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出生，山东嘉祥人。先后就读于曲阜师范学校、中国美术学院、中国艺术研究院、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获硕士学位。多年来致力于中国花鸟画的创作和研究。
　　创作是一种心灵的自由，但这个自由不是毫无限制的。对于中国画家来说，无论怎样表达情感，都不应抛开基本的法度，不应漠视承载中华民族精神的传统文化。


　　几天来大雾一直弥漫着城市，心里不免有点压抑。清晨，一缕阳光悄然照射到画案上，迟迟起床的我忽然有种莫名的兴奋，赶紧走到阳台，打开窗户。蔚蓝的天空点缀着片片白云，微风徐徐吹到身上，十分惬意。风中带有些许凉意，但在久违的阳光下还是让人感觉温馨。虽然已是深秋，不远处的柳树却还是那么碧绿，我不禁叹服它的顽强。每年大地复苏的时候，都是它第一时间把春天的消息传递到枝头。初冬时节，又是它在寒风中苦苦撑持，直到最后才不甘愿地脱掉那一点点的黄绿。此时柳色无恙，几棵黄里透红的不知名小树与柳丛相映，给城市增添了几分成熟的魅力。偶尔有几只鸟在枝头歇脚，梳理一下羽毛，便又欢快地飞鸣而去，不知是为了阴霾后的艳阳而欢欣，还是为了秋天的收获而喜悦。久久注视着这幅大自然的绝美画卷，不觉融进醉人的秋色，一阵激情和着灵感涌来，促使我情不自禁地拿起画笔。
　　到底什么时候喜欢上的画画，已经说不太清楚了。记得很小的时候就喜欢在作业本上胡涂乱抹，因此没少挨批评。初二的时候，学校的宣传橱窗要放一些学生美术作品，狄乃相老师就给我们美术小组的几个人分配了任务。我也没多想，临摹了几幅花卉交上去，不想展出之后竟获得老师和同学的一致赞扬。对于学习成绩一般、很少得到表扬的我来说，这是件非常意外的事。当时，走在校园里，常能听到有人在背后小声嘀咕：“那几张画就是他画的。”“是吗？画得真像，真好看。”我的兴奋和得意可想而知。中学时代故事很多，对我来说，最难忘的就是这一件，因为它无形中决定了我的人生道路。我后来选择花鸟画，最早的思想基础或许就源于那些夸奖。


　　初中毕业，我考上了曲阜师范学校美术教育专业，也算是没辜负师长的厚望。当时的课程比较宽泛，素描、色彩、图案、手工、设计，什么都学，主要是为了适应将来的教学需要。我的班主任逆寒老师出于山东著名花鸟画家孔端甫先生门下，擅长花鸟画，课余时间我常向他请教，由此正式开始花鸟画的学习。毕业时我第一个办了个人书画展，带着收获回到家乡，分配在嘉祥镇第一中学。这样，我一边教学，一边自己摸索着画花鸟，倒也自得其乐。毕竟是偏居小城，书店里找不到多少有用的美术资料，也看不到什么画展，我的眼光受到限制，画也就只能在原来的水平上徘徊。董其昌《画诀》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胸中脱去尘浊，自然丘壑内营。”画家就是在这种长期刻苦的艺术实践中反复认真地观察和理解自然，深刻体认其规律。“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是“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必要修炼，只有用广博的知识和丰富的学养来浸润心灵，才能为艺术创造奠定坚实的基础。
　　2000年，我得到去中国美术学院进修的机会，置身美术教育殿堂，眼界大开，对花鸟画产生了一些新的思考。我徜徉在传统花鸟画的世界里，沉潜玩味，乐此不疲。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无处不是我学习的课堂。要想画好中国画，临摹前人画作是一条必经之路。我曾在中国美术学院的临摹室里对着清晰的《写生珍禽图》印刷品一遍一遍临摹，从中深深获益，把握住了鸟的造型规律，也提高了用笔、设色等方面的技法。我还临摹了许多宋人小品，看着那些精巧细致的花鸟图样在笔下渐次成形，心中油然生起对前辈艺术大师的崇敬之意。临摹历代画作，实际上也是在跟古人对话。静静地看，静静地下笔，画着画着，你忽然从笔墨间悟出当时的历史环境和画中蕴含的美好情感，从娴熟的技巧和深邃的意境中体察到画家的文化修养和艺术才华，这就是所谓的“内美静中参”吧！这是一种神秘而深刻的审美经验，它让我神游艺境，身心两忘。所以直到现在，我还不时会有静下心来临摹一幅古画的兴致。
　　临摹的画多了，一部形象的花鸟画发展史在我面前渐渐展开。中国历史上有文献记载的花鸟画家，当以谢赫《画品》提及的东晋刘胤祖为最早，可惜他的画作今已不得而见，只能对着记载想象他“蝉雀特尽微妙，笔迹超越，爽俊不凡”的艺术风格。经隋唐到五代，出现了“徐黄异体”，这也是我们目前所能看到的最早的卷轴花鸟画。以黄筌和徐熙为代表的两种画风奠定了后世花鸟画的大致路径，为两宋院体花鸟画的发展廓清了尘氛。宋代以完备的画院制度为依托，以画家素质的培养为有效手段，使绘画与文人思想日益融合，出现了李迪、林椿、崔白、赵昌、赵佶等诸多杰出的花鸟画家。元代以钱选、王冕、王渊为首的画家将花鸟画领上一条崭新的道路，及至明清，写意花鸟画大行其道，成为文人画的又一个巅峰。人们开始以花鸟为载体“抒情寄兴，托物言志”，笔墨情趣漾满画幅，诗书画印融为一体，传统的花鸟画至此基本定型。直到近现代，任伯年、吴昌硕、齐白石、潘天寿等艺术巨匠发展花鸟画的努力也仍然只能是根基于传承。
　　艺术是供人欣赏的，艺术欣赏是艺术的再创造。我们在博物馆里看到的古人作品，都经过了时间的淘洗、历史的推敲。一幅画，大而言之，往往代表着一个时代；小而言之，代表着一个人，更准确地说，代表着一个人的一个时期。画作的生命力来自画家的心灵，而心灵的状态多姿多彩，与此相应，艺术的殿堂也就千门万户，无论走进哪一间，都会发现一些独特的魅力。无论是黄筌的富贵气象，还是徐熙的野逸风骨，无论是院体画的工整细致、富丽华贵，还是文人画的简远逸迈、萧散苍茫，这些艺术家及其作品在各自领域里所达到的高度都值得我们学习和研究。我喜欢百看不厌的宋人院画小品，也喜欢洒脱自如的明清意笔花鸟。从历史的角度看，两者之间存在着一种相互砥砺、相互成全的关系。就画家个人而言，画一幅画其实就是内心的一次独白。看八大的画，读得出他心中的郁愤和孤凄，他国亡家破的肺腑之痛，他无奈之余的卓尔不群。八大笔底的花鸟虫鱼怪异奇特，但是我们知道，他并没有凭空捏造，那些孤寒冷漠的形象正显示了他本人内心世界的萧索空寂。 　　创作是一种心灵的自由，但这个自由不是毫无限制的。对于中国画家来说，无论怎样表达情感，都不应抛开基本的法度，不应漠视承载中华民族精神的传统文化。董其昌“南北宗论”将文人画推到了明清画坛的主导地位，但问题也由此产生。徐悲鸿、俞剑华等担心的弊端如今已发展到极致，草率之作泛滥成灾。急功近利的画家误解了黄公望“画不过意思而已”的论说，只注重情感的表达，而忽略了生成情感的原因。在他们的作品中，画面工整、笔墨精到与否，都已无足轻重，“逸笔草草”的追求演化成了自以为是的胡涂乱抹。借用谢赫“六法论”中的词汇，大家都在强调气韵生动，而视骨法用笔、应物象形、随类赋彩、经营位置等如无物。现在的画展上、报纸杂志上，我们常能见到许多让人不知所云的画作，从内容到形式都难以捉摸，如果不是画家本人讲出其中的本意，对着画面看上几天几夜无法索解。似乎艺术作品的创造完全成了画家自己的事，可以脱离接受者而超然独存。
　　凡是从事艺术创作的人，都希望找到自己的路径、自己的风格。有时我也会想，抛开古人的东西，我自己的风格又在哪里？也经常有人向我提出建议，要尽快形成自己的面目。这样的好意我十分感激，但我知道风格是内在的自然流露，是一个画家成熟的标志，火候未到，急也急不来的。过于功利地去追寻个人风格，其结果就是造成一个虚假的面具，看似特点鲜明，实则与其下掩藏的真人面目相去甚远。以我的年龄，还有足够的时间和耐心从传统中摄取营养，不断丰富自我，提高修养，等待真正成熟的时候。
　　我还有一个看法，觉得雅俗共赏并没有什么不好，所以创作能给所有人带来美感的作品一直是我的追求。可不知为什么，雅俗共赏现在竟成了一个近似贬义的形容词。写意固然高妙，写形而得其神理又何尝不好？“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贬斥的是只知图形、不知取神的匠人习气，而不是精细勾描的画风。实际上，具体的形象未必不生动，工致也未必不出雅韵。郭若虚有云：“六法精论，万古不移。”无论何时，六法都应当是中国画家共同遵循的艺术规范，要追求气韵生动，同时也不该抛开应物象形、随类赋彩。
　　一花一世界，一沙一天国。以真实的心灵投入艺术，就可能在一花一叶、一山一水间找到精神的家园，找到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所。我还在寻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