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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受金融危机影响农民工大量返乡,形成“返乡潮”。文章对农民工城乡流动模式及形成的“缓冲带”进行探究,指出:特殊时期的农民工城乡流动模式下的“返乡潮”在使农民工大量失业,农民增收放缓,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受挫,城乡差距扩大的同时,也对经济的发展形成一个明显缓冲弹性空间,对缓解就业压力;防止欧美“城市病”;促进农民创业;重构城乡关系;降低经济衰退等方面有其积极意义。
关键词:金融危机;返乡潮;城乡流动模式;缓冲带
中图分类号:F241.4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8937(2010)02-0069-02
2008年受金融危机引发的国内外经济环境恶化的影响,农民工失业问题突出。据统计,在1.3亿外出就业的农民工中,有15.3%的农民工现在失去或难以找到工作。农民工大量返乡一方面对农村经济和社会稳定带来了一定影响。农民增收的压力增大,再就业的负担加重,不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另一方面在金融危机背景下,由于中国特有的农民工城乡流动模式的存在以及由此形成的“缓冲带”, 对缓解就业压力;防止欧美“城市病”;促进农民创业;重构城乡关系;降低经济衰退等方面有其积极意义,较好地保持社会的整体稳定。
1金融危机背景下农民工“返乡潮”特征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机制的引入,在农村以土地家庭承包为核心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使农民从传统的体制束缚中解脱,获得了自由选择职业的权利,纷纷进城务工,形成了1.3亿的庞大农民工群体,是“我国改革开放和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涌现的一支新型劳动大军”,已成为“我国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关系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对我国现代化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
随着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海啸”导致农民工被裁员或减薪,沿海的劳动力向中西部集中化、规模化回流,返乡趋势日益明显,中国劳动力市场承受着巨大的侵袭,农民工由于经济不景气而大量失业返乡,农民增收放缓,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受挫,现代化进程受阻。
①突发性与周期性并存,并呈现出集中性、规模化特征。由于受金融危机和春节假期的影响,导致农民工“返乡潮”突发性和周期性并存,并呈现出集中性、规模化特征。据各地调查结果看,到2008年12月底,返乡农民工大致占外出务工总数的15%左右。
②劳动力由沿海向中西部大量回流,返乡趋势日益明显。返乡农民工在地区上表现为由以珠三角、长三角为主的东部沿海地区向中西部大量回流,截止2008年底,累计从珠三角、长三角返乡的农民工人数占返乡农民工总数的55.7%,返乡趋势日益明显。
③返乡农民工务工行业以外向型为主,行业差异显著。由于农民工外出务工有较强的集群性,即来自同一地区的农民工往往更多地集中在某一特定流入地区的特定行业务工,而劳动密集型外向型企业一般就聚集了大量以出卖劳动力的农民工。随着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海啸”席卷了整个中国尤其是珠三角、长三角以及东南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部分外向型企业,国外的“订单”锐减,企业纷纷限产、停产、外迁甚至倒闭。统计显示,2008年上半年全国有6.7万家规模以上的中小企业倒闭,农民工大量失业返乡。在行业上表现出返乡农民工的务工行业以受金融危机影响较大的电子加工业、玩具加工业为主,同时住宿餐饮业等服务业的农民工返乡比例也较大。
2农民工城乡流动模式
由于中国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存在,中国农民的阶层分化过程具有明显的不彻底性,导致了农民工虽然已经脱离了农业劳动者阶层,但由于他们仍属于农业户口,因此在很大程度上依旧属于农民。农民工大量涌进城,却未能完全融入城镇,游走于城乡之间,处于城镇中的边缘地位,成为具有双重身份的“夹生人”。
首先,依旧是农业劳动者。在我国自古以来户籍制度就与土地制度有着紧密联系。户籍是土地分配的依据。当前我国现行的农村土地制度也是在户籍制度的基础上构建起来的。而农民工由于城乡分离的户籍制度、劳动与社会保障制度等制度惯性造成农民工与城镇居民一体化,工资水平的普遍低下使农民工很难在城市定居生活,也不可能完全脱离农村,对土地的依附依然存在。于是从自身利益出发绝大多数农民工选择了一种在城镇工作,在农村生活及完成农业生产的基本生活模式和“兼业”经营方式(图1)。因此成为流动在城乡之间的特殊群体,耕地仍然是他们的基本保障。
其次,“人”的城市化不彻底。目前,全国第二产业就业人员中,农民工占57.6%,其中加工制造业占68%,建筑业占80%;在全国第三产业从业人员中,农民工占52%;城市建筑、环保、家政、餐饮服务人员90%都来自农民工。然而,农民工在为城市的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同时,却没有享受到与城镇居民同等的福利待遇,在就业、子女入学、社会保障等方面均受到歧视,“等级化”特征明显。究其原因还是现行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户口不仅代表民事登记意义上的公民身份,而且深层意义上表明与身份相对应的在就业、子女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权利和利益。以就业为例,这种等级化主要体现在两个层次上。第一个层次是指就业机会的不平等。具体体现在现有就业准入制度和就业服务制度对农民工就业的限制上;第二个层次是就业报酬的不平等。表现在“同工不同酬”、“同工不同时”、“同工不同权”等方面。庞大的农民工群体未能完全融入城镇,成为城镇城市化的过客,未能充分享受城市发展的成果。农民工城市化的不彻底性导致了他们地位的边缘化。
双重身份使农民工成为游走于城乡之间的特殊群体,农村-城镇流动模式成为农民工典型的生活工作模式。农村-城镇流动模式一方面使农民工在为城市的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同时,却没有享受到与城镇居民同等的福利待遇,在就业、子女入学、社会保障等方面受到歧视,“等级化”特征明显。另一方面也应看到这种流动模式在保证农业生产完成的同时,也为城市建设、工业发展提供了大量的廉价劳动力,为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发展做出巨大贡献,在缓解就业压力、降低经济衰退等方面也有其积极影响。
3缓冲带形成的机制
农村-城镇流动模式形成的缓冲带是在土地家庭联产承包制、城乡二元体制、城乡差距的扩大等多种因素综合影响下形成的。
①土地家庭联产承包制是缓冲带形成的前提。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农村社会生产力,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把大量的农业劳动力从农村解放出来,为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发展提供了大量的廉价劳动力。而亦农亦工的双重身份使农民工成为游走于城乡间的特殊群体。
②城乡二元体制是缓冲带形成的基础。城乡二元体制是计划经济的产物,包括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城乡二元土地制度等。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户籍成为界定个人身份的重要符号,分为农村户籍和城市户籍,城乡被割裂开来。改革开放后,城市得到长足的发展,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加快,城乡差距扩大,农民工大量进城务工。由于城乡二元体制的存在,农民工成为了在城镇打工而农民身份仍然没有改变的工人,庞大的农民工群体及家属未能完全融入城镇,成为城镇城市化的过客,在为城市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同时,在就业、子女入学、社会保障等方面均受到歧视,未能充分享受城市发展的成果。城乡二元土地制度的存在使农村社区的农民都不愿意被“城市化”,担心既要交出在农村的承包地和宅基地,又不能平等地享受城市居民的各种社会福利保障。城乡二元体制导致了农民的模糊身份、模糊地位,城乡二元体制中存在的界定含糊性促进了缓冲带的形成。
③城乡差距的扩大是促使缓冲带形成的直接因素。城乡差距的扩大导致了农民工的直接流动。2007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长9.5%,为1985年以来增幅最高的一年;而城乡居民收入比却扩大到3.33∶1,绝对差距达到9646元(农村居民收入4140元,城市居民收入13786元)。城乡差距的存在导致了农民从农村向城市流动,而由金融危机、节假日等又致使农民工从城市向农村回流。
4缓冲带形成的积极影响分析
由于农民工的边缘化身份以及就业上的普遍不稳定状态决定了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他们必然是最先最容易受到冲击的群体,农民工的“回流”使其重返农田,避免了城市化过程中大量贫民的出现,有效防止农村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衰退,为降低危机的冲击程度,缓解就业压力留下一个意义巨大的“缓冲带”。
第一,避免了欧美式的“城市病”的出现。中国农民工城市化的过程不是农民在失去土地后被动的城市化,而是由于土地家庭承包制等的实行使农民劳动力更多的被释放并自由流动起来。而完全不同于欧美等国家的建立在土地兼并基础上的失地农民的被迫城市化。正是这种“‘工’者有其田”的农村土地制度的实施降低了金融危机下对农民工利益的侵袭,避免了欧美式贫民的出现,成为不完全意义上的失业者。
第二,降低了金融危机对国民经济的影响。一方面农民工的大量回乡避免了其闲置游离状态所造成的社会尤其是城镇社会治安的恶化。也从某种程度上可以缓解近几年来快速城市化过程中城市在交通、基础设施等方面的压力。使城市的公共设施在得到喘息的发展的同时,促进未来城市人居环境的改善。另一方面返乡潮的出现使农村的劳动力得以补充,缓解了城市的就业压力。在保证农村农业生产顺利高效完成的同时,农民也会把更多的精力致力于农村自身的建设上去,防止了“农业副业化”现象的加重,保证粮食安全,从某种程度上必然促进农村村貌的改善和新农村建设的推进,降低了金融危机对国民经济尤其是农村经济的影响。
第三,提供了未来农村劳动力素质提高的可能性空间。由于先前的边缘地位致使农民工无暇加强对自身素质的提高,低文化水平使农民工大多从事建筑业、餐饮等初级服务业。农民工在城市工作的同时,受到城市文明的熏陶,思想开阔起来。回乡后农民工有可能把精力更多的放在加强对自身素质的提高上,参加职业技术培训,为金融危机过后提供可能的较高素质劳动力提供了可能性空间。
第四,开启了农民创业发展的新篇章。返乡农民中一些有技术、有想法的人开始投身创业大潮,“以创业带动就业”的发展思路,不仅在经济危机背景下可以缓解就业压力,更长远的看农民工自身创业、就近就业本身很有可能为先前城市化的畸形过快推进所形成的弊端解决从某种程度上提供可行性的方法。但对于农民工这一特殊群体而言,在实际创业的过程中必须处理好项目、资金、信息、制度等方面的关系,保证创业的稳健推进。
第五,提出了重构未来良好城乡关系的可能性。一方面农民工的大量进城受到工业化市场容量的限制,就业困难,依靠城市化和工业化来完全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是不现实的。另一方面中国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又必须以大批农业劳动力的退出为前提。如何协调这进退之间的矛盾问题成为了未来重构良好城乡关系的前提。这就要求改变传统观点,把城市化和农村发展结合起来,使农村在强化其粮食生产大后方的同时,发展农村工业,促进剩余劳动力的就近转移;而城市在其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同时更应注意要以创造大量有效的就业岗位为前提,而不应单纯以农村人口的城市化为标准。良好的城乡关系应建立在保证农业生产和粮食安全的前提下,以城市工业为基础,农村工业为补充,两者互动,形成吸引劳动力转移了巨大张力。而金融危机下农民工的回流创业和城市工业的产业化升级都有可能创造大量的有效就业岗位,从而为重构未来合理有序的城乡关系提供了可能性。
诚然,这种流动模式对农民工来说是不公正的,与其对社会尤其城市发展的贡献是不协调的,从长远来说对未来和谐社会的构建和整个城市化的推进也是不利的。但农民工城乡流动模式及其缓冲带的形成在金融危机这个特殊环境下其积极影响是不容忽视的,充分利用这个缓冲带对缓解当前就业压力,降低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冲击,未来重新构建良好的城乡关系都提供了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良性空间。
参考文献:
[1] 赵聚军.当代中国农民阶层分化的政策效应分析[J].调研 世界,2008,(8).
[2]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3] 叶江峰,严鸿和.构建我国统一的城乡劳动力市场的相关 问题研究[J].经济问题探索,2008,(9).
[4] 童大焕.中国城乡差距的真实面目[N].东方早报, 2008-09-01.
关键词:金融危机;返乡潮;城乡流动模式;缓冲带
中图分类号:F241.4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8937(2010)02-0069-02
2008年受金融危机引发的国内外经济环境恶化的影响,农民工失业问题突出。据统计,在1.3亿外出就业的农民工中,有15.3%的农民工现在失去或难以找到工作。农民工大量返乡一方面对农村经济和社会稳定带来了一定影响。农民增收的压力增大,再就业的负担加重,不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另一方面在金融危机背景下,由于中国特有的农民工城乡流动模式的存在以及由此形成的“缓冲带”, 对缓解就业压力;防止欧美“城市病”;促进农民创业;重构城乡关系;降低经济衰退等方面有其积极意义,较好地保持社会的整体稳定。
1金融危机背景下农民工“返乡潮”特征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机制的引入,在农村以土地家庭承包为核心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使农民从传统的体制束缚中解脱,获得了自由选择职业的权利,纷纷进城务工,形成了1.3亿的庞大农民工群体,是“我国改革开放和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涌现的一支新型劳动大军”,已成为“我国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关系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对我国现代化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
随着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海啸”导致农民工被裁员或减薪,沿海的劳动力向中西部集中化、规模化回流,返乡趋势日益明显,中国劳动力市场承受着巨大的侵袭,农民工由于经济不景气而大量失业返乡,农民增收放缓,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受挫,现代化进程受阻。
①突发性与周期性并存,并呈现出集中性、规模化特征。由于受金融危机和春节假期的影响,导致农民工“返乡潮”突发性和周期性并存,并呈现出集中性、规模化特征。据各地调查结果看,到2008年12月底,返乡农民工大致占外出务工总数的15%左右。
②劳动力由沿海向中西部大量回流,返乡趋势日益明显。返乡农民工在地区上表现为由以珠三角、长三角为主的东部沿海地区向中西部大量回流,截止2008年底,累计从珠三角、长三角返乡的农民工人数占返乡农民工总数的55.7%,返乡趋势日益明显。
③返乡农民工务工行业以外向型为主,行业差异显著。由于农民工外出务工有较强的集群性,即来自同一地区的农民工往往更多地集中在某一特定流入地区的特定行业务工,而劳动密集型外向型企业一般就聚集了大量以出卖劳动力的农民工。随着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海啸”席卷了整个中国尤其是珠三角、长三角以及东南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部分外向型企业,国外的“订单”锐减,企业纷纷限产、停产、外迁甚至倒闭。统计显示,2008年上半年全国有6.7万家规模以上的中小企业倒闭,农民工大量失业返乡。在行业上表现出返乡农民工的务工行业以受金融危机影响较大的电子加工业、玩具加工业为主,同时住宿餐饮业等服务业的农民工返乡比例也较大。
2农民工城乡流动模式
由于中国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存在,中国农民的阶层分化过程具有明显的不彻底性,导致了农民工虽然已经脱离了农业劳动者阶层,但由于他们仍属于农业户口,因此在很大程度上依旧属于农民。农民工大量涌进城,却未能完全融入城镇,游走于城乡之间,处于城镇中的边缘地位,成为具有双重身份的“夹生人”。
首先,依旧是农业劳动者。在我国自古以来户籍制度就与土地制度有着紧密联系。户籍是土地分配的依据。当前我国现行的农村土地制度也是在户籍制度的基础上构建起来的。而农民工由于城乡分离的户籍制度、劳动与社会保障制度等制度惯性造成农民工与城镇居民一体化,工资水平的普遍低下使农民工很难在城市定居生活,也不可能完全脱离农村,对土地的依附依然存在。于是从自身利益出发绝大多数农民工选择了一种在城镇工作,在农村生活及完成农业生产的基本生活模式和“兼业”经营方式(图1)。因此成为流动在城乡之间的特殊群体,耕地仍然是他们的基本保障。
其次,“人”的城市化不彻底。目前,全国第二产业就业人员中,农民工占57.6%,其中加工制造业占68%,建筑业占80%;在全国第三产业从业人员中,农民工占52%;城市建筑、环保、家政、餐饮服务人员90%都来自农民工。然而,农民工在为城市的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同时,却没有享受到与城镇居民同等的福利待遇,在就业、子女入学、社会保障等方面均受到歧视,“等级化”特征明显。究其原因还是现行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户口不仅代表民事登记意义上的公民身份,而且深层意义上表明与身份相对应的在就业、子女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权利和利益。以就业为例,这种等级化主要体现在两个层次上。第一个层次是指就业机会的不平等。具体体现在现有就业准入制度和就业服务制度对农民工就业的限制上;第二个层次是就业报酬的不平等。表现在“同工不同酬”、“同工不同时”、“同工不同权”等方面。庞大的农民工群体未能完全融入城镇,成为城镇城市化的过客,未能充分享受城市发展的成果。农民工城市化的不彻底性导致了他们地位的边缘化。
双重身份使农民工成为游走于城乡之间的特殊群体,农村-城镇流动模式成为农民工典型的生活工作模式。农村-城镇流动模式一方面使农民工在为城市的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同时,却没有享受到与城镇居民同等的福利待遇,在就业、子女入学、社会保障等方面受到歧视,“等级化”特征明显。另一方面也应看到这种流动模式在保证农业生产完成的同时,也为城市建设、工业发展提供了大量的廉价劳动力,为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发展做出巨大贡献,在缓解就业压力、降低经济衰退等方面也有其积极影响。
3缓冲带形成的机制
农村-城镇流动模式形成的缓冲带是在土地家庭联产承包制、城乡二元体制、城乡差距的扩大等多种因素综合影响下形成的。
①土地家庭联产承包制是缓冲带形成的前提。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农村社会生产力,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把大量的农业劳动力从农村解放出来,为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发展提供了大量的廉价劳动力。而亦农亦工的双重身份使农民工成为游走于城乡间的特殊群体。
②城乡二元体制是缓冲带形成的基础。城乡二元体制是计划经济的产物,包括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城乡二元土地制度等。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户籍成为界定个人身份的重要符号,分为农村户籍和城市户籍,城乡被割裂开来。改革开放后,城市得到长足的发展,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加快,城乡差距扩大,农民工大量进城务工。由于城乡二元体制的存在,农民工成为了在城镇打工而农民身份仍然没有改变的工人,庞大的农民工群体及家属未能完全融入城镇,成为城镇城市化的过客,在为城市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同时,在就业、子女入学、社会保障等方面均受到歧视,未能充分享受城市发展的成果。城乡二元土地制度的存在使农村社区的农民都不愿意被“城市化”,担心既要交出在农村的承包地和宅基地,又不能平等地享受城市居民的各种社会福利保障。城乡二元体制导致了农民的模糊身份、模糊地位,城乡二元体制中存在的界定含糊性促进了缓冲带的形成。
③城乡差距的扩大是促使缓冲带形成的直接因素。城乡差距的扩大导致了农民工的直接流动。2007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长9.5%,为1985年以来增幅最高的一年;而城乡居民收入比却扩大到3.33∶1,绝对差距达到9646元(农村居民收入4140元,城市居民收入13786元)。城乡差距的存在导致了农民从农村向城市流动,而由金融危机、节假日等又致使农民工从城市向农村回流。
4缓冲带形成的积极影响分析
由于农民工的边缘化身份以及就业上的普遍不稳定状态决定了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他们必然是最先最容易受到冲击的群体,农民工的“回流”使其重返农田,避免了城市化过程中大量贫民的出现,有效防止农村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衰退,为降低危机的冲击程度,缓解就业压力留下一个意义巨大的“缓冲带”。
第一,避免了欧美式的“城市病”的出现。中国农民工城市化的过程不是农民在失去土地后被动的城市化,而是由于土地家庭承包制等的实行使农民劳动力更多的被释放并自由流动起来。而完全不同于欧美等国家的建立在土地兼并基础上的失地农民的被迫城市化。正是这种“‘工’者有其田”的农村土地制度的实施降低了金融危机下对农民工利益的侵袭,避免了欧美式贫民的出现,成为不完全意义上的失业者。
第二,降低了金融危机对国民经济的影响。一方面农民工的大量回乡避免了其闲置游离状态所造成的社会尤其是城镇社会治安的恶化。也从某种程度上可以缓解近几年来快速城市化过程中城市在交通、基础设施等方面的压力。使城市的公共设施在得到喘息的发展的同时,促进未来城市人居环境的改善。另一方面返乡潮的出现使农村的劳动力得以补充,缓解了城市的就业压力。在保证农村农业生产顺利高效完成的同时,农民也会把更多的精力致力于农村自身的建设上去,防止了“农业副业化”现象的加重,保证粮食安全,从某种程度上必然促进农村村貌的改善和新农村建设的推进,降低了金融危机对国民经济尤其是农村经济的影响。
第三,提供了未来农村劳动力素质提高的可能性空间。由于先前的边缘地位致使农民工无暇加强对自身素质的提高,低文化水平使农民工大多从事建筑业、餐饮等初级服务业。农民工在城市工作的同时,受到城市文明的熏陶,思想开阔起来。回乡后农民工有可能把精力更多的放在加强对自身素质的提高上,参加职业技术培训,为金融危机过后提供可能的较高素质劳动力提供了可能性空间。
第四,开启了农民创业发展的新篇章。返乡农民中一些有技术、有想法的人开始投身创业大潮,“以创业带动就业”的发展思路,不仅在经济危机背景下可以缓解就业压力,更长远的看农民工自身创业、就近就业本身很有可能为先前城市化的畸形过快推进所形成的弊端解决从某种程度上提供可行性的方法。但对于农民工这一特殊群体而言,在实际创业的过程中必须处理好项目、资金、信息、制度等方面的关系,保证创业的稳健推进。
第五,提出了重构未来良好城乡关系的可能性。一方面农民工的大量进城受到工业化市场容量的限制,就业困难,依靠城市化和工业化来完全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是不现实的。另一方面中国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又必须以大批农业劳动力的退出为前提。如何协调这进退之间的矛盾问题成为了未来重构良好城乡关系的前提。这就要求改变传统观点,把城市化和农村发展结合起来,使农村在强化其粮食生产大后方的同时,发展农村工业,促进剩余劳动力的就近转移;而城市在其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同时更应注意要以创造大量有效的就业岗位为前提,而不应单纯以农村人口的城市化为标准。良好的城乡关系应建立在保证农业生产和粮食安全的前提下,以城市工业为基础,农村工业为补充,两者互动,形成吸引劳动力转移了巨大张力。而金融危机下农民工的回流创业和城市工业的产业化升级都有可能创造大量的有效就业岗位,从而为重构未来合理有序的城乡关系提供了可能性。
诚然,这种流动模式对农民工来说是不公正的,与其对社会尤其城市发展的贡献是不协调的,从长远来说对未来和谐社会的构建和整个城市化的推进也是不利的。但农民工城乡流动模式及其缓冲带的形成在金融危机这个特殊环境下其积极影响是不容忽视的,充分利用这个缓冲带对缓解当前就业压力,降低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冲击,未来重新构建良好的城乡关系都提供了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良性空间。
参考文献:
[1] 赵聚军.当代中国农民阶层分化的政策效应分析[J].调研 世界,2008,(8).
[2]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3] 叶江峰,严鸿和.构建我国统一的城乡劳动力市场的相关 问题研究[J].经济问题探索,2008,(9).
[4] 童大焕.中国城乡差距的真实面目[N].东方早报, 2008-09-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