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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爱国主义是一种意识形态，源于人类对于族群生活的自然情感。在中国，作为意识形态的爱国主义，有法家的忠君爱国思想，有孙中山的革命爱国思想，有五四运动的民主爱国思想。五四运动把爱国主义提升到一个全新的境界，爱国主义就是要建设一个民主的中国。
关键词：五四运动;忠君爱国;革命爱国;民主爱国
人类的原始情感有着对于族群和故土的深厚眷恋，中国古代就有“鸟飞返故乡兮，狐死必首丘兮”的描述。不过，在进入阶级压迫的国家时代，被压迫阶级也有“誓将去汝，适彼乐土”的呐喊。爱国主义，作为一种历史意识形态，也有着不同的思想内涵。在中国历史上，有法家的忠君爱国思想，有孙中山的革命爱国思想，有五四运动的民主爱国思想。五四运动把爱国主义提升到一个全新的境界，爱国主义就是要建设一个民主的中国。
一、法家的忠君爱国思想
中华先民很早就从事定居农业，栖息于辽阔肥沃的田土间，聚族而居，世代相沿。“一村唯两姓，世世为婚姻，亲疏居有族，少长游有群。”（白居易.《白氏长庆集》）敬祖崇圣是华人的历史情怀，中国最早的诗集《诗经》的“雅”“颂”就是敬祖崇圣的诗篇。敬祖崇圣并不就是爱国思想，而是可以不爱当下这个国的，可以“誓将去汝，适彼乐土”。在《诗经》中，就表达了爱自由比爱国更深厚的思想意识。在阶级分化和阶级压迫的国家中，被压迫阶级是没有天然的爱国心的。可以说，爱自由是最基本的人性，是最基本的个人意识和社会意识。从自由的人性论和历史观考察，我们看到，人类社会的奴隶制创造了巨大的劳动成果，建筑奇迹，却由于其残害人性而内在解体。奴隶们反抗束缚而逃亡，就是奴隶社会解体的根本原因。所以说，爱自由的奴隶是不爱国的。这里补充一句，正统理论所说的奴隶制被封建制所代替是由于封建制生产力更强大，其实是一个绕开实质的理论。历史的实际是，奴隶制是能干大工程大事情的制度，是创造了古代工程奇迹的劳动制度，古埃及的金字塔、巴比伦空中花园以及中国的古长城，都是奴隶制劳动的建筑奇迹。只是由于这个制度违背自由的人性，最终难以为继。或者说，是奴隶的逃亡，追求相对的自由，使得奴隶劳动奴隶制度自然解体。后来的专制社会，也都曾经用奴隶制劳动来创造一些巨大工程，如秦始皇陵、京杭大运河以及其它等等。
爱国主义是一种统治的意识形态，集成于君主统治的政治形态，而法家则是忠君爱国思想的倡导者。也可以说，法家思想就是中国皇权专制社会的理论模型。其变法理论改变了传统的宗法国家观念，以君为国，构造了君道主义的国家信仰及帝制国家观。法家韩非认为，君主是独一至上的，国家只是君主的工具，“国者，君之车也。”（《韩非子》）君主是国家之主，所以，君主在上臣民在下，国家是一个君—臣—民的等级制度。冯友兰曾解释说，中国传统法家不是单纯的法学家，而是政治学家，是政治谋略家和理论家。秦始皇建立皇帝制度，致用法家思想，忠君爱国遂成为中国社会的根本的意识形态。司马迁《史记》记载，秦王（后来的秦始皇）读到韩非的《孤愤》、《五蠹》二文，发出感叹道：“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韩非也仿佛就是对秦始皇进言的：“臣之所闻曰：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此天下之常道也。”（《韩非子》）法家三纲思想就是专制主义的社会法网。皇帝制度中，帝王还是政治上和思想上和趣味上的最高权威，是政治正確思想正确趣味正确的代表。韩非特别强调了言论、行为和思想道德必须统一于君主之法令，以君主之是非为是非。“故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韩非子》）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就是要塑造对于权力的崇拜和信仰，构造忠君主义的政治宗教和政教传统。
忠君爱国，是专制社会的政治正确。在中国专制主义的政治形态中，官方意识形态是“阳儒阳法”，是法家为体儒家为用;儒学成为政治的附庸，圣道附庸于君道。但儒家维护宗法社会，追求德治，其大一统思想并不以忠君爱国为归依，而是有着明显的民本思想和大同理想。“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礼记》）都是儒家的社会理想。所以，明末清初儒生思想家黄宗羲才能提出“天下为主君为客”的民主思想。他说“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主张以“天下之法”取代皇帝的“一家之法”，从而限制君权，反对专制主义的忠君思想。这样的新思想，在近代中国成为一股不断生长的力量。
二、孙中山的革命爱国思想
孙中山是一个爱国者，曾经也是一个改良主义者。1894年初，孙中山写了一篇长达八千多字的《上李鸿章书》，希望通过李鸿章使清政府变法维新，使中国走上富强之路。上书建议清政府仿照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兴办学校，培养人才;设立管理农业的机构，发展农业生产;开矿山，修铁路，开办近代工业;实行保护近代工商业的政策等。是年6月，他到达天津，通过关系找到李鸿章的幕僚盛宣怀。盛宣怀读过孙中山的文章，颇为欣赏，就带他去会晤李鸿章。当时，中日战争即将爆发，李鸿章正忙于练兵，当他听说孙中山是个二十多岁的医生时，便很不以为然。虽经盛宣怀竭力推荐，李鸿章还是拒不接见，也不看孙中山写的是什么，只是交待手下等打完仗以后再说。这次求见李鸿章的曲折结果，使孙中山对改良救国不再抱有幻想，而从此踏上了革命救国的道路。
孙中山曾说过：“今举我国土之大，人民之众，而为俎上之肉，饿虎取而食之，以振其蛮力，雄视世界……而当此千钧一发之秋，不得不自进为革命之先驱，而以应势之要求。”并声明，中国之革命是“为支那苍生，为亚洲黄种，为世界人道”。（《孙中山全集》）充满爱国之情的孙中山，可以说是被逼无奈，才试图用武装革命手段来推翻清王朝的专制统治，从而使中华民族改头换面国民富强。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为宗旨的兴中会的建立是孙中山走向革命道路的根本，从此，在革命爱国思想指引下，在盟军战友的支持下，以孙中山为领导人的革命武装起义进行了数十次之多。在这些起义中，虽然屡有失败也有一些失误，甚至重大的牺牲，但孙中山毫不气馁、越挫越勇，在失败中不断进取和改进。革命的洪流最终于1911年将满清王朝推翻，结束了几千年的封建专制统治，忠君爱国思想开始被埋葬。然而，袁世凯的帝制复辟使得中国社会又行倒退，民心不安。为了建立一个新中国，孙中山又一次凝聚革命力量，将各股小力量的民众力量拧成一股绳，从而又发动了第二次革命、第三次革命，直到袁世凯垮台。 孙中山爱国思想的发展过程是同中国革命的发展过程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清醒地指出：“今天我们要来拯救这个中国，要从那一条路走呢？我们就是要从革命这条路走，拿革命的主义来救中国。”三民主义是孙中山所倡导的民主革命纲领，是其革命爱国思想的精髓和高度概括。孙中山设想通过三民主义的实施“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孙中山全集》）进而实现国富民强、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民族主义，反对满清专治和列强的侵略，打倒军阀，求得国内各民族之平等，承认民族自决权。民权主义，主张人民有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权（政权）以管理政府，政府则有立法、司法、行政、考试、监察五权（治权）以治理国家;即政府拥有治权，人民则拥有政权。民生主义最重要的原则有两个，一为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平均地权，二为节制资本，私人不能操纵国民生计。三民主义有中西思想之融合，对于中国革命行动发挥了十分重要的指导和促进作用。孙中山继承和发扬了我国古代“大一统”的思想，早在同盟会成立前就宣称：“余之主张为‘大同主义’。”在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中，他提出了“民族之统一”、“领土之统一”、“军政之统一”、“内政之统一”、“财政之统一”等五个统一，维护国家的完全统一。
三、五四运动的民主爱国思想
五四运动是中国新文化运动中的社会运动，是中国社会第一个民主运动，是爱国主义精神与民主科学精神的结合。五四运动不是历史上的农民运动，也不是义和团运动，而是新青年运动，是与新文化运动相互“包孕”（陈平原语）的，提出了自由民主的新口号。可以说，新文化、新青年、新的爱国主义，体现了五四运动的新气象。作为一场伟大的爱国运动，五四运动面临的是民族危亡的问题，是救亡与启蒙的双重变奏，也是第一次实现了知识分子与劳动群众的结合。
1919年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胜国在法国巴黎召开所谓的“和平会议”，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协约国之一，中国代表在和会上提出废除外国在中国的势力范围、撤退外国在中国的军队和取消“二十一条”等正义要求。但巴黎和会不顾中国也是战胜国之一，拒绝了中国代表提出的要求，甚至还决定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消息传到中国后，北京学生群情激愤，学生、工商业者、教育界和许多爱国团体纷纷通电，斥责日本的无理行径，并且要求中国政府坚持国家主权。1919年5月3日晚，北京大学学生举行大会，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法政专门学校也有代表参加。学生们情绪激昂，最后定出四条办法，并决定第二日齐集天安门示威。四条办法是：联合各界一致力争;通电巴黎专使坚持不在合约上签字;通电各省于1919年5月7日国耻纪念举行游行示威运动;5月4日上午，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与北京大学、中国大学等13校代表，在法政专门学校开会决议下午在天安门前举行集会和游行示威。到5月4日下午，北京三所高校的3000多名学生代表冲破军警阻挠，云集天安门，高呼“誓死力争，还我青岛”、“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废除二十一条”、“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等口号。学生们在游行中痛打了章宗祥，从请愿发展到暴力对抗政府，并引发“火烧赵家楼”事件。随后，军警出面控制事态，并逮捕了学生代表32人，影响广泛。此后，天津、上海、广州、南京、杭州、武汉、济南的学生、工人也给予支持。在这样强大的压力下，中国代表最终没有出席巴黎和会的签字仪式，交通总长曹汝霖、币制局总裁陆宗舆、驻日公使章宗祥三人相继被免职，总统徐世昌提出辞职。
可以说，五四运动是一场新的现代的爱国主义运动，五四运动把爱国主义提升到一个全新的境界，爱国主义就是要建设一个民主的中国。五四运动的民主爱国思想是中国社会现代新文化发展的结晶，是中国社会进步的必然结果。从严复提出的“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到新文化运动的民主与科学的口号，新思想新知识在中国社会日益传播影响开来，追求自由平等科学民主成为社会潮流。应该说，新文化的传播得益于新的知识分子的推动，造就了一批新式大學和新青年，成为新生的民主力量。这样的一批人，不同于中国历史上的士大夫或文人群体，他们是以独立的人格、独立的精神和独立的价值标准，借助知识和思想的力量，承担公共良知、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并具有强烈的社会批判精神和民主意识。在新文化潮流中，《新青年》等等杂志、包括少年中国学会、新民学会、平民教育讲演团等等的社团组织应运而生，推波助澜，爱国主义思想注入了新的民主的内涵。自此以后，中国的真正的爱国主义就是民主爱国主义。
关键词：五四运动;忠君爱国;革命爱国;民主爱国
人类的原始情感有着对于族群和故土的深厚眷恋，中国古代就有“鸟飞返故乡兮，狐死必首丘兮”的描述。不过，在进入阶级压迫的国家时代，被压迫阶级也有“誓将去汝，适彼乐土”的呐喊。爱国主义，作为一种历史意识形态，也有着不同的思想内涵。在中国历史上，有法家的忠君爱国思想，有孙中山的革命爱国思想，有五四运动的民主爱国思想。五四运动把爱国主义提升到一个全新的境界，爱国主义就是要建设一个民主的中国。
一、法家的忠君爱国思想
中华先民很早就从事定居农业，栖息于辽阔肥沃的田土间，聚族而居，世代相沿。“一村唯两姓，世世为婚姻，亲疏居有族，少长游有群。”（白居易.《白氏长庆集》）敬祖崇圣是华人的历史情怀，中国最早的诗集《诗经》的“雅”“颂”就是敬祖崇圣的诗篇。敬祖崇圣并不就是爱国思想，而是可以不爱当下这个国的，可以“誓将去汝，适彼乐土”。在《诗经》中，就表达了爱自由比爱国更深厚的思想意识。在阶级分化和阶级压迫的国家中，被压迫阶级是没有天然的爱国心的。可以说，爱自由是最基本的人性，是最基本的个人意识和社会意识。从自由的人性论和历史观考察，我们看到，人类社会的奴隶制创造了巨大的劳动成果，建筑奇迹，却由于其残害人性而内在解体。奴隶们反抗束缚而逃亡，就是奴隶社会解体的根本原因。所以说，爱自由的奴隶是不爱国的。这里补充一句，正统理论所说的奴隶制被封建制所代替是由于封建制生产力更强大，其实是一个绕开实质的理论。历史的实际是，奴隶制是能干大工程大事情的制度，是创造了古代工程奇迹的劳动制度，古埃及的金字塔、巴比伦空中花园以及中国的古长城，都是奴隶制劳动的建筑奇迹。只是由于这个制度违背自由的人性，最终难以为继。或者说，是奴隶的逃亡，追求相对的自由，使得奴隶劳动奴隶制度自然解体。后来的专制社会，也都曾经用奴隶制劳动来创造一些巨大工程，如秦始皇陵、京杭大运河以及其它等等。
爱国主义是一种统治的意识形态，集成于君主统治的政治形态，而法家则是忠君爱国思想的倡导者。也可以说，法家思想就是中国皇权专制社会的理论模型。其变法理论改变了传统的宗法国家观念，以君为国，构造了君道主义的国家信仰及帝制国家观。法家韩非认为，君主是独一至上的，国家只是君主的工具，“国者，君之车也。”（《韩非子》）君主是国家之主，所以，君主在上臣民在下，国家是一个君—臣—民的等级制度。冯友兰曾解释说，中国传统法家不是单纯的法学家，而是政治学家，是政治谋略家和理论家。秦始皇建立皇帝制度，致用法家思想，忠君爱国遂成为中国社会的根本的意识形态。司马迁《史记》记载，秦王（后来的秦始皇）读到韩非的《孤愤》、《五蠹》二文，发出感叹道：“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韩非也仿佛就是对秦始皇进言的：“臣之所闻曰：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此天下之常道也。”（《韩非子》）法家三纲思想就是专制主义的社会法网。皇帝制度中，帝王还是政治上和思想上和趣味上的最高权威，是政治正確思想正确趣味正确的代表。韩非特别强调了言论、行为和思想道德必须统一于君主之法令，以君主之是非为是非。“故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韩非子》）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就是要塑造对于权力的崇拜和信仰，构造忠君主义的政治宗教和政教传统。
忠君爱国，是专制社会的政治正确。在中国专制主义的政治形态中，官方意识形态是“阳儒阳法”，是法家为体儒家为用;儒学成为政治的附庸，圣道附庸于君道。但儒家维护宗法社会，追求德治，其大一统思想并不以忠君爱国为归依，而是有着明显的民本思想和大同理想。“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礼记》）都是儒家的社会理想。所以，明末清初儒生思想家黄宗羲才能提出“天下为主君为客”的民主思想。他说“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主张以“天下之法”取代皇帝的“一家之法”，从而限制君权，反对专制主义的忠君思想。这样的新思想，在近代中国成为一股不断生长的力量。
二、孙中山的革命爱国思想
孙中山是一个爱国者，曾经也是一个改良主义者。1894年初，孙中山写了一篇长达八千多字的《上李鸿章书》，希望通过李鸿章使清政府变法维新，使中国走上富强之路。上书建议清政府仿照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兴办学校，培养人才;设立管理农业的机构，发展农业生产;开矿山，修铁路，开办近代工业;实行保护近代工商业的政策等。是年6月，他到达天津，通过关系找到李鸿章的幕僚盛宣怀。盛宣怀读过孙中山的文章，颇为欣赏，就带他去会晤李鸿章。当时，中日战争即将爆发，李鸿章正忙于练兵，当他听说孙中山是个二十多岁的医生时，便很不以为然。虽经盛宣怀竭力推荐，李鸿章还是拒不接见，也不看孙中山写的是什么，只是交待手下等打完仗以后再说。这次求见李鸿章的曲折结果，使孙中山对改良救国不再抱有幻想，而从此踏上了革命救国的道路。
孙中山曾说过：“今举我国土之大，人民之众，而为俎上之肉，饿虎取而食之，以振其蛮力，雄视世界……而当此千钧一发之秋，不得不自进为革命之先驱，而以应势之要求。”并声明，中国之革命是“为支那苍生，为亚洲黄种，为世界人道”。（《孙中山全集》）充满爱国之情的孙中山，可以说是被逼无奈，才试图用武装革命手段来推翻清王朝的专制统治，从而使中华民族改头换面国民富强。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为宗旨的兴中会的建立是孙中山走向革命道路的根本，从此，在革命爱国思想指引下，在盟军战友的支持下，以孙中山为领导人的革命武装起义进行了数十次之多。在这些起义中，虽然屡有失败也有一些失误，甚至重大的牺牲，但孙中山毫不气馁、越挫越勇，在失败中不断进取和改进。革命的洪流最终于1911年将满清王朝推翻，结束了几千年的封建专制统治，忠君爱国思想开始被埋葬。然而，袁世凯的帝制复辟使得中国社会又行倒退，民心不安。为了建立一个新中国，孙中山又一次凝聚革命力量，将各股小力量的民众力量拧成一股绳，从而又发动了第二次革命、第三次革命，直到袁世凯垮台。 孙中山爱国思想的发展过程是同中国革命的发展过程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清醒地指出：“今天我们要来拯救这个中国，要从那一条路走呢？我们就是要从革命这条路走，拿革命的主义来救中国。”三民主义是孙中山所倡导的民主革命纲领，是其革命爱国思想的精髓和高度概括。孙中山设想通过三民主义的实施“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孙中山全集》）进而实现国富民强、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民族主义，反对满清专治和列强的侵略，打倒军阀，求得国内各民族之平等，承认民族自决权。民权主义，主张人民有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权（政权）以管理政府，政府则有立法、司法、行政、考试、监察五权（治权）以治理国家;即政府拥有治权，人民则拥有政权。民生主义最重要的原则有两个，一为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平均地权，二为节制资本，私人不能操纵国民生计。三民主义有中西思想之融合，对于中国革命行动发挥了十分重要的指导和促进作用。孙中山继承和发扬了我国古代“大一统”的思想，早在同盟会成立前就宣称：“余之主张为‘大同主义’。”在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中，他提出了“民族之统一”、“领土之统一”、“军政之统一”、“内政之统一”、“财政之统一”等五个统一，维护国家的完全统一。
三、五四运动的民主爱国思想
五四运动是中国新文化运动中的社会运动，是中国社会第一个民主运动，是爱国主义精神与民主科学精神的结合。五四运动不是历史上的农民运动，也不是义和团运动，而是新青年运动，是与新文化运动相互“包孕”（陈平原语）的，提出了自由民主的新口号。可以说，新文化、新青年、新的爱国主义，体现了五四运动的新气象。作为一场伟大的爱国运动，五四运动面临的是民族危亡的问题，是救亡与启蒙的双重变奏，也是第一次实现了知识分子与劳动群众的结合。
1919年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胜国在法国巴黎召开所谓的“和平会议”，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协约国之一，中国代表在和会上提出废除外国在中国的势力范围、撤退外国在中国的军队和取消“二十一条”等正义要求。但巴黎和会不顾中国也是战胜国之一，拒绝了中国代表提出的要求，甚至还决定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消息传到中国后，北京学生群情激愤，学生、工商业者、教育界和许多爱国团体纷纷通电，斥责日本的无理行径，并且要求中国政府坚持国家主权。1919年5月3日晚，北京大学学生举行大会，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法政专门学校也有代表参加。学生们情绪激昂，最后定出四条办法，并决定第二日齐集天安门示威。四条办法是：联合各界一致力争;通电巴黎专使坚持不在合约上签字;通电各省于1919年5月7日国耻纪念举行游行示威运动;5月4日上午，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与北京大学、中国大学等13校代表，在法政专门学校开会决议下午在天安门前举行集会和游行示威。到5月4日下午，北京三所高校的3000多名学生代表冲破军警阻挠，云集天安门，高呼“誓死力争，还我青岛”、“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废除二十一条”、“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等口号。学生们在游行中痛打了章宗祥，从请愿发展到暴力对抗政府，并引发“火烧赵家楼”事件。随后，军警出面控制事态，并逮捕了学生代表32人，影响广泛。此后，天津、上海、广州、南京、杭州、武汉、济南的学生、工人也给予支持。在这样强大的压力下，中国代表最终没有出席巴黎和会的签字仪式，交通总长曹汝霖、币制局总裁陆宗舆、驻日公使章宗祥三人相继被免职，总统徐世昌提出辞职。
可以说，五四运动是一场新的现代的爱国主义运动，五四运动把爱国主义提升到一个全新的境界，爱国主义就是要建设一个民主的中国。五四运动的民主爱国思想是中国社会现代新文化发展的结晶，是中国社会进步的必然结果。从严复提出的“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到新文化运动的民主与科学的口号，新思想新知识在中国社会日益传播影响开来，追求自由平等科学民主成为社会潮流。应该说，新文化的传播得益于新的知识分子的推动，造就了一批新式大學和新青年，成为新生的民主力量。这样的一批人，不同于中国历史上的士大夫或文人群体，他们是以独立的人格、独立的精神和独立的价值标准，借助知识和思想的力量，承担公共良知、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并具有强烈的社会批判精神和民主意识。在新文化潮流中，《新青年》等等杂志、包括少年中国学会、新民学会、平民教育讲演团等等的社团组织应运而生，推波助澜，爱国主义思想注入了新的民主的内涵。自此以后，中国的真正的爱国主义就是民主爱国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