，对一些弱小的生命给予了深切关怀，关注动物、植物等其他生命的重要，表现出一种全面的生态观。冰心的《繁星·一0一》表现了尊重幼者的平等思想，梁宗岱的《晚祷》表现了对无意踩踏一棵小草的自责，刘大白的《我悔了》更是从理性上传达出了万物平等、尊重生命的理念。在一次田间散步的途中，“我”折了一朵小小的豆花，不一会儿豆花开始憔悴了，看着憔悴的豆花，“我”后悔了： “我缩短了她底生命，／减少了她底美的生活了!／我缺陷了全自然界美底一角了!／我破坏了全自然界整个的美了!”(刘大白《我悔了》)诗人将一朵小花的生命看得如此之珍贵，因为在他的世界里，任何一个生命都是自然界的一部分，破坏了一个个体，就“不能补足全世界美底一角”，“不能完成全世界整个的美”。在“五四”那样一个高扬人的主体精神、凸现人的生命价值的火热时代，这种蕴藉深刻的生态理念是难能可贵的。所以，诗人由此得出了一个教训：“我知道爱底占领，／就是爱的戕贼了!”爱自然是让自然自由和谐地发展，占有自然就是对自然的戕害。这种敬畏生命的意识已经超越了先民因自然的威力而感到恐惧的敬畏，由因害怕和无奈而产生的敬畏，发展为心灵深处的生命意识的自然流露，由被动走向了自为。
臧克家曾说：“我对有益无害的小动物，一向是爱惜的。每每见到蚁群相斗，尸骸狼藉，我心里觉得难过，便用细草拨开它们，把食物的屑末撒在黑压压的蚁阵上面，企图给它们排难解纷；看到小小工蜂，满带花粉，受不住毒日的烈焰，昏倒在地上，我便用一根小树枝把它引渡到花间的阴凉湿地上去；有的蝴蝶，误失扑进室内，我便打开窗户，用扇子把它轻轻扇走……”在这一内心独白的前提下，我们再来阅读他的《老马》，便会有一种全新的感受。在最初创作《老马》的时候，诗人并没有想到用“老马”象征什么，他只是亲眼看到了这样一匹命运悲惨，令人同情的老马，不写出来，觉得心里有一种压力。是“老马”负重受压、苦痛无比、在鞭子的抽打之下不得不向前挣扎的命运抓住了诗人的心，诗人将其写出来，表达的是对命运悲惨的老马的深切同情，蕴含着对过度利用动物有限生命不满的生态情怀。绿原的《动物园》对人将动物圈起来，使它们失去自己家园的行为表示了不满和愤慨：“有忠实的小白象／让它想不起祖先的牙窟吧／有凶猛的老虎／让它脱离旋风的卫队吧／有忍耐的骆驼／让它流着涎水去怀念沙漠吧／有阴险的鳄鱼／让它去掉波浪的披肩吧／有残忍的描头鹰／让它也不再有它的白夜”，隐隐之中饱含了对人类为了满足自身需要，而剥夺动物应有生存权利的行为的不满，具有一种鲜明的反讽意味。只有作者具有强烈的敬重生命的意识，才会有如此深刻而尖锐的呼喊，因为人们让动物们失去的不仅是物质上的生活家园，更是精神上的自由家园：“活泼的猴子每夜都有树林里的梦／冰凉的蛇记得印度的音乐／寒带的大熊诅咒晒不得的太阳”，对自然规律的违背，必然会导致对生命的摧残与剥夺。牛汉在他的《悼念一棵枫树》一诗中，把对生命的敬重情怀抒写到了极致。枫树倒了，“家家的门窗和屋瓦／每棵树，每根草／每一朵野花／树上的鸟，花上的蜂／湖边停泊的小船／都颤颤地哆嗦起来……”当“我”直觉到那棵枫树被伐倒时，“我立即飞奔向那片丛林……颓然地坐在深深的树坑边，失声痛哭了起来”。枫树原本与人、花、草、鸟、蜂组成了一个丰富充盈的动态世界，对它的砍伐，是将和谐的自然撕开了一道口子，使远方的老鹰寻找不到栖息的屋檐，干澈的大地丧失输送涓涓细流的经络，门窗内干涩的眼睛寻觅不到了望的绿色，充满生机与活力的世界因枫树的倒下而消失扇动的羽翼，所以，当“枫树／被解成宽阔的木板／一圈圈年轮涌出一圈圈的／凝固的泪珠”，这“泪珠”其实是诗人的泪珠，因为他已经将枫树当作了自己生命的一部分，是枫树“结实而挺拔的躯干”。使诗人“弓形的背脊才得以慢慢地竖直起来。生命得到了支持”。这首诗写于1973年，发表之后得到了好评。论者说它的象征性很明确，是怀念某一个人的，也有人说是悼念许多令人敬仰的英灵，其实诗人曾坦言：“我当时并没有想要象征什么，更不是立意通过这棵树的悲剧命运去影射什么，抨击什么。我悼念的仅仅是天地间一棵高大的枫树。我确实没有象征的意图，我写的是实实在在的感受。”是“枫树伟岸的姿态令我敬仰与感念不已。一到初冬，它宽阔的掌形的叶片映着阳光燃起了赤忱的火焰。我从来没有见过如此美艳的树叶”。可以说，诗人已将自然界的一棵普通的枫树熔铸到了自我的生命之中，真正地达到了物我一体的境界。所以。只有这样深切的情怀，才使诗人为枫树唱响了生命的挽歌，也为中国当时的生态唱响了挽歌。
狭义的生命是指蛋白质存在的一种形式，它是生物体所具有的活动能力。以深层生态学的观点来看，生命不仅存在于有机体中，也存在于无机体中，如果我们将万事万物的规律性的生存与发展都看作一种活动能力、一种具有必然性的存在形式的话，一个更为宽阔而生动的活的世界便会呈现在我们面前，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也会因豁达与宽容而变得更为充实，富于生命力。所以，不少诗人正是出于对自然中各种规律的遵循，表现出了一种广义的对生命的理解、尊重和敬畏，这种尊重和敬畏超越了简单的生命体范畴，延伸到一个更为宽泛的活跃的世界，表现出了深层生态学的哲理内涵。“假如有一天，／海沉默了，／海衰老了，／海死去了，／一个巨大的尸体——／黄色的、蓝色的、黑色的尸体，／冰冷地丢在沙滩上，／再没有运动和创造，／再没有风的节律、浪的流韵、雷的突暴，／再没有回应的月的呼吸，／再没有轻抚万物的歌谣；／再没有情感、微笑和眼泪。／再没有生机勃勃的喧闹；／世界，将多么单调，多么可怕，／人间，将何等寂寞，何等枯燥!”(李瑛《海声》)正是把大海看成了一个生命体，诗人才传达了破坏自然、毁灭生命的可怕后果，从而表现出一种厚重的生态情怀。
三、对改造恶劣生态的劳动的由衷赞美
人作为自然存在物，和动物一样要依赖自然才能生存，但是，人对自然的依赖与动物对自然的依赖有根本的不同。动物对自然的依赖是通过单纯的生物适应来实现的，既受制于自身的自然，又受制于外部的自然。人对自然的依赖是通过对自然的掌握来实现的。在很多方面，人对自然环境的天然适应能力不如其它动物，但是，人能够通过劳动生产和制造工具来强化和放大自己的功能，使自己不断完善，获得强大的适应能力。即人通过能动地掌握自然来实现对自然的依赖，通过人工工艺来能动地处理自己同自然的关系，创造人的正常的生活条件，从而使自己摆脱单纯的自然的关系，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这样，人为了自身的需要，对那些恶劣的生存环境或者说对那些不太适合人的生存的生态环境就有必要进行改造，以取得自然与人的和谐。1949年后的新中国，为了发展经济，改善和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进行了一次次大规模的改造自然活动，开山造田、围湖造田、围海造田，矿藏开采、森林砍伐、沙漠改造，这一系列对自然改造的劳动实践，在五六十年代的诗歌中受到了诗人们的极大关注和热情讴歌与礼赞，传达出了对改造恶劣环境的劳动的赞美之情和从自然中获取物质资源的喜悦之态。
沙漠是人类生存的一大敌人，它吞噬农田，掩埋房屋，迫使人们以及动植物失去生存的家园，对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形成极大的威胁。在五六十年代开展的大规模 防沙治沙、植树造林活动中，诗人将笔墨投向了那些防沙治沙、植树造林的英雄群体、普通民众以及具有顽强生命力的固沙植物。其中有对群体的描写。闻捷的《出征前》勾勒了“一杆大红旗呼啦拉飘扬，／五十面太平鼓咚咚地响”的出征场面；《林带上》描写了青年战士让黄沙大漠在脚下“不住地翻滚、呻吟”、妇女“飞快地穿梭在树坑的行距当中”、木轮大车和骆驼队“从百里外运来白杨树苗、红柳根”的热闹而欢快的劳动场景；李瑛的《第一行树苗》描绘了防沙洽沙的青年战士对沙漠美好未来的浪漫遐想：“有树，就会有花香鸟叫，／有树，就会有浓荫绿雨，／有树，就会有云的家，风的巢……”李瑛的另一首诗《给造林远征队》刻画了“队队育苗，人人采种。／三百里风沙线一片青青，／每条林带都是一支巨大的彩笔，／对塞北，对祖国，写着爱情”的乐观向上的生活热情和精神风貌。有对个体的刻画。张志民笔下有在寒冷冬天“三更半夜狼拍窗，／清早起来雪推门”的恶劣环境下，却“查罢南山查北岭，／看罢老林看幼林”的精心看护林木的老人，闻捷笔下除了有爱护幼苗如同爱护自己的孩子一样的老人(闻捷《老人》)外，还有扎根沙漠林业站的姑娘(闻捷《青杨》)。这些形象的刻画和塑造，既生动地再现了当时人们与风沙作战的劳动场面，也反映出了人们改造恶劣环境的信心和决心，传达出了一种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和改造自然的坚定信念，是一种生态意识的曲折流露。有对固沙植物的歌颂。闻捷歌颂了“沙长一分，你长一寸，／不断地突破那覆盖的沙层”，最后筑起了一道绿色长城的灌木(闻捷《柴湾颂》)，歌颂了“在沙漠里也同样枝叶繁茂”，“能扎根的地方，／就有它绿色的生命”(闻捷走《沙棘赞》)的固沙植物沙棘，歌颂了“根在地下延伸，无止尽地繁殖子孙”、“风沙劈头盖脸地压来，／你一挺身又钻出沙层”(闻捷《红柳咏》)的红柳。自然是伟大的，它的伟大在于孕育了一个环环相扣的生物链，使得万事万物都处于一种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的关系之中，对风沙的抗击离不开自然造化，那些防风固沙的植物的存在，使得人们对恶劣环境的改造成为可能，它们也在人们的安排与培植下获得了更好的发展空间。然而，这一时期对改造恶劣环境的劳动之赞美的诗歌，大多数不是出于自觉的生态关怀和生态悲阀，相反表现出了明显的反生态性。五六十年代的中国，一方面对恶劣的生态环境进行改造，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使自然向着适应人的方向发展；另一方面，在一个百业待兴的新兴国家，战后的家园重建是面临的首要问题，国家要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要提高，在一个生态意识还没有成为自觉意识的时代，发展便选择了最简捷的途径——走向自然。这种“走向”在当时的中国是一场声势浩大的向自然进军、向自然索取的五条件地奴役自然的行动。这场行动给中国创造了急需的物质财富，满足了人们一时的某些需求，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初步发展，但令人遗憾的是。在一个被“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人定胜天”、“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等一系列违反自然规律的激情口号鼓动的时代，人们关注的是人的主观能动性的最大程度的发挥，关注的是从自然中获取了什么，获得了多少，所以，大部分诗歌也失去了对自然的真情关怀，对生态和谐的追求与向往，表现出一种与时代主旋律合拍的反生态性。有的诗歌表现了对自然规律的蔑视和践踏。如“与海争地战长江。／定叫大江献米粮”(芦芒《战长江》)，“潮啊，要你随着我的意志走”(芦芒《潮和风》)，“他要我们把祁连山钻透挖空，／在戈壁上建立起千百个繁荣的农场；／他要我们使山河都服从人的意志，／把大戈壁建造成人世间的天堂”(李季《石油河》)，完全让自然臣服于人类。体现出典型的人类中心主义的观点。有的诗歌表现出对过度开采、破坏地表生态系统的欣喜。如“锯大树。／就像割麦穗；／扛木头，／就像举酒杯”(郭小川《祝酒歌——林区三唱之一》)，“不见伐木工人在哪里，／只听得大树伐倒应山响”(严辰《小兴安岭》)。有的诗歌表现出对动物生态家园破坏的喜悦。如“不久前，还是孢子喝水的地方，／而今，红旗猎猎灯光点点，／出现了这座帐篷城”(李瑛《帐篷城》)，“歌声掠走了戈壁上的野马群，／欢笑驱走了处女地上的静寂”(李季《旗》)，这种“开发宝库，消灭荒凉”的大规模掠夺式开发，一定程度上成为了今天荒漠化扩大、水土流失加剧、野生动植物濒临灭绝的直接诱因。有的则更是以一种世俗的物欲眼光看待自然。如“这里的山是万宝山，／这里的树是摇钱树，／这里的河是金银川”(严辰《小兴安岭》)，虽然透露的不是个人私欲，而是为了集体和国家的利益，但从生态的角度去分析，仍具有某种物欲性和狭隘性。有的消解了自然自在自为的地位，消解了人与自然天然的生命和谐：“啊，我们爱山!／不仅因为山是绿色的宝库，／给我们丰富的资源；／我们爱山，／更因为是革命的摇篮。／啊!韶山，井冈山，宝塔山……”(李广义《伐木工人爱青山》)，人们对山的“爱”，是爱它的资源与财富，爱它所引发的高度意识形态化的圣山，山的地位取决于它满足人们的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的大小，人与自然浑然一体的意蕴消解殆尽。
(作者单位：湖南文理学院文史学院)
一、对自然生态美的尽情书写
自然作为诗歌表现的主题，在我国可以上溯到《诗经》。在《诗经》时代，人们一方面对山水自然怀着敬畏崇拜之心，自然意识呈现出原始宗教色彩，如：“如山如阜，如冈如陵；如川之方至，以莫不增”(《小雅·天保》)，把山川当做王权的直接象征，祈求上天降福于有德天子，祝福王权稳定，社会安定；另一方面呈现出物质功利观，通过山川景物的描写和赞美，反映人们获取物质资料的喜悦，如：“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维叶莫莫，是刈是濩，为絺为綌，服之无數”(《周南·葛覃》)，人们用葛纺布缝衣，葛的茂盛可以带来更多的物质生活资料。同时人们也开始有意识地把山川自然视为精神生产的对象，如：“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周南·关雎》)，借自然景物作为遣兴抒怀的媒介，寄托情感，宣泄情绪，将对自然景物的质朴认识与精神生活联系起来。更为难能可贵的是，《诗经》中还出现了直接描述山水的诗句：“秩秩斯干，幽幽南山”(《小雅·斯干》)，描写清澈的山涧，幽深的南山；“扬之水，白石凿凿”(《唐风·扬之水》)，写河水激扬。白石闪烁其间。虽然对山水形貌只是进行了简单、直观的描述，却是初民刚刚萌芽的审美意识对自然的反映，从中可以看出初民对自然的热爱和与自然之间存在的亲密和谐的关系。
传统于中国新诗有着无法割舍的血脉情缘，20世纪前80年的新诗虽然走过了一个艰难的历程，但对自然美及其生态美的描写从来就没有中断过。新诗对自然生态美的尽情书写突出表现为直接描写自然之美，抒发对大自然的无比热爱之情。自然作为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不依赖于人而客观存在的本原性物质世界，其各具特色的地质地貌、波涛汹涌的江河湖海、雄伟壮丽的高山峻岭、松涛滚滚的千里林海、绿草茵茵的万畴平原，以及千姿百态的动物和植物，都具有自身独特的美感和审美价值，这种美成为了诗歌长期以来不愿放弃的主要内容之一。于是便既有了对“光与热的给予者”(任常侠《春曦之歌》)的晨曦的歌唱，对“当朝暾将出以前，她接受了光明底最先，／把最美丽的赠给我了；／当夕阳既沈以后，／她保留了光明底最后，／把最美丽的赠给我了”(刘大白《霞底讴歌》)的霞的讴歌，对“吹开了朵朵花，／吹叫了枝头的鸟；／……／山洞里跳出清丽的泉，／山谷里长出欣欣的草”(林庚《春风》)的春风的咏唱，对“自自在在地随风摇摆着，／轻轻巧巧地互相安慰抚摩着，／各把肩上一片片的日光／相与推让移卸着”(刘延陵《竹》)的竹的赞美；也有了对“倾下你发白的急流，／在半壁变成了寒冬的飞雪，／以惊心骇目的速度降落，／而后粉碎在突出的岩石上，／进散为云雾般的水珠飞扬”(蔡其矫《瀑布》)的飞瀑的壮观描绘，对“旭日／从露珠上爬起，／晨星／在草湖里降落。／望天涯，／晴空八万里√看海角。／水天成一色”的辽阔清新的草原的勾勒，对“草之青俊，／瀑之雄丽，／泉之雅秀，／……／雪之庄严，／冰之冷峻，／松之热烈”(章德益《天山之美》)的天山锦绣群雕图的描画。诗歌是真情的流露，当诗人为自然的美丽和伟大所慑服时，这种歌唱浇铸了真情与激情，渗透了热爱与崇敬。
生态是生物与自然环境之间形成的一种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关系，这种关系表现出一种内在的和谐，焕发出美的光辉。正如海森堡所说：“美是各部分之间以及各部分与整体之间固有的和谐。”生态之美更体现为万物之间的一种和谐动态平衡，只有当这些要素尤其是当人与自然界的其他有机物与无机物共同处于一种和谐共生状态时，自然之美才具有更大的意义和作用。所以，这一时期的诗歌还抒写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状态下的生态之美。
生态美不同于自然美。自然美只是自然事物自身所具有的审美价值，生态美则是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自然作为人的生态过程的参与者所表现的审美价值，它具有鲜明的生态意义。如果说自然美是一种相对的静态之美的话，那么生态美就是一种绝对的动态之美。人类生存于自然界之中，通过对自然界的精心呵护和适度改造。完成与自然界的物质交流和能量转换，自然从人类有限度的创造中实现生存与发展，获得完美，人类从自然的生存与发展中得到启迪与力量，获得智慧。生态美的抒写在诗歌中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赞美自然对人类发展的无边伟力，描写人在与自然生命的交流中获得对自身生命的深刻体认。人对生态美的体验，是在主体的参与和主体对生态环境的依存中取得的，它所体现的是人与自然的生命关联和生命共感。这种生命关联基于人对自然的依存关系，人的生命活动正是在这种自然生命之网的普遍联系中展开的，建立在各种生命之间、生命与生态环境之间相互依存、共同进化的基础之上的。李瑛的《海》就从自然的韵律中领略到了生命的意义：大海“给我们坚强的生命，／给我们忠贞的灵魂，／也给我们哲学原则和力量”，在大海的辽阔与深沉、喧嚣与宁静中。我们“找到了忠诚和勇敢，／也找到了欢乐和爱情。／也找到了明天，／也找到了生命……”人在自然之美中被感染、被感动，精神受到洗礼，灵魂得到陶冶，心情以舒畅。冰心从中静、柔和、清秀的大自然中领悟到了自然对人类的默默影响和感化：“自然的微笑里，融化了，人类的怨嗔。”(《春水·四九》)王统照的《海的余光》在“与自然的伟大相遇”中忘却了世间的烦恼，摆脱了名缰利绳的羁绊，感受到了悦性畅神的快乐，同时也唤醒了自由的生命意识。这些都是自然对人的启迪，是人与自然融为一体后的心灵的升华，这种主体对生态系统的融入感，也是生命关联和生命共感的具体表现。在这里，大海、高山、树影和所有生命种群，都是作为体验者的人的一部分，“人与生物圈的整个生命相连，与所有生命浩然同流，人沉浸于自然之中并充实着振奋的生命力，欣然享受生命创造之美的无穷喜乐”。
其次，诗人通过宇宙自然之外在节奏与人的生命之内在节奏的合一，描画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之美。节奏广泛存在于自然万物的生命之中，没有节奏就没有生命。同样，节奏贯穿于人的生命活动的全部过程，它维系着人的生命的内在机能。人的生命的内在节奏与宇宙的外在节奏是契合一致的，这种一致性带来了生命的美妙和世界的丰盈，这种一致性是人的生命与自然之生命或无生命物的完美融合。郭沫若的《春之胎动》较完美地描绘出了宇宙自然之外在节奏与人的生命之内在节奏的合一：春天，海水魔术似的“俄而带紫，俄而深蓝、俄而嫩绿”，“暗影与明辉在黄色的草原头交互浮动”。 “叫人微微眩目”的白云在“玉蓝色”的天空“飞驰”，雄鸡啼鸣，牝鸡“偃卧沙地”，小鸟于空漠处歌唱，白帆从“海面上突然飞来”，“娇慵无力”的女郎在春风中悠闲踱步，大自然以及人的生命都在春的气息中苏醒、勃发、跃动，它们相互融合，呈现出一派和谐共生的自然生态美景。他的《太阳礼赞》、《立在地球边上放号》、《晨安》等对生态之美的礼赞更是达到了主体与客体、人与自然消弭界限的境界：他礼赞太阳，要太阳把他的生命“照成道鲜红的血流”(《太阳礼赞》)；他“站在地球边上放号”，看到“无限的太平洋提起他全身的力量来把地球推倒”(《立在地球边上放号》)；他面对整个宇宙祷祝晨安，祷祝“常动不息的大海”、“明迷恍惚的旭光”、“浩荡荡的南方的杨子江”、“冰结着的北方的黄河”以及“尼罗河畔的金字塔”(《晨安》)。可以看出，整个宇宙都在诗人内心情感与情绪的波动中辉映涌动，诗人的情感与情绪又在整个宇宙中滚涌流泻，充满活力的大自然与充满活力的人达到了统一，这种统一是大自然之外在节奏与人的生命之内在节奏的动的精神的统一，是人的内在和谐与外在和谐的统一，是审美境界的主客同一和物我交融。
二、对生态和平的深情向往
20世纪前80年，中国社会走过了艰难而不平凡的岁月。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社会经历了民不聊生的军阀混战、国破山河在的帝国主义蹂躏，以及战火硝烟的连年内战，战争不仅使人们生活艰难，也使自然的发展遭到了重创；在和平的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对自然的片面认识导致自然遭受了没有硝烟的被征服命运，自然失去了应有的尊严，变成了一个赤手空拳、无力回天的角斗士，人与自然完全疏离。这种疏离使自然缺少人类的关爱，呈现出凋敝的景象，使人的生活缺乏安全感和充实感，造成了人的精神的压抑和失落，使人陷入孤独、迷茫和苦痛之中。在一个生态正常发展被阻碍的年代，诗人们冷峻审视现实，通过对废园、荒村和不平等现象的描写，揭示现代社会对生态的疏离，通过对内心的自省和对生命关爱的情感传达。表现对生态和平的深情向往与现实努力。
首先，诗人通过描绘荒凉的生态，彰显对生态破坏和生态入侵的批判。生态破坏可能是直接产生的，如污染环境、阻断生物链、过度开发等，也可能是间接导致的，如地区与地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战争。战争的直接目的虽然不是为了破坏生态，但它毁灭性的力量不仅使人们流离失所，破坏生产力，给人类带来灾难与痛苦，也不可避免地毁坏森林植被、破坏山川河流、消灭自由生存的动植物，给自然和人类带来双重灾难。正是鉴于此，闻一多先生以其强烈的社会正义感和生态责任感面对军阀混战下农村的凄凉写下了《荒村》：“蛤蟆墩在甑上，水瓢里开白莲；／桌椅板凳在田里堰里漂着；／蜘蛛的绳桥从东屋往西屋牵?／门框里嵌棺材，窗棂里镶石块!……镰刀让它锈着快锈成了泥，／抛着整个的渔网在灰堆里烂。”战争让人们流离失所，有家难回，虽然“玫瑰开不完，荷叶长成了伞；／秧针这样尖，湖水这样绿，／天这样青，鸟声像露珠样圆”，自然景象一派生机勃勃，但战争的恐怖远远大于生态的吸引，即使有“这样一个桃源”，也“瞧不见人烟”。这种人与自然的分离是战争导致的，是战争使原本和谐的生态失衡了，战争的反生态性得到了很好的揭示。康白情的《和平的春里》描写生态的和谐与不和谐。就自然界单纯的生物而言，春天带来万物复苏，自然界充溢着朦胧的诗意：“遍江北底原野都绿了。／柳也绿了。／麦子也绿了。／细草也绿了。／水也绿了。／茅屋盖上也绿了。”但是自然界生物的繁荣并没有带来人的生活的繁荣，相反，战争将人的生活抛入了绝望的境地，人与自然的天然联系被战火的硝烟彻底阻断，于是看到的是“穷人底饿眼儿也绿了。／和平的春里远燃着几团野火。”那一团团的“野火”深藏着愤怒与抗争，蕴藉着对生活和谐远景的追求与憧憬。如果说以上诗歌是对国内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生态失衡的批判的话，那么抗战时期的一些诗人的诗歌作品则将笔力更进一步掘进，揭示了殖民者侵略战争给殖民地人们带来的深重的生态灾难，表明了反对生态入侵、生态殖民、生态危机转嫁的鲜明立场，具有鲜明的生态正义观。蒲风在抗日战争爆发不久，就清醒地认识到：“在那矮鬼的侵略蹂躏中，／受痛苦的不光是你和我：／在东北，在淞沪，／山河为了敌人的大炮，舰艇，飞机，／曾日夜喘息；／青青的田地／曾突的变成长长的战壕；／省会，城市变成了废墟，／商店，民房，学校烧起过烈火。”(蒲风《武装田地山河》)侵略战争带来的灾难不仅是给人的，也是给自然的，它不仅剥夺了人们生存与发展的自由，也摧毁了自然自在生存发展的空间，侵略战争带来的不仅是政治的欺凌、经济的制裁、人权的干涉，更是生态和谐发展的阻遏与制约。如果说卢梭较早地看到了一国之内的生态平衡，要求具有生态正义，他提请人们注意“压在穷人身上的过于劳累的工作、富人沉溺于其中的更为危险的安乐生活，以及使一些人因缺乏它而死亡、另一些人却因享用过度而死亡的种种东西”。他断言：“一小撮人拥有许多剩余的东西，而大多数的饥民则缺乏生活必需品，这显然是违反自然法的，无论人们给不平等下什么样的定义。”那么，我们的诗人更看到了国与国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的生态不平衡，发出了反殖民的呼声。石雨的《沉忧》抒写了沦陷区人民凄苦难耐的内心寂寞和自然损毁的惨烈景象：“我的心里充满浓重的忧虑，／但我不知道为谁，／哦，为那没有上架的新生的葡萄芽，／为那找不到地方住的甲虫，／为那天角上喘着最后气息的星辰……风敲击着我的脸，／世界上每一个有生命或无生命的／东西都叫出它的无告的悲哀，／这些声音在四处辗转着，／让风把它们割成碎片。”在日本帝国主义的蹂躏下，人失去了生存的依据，自然界的动植物也远离了自己的家园，侵略者发动的不义战争是对生态的最大破坏，所以，诗人在末尾发出了要求生态正义的强烈呼喊：“让风把它们割成碎片”，使人们安居乐业，动植物各得其所，人与自然和谐统一。
其次，诗人通过对内心的自省和现实的刻画，彰显万物平等、敬畏生命的理念。中国文化重生贵和。重生就是以生命为重，不仅注重人生，也珍惜自然界的生命。《周易》说：“天地之大德日生。”这个“生”就含有生命、生态和生存发展等意思，故曰“生生之谓易”。《老子》提出“道生之，德畜之”，万物自生，“长之育之”，含有珍重自然生命之意思。在一个人的生命朝不保夕的时代，诗人们除了关注入自身生命存在形式之外，还将视野拓展，对一些弱小的生命给予了深切关怀，关注动物、植物等其他生命的重要，表现出一种全面的生态观。冰心的《繁星·一0一》表现了尊重幼者的平等思想，梁宗岱的《晚祷》表现了对无意踩踏一棵小草的自责，刘大白的《我悔了》更是从理性上传达出了万物平等、尊重生命的理念。在一次田间散步的途中，“我”折了一朵小小的豆花，不一会儿豆花开始憔悴了，看着憔悴的豆花，“我”后悔了： “我缩短了她底生命，／减少了她底美的生活了!／我缺陷了全自然界美底一角了!／我破坏了全自然界整个的美了!”(刘大白《我悔了》)诗人将一朵小花的生命看得如此之珍贵，因为在他的世界里，任何一个生命都是自然界的一部分，破坏了一个个体，就“不能补足全世界美底一角”，“不能完成全世界整个的美”。在“五四”那样一个高扬人的主体精神、凸现人的生命价值的火热时代，这种蕴藉深刻的生态理念是难能可贵的。所以，诗人由此得出了一个教训：“我知道爱底占领，／就是爱的戕贼了!”爱自然是让自然自由和谐地发展，占有自然就是对自然的戕害。这种敬畏生命的意识已经超越了先民因自然的威力而感到恐惧的敬畏，由因害怕和无奈而产生的敬畏，发展为心灵深处的生命意识的自然流露，由被动走向了自为。
臧克家曾说：“我对有益无害的小动物，一向是爱惜的。每每见到蚁群相斗，尸骸狼藉，我心里觉得难过，便用细草拨开它们，把食物的屑末撒在黑压压的蚁阵上面，企图给它们排难解纷；看到小小工蜂，满带花粉，受不住毒日的烈焰，昏倒在地上，我便用一根小树枝把它引渡到花间的阴凉湿地上去；有的蝴蝶，误失扑进室内，我便打开窗户，用扇子把它轻轻扇走……”在这一内心独白的前提下，我们再来阅读他的《老马》，便会有一种全新的感受。在最初创作《老马》的时候，诗人并没有想到用“老马”象征什么，他只是亲眼看到了这样一匹命运悲惨，令人同情的老马，不写出来，觉得心里有一种压力。是“老马”负重受压、苦痛无比、在鞭子的抽打之下不得不向前挣扎的命运抓住了诗人的心，诗人将其写出来，表达的是对命运悲惨的老马的深切同情，蕴含着对过度利用动物有限生命不满的生态情怀。绿原的《动物园》对人将动物圈起来，使它们失去自己家园的行为表示了不满和愤慨：“有忠实的小白象／让它想不起祖先的牙窟吧／有凶猛的老虎／让它脱离旋风的卫队吧／有忍耐的骆驼／让它流着涎水去怀念沙漠吧／有阴险的鳄鱼／让它去掉波浪的披肩吧／有残忍的描头鹰／让它也不再有它的白夜”，隐隐之中饱含了对人类为了满足自身需要，而剥夺动物应有生存权利的行为的不满，具有一种鲜明的反讽意味。只有作者具有强烈的敬重生命的意识，才会有如此深刻而尖锐的呼喊，因为人们让动物们失去的不仅是物质上的生活家园，更是精神上的自由家园：“活泼的猴子每夜都有树林里的梦／冰凉的蛇记得印度的音乐／寒带的大熊诅咒晒不得的太阳”，对自然规律的违背，必然会导致对生命的摧残与剥夺。牛汉在他的《悼念一棵枫树》一诗中，把对生命的敬重情怀抒写到了极致。枫树倒了，“家家的门窗和屋瓦／每棵树，每根草／每一朵野花／树上的鸟，花上的蜂／湖边停泊的小船／都颤颤地哆嗦起来……”当“我”直觉到那棵枫树被伐倒时，“我立即飞奔向那片丛林……颓然地坐在深深的树坑边，失声痛哭了起来”。枫树原本与人、花、草、鸟、蜂组成了一个丰富充盈的动态世界，对它的砍伐，是将和谐的自然撕开了一道口子，使远方的老鹰寻找不到栖息的屋檐，干澈的大地丧失输送涓涓细流的经络，门窗内干涩的眼睛寻觅不到了望的绿色，充满生机与活力的世界因枫树的倒下而消失扇动的羽翼，所以，当“枫树／被解成宽阔的木板／一圈圈年轮涌出一圈圈的／凝固的泪珠”，这“泪珠”其实是诗人的泪珠，因为他已经将枫树当作了自己生命的一部分，是枫树“结实而挺拔的躯干”。使诗人“弓形的背脊才得以慢慢地竖直起来。生命得到了支持”。这首诗写于1973年，发表之后得到了好评。论者说它的象征性很明确，是怀念某一个人的，也有人说是悼念许多令人敬仰的英灵，其实诗人曾坦言：“我当时并没有想要象征什么，更不是立意通过这棵树的悲剧命运去影射什么，抨击什么。我悼念的仅仅是天地间一棵高大的枫树。我确实没有象征的意图，我写的是实实在在的感受。”是“枫树伟岸的姿态令我敬仰与感念不已。一到初冬，它宽阔的掌形的叶片映着阳光燃起了赤忱的火焰。我从来没有见过如此美艳的树叶”。可以说，诗人已将自然界的一棵普通的枫树熔铸到了自我的生命之中，真正地达到了物我一体的境界。所以。只有这样深切的情怀，才使诗人为枫树唱响了生命的挽歌，也为中国当时的生态唱响了挽歌。
狭义的生命是指蛋白质存在的一种形式，它是生物体所具有的活动能力。以深层生态学的观点来看，生命不仅存在于有机体中，也存在于无机体中，如果我们将万事万物的规律性的生存与发展都看作一种活动能力、一种具有必然性的存在形式的话，一个更为宽阔而生动的活的世界便会呈现在我们面前，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也会因豁达与宽容而变得更为充实，富于生命力。所以，不少诗人正是出于对自然中各种规律的遵循，表现出了一种广义的对生命的理解、尊重和敬畏，这种尊重和敬畏超越了简单的生命体范畴，延伸到一个更为宽泛的活跃的世界，表现出了深层生态学的哲理内涵。“假如有一天，／海沉默了，／海衰老了，／海死去了，／一个巨大的尸体——／黄色的、蓝色的、黑色的尸体，／冰冷地丢在沙滩上，／再没有运动和创造，／再没有风的节律、浪的流韵、雷的突暴，／再没有回应的月的呼吸，／再没有轻抚万物的歌谣；／再没有情感、微笑和眼泪。／再没有生机勃勃的喧闹；／世界，将多么单调，多么可怕，／人间，将何等寂寞，何等枯燥!”(李瑛《海声》)正是把大海看成了一个生命体，诗人才传达了破坏自然、毁灭生命的可怕后果，从而表现出一种厚重的生态情怀。
三、对改造恶劣生态的劳动的由衷赞美
人作为自然存在物，和动物一样要依赖自然才能生存，但是，人对自然的依赖与动物对自然的依赖有根本的不同。动物对自然的依赖是通过单纯的生物适应来实现的，既受制于自身的自然，又受制于外部的自然。人对自然的依赖是通过对自然的掌握来实现的。在很多方面，人对自然环境的天然适应能力不如其它动物，但是，人能够通过劳动生产和制造工具来强化和放大自己的功能，使自己不断完善，获得强大的适应能力。即人通过能动地掌握自然来实现对自然的依赖，通过人工工艺来能动地处理自己同自然的关系，创造人的正常的生活条件，从而使自己摆脱单纯的自然的关系，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这样，人为了自身的需要，对那些恶劣的生存环境或者说对那些不太适合人的生存的生态环境就有必要进行改造，以取得自然与人的和谐。1949年后的新中国，为了发展经济，改善和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进行了一次次大规模的改造自然活动，开山造田、围湖造田、围海造田，矿藏开采、森林砍伐、沙漠改造，这一系列对自然改造的劳动实践，在五六十年代的诗歌中受到了诗人们的极大关注和热情讴歌与礼赞，传达出了对改造恶劣环境的劳动的赞美之情和从自然中获取物质资源的喜悦之态。
沙漠是人类生存的一大敌人，它吞噬农田，掩埋房屋，迫使人们以及动植物失去生存的家园，对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形成极大的威胁。在五六十年代开展的大规模 防沙治沙、植树造林活动中，诗人将笔墨投向了那些防沙治沙、植树造林的英雄群体、普通民众以及具有顽强生命力的固沙植物。其中有对群体的描写。闻捷的《出征前》勾勒了“一杆大红旗呼啦拉飘扬，／五十面太平鼓咚咚地响”的出征场面；《林带上》描写了青年战士让黄沙大漠在脚下“不住地翻滚、呻吟”、妇女“飞快地穿梭在树坑的行距当中”、木轮大车和骆驼队“从百里外运来白杨树苗、红柳根”的热闹而欢快的劳动场景；李瑛的《第一行树苗》描绘了防沙洽沙的青年战士对沙漠美好未来的浪漫遐想：“有树，就会有花香鸟叫，／有树，就会有浓荫绿雨，／有树，就会有云的家，风的巢……”李瑛的另一首诗《给造林远征队》刻画了“队队育苗，人人采种。／三百里风沙线一片青青，／每条林带都是一支巨大的彩笔，／对塞北，对祖国，写着爱情”的乐观向上的生活热情和精神风貌。有对个体的刻画。张志民笔下有在寒冷冬天“三更半夜狼拍窗，／清早起来雪推门”的恶劣环境下，却“查罢南山查北岭，／看罢老林看幼林”的精心看护林木的老人，闻捷笔下除了有爱护幼苗如同爱护自己的孩子一样的老人(闻捷《老人》)外，还有扎根沙漠林业站的姑娘(闻捷《青杨》)。这些形象的刻画和塑造，既生动地再现了当时人们与风沙作战的劳动场面，也反映出了人们改造恶劣环境的信心和决心，传达出了一种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和改造自然的坚定信念，是一种生态意识的曲折流露。有对固沙植物的歌颂。闻捷歌颂了“沙长一分，你长一寸，／不断地突破那覆盖的沙层”，最后筑起了一道绿色长城的灌木(闻捷《柴湾颂》)，歌颂了“在沙漠里也同样枝叶繁茂”，“能扎根的地方，／就有它绿色的生命”(闻捷走《沙棘赞》)的固沙植物沙棘，歌颂了“根在地下延伸，无止尽地繁殖子孙”、“风沙劈头盖脸地压来，／你一挺身又钻出沙层”(闻捷《红柳咏》)的红柳。自然是伟大的，它的伟大在于孕育了一个环环相扣的生物链，使得万事万物都处于一种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的关系之中，对风沙的抗击离不开自然造化，那些防风固沙的植物的存在，使得人们对恶劣环境的改造成为可能，它们也在人们的安排与培植下获得了更好的发展空间。然而，这一时期对改造恶劣环境的劳动之赞美的诗歌，大多数不是出于自觉的生态关怀和生态悲阀，相反表现出了明显的反生态性。五六十年代的中国，一方面对恶劣的生态环境进行改造，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使自然向着适应人的方向发展；另一方面，在一个百业待兴的新兴国家，战后的家园重建是面临的首要问题，国家要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要提高，在一个生态意识还没有成为自觉意识的时代，发展便选择了最简捷的途径——走向自然。这种“走向”在当时的中国是一场声势浩大的向自然进军、向自然索取的五条件地奴役自然的行动。这场行动给中国创造了急需的物质财富，满足了人们一时的某些需求，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初步发展，但令人遗憾的是。在一个被“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人定胜天”、“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等一系列违反自然规律的激情口号鼓动的时代，人们关注的是人的主观能动性的最大程度的发挥，关注的是从自然中获取了什么，获得了多少，所以，大部分诗歌也失去了对自然的真情关怀，对生态和谐的追求与向往，表现出一种与时代主旋律合拍的反生态性。有的诗歌表现了对自然规律的蔑视和践踏。如“与海争地战长江。／定叫大江献米粮”(芦芒《战长江》)，“潮啊，要你随着我的意志走”(芦芒《潮和风》)，“他要我们把祁连山钻透挖空，／在戈壁上建立起千百个繁荣的农场；／他要我们使山河都服从人的意志，／把大戈壁建造成人世间的天堂”(李季《石油河》)，完全让自然臣服于人类。体现出典型的人类中心主义的观点。有的诗歌表现出对过度开采、破坏地表生态系统的欣喜。如“锯大树。／就像割麦穗；／扛木头，／就像举酒杯”(郭小川《祝酒歌——林区三唱之一》)，“不见伐木工人在哪里，／只听得大树伐倒应山响”(严辰《小兴安岭》)。有的诗歌表现出对动物生态家园破坏的喜悦。如“不久前，还是孢子喝水的地方，／而今，红旗猎猎灯光点点，／出现了这座帐篷城”(李瑛《帐篷城》)，“歌声掠走了戈壁上的野马群，／欢笑驱走了处女地上的静寂”(李季《旗》)，这种“开发宝库，消灭荒凉”的大规模掠夺式开发，一定程度上成为了今天荒漠化扩大、水土流失加剧、野生动植物濒临灭绝的直接诱因。有的则更是以一种世俗的物欲眼光看待自然。如“这里的山是万宝山，／这里的树是摇钱树，／这里的河是金银川”(严辰《小兴安岭》)，虽然透露的不是个人私欲，而是为了集体和国家的利益，但从生态的角度去分析，仍具有某种物欲性和狭隘性。有的消解了自然自在自为的地位，消解了人与自然天然的生命和谐：“啊，我们爱山!／不仅因为山是绿色的宝库，／给我们丰富的资源；／我们爱山，／更因为是革命的摇篮。／啊!韶山，井冈山，宝塔山……”(李广义《伐木工人爱青山》)，人们对山的“爱”，是爱它的资源与财富，爱它所引发的高度意识形态化的圣山，山的地位取决于它满足人们的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的大小，人与自然浑然一体的意蕴消解殆尽。
(作者单位：湖南文理学院文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