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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魏晋时期小说得到了飞跃式发展，无论是在创作数量还是质量上都成就突出。前人多对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作整体研究，然较少关注两个不同时期志怪小说创作关注焦点之间的差异。魏晋小说主旨多关怀生命、关注奇异鬼怪之事，南北朝则多了劝喻、维护政治统治的成分。
关键词：志怪小说;关注焦点;变更
一、魏晋志怪小说着重关注人生
1.魏晋时代背景
魏晋处于社会大动荡时期。从东汉末年开始战乱不断，朝代频繁更替，各利益集团为维护利益不惜一次又一次地发动战争，从三国魏蜀吴开始，西晋末诸侯争霸引起的八王之乱长达十六年。赵王司马伦之乱，“自兵兴六十余日，战所杀害仅十万人”。[1]士兵战死，人民流离失所，这样的情况在魏晋屡见不鲜。文人群体也几乎遭受了灭顶之灾，嵇康、潘岳、陆机、谢灵运、鲍照等都死于非命，“天道如何，吞恨者多”（鲍照《芜城赋》）。战乱导致无数家庭支离破碎，祈求生命得以保全是这一时期人们的共同心愿，在这一时代背景下关注生命主题的志怪小说层出不穷。如陶渊明在《桃花源记》中虚构了一个没有战乱，自由和平的世外桃源，表达了当时人对安定生活的向往。在理想和现实的对比中，使人感受到更多的无奈和心酸。
2.魏晋清谈、戏谈
汉朝末年“礼崩乐坏”，至魏晋，玄学之风大盛。何晏、王弼首创“正始之音”，提出“名教本于自然”的虚无观念，推崇《老子》、《庄子》。这一风气也影响到了小说创作，此期出现了较多描写文人清谈的作品。如东晋裴启的《语林》、郭澄之的《郭子》等。玄学广泛流行为佛教、道教发展打下基础。佛教宣扬的思想如三世三界时空观、天道轮回等，为小说创作拓宽了题材范围。如在《搜神记》、《幽冥录》中皆载入的汉武帝挖昆明池，深处尽“灰墨”，无人知晓缘故，最后由西域胡人解释为“天地大劫”，这些故事无疑为志怪小说增添了异域色彩。魏晋三教合流，道教也在此时兴盛起来。道教宣扬的“长生”观念，对人们有着强大的吸引力。《列仙传》、《神仙传》中记载了大量的成仙故事，他们或因仙人指点，或因服食丹药，或因积累善行，都进入了长生不老的仙界。混乱、开放的时代为其提供了土壤，志怪小说就在这种复杂的环境下蓬勃发展。
3.博物
孔子曰：“不语怪力乱神”，但至汉末，经学逐步瓦解。整个魏晋时期，人人都以博物为尚，以夸耀才华为荣。魏晋时期文人以实录精神创作小说，本应少志怪作品，然时代混乱，思想开放，作家在传言琐语的基础上创作小说，材料来源本就带有虚构成分，小说家也喜炫博争胜，“志怪”小说不断出现。张华《博物志》分列外国、异人、异俗、异产、异兽、异鸟、异虫、异鱼、异草木等三十八类，每一类下再缀补若干故事。[2]小说家极尽博学之能事，汇集各方“异物”，表现了当时人们的猎奇心理。
4.小结
据此可知战乱的时代和开放的思想孕育了志怪小说，反映到作品上即多关注生命，记录鬼怪传奇。鲁迅先生说魏晋为文人思想的自觉时代，这句话也同样适用于小说领域，这一时期小说主题多关注人，满足个人需求，多个性解放色彩。
二、南北朝志怪小说着重维护封建统治
1.南北朝时代背景
丹纳在《艺术哲学》中说：“要了解一件艺术品，一个艺术家，一群艺术家，必须正确的设想他们所属的时代的精神和风俗概况。”南北朝朝代依旧更迭频繁，但相对而言对社会的损害不是太大。尤其是南朝，偏安一隅，较北朝安定。南朝统治者为巩固政权、发展经济，采取了一系列发展措施，南方本身底子厚，从刘宋起，南方经济就已经超越北方。其次，造纸技术进步也是有利因素，这为小说创作和传播提供条件。再次，统治者重视文化教育，采取了一系列促进文化发展政策，如有意提拔寒门子弟等。最后，儒学复兴、玄学合流为小说提供生长土壤。这些因素使南朝小说创作展现出不同于魏晋的特点。
2.以训教维护政治统治
魏晋时期玄学之风大盛，整个社会都弥漫着虚无荒诞气息。南朝建立后，统治者意识到儒家伦理道德维护政治统治的重要性，试图恢复儒教的正统地位。皮锡瑞就曾指出：“惟梁武起自诸生，知崇经术;崔（恩林）、严（植之）、何（伶之）、伏（暅）之徒，前后并见升宠，四方学者靡然向风;斯盖崇儒之效。”[3]小说创作也受其影响，焦点向儒家的伦理道德方向偏移。如托名陶渊明的《搜神后记》中记载的 “放伯裘”的故事，文中写酒泉太守陈斐遇到一个大乌龟， 守卫想要杀掉它，被陈斐所救。后大龟（伯裘）衔草报恩，每次有大事发生就提前来告知陈斐，类似故事在《搜神后记》中并不少见。这种知恩图报的观念对统治者来说有切实的利益，报恩和爱国紧密结合，在无形中维护了统治地位。
3.佛教、道教对儒教的屈服
南朝统治者不仅推崇儒家，也迫使佛、道向儒家伦理道德倾斜，使之成为巩固政权的工具。佛教进入中国后，处于中国的话语笼罩下，不自觉地打上了儒家烙印。佛教宣扬的三世三界时空观、因果报应观、灵魂不灭观、地狱生死观都与宣传伦理道德挂钩。如《搜神后记》中的《黄赭》一文讲述了鄱阳县百姓黄赭，进山后迷路，后由一大神龟领出山，他反而恩将仇报害龟，最后得到报应，病疮而死。佛教通过此类故事宣扬教义的同时也传播了儒家伦理道德观念，以此得到上层阶级支持，保证在中国站稳脚跟。
道教建立较晚且理论复杂，南朝时期道教才创作并整理经书，建立完整神仙谱系。道教在整理经书时也受到统治阶级思想的影響，为维护封建统治服务，显现出不同于魏晋的面目，这一思想在志怪小说中多有体现。如《幽明录》中的《刘晨阮肇》的故事，两书生误入仙界，娶仙女，归家后世上已过百年。作者将美好的愿望寄托在故事主人公身上，以虚幻的美景满足难以圆梦的现实。
4.小结
魏晋与南北朝时间跨度较大，前后期志怪小说创作关注焦点发生变化也是不难理解的。受时代环境、小说自身发展规律及其他因素影响，魏晋志怪小说关多关注人自身需求，无论是写鬼怪传奇还是文人清谈、戏谈，皆以满足人的娱乐享受为目的。南北朝则加入了歌功颂德成分。
参考文献
[1] [唐]房玄龄.赵王伦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4：1605.
[2] 樊伟骏.晋南北朝博物类志怪小说研究[J].东北师范大学，2009：55.
[3][清]皮锡瑞.经学历史[M].北京：中华书局，1959：106.
关键词：志怪小说;关注焦点;变更
一、魏晋志怪小说着重关注人生
1.魏晋时代背景
魏晋处于社会大动荡时期。从东汉末年开始战乱不断，朝代频繁更替，各利益集团为维护利益不惜一次又一次地发动战争，从三国魏蜀吴开始，西晋末诸侯争霸引起的八王之乱长达十六年。赵王司马伦之乱，“自兵兴六十余日，战所杀害仅十万人”。[1]士兵战死，人民流离失所，这样的情况在魏晋屡见不鲜。文人群体也几乎遭受了灭顶之灾，嵇康、潘岳、陆机、谢灵运、鲍照等都死于非命，“天道如何，吞恨者多”（鲍照《芜城赋》）。战乱导致无数家庭支离破碎，祈求生命得以保全是这一时期人们的共同心愿，在这一时代背景下关注生命主题的志怪小说层出不穷。如陶渊明在《桃花源记》中虚构了一个没有战乱，自由和平的世外桃源，表达了当时人对安定生活的向往。在理想和现实的对比中，使人感受到更多的无奈和心酸。
2.魏晋清谈、戏谈
汉朝末年“礼崩乐坏”，至魏晋，玄学之风大盛。何晏、王弼首创“正始之音”，提出“名教本于自然”的虚无观念，推崇《老子》、《庄子》。这一风气也影响到了小说创作，此期出现了较多描写文人清谈的作品。如东晋裴启的《语林》、郭澄之的《郭子》等。玄学广泛流行为佛教、道教发展打下基础。佛教宣扬的思想如三世三界时空观、天道轮回等，为小说创作拓宽了题材范围。如在《搜神记》、《幽冥录》中皆载入的汉武帝挖昆明池，深处尽“灰墨”，无人知晓缘故，最后由西域胡人解释为“天地大劫”，这些故事无疑为志怪小说增添了异域色彩。魏晋三教合流，道教也在此时兴盛起来。道教宣扬的“长生”观念，对人们有着强大的吸引力。《列仙传》、《神仙传》中记载了大量的成仙故事，他们或因仙人指点，或因服食丹药，或因积累善行，都进入了长生不老的仙界。混乱、开放的时代为其提供了土壤，志怪小说就在这种复杂的环境下蓬勃发展。
3.博物
孔子曰：“不语怪力乱神”，但至汉末，经学逐步瓦解。整个魏晋时期，人人都以博物为尚，以夸耀才华为荣。魏晋时期文人以实录精神创作小说，本应少志怪作品，然时代混乱，思想开放，作家在传言琐语的基础上创作小说，材料来源本就带有虚构成分，小说家也喜炫博争胜，“志怪”小说不断出现。张华《博物志》分列外国、异人、异俗、异产、异兽、异鸟、异虫、异鱼、异草木等三十八类，每一类下再缀补若干故事。[2]小说家极尽博学之能事，汇集各方“异物”，表现了当时人们的猎奇心理。
4.小结
据此可知战乱的时代和开放的思想孕育了志怪小说，反映到作品上即多关注生命，记录鬼怪传奇。鲁迅先生说魏晋为文人思想的自觉时代，这句话也同样适用于小说领域，这一时期小说主题多关注人，满足个人需求，多个性解放色彩。
二、南北朝志怪小说着重维护封建统治
1.南北朝时代背景
丹纳在《艺术哲学》中说：“要了解一件艺术品，一个艺术家，一群艺术家，必须正确的设想他们所属的时代的精神和风俗概况。”南北朝朝代依旧更迭频繁，但相对而言对社会的损害不是太大。尤其是南朝，偏安一隅，较北朝安定。南朝统治者为巩固政权、发展经济，采取了一系列发展措施，南方本身底子厚，从刘宋起，南方经济就已经超越北方。其次，造纸技术进步也是有利因素，这为小说创作和传播提供条件。再次，统治者重视文化教育，采取了一系列促进文化发展政策，如有意提拔寒门子弟等。最后，儒学复兴、玄学合流为小说提供生长土壤。这些因素使南朝小说创作展现出不同于魏晋的特点。
2.以训教维护政治统治
魏晋时期玄学之风大盛，整个社会都弥漫着虚无荒诞气息。南朝建立后，统治者意识到儒家伦理道德维护政治统治的重要性，试图恢复儒教的正统地位。皮锡瑞就曾指出：“惟梁武起自诸生，知崇经术;崔（恩林）、严（植之）、何（伶之）、伏（暅）之徒，前后并见升宠，四方学者靡然向风;斯盖崇儒之效。”[3]小说创作也受其影响，焦点向儒家的伦理道德方向偏移。如托名陶渊明的《搜神后记》中记载的 “放伯裘”的故事，文中写酒泉太守陈斐遇到一个大乌龟， 守卫想要杀掉它，被陈斐所救。后大龟（伯裘）衔草报恩，每次有大事发生就提前来告知陈斐，类似故事在《搜神后记》中并不少见。这种知恩图报的观念对统治者来说有切实的利益，报恩和爱国紧密结合，在无形中维护了统治地位。
3.佛教、道教对儒教的屈服
南朝统治者不仅推崇儒家，也迫使佛、道向儒家伦理道德倾斜，使之成为巩固政权的工具。佛教进入中国后，处于中国的话语笼罩下，不自觉地打上了儒家烙印。佛教宣扬的三世三界时空观、因果报应观、灵魂不灭观、地狱生死观都与宣传伦理道德挂钩。如《搜神后记》中的《黄赭》一文讲述了鄱阳县百姓黄赭，进山后迷路，后由一大神龟领出山，他反而恩将仇报害龟，最后得到报应，病疮而死。佛教通过此类故事宣扬教义的同时也传播了儒家伦理道德观念，以此得到上层阶级支持，保证在中国站稳脚跟。
道教建立较晚且理论复杂，南朝时期道教才创作并整理经书，建立完整神仙谱系。道教在整理经书时也受到统治阶级思想的影響，为维护封建统治服务，显现出不同于魏晋的面目，这一思想在志怪小说中多有体现。如《幽明录》中的《刘晨阮肇》的故事，两书生误入仙界，娶仙女，归家后世上已过百年。作者将美好的愿望寄托在故事主人公身上，以虚幻的美景满足难以圆梦的现实。
4.小结
魏晋与南北朝时间跨度较大，前后期志怪小说创作关注焦点发生变化也是不难理解的。受时代环境、小说自身发展规律及其他因素影响，魏晋志怪小说关多关注人自身需求，无论是写鬼怪传奇还是文人清谈、戏谈，皆以满足人的娱乐享受为目的。南北朝则加入了歌功颂德成分。
参考文献
[1] [唐]房玄龄.赵王伦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4：1605.
[2] 樊伟骏.晋南北朝博物类志怪小说研究[J].东北师范大学，2009：55.
[3][清]皮锡瑞.经学历史[M].北京：中华书局，1959：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