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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齐格蒙特·鲍曼以一种知识考古学的视角，重新考察了现代性与理性主义之间的关系，重点考察了在现代性的不同发展阶段理性主义所具有的不同表现及其功能，揭示出现代性的发展历程与理性主义演变历史之间的亲和性关系，再次论证了理性主义是现代性孕育和发展的首要因素和推动力量，但同时也是现代性成为一项未完成的工程的主要原因。
关键词：启蒙；文明化；立法理性；理性主义
中图分类号：C91－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11)03－0080－06
波兰裔英国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是研究现代性理论的杰出代表人物，他将法国学者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分析路径引入现代性的研究当中，从理性主义的历史演变着手，并以此为依据，将现代性的孕育、发展和成熟的过程划分为启蒙时期、文明化进程和现代社会三个阶段，从知识考古学的角度详细论述了理性主义在这三个阶段的不同表现方式及其功能与作用，揭示出现代性与理性主义之间的亲和性关系。本文立足于鲍曼的文本及其思想的内在逻辑，尝试梳理出鲍曼有关现代性与理性主义之间关系的思想具体内涵，以呈现鲍曼现代性思想的具体面貌和特征。
一、启蒙运动中的理性精神
启蒙运动，通常是指从16世纪到18世纪在欧洲发生的针对中世纪宗教神学而进行的一场广泛而有力的思想解放运动，它的范围涉及宗教、哲学、文学、艺术等诸多领域。这是一场被称为西方近代早期真正的文化大革命，其结果就是“17世纪以‘理性的时代’之名载于史书中，它的直接继承者被描述为‘理性的论述’，即启蒙时代。”“当18世纪想用一词来表述这种力量的特征时就称之为理性。理性成了18世纪的汇聚点和中心，它表达了该世纪所追求并为之奋斗的一切，表达了该世纪所取得的一切成就。”
(一)启蒙思想家们赋予“理性”以斗争意义
在这场革命运动中，认为理性应该是一种不同于情感、感性、意志的能力，这种能力主要表现为思想、反思、从事逻辑判断与推理的能力，即“自我意识”的能力，鉴于人所拥有的这种能力，于是人的理性便具有了相对于物的优先地位。英国哲学家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就是对理性的最好解读，他说：“严格来说我只是一个在思维的东西，也就是说，一个精神，一个理智，或者一个理性。”在笛卡尔看来，理性就是自我，就是自我思考和怀疑的能力，即一切未经过我们思考过的东西都必须要怀疑，在普遍的怀疑中寻找不可怀疑的东西，怀疑的重要意义在于，它是理性的重要构成要素，没有怀疑就没有理性，没有真理。笛卡尔的这种自我怀疑或反思，其目的就是通过对已有权威、已存在观念和事物进行积极的怀疑，以便得出新的认识结果。这种理性精神在神学控制的年代是一面讨伐封建等级观、神学宗教观的旗帜，也是一个吹响要求破除宗教对人的束缚、解放人、突显人高于神的地位的号角，理性成为审判一切已有观念(如宗教、哲学、法律、政治等)的“法庭”，我们的思想除了服从理性的权威外，变得不可一世，到处对旧有的传统、习俗和惯例发起挑战。
(二)启蒙思想家们应用“理性”改造社会
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在其著作《哲学通信》中通过对英国这个最早实行资本主义和实现君主立宪政体的开明社会的深刻描述，表明在那个时代，理性就已经广泛应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在这里(英国)‘理性’是自由的，‘才能’得到尊重，科学家牛顿的葬礼极备哀荣；在这里有国家的自由，贸易的自由，还有宗教的宽容，甚至连三种传统模式的政体——君主政体、贵族政体和民主政体，都能够相互制约，以一种恰当的方式组合在一起。”从这段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启蒙理性的应用，从宏观上看，主要是在与资本主义精神紧密相关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文化和整个社会制度上；从微观上看，理陛则成为个人思考、行为模式和生活方式的主要指导原则。可见，理性所体现出的现代性特征与资本主义式的精神气质和行为方式有着诸多相似的地方，即具有怀疑精神的理性、科学实证主义、天赋人权、崇尚平等与自由等方面都是现代性的主要内容。因此，启蒙运动时期的现代性，其本质就是一场在批判中世纪的宗教愚昧传统基础上，孕育发展出的理性自主化运动，即把“理性”当作“阳光”，透过宗教迷雾遮蔽下的种种愚昧和束缚，让人具备理性批判精神，使人获得主体性意识，并造就现代性的合理化生活方式，具体表现在“寻求个人独立自主性，寻求理性运用的自觉性，对于知识和科学的推崇”等方面。
(三)启蒙运动的实践是理性的实践，结果是造就了现代理性社会
鲍曼认为，启蒙运动是一场关于“立法、制度化和管理的实践”，在这场伟大的实践中，启蒙运动“一方面着意于国家及其政策和策略的‘开明化’；另一方面，它着意于对臣民的控制、驯服或其它类型的管制”。在判断该运动的实践是遵循何种标准时，鲍曼通过将个体意识与理性秩序比较来说明这一标准，“被理解为人类社会的完美秩序的理性，并不置身于个体意识中，理性与个体意识两者不可相提并论，它们各服从于一套截然不同的、独立的目的系统和行为系统，当两者遭遇时，理性必定被赋予了相对于个体意识的优先性(这乃是一种正当性要求)。”依据这个合理的标准，启蒙思想家们向握有权柄者说：“所‘说’之内容与‘民众’有关；‘说’的行为之意义在于传播思想；‘说’之主题则是如何维护社会秩序的活动理性化。”即启蒙思想家扮演了双重角色：一是系统地阐释并传播正确的、合理的和有效的思想，保证国家的政策具有合理性；二是使得民众的行为便于管理、可以被预料且不再危害社会秩序。其结果是创造了一个全新的、有意设计的训导人们行为的社会机制，用来规范和调整全部臣民的社会生活，于是，一个崭新的社会由此诞生。
可见，“现代性工程是社会理想化的结果，它试图在启蒙思想的基础上进行建构。它关注的是普遍价值，并从这样一种信念中汲取营养。”作为一种思想范式和文化精神，启蒙成为了现代性的源头，尤其是启蒙的理性精神作为现代性历史发展的思想基础，最早地显现出了现代性精神的基本面貌和特征，或者说“现代性的基本观念来自启蒙运动的精神，是启蒙精神哺育了现代性的产生”，其中启蒙的理性精神及其衍生品“理性化”或“合理性”更是现代社会发源的主要土壤和动力。
二、文明化进程中的理性主义
鲍曼从词源学的角度考察了“文明”一词，他认为文明“首先是对一种过程性的现象的描绘。随后是对一种结构形式的描绘”，这个过程性的现象的描绘就是现代文明逐渐形成的过程，而结构形式的描绘，我们则可以看成是现代资本主义文明中社会结构发育的过程。鲍曼借用诺贝特·埃利亚斯的“文明的进程”一词来说明文明发生的过程其本质是理性主义在社会中孕育的过程，也是现代性诞生的时刻，可以说，自从有了文明，就有了现代性。
(一)文明化进程是一场理性的文化进步运动 鲍曼通过对“荒野文化”与“园艺文化”两个概念的考察以及梳理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勾勒出一幅从17世纪到19世纪两种文明更替的合理性图景。鲍曼借用欧内斯·特盖尔纳的“荒野文化”概念来说明前现代社会的人类文明状况，在荒野文化(wild culture)中，“人的管理活动既不是一种摹制，也不是铸造或塑造”；“人们一代又一代地复制着自身，无需有意识的计划、管理、监督或专门的供给”；人们从来没有产生过关于人类世界的人类起源、人类满足和人类状况的可塑性等这样的思想，而且人们也不去干扰未开发的自然的自发进程，人类的生活和行为方式被看作是“自然事物”的一部分，不需要也不会受到人类的干预，从这个意义上说，“荒野文化本身不能被看作是一种文化，不能被看作是人类强加给自然的秩序(不管这种强加是有意还是无意的)，而是一种自然状态或自然秩序”。与此相反，“园艺文化(garden culture)”则是人类自己依靠专业的知识阶层进行设计和塑造的结果，即“园丁们把社会看成是一块需要专业设计、然后按照设计的形态进行培植与修整的处女地”，这纯粹是人类创造出一种文明与秩序。鲍曼认为，从荒野文化步入园艺文化的合理性进程，我们可以从社会统治阶级的角色理性转变中得到答案，在前现代社会或荒野文化中，统治阶级扮演了“猎场看守人”的角色，即他们从不想改变自己的状况，以便使生活环境更接近于他所认为的“理想国”，只是努力保证荒野中的动物和植物能够不受干扰的自我繁衍，以确保自己能够分享到部分的生存资源；而在文明化进程中，通向现代性之路上，“看守人集团”开始衰落最终被“园丁”所取代。取代的过程是看守人理性选择的结果，因为“荒野文化已愈来愈无能于维持其自身平衡和一年一度的周而复始的繁衍”，同时“看守人剧增的需求和自然过程本身的生产能力之间的平衡被打破”。统治阶级为了继续满足传统的消遣和娱乐活动，理性地选择了角色变化，即从“猎场看守人”到“园丁”的转变，开始对自身所在的庄园进行不间断的管理和监视，特别是要防止园中的杂草(一种不请自到的、漫无计划的、自生自灭的植物)破坏人为秩序，防止田园被荒野侵吞。因此，文明化的进程，在鲍曼眼中就是园艺文化取代荒野文化的理性运动。
(二)文明化进程是一场理性合法化运动
从上文的分析中，我们看到，统治阶级角色的理性转变使得文明化成为一场理性运动，在统治阶级或社会的上层率先完成文明化后，普通的民众与社会底层也开始了文明化的过程。这一过程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从民众自身来看，他们希望自己成为“文明人”，迫切地希望向统治阶级或社会的上层学习文明的方式。诺贝特·埃利亚斯发现，“文明的进程”其实是一种摹仿的过程，即由于存在一种集体性的妒忌心理和提高自己社会地位的想法，下层阶级会对统治阶级或社会的上层的行为方式进行摹仿。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文明化进程其实是一种文明的教育化过程，即“是一种中介性的活动，通过一种针对社会成员的卓有成效的教育，实现和平有序的社会理想(这个理想包含在文明社会这一概念中)”。另一方面，从社会上层来看，文明化进程是一场关于实现人类理想行为模式的规划。这一规划除了预先设定了一种特殊的社会形式——园艺国家，还选择了社会机制的执行者与社会秩序的保卫者，即那些启蒙运动以来人文知识分子和科学家们。从文明化的规划目标和本质来看，它是想消除生活方式的相对性和多元性，只允许体现“人类文明”这个统一的、一元的和绝对的观念，因此，“在civilization(文明)能够成为对人类世界(或可以明确界定的部分)的一种描述之前，必须以一种行动纲领、一个目的明确的宣言和一种行动策略的形式进人权力修辞学”，这样文明化进程就与国家权力结成了统一战线，国家垄断权力不仅为文明化提供强制力保障，而且证明文明化的价值高于地方性的传统价值规范的合法性；反过来，文明化也为国家的存在与发展，尤其在民族国家的统一过程中提供合法性的依据，于是文明化进程就成为了一场在国家主导下的合法化运动。
(三)文明化进程属于现代性范畴
现代性将自己界定为文明，用文明来称呼自己，即现代性的任务就是“作为一种努力去驯服自然环境，去创造一个不像创造品的世界：一个人造的世界，一个艺术品的世界，一个同任何艺术工作一样必须寻找、建立和保卫自身基础的世界”。具体来说，现代性的假设就是：“现代性是一种内在的普遍的文明，真正适用于全球的人类久远苦难史中的一种文明”，这种假设的结果就是“世界的现代部分将自己描绘成‘先进的、’——为后人开辟道路的先锋派”，在面对前现代生活方式时，会对其进行残酷的根除。这一点从西方的殖民史中可以看出，自称为“现代性”的西方文明，要求欧洲人把他们的文明、历史和知识变成全世界的文明、历史和知识，于是“在那些殖民美洲、澳大利亚或新西兰的挥动着火枪的先驱者看来，这些领土一定是空白的：一段零起点的历史，一块有待全新开拓的领土，一次崭新的开始”，这里没有文明，只有野蛮，面对野蛮，要做的就是如同消除花园里的杂草那样。因此，“现代性首要是一种边缘性文明”，这是现代性的生存方式，“只有当一些边缘依然作为前景远大的、被期待的、初始的据点保留着的时候，或者，更确切地说，只有当世界允许自己被接受、被发现、最重要的是愿意被视为边缘的时候，现代性才得以生存。”一旦文明传播到整个世界，或者说现代性扩展到全球，那么现代性的生命也就走到了尽头，其结果是反思现代性、后现代性的到来。
总之，正如鲍曼所言，“文明化”概念在西方学术语言中的普遍应用，是在一种有意识的思想改造运动的名义下进行的，这场思想改造运动由知识者发起，目的在于根除荒野文化的残余，即根除地方性的、传统的生活方式和共同的生活模式；“在具体形式上，文明化概念便成为一种对社会进程进行集中控制的策略选择：它以知识为导向，特别是对个人的精神和肉体进行控制”，形成了现代意义上的“监视社会”或者是米歇尔·福柯所说的“规训社会”。
三、现代社会中的立法理性与工具理性
“现代世界是一个理性主义或理性的世界，这一点通常毫无争议地被接受”，鲍曼也承认，“现代首先把自己界定为理智与理性的王国”，这个王国既意指理性观念成为现代社会的唯一衡量标准，包括价值理念与社会生活实践两方面；又指“理性管理，高度的、迅速发展的生产力，及以科学为基础的世界，它最终将产生出能够普遍化的社会组织模式”。
(一)现代社会的建立是由立法理性与现代权力机构的亲和性关系引发的
鲍曼认为，“在现代哲学家那假定的天职和现代权力机构所关心的问题之间有一种亲和力——种选择性的亲缘关系，两者都肩负着面临‘新的开端’这个艰巨的任务一‘自然’秩序自我繁衍，自顾自怜， 恒定不变，但是它现在已不再可行，要在这‘自然’秩序的废墟上建立起人工的秩序，理性把两者的任务联系起来。”“在整个现代时期，哲学家的立法理性(t11elegislative reason)与国家的过于物性的实践非常合拍”，“现代国家是作为一种整治性、传教性和劝诱性势力而诞生的”，这一势力“要求被统治的全体臣民接受一次彻底的检查，以使他们得到改造从而进入有序的社会”。而知识分子角色(尤其是哲学家)的特殊权利和责任正好符合现代国家对这一改造的要求，正像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对哲学家所描述的那样，哲学家“并不仅仅是一位专注于思想观念的高手，而是一位立法者——为人类的理性立法”，也像笛卡尔所宣称的，“真理很可能是由少数人而非多数人发现的”，而“理性之法(laws of reason)的制定和实施正是那些少数人，即真理知晓者——哲学家的一副重担”。他们受到召唤去完成这项任务，这一任务没有完成，多数人将永远不能获得幸福。为完成这一任务，他们“超越了各种不同的帮派利益和世俗的宗派主义，以理性代言人的名义，向全体国民说话”，而且由于其本身与知识的密切关系，“唯一的正确性和道德威望被赋予了他们”，于是哲学家因为他们的能力和职业作为理性的最高代言人出现在世人面前，他们的任务就是“组织一个法庭，不以独断的方式，而是依据理性自身永恒不变的法则，来确保理性的合法主张，同时消除一切无根据的僭妄主张”。在从事这项任务时，哲学家与现代统治者紧密结合起来，哲学家需要把理性这个“法庭”合法化，而现代国家为了将传统社会的混乱加以根除，进入有序的社会，为了彻底地检查全体臣民，使之从野蛮步入到文明，同样需要借助于理性“法庭”的仲裁，因此，理性顺理成章地成为了新秩序和新社会的来源，并且是人类建立秩序唯一可以信赖的武器，建立新社会的唯一标准。于是，以理性标准设计的社会成为了现代国家的终极目标。
(二)现代社会是由立法理性向工具理性过渡的社会过程
鲍曼说：“一旦对秩序的渴望以及统治者负责引进秩序的职责等问题得到了解决，余下的便是对成本和效力的精打细算了。”现代统治者和哲学家们在设计好秩序后，关于社会的目标问题已经得到解决，剩下的任务就是要为实现目标选择最佳的手段，即采用何种手段来实现这一秩序或者说实现秩序化(秩序的计划和实施)的过程。现代统治者和哲学家们都想到了理性的衍生品——工具理性或目的合理性，“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ationality)”这一概念是由马克斯·韦伯首先提出的，它指“通过精益求精地设计合适的手段，有计划、有步骤地达到某种特定的实际目的”，其标志性含义就是“计算性”。韦伯认为这是现代性的关键发轫点，因为工具理性，传统社会的天主教被当作巫术而被除魔，整个世俗社会得到“祛魅”(disenehantment)；因为工具理性，播下了现代性的种子，现代法制国家——法理型社会和现代经济生产组织——资本主义企业。马克斯·韦伯认为，“工具理性是现代性时期调节人类行为的主要因素——或许是大有可能从蕴涵动机的各种力量中胜出的唯一未受损伤的因素”。正是因为它没有受到损害，这颗种子经过萌芽、发育后日益壮大，并且逐渐获得了自身的推动力，发展出了自己的逻辑，结果是现代国家成为以效率和功能至上为主要特征的“理性国家”，整个社会成为韦伯所描述的“铁笼”社会，即工具理性作为一种增效的手段被广泛应用，但这个手段反过来却成为目的，成为人类追求的终极目标，这意味着“未来社会将会沉迷于手段和方法之上(means--obsessed)，所有进一步的理性化，将体现在对方法手段的加强、调整和完善上”。可见，理性，准确地说是工具理陛，慢慢地走到了其对立面——非理性。理性最初是以解放人性的面目出现的，但当人对自身的理性能力产生了高度的自信时，随着天平逐渐向工具理性的倾斜，理性成为控制人的手段。
(三)现代社会是一个以“技术装置”为特征的理性社会
众所周知，“启蒙运动使新神即位，即大自然(theNature)登临大宝，科学的合法化成为启蒙运动唯一的正统信仰，而科学家成为它的先知和神父”。与此同时，现代科学也随之诞生，它产生于征服自然，使之服务于人类的需要，大自然渐渐成为了某种从属于人类意志和理性的东西，它是一个被动客体，自身毫无意义，因而在等待人类赋予它以意义，相应的，它也成为人类放肆行为的一个柔顺对象，科学之子一“技术装置”成为人类对待自然的主要手段。在鲍曼眼中，技术装置包涵着两层含义，技术装置是人们“可以利用的行动手段和资源的集合，即使用它们的精致器械和技巧”，如人类社会在生产和生活中的各种各样的发明，即实体性的具体工具；除此之外，还指“‘做某事’这一命令的无条件性，不论能够做‘某事’还是在某种情况下不能做‘某事’。如果能够做某事，就应当并且去做某事”，这是一个隐射性概念，意指手段与目的之间的关系。鲍曼用“技术装置”宣布：来自目的的手段具有独立性，并宣告手段对目的也是具有统治权的，即工具理陛可以控制人类主体。鲍曼解释道，在我们的时代，“技术已经成为了一个封闭的系统：它将世界的其余部分假定成‘环境’——事物的来源、技术处理的初级材料，或者技术处理废物的倾销地；它将自己的罪行和罪过定义为自己(发展)不充分的结果，将由此导致的问题定义为需要更多的自身，即技术产生的问题越多，需要的技术就越多”。技术系统是一个“自我确证的信仰系统”，因为这个封闭的系统自我繁殖，自我保存，它已经产生了自己的合理性。用雅克·埃鲁尔(Jacques Ellul)的话来说：“技术不再需要合法性，它成了其自身的合法性……技术资源足够使它们的后果合法化，并且使它们的使用成为必要的——而不管结果是什么。”正是因为技术力量增长的后果具有随意性(可能对人类有利，也可能有害)，特别是技术的人工力量所表露的危险和威胁在不断增长，我们开始从现代性阶段的“工业社会”进入”风险社会”，在这一阶段，财富生产的逻辑逐渐被避免危险和管理危险的逻辑所替代，现在的主要问题是“怎样能够避免、最小化或者挑战作为现代化一部分而被系统产生的危险和威胁?”或者说“技术经济发展本身所导致的问题”。鲍曼认为，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是使问题本身是可见的并且是可以解释的，而科学的感觉器官——理论、经验与测量工具正好可以承担这一任务。这一点与乌尔里希·贝克的风险观非常类似，即“风险的决断建立在数学的可能性上”，风险可以测量，客观的衡量，通过科学在统计上计算灾难发生的可能性与大小。可见，无论在鲍曼的“技术装置”社会。还是贝克的“风险社会”，理性规则都是通用的，我们仍需要依靠计算选择和遵守理性的规则，人们已经习惯沉湎于“通过应用理性，我们可能连带地使现实 屈从于我们的意愿，使我们在这个世界中的逗留更加愉快”。
综上所述，在“技术社会意识形态的基本原理——寻求进步”的指引下，理性成为现代性筹划的基本要素，在现代性的推动者们的带领下，在对理性能力的迷信和“最终解决”的理念驱使下，现代社会的思维就是立法理性的思维，即以立法取代历史，以逻辑上连贯的理性法律条令取代没有得到控制或是无法控制的历史规律；现代社会的实践就是工具理性的实践，即人们坚决地追求一种合乎理性的高效手段——科学和技术，并根据现代性的规划和设计运用这些手段达成目标，其结果是在目标实现的同时，人类也迷失了方向，手段与目的发生混淆，造就了理性在从解放一束缚一控制一反噬的过程后，最终危害到人类的局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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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德]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通向新的现代性[M]，马科·瑞特尔译，伦敦：赛齐出版社，1992，19--20.
责任编辑：宋奇
关键词：启蒙；文明化；立法理性；理性主义
中图分类号：C91－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11)03－0080－06
波兰裔英国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是研究现代性理论的杰出代表人物，他将法国学者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分析路径引入现代性的研究当中，从理性主义的历史演变着手，并以此为依据，将现代性的孕育、发展和成熟的过程划分为启蒙时期、文明化进程和现代社会三个阶段，从知识考古学的角度详细论述了理性主义在这三个阶段的不同表现方式及其功能与作用，揭示出现代性与理性主义之间的亲和性关系。本文立足于鲍曼的文本及其思想的内在逻辑，尝试梳理出鲍曼有关现代性与理性主义之间关系的思想具体内涵，以呈现鲍曼现代性思想的具体面貌和特征。
一、启蒙运动中的理性精神
启蒙运动，通常是指从16世纪到18世纪在欧洲发生的针对中世纪宗教神学而进行的一场广泛而有力的思想解放运动，它的范围涉及宗教、哲学、文学、艺术等诸多领域。这是一场被称为西方近代早期真正的文化大革命，其结果就是“17世纪以‘理性的时代’之名载于史书中，它的直接继承者被描述为‘理性的论述’，即启蒙时代。”“当18世纪想用一词来表述这种力量的特征时就称之为理性。理性成了18世纪的汇聚点和中心，它表达了该世纪所追求并为之奋斗的一切，表达了该世纪所取得的一切成就。”
(一)启蒙思想家们赋予“理性”以斗争意义
在这场革命运动中，认为理性应该是一种不同于情感、感性、意志的能力，这种能力主要表现为思想、反思、从事逻辑判断与推理的能力，即“自我意识”的能力，鉴于人所拥有的这种能力，于是人的理性便具有了相对于物的优先地位。英国哲学家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就是对理性的最好解读，他说：“严格来说我只是一个在思维的东西，也就是说，一个精神，一个理智，或者一个理性。”在笛卡尔看来，理性就是自我，就是自我思考和怀疑的能力，即一切未经过我们思考过的东西都必须要怀疑，在普遍的怀疑中寻找不可怀疑的东西，怀疑的重要意义在于，它是理性的重要构成要素，没有怀疑就没有理性，没有真理。笛卡尔的这种自我怀疑或反思，其目的就是通过对已有权威、已存在观念和事物进行积极的怀疑，以便得出新的认识结果。这种理性精神在神学控制的年代是一面讨伐封建等级观、神学宗教观的旗帜，也是一个吹响要求破除宗教对人的束缚、解放人、突显人高于神的地位的号角，理性成为审判一切已有观念(如宗教、哲学、法律、政治等)的“法庭”，我们的思想除了服从理性的权威外，变得不可一世，到处对旧有的传统、习俗和惯例发起挑战。
(二)启蒙思想家们应用“理性”改造社会
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在其著作《哲学通信》中通过对英国这个最早实行资本主义和实现君主立宪政体的开明社会的深刻描述，表明在那个时代，理性就已经广泛应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在这里(英国)‘理性’是自由的，‘才能’得到尊重，科学家牛顿的葬礼极备哀荣；在这里有国家的自由，贸易的自由，还有宗教的宽容，甚至连三种传统模式的政体——君主政体、贵族政体和民主政体，都能够相互制约，以一种恰当的方式组合在一起。”从这段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启蒙理性的应用，从宏观上看，主要是在与资本主义精神紧密相关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文化和整个社会制度上；从微观上看，理陛则成为个人思考、行为模式和生活方式的主要指导原则。可见，理性所体现出的现代性特征与资本主义式的精神气质和行为方式有着诸多相似的地方，即具有怀疑精神的理性、科学实证主义、天赋人权、崇尚平等与自由等方面都是现代性的主要内容。因此，启蒙运动时期的现代性，其本质就是一场在批判中世纪的宗教愚昧传统基础上，孕育发展出的理性自主化运动，即把“理性”当作“阳光”，透过宗教迷雾遮蔽下的种种愚昧和束缚，让人具备理性批判精神，使人获得主体性意识，并造就现代性的合理化生活方式，具体表现在“寻求个人独立自主性，寻求理性运用的自觉性，对于知识和科学的推崇”等方面。
(三)启蒙运动的实践是理性的实践，结果是造就了现代理性社会
鲍曼认为，启蒙运动是一场关于“立法、制度化和管理的实践”，在这场伟大的实践中，启蒙运动“一方面着意于国家及其政策和策略的‘开明化’；另一方面，它着意于对臣民的控制、驯服或其它类型的管制”。在判断该运动的实践是遵循何种标准时，鲍曼通过将个体意识与理性秩序比较来说明这一标准，“被理解为人类社会的完美秩序的理性，并不置身于个体意识中，理性与个体意识两者不可相提并论，它们各服从于一套截然不同的、独立的目的系统和行为系统，当两者遭遇时，理性必定被赋予了相对于个体意识的优先性(这乃是一种正当性要求)。”依据这个合理的标准，启蒙思想家们向握有权柄者说：“所‘说’之内容与‘民众’有关；‘说’的行为之意义在于传播思想；‘说’之主题则是如何维护社会秩序的活动理性化。”即启蒙思想家扮演了双重角色：一是系统地阐释并传播正确的、合理的和有效的思想，保证国家的政策具有合理性；二是使得民众的行为便于管理、可以被预料且不再危害社会秩序。其结果是创造了一个全新的、有意设计的训导人们行为的社会机制，用来规范和调整全部臣民的社会生活，于是，一个崭新的社会由此诞生。
可见，“现代性工程是社会理想化的结果，它试图在启蒙思想的基础上进行建构。它关注的是普遍价值，并从这样一种信念中汲取营养。”作为一种思想范式和文化精神，启蒙成为了现代性的源头，尤其是启蒙的理性精神作为现代性历史发展的思想基础，最早地显现出了现代性精神的基本面貌和特征，或者说“现代性的基本观念来自启蒙运动的精神，是启蒙精神哺育了现代性的产生”，其中启蒙的理性精神及其衍生品“理性化”或“合理性”更是现代社会发源的主要土壤和动力。
二、文明化进程中的理性主义
鲍曼从词源学的角度考察了“文明”一词，他认为文明“首先是对一种过程性的现象的描绘。随后是对一种结构形式的描绘”，这个过程性的现象的描绘就是现代文明逐渐形成的过程，而结构形式的描绘，我们则可以看成是现代资本主义文明中社会结构发育的过程。鲍曼借用诺贝特·埃利亚斯的“文明的进程”一词来说明文明发生的过程其本质是理性主义在社会中孕育的过程，也是现代性诞生的时刻，可以说，自从有了文明，就有了现代性。
(一)文明化进程是一场理性的文化进步运动 鲍曼通过对“荒野文化”与“园艺文化”两个概念的考察以及梳理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勾勒出一幅从17世纪到19世纪两种文明更替的合理性图景。鲍曼借用欧内斯·特盖尔纳的“荒野文化”概念来说明前现代社会的人类文明状况，在荒野文化(wild culture)中，“人的管理活动既不是一种摹制，也不是铸造或塑造”；“人们一代又一代地复制着自身，无需有意识的计划、管理、监督或专门的供给”；人们从来没有产生过关于人类世界的人类起源、人类满足和人类状况的可塑性等这样的思想，而且人们也不去干扰未开发的自然的自发进程，人类的生活和行为方式被看作是“自然事物”的一部分，不需要也不会受到人类的干预，从这个意义上说，“荒野文化本身不能被看作是一种文化，不能被看作是人类强加给自然的秩序(不管这种强加是有意还是无意的)，而是一种自然状态或自然秩序”。与此相反，“园艺文化(garden culture)”则是人类自己依靠专业的知识阶层进行设计和塑造的结果，即“园丁们把社会看成是一块需要专业设计、然后按照设计的形态进行培植与修整的处女地”，这纯粹是人类创造出一种文明与秩序。鲍曼认为，从荒野文化步入园艺文化的合理性进程，我们可以从社会统治阶级的角色理性转变中得到答案，在前现代社会或荒野文化中，统治阶级扮演了“猎场看守人”的角色，即他们从不想改变自己的状况，以便使生活环境更接近于他所认为的“理想国”，只是努力保证荒野中的动物和植物能够不受干扰的自我繁衍，以确保自己能够分享到部分的生存资源；而在文明化进程中，通向现代性之路上，“看守人集团”开始衰落最终被“园丁”所取代。取代的过程是看守人理性选择的结果，因为“荒野文化已愈来愈无能于维持其自身平衡和一年一度的周而复始的繁衍”，同时“看守人剧增的需求和自然过程本身的生产能力之间的平衡被打破”。统治阶级为了继续满足传统的消遣和娱乐活动，理性地选择了角色变化，即从“猎场看守人”到“园丁”的转变，开始对自身所在的庄园进行不间断的管理和监视，特别是要防止园中的杂草(一种不请自到的、漫无计划的、自生自灭的植物)破坏人为秩序，防止田园被荒野侵吞。因此，文明化的进程，在鲍曼眼中就是园艺文化取代荒野文化的理性运动。
(二)文明化进程是一场理性合法化运动
从上文的分析中，我们看到，统治阶级角色的理性转变使得文明化成为一场理性运动，在统治阶级或社会的上层率先完成文明化后，普通的民众与社会底层也开始了文明化的过程。这一过程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从民众自身来看，他们希望自己成为“文明人”，迫切地希望向统治阶级或社会的上层学习文明的方式。诺贝特·埃利亚斯发现，“文明的进程”其实是一种摹仿的过程，即由于存在一种集体性的妒忌心理和提高自己社会地位的想法，下层阶级会对统治阶级或社会的上层的行为方式进行摹仿。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文明化进程其实是一种文明的教育化过程，即“是一种中介性的活动，通过一种针对社会成员的卓有成效的教育，实现和平有序的社会理想(这个理想包含在文明社会这一概念中)”。另一方面，从社会上层来看，文明化进程是一场关于实现人类理想行为模式的规划。这一规划除了预先设定了一种特殊的社会形式——园艺国家，还选择了社会机制的执行者与社会秩序的保卫者，即那些启蒙运动以来人文知识分子和科学家们。从文明化的规划目标和本质来看，它是想消除生活方式的相对性和多元性，只允许体现“人类文明”这个统一的、一元的和绝对的观念，因此，“在civilization(文明)能够成为对人类世界(或可以明确界定的部分)的一种描述之前，必须以一种行动纲领、一个目的明确的宣言和一种行动策略的形式进人权力修辞学”，这样文明化进程就与国家权力结成了统一战线，国家垄断权力不仅为文明化提供强制力保障，而且证明文明化的价值高于地方性的传统价值规范的合法性；反过来，文明化也为国家的存在与发展，尤其在民族国家的统一过程中提供合法性的依据，于是文明化进程就成为了一场在国家主导下的合法化运动。
(三)文明化进程属于现代性范畴
现代性将自己界定为文明，用文明来称呼自己，即现代性的任务就是“作为一种努力去驯服自然环境，去创造一个不像创造品的世界：一个人造的世界，一个艺术品的世界，一个同任何艺术工作一样必须寻找、建立和保卫自身基础的世界”。具体来说，现代性的假设就是：“现代性是一种内在的普遍的文明，真正适用于全球的人类久远苦难史中的一种文明”，这种假设的结果就是“世界的现代部分将自己描绘成‘先进的、’——为后人开辟道路的先锋派”，在面对前现代生活方式时，会对其进行残酷的根除。这一点从西方的殖民史中可以看出，自称为“现代性”的西方文明，要求欧洲人把他们的文明、历史和知识变成全世界的文明、历史和知识，于是“在那些殖民美洲、澳大利亚或新西兰的挥动着火枪的先驱者看来，这些领土一定是空白的：一段零起点的历史，一块有待全新开拓的领土，一次崭新的开始”，这里没有文明，只有野蛮，面对野蛮，要做的就是如同消除花园里的杂草那样。因此，“现代性首要是一种边缘性文明”，这是现代性的生存方式，“只有当一些边缘依然作为前景远大的、被期待的、初始的据点保留着的时候，或者，更确切地说，只有当世界允许自己被接受、被发现、最重要的是愿意被视为边缘的时候，现代性才得以生存。”一旦文明传播到整个世界，或者说现代性扩展到全球，那么现代性的生命也就走到了尽头，其结果是反思现代性、后现代性的到来。
总之，正如鲍曼所言，“文明化”概念在西方学术语言中的普遍应用，是在一种有意识的思想改造运动的名义下进行的，这场思想改造运动由知识者发起，目的在于根除荒野文化的残余，即根除地方性的、传统的生活方式和共同的生活模式；“在具体形式上，文明化概念便成为一种对社会进程进行集中控制的策略选择：它以知识为导向，特别是对个人的精神和肉体进行控制”，形成了现代意义上的“监视社会”或者是米歇尔·福柯所说的“规训社会”。
三、现代社会中的立法理性与工具理性
“现代世界是一个理性主义或理性的世界，这一点通常毫无争议地被接受”，鲍曼也承认，“现代首先把自己界定为理智与理性的王国”，这个王国既意指理性观念成为现代社会的唯一衡量标准，包括价值理念与社会生活实践两方面；又指“理性管理，高度的、迅速发展的生产力，及以科学为基础的世界，它最终将产生出能够普遍化的社会组织模式”。
(一)现代社会的建立是由立法理性与现代权力机构的亲和性关系引发的
鲍曼认为，“在现代哲学家那假定的天职和现代权力机构所关心的问题之间有一种亲和力——种选择性的亲缘关系，两者都肩负着面临‘新的开端’这个艰巨的任务一‘自然’秩序自我繁衍，自顾自怜， 恒定不变，但是它现在已不再可行，要在这‘自然’秩序的废墟上建立起人工的秩序，理性把两者的任务联系起来。”“在整个现代时期，哲学家的立法理性(t11elegislative reason)与国家的过于物性的实践非常合拍”，“现代国家是作为一种整治性、传教性和劝诱性势力而诞生的”，这一势力“要求被统治的全体臣民接受一次彻底的检查，以使他们得到改造从而进入有序的社会”。而知识分子角色(尤其是哲学家)的特殊权利和责任正好符合现代国家对这一改造的要求，正像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对哲学家所描述的那样，哲学家“并不仅仅是一位专注于思想观念的高手，而是一位立法者——为人类的理性立法”，也像笛卡尔所宣称的，“真理很可能是由少数人而非多数人发现的”，而“理性之法(laws of reason)的制定和实施正是那些少数人，即真理知晓者——哲学家的一副重担”。他们受到召唤去完成这项任务，这一任务没有完成，多数人将永远不能获得幸福。为完成这一任务，他们“超越了各种不同的帮派利益和世俗的宗派主义，以理性代言人的名义，向全体国民说话”，而且由于其本身与知识的密切关系，“唯一的正确性和道德威望被赋予了他们”，于是哲学家因为他们的能力和职业作为理性的最高代言人出现在世人面前，他们的任务就是“组织一个法庭，不以独断的方式，而是依据理性自身永恒不变的法则，来确保理性的合法主张，同时消除一切无根据的僭妄主张”。在从事这项任务时，哲学家与现代统治者紧密结合起来，哲学家需要把理性这个“法庭”合法化，而现代国家为了将传统社会的混乱加以根除，进入有序的社会，为了彻底地检查全体臣民，使之从野蛮步入到文明，同样需要借助于理性“法庭”的仲裁，因此，理性顺理成章地成为了新秩序和新社会的来源，并且是人类建立秩序唯一可以信赖的武器，建立新社会的唯一标准。于是，以理性标准设计的社会成为了现代国家的终极目标。
(二)现代社会是由立法理性向工具理性过渡的社会过程
鲍曼说：“一旦对秩序的渴望以及统治者负责引进秩序的职责等问题得到了解决，余下的便是对成本和效力的精打细算了。”现代统治者和哲学家们在设计好秩序后，关于社会的目标问题已经得到解决，剩下的任务就是要为实现目标选择最佳的手段，即采用何种手段来实现这一秩序或者说实现秩序化(秩序的计划和实施)的过程。现代统治者和哲学家们都想到了理性的衍生品——工具理性或目的合理性，“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ationality)”这一概念是由马克斯·韦伯首先提出的，它指“通过精益求精地设计合适的手段，有计划、有步骤地达到某种特定的实际目的”，其标志性含义就是“计算性”。韦伯认为这是现代性的关键发轫点，因为工具理性，传统社会的天主教被当作巫术而被除魔，整个世俗社会得到“祛魅”(disenehantment)；因为工具理性，播下了现代性的种子，现代法制国家——法理型社会和现代经济生产组织——资本主义企业。马克斯·韦伯认为，“工具理性是现代性时期调节人类行为的主要因素——或许是大有可能从蕴涵动机的各种力量中胜出的唯一未受损伤的因素”。正是因为它没有受到损害，这颗种子经过萌芽、发育后日益壮大，并且逐渐获得了自身的推动力，发展出了自己的逻辑，结果是现代国家成为以效率和功能至上为主要特征的“理性国家”，整个社会成为韦伯所描述的“铁笼”社会，即工具理性作为一种增效的手段被广泛应用，但这个手段反过来却成为目的，成为人类追求的终极目标，这意味着“未来社会将会沉迷于手段和方法之上(means--obsessed)，所有进一步的理性化，将体现在对方法手段的加强、调整和完善上”。可见，理性，准确地说是工具理陛，慢慢地走到了其对立面——非理性。理性最初是以解放人性的面目出现的，但当人对自身的理性能力产生了高度的自信时，随着天平逐渐向工具理性的倾斜，理性成为控制人的手段。
(三)现代社会是一个以“技术装置”为特征的理性社会
众所周知，“启蒙运动使新神即位，即大自然(theNature)登临大宝，科学的合法化成为启蒙运动唯一的正统信仰，而科学家成为它的先知和神父”。与此同时，现代科学也随之诞生，它产生于征服自然，使之服务于人类的需要，大自然渐渐成为了某种从属于人类意志和理性的东西，它是一个被动客体，自身毫无意义，因而在等待人类赋予它以意义，相应的，它也成为人类放肆行为的一个柔顺对象，科学之子一“技术装置”成为人类对待自然的主要手段。在鲍曼眼中，技术装置包涵着两层含义，技术装置是人们“可以利用的行动手段和资源的集合，即使用它们的精致器械和技巧”，如人类社会在生产和生活中的各种各样的发明，即实体性的具体工具；除此之外，还指“‘做某事’这一命令的无条件性，不论能够做‘某事’还是在某种情况下不能做‘某事’。如果能够做某事，就应当并且去做某事”，这是一个隐射性概念，意指手段与目的之间的关系。鲍曼用“技术装置”宣布：来自目的的手段具有独立性，并宣告手段对目的也是具有统治权的，即工具理陛可以控制人类主体。鲍曼解释道，在我们的时代，“技术已经成为了一个封闭的系统：它将世界的其余部分假定成‘环境’——事物的来源、技术处理的初级材料，或者技术处理废物的倾销地；它将自己的罪行和罪过定义为自己(发展)不充分的结果，将由此导致的问题定义为需要更多的自身，即技术产生的问题越多，需要的技术就越多”。技术系统是一个“自我确证的信仰系统”，因为这个封闭的系统自我繁殖，自我保存，它已经产生了自己的合理性。用雅克·埃鲁尔(Jacques Ellul)的话来说：“技术不再需要合法性，它成了其自身的合法性……技术资源足够使它们的后果合法化，并且使它们的使用成为必要的——而不管结果是什么。”正是因为技术力量增长的后果具有随意性(可能对人类有利，也可能有害)，特别是技术的人工力量所表露的危险和威胁在不断增长，我们开始从现代性阶段的“工业社会”进入”风险社会”，在这一阶段，财富生产的逻辑逐渐被避免危险和管理危险的逻辑所替代，现在的主要问题是“怎样能够避免、最小化或者挑战作为现代化一部分而被系统产生的危险和威胁?”或者说“技术经济发展本身所导致的问题”。鲍曼认为，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是使问题本身是可见的并且是可以解释的，而科学的感觉器官——理论、经验与测量工具正好可以承担这一任务。这一点与乌尔里希·贝克的风险观非常类似，即“风险的决断建立在数学的可能性上”，风险可以测量，客观的衡量，通过科学在统计上计算灾难发生的可能性与大小。可见，无论在鲍曼的“技术装置”社会。还是贝克的“风险社会”，理性规则都是通用的，我们仍需要依靠计算选择和遵守理性的规则，人们已经习惯沉湎于“通过应用理性，我们可能连带地使现实 屈从于我们的意愿，使我们在这个世界中的逗留更加愉快”。
综上所述，在“技术社会意识形态的基本原理——寻求进步”的指引下，理性成为现代性筹划的基本要素，在现代性的推动者们的带领下，在对理性能力的迷信和“最终解决”的理念驱使下，现代社会的思维就是立法理性的思维，即以立法取代历史，以逻辑上连贯的理性法律条令取代没有得到控制或是无法控制的历史规律；现代社会的实践就是工具理性的实践，即人们坚决地追求一种合乎理性的高效手段——科学和技术，并根据现代性的规划和设计运用这些手段达成目标，其结果是在目标实现的同时，人类也迷失了方向，手段与目的发生混淆，造就了理性在从解放一束缚一控制一反噬的过程后，最终危害到人类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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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宋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