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中国的人文学科面临的意识形态约束太厉害，很多所谓的研究，基本是相声里面说的“捧哏”而不是“逗哏”，很多情况下只是不断地替政治做解释。在这种情况下，不大可能出现大师
葛兆光因为组建“文史研究院”以来的工作，在今年获得复旦大学的“校长奖”。
在领奖后的发言中，葛兆光首先感谢复旦大学给了他一个“认真做事的环境”。他正在做的事，是“如何解释‘中国’、理解‘传统’、书写‘历史”’，而这件事“关系到民族认同、文化自觉和国家意识，所以有‘国可亡，史不可亡’的说法”。
说到底，这是一个中国人应该如何在全球化背景下重新认识自己文化传统的问题。“我的基本观点是，第一，把中国文化看成是复杂的、不断变动的；第二，看成是复数的，而不是单数的；第三，一定要有多种参照系。”葛兆光对本刊记者说。
胡适对中国传统文化“爱之深，责之切”
《瞭望东方周刊》：现在中国人对于中国文化传统是不是有不少误读?
葛兆光：有的人认为，在现在中国崛起的背景下，传统文化是一个支持中国崛起、向外输出价值观的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也有人认为，正是在这种融入现代社会、进入全球化时代的时候，如果过度捍卫传统文化，提出中国价值，就会和普世价值和世界性有冲突。
这两个是“顶牛”的。简单地把它当作非此即彼、非好即坏的东西，很容易变成一场口水战。特别是在中国，这种话题不太容易单纯化，一定是跟政治立场，跟你个人对社会变化的总体判断联系起来，不太容易很理智地去谈。
从我们研究者的角度来看，这些讲法其实都是感情化的。我们希望，一是跳脱出去，把中国文化看成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同时又是一个不断从旧传统变成新传统、新传统又变成旧传统，不断更新变化的过程，这是一个立足点。
第二，我们的立足点是，宁可把一个传统看成是复数的，而不是单数的，因为中国文化不仅仅是儒家文化。中国文化现在向外传播的机构就叫“孔子学院”，但如果孔子是一个中国文化的全面象征的话，以前在中国的佛教、道教、天主教和伊斯兰教就没有了吗?
第三，中国文化不能简单地从中国本身去认识。现在有一种极端的态度说，中国文化的解释都应该是中国的解释，简化为“以中国解释中国”，这个说法是很没有道理的。你没有镜子的时候看不见自己是什么样子。一定是要有镜子的，而且这个镜子一定是玻璃后面有一层不透光的东西。所以我们现在提倡“从周边看中国”。正是因为有多元的文化，才能比较出中国文化是什么样子。
所以，我的基本观点是，第一，把中国文化看成是复杂的、不断变动的；第二，看成是复数的，而不是单数的；第三，一定要有多种参照系，这样我们就比较容易认识传统文化。
但问题是，现在在中国有一个危险：所谓是否认同传统文化变成了“你是认同还是不认同中国”的一个简单化的命题。
胡适当年在中国用中文写文章给国人看的时候，把传统文化说得一塌糊涂，小脚啦，辫子啦，娶小老婆啦，抽鸦片啦，说中国文化快要死亡、需要改造。但是他用英文写文章的时候，面对外国人的时候，他经常讲的是中国文化里面有很理性的东西，有很好的传统，对人的道德培养很有好处。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立场其实是“爱之深，责之切”。
所以，对于中国文化热，现在(的问题)一个是符号化，一个是极端化，第三是感情化，这不是学院人研究的方法。我们这个研究院的工作很多都放在重新认识传统文化，借助周边各种文化的资料和眼光，来重新打量中国。
从周边看中国，你就可以看到一个更复杂的中国
《瞭望东方周刊》：为什么你强调“从周边看中国”?是不是因为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人大多数时候是在看西方?
葛兆光：你讲得很对。中国文化的自我认识经历了三个不同阶段。第一，是传统时代，很长，有几千年，一直到清朝中晚期。因为没有比中国更强大和高明的文化给中国形成刺激，所以中国人一贯是“自我打量”：观念上说，是天下中心的天朝大国，从政治上说，是朝贡体制。
到了清朝末年，西方的坚船利炮把我们打蒙了，这时候就转向了“西风压倒东风”。中国越来越快地向西转，西方是打量中国的尺度，衡量中国的一切标准。
所谓“落后就要挨打”，衡量“落后”的也正是这样一种尺度。
可是，现在看来，这个尺度太单一了。各国有各国的现代化道路，各国有各国的历史进程，我们现在希望在多元文化之下，不仅应该拿西方来对比、认识我们自己，也同样要用日本、印度、朝鲜、蒙古、越南来跟我们对比。确实，他们跟我们有点差别，这些差别在我们原来的印象中比较小，可是正因为小，就更容易看清楚细部。在西方人眼里，东方人都差不多，但东方人彼此观看，就能看出细部的差别。
第二个原因，周边国家留下太多中国的资料。我们最近出版的越南到中国出使的官员日记诗歌随笔，就有厚厚25大册。他们也记录了一些中国人不能记录、不敢记录，或者是忽略了的东西。他们记录的东西很细，很多是我们没注意到的，史料价值很高。
周边的国家文化本来跟我们很相似，都曾经受中国汉字文化、儒家文化的影响，但是，17世纪以后他们跟我们在文化和认同上分道扬镳了。原本共享一个传统的人，反过来分道扬镳的时候，跟那些原来跟你就没瓜葛的人，观察是不一样的。
西方人在16、17世纪来中国，带回去的想象都是中国文明了不得啊，富裕呀，穿的漂亮，绘画精美。但是，到他们在力量对比上发生变化，压倒中国的时候，他们就会瞧不起中国。可是，日本朝鲜越南是另一种变化。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他们的文化、制度、技术不如中国，但是，他们一直想象的是汉唐中国，汉唐中国多好，他们很诧异，现在的中国怎么就不行了呢?想象和历史的中国，是他们一直到最后都认同、仰慕的，但现实和当下的中国，他们就不是那么认同。这种认识的变化和西方认识的变化不一样。
因此从周边看中国，你就可以看到一个更复杂的中国。为什么我们文史研究院要花这么多时间和精力来做这个课题?因为这已经不是一个课题，而是推动研究发展的新方向，这个方向过去做的人大少。
就人文学科来说，中国没有大师
《瞭望东方周刊》：有一个“钱学森之问”，说中国什么时候有自己的大师?你怎么看?
葛兆光：就人文学科来说，没有大师，有这么几个原因。第一，中国长时间追随西方重塑中国人文知识，所有的问题都来自于西方。比如，西方哲学不断有新问题出来，我们就连跌带滚跟在人家后面走，他们抛出一个命题来，我们就跟着解释和发挥。你没有你的问题，没有你的带有挑战性的话题，没有新的典范出来，怎么可能会有大师?
第二，在很长时间内，中国是一个加速寻找现代化的国家，很多的问题是跟着西方发达国家来的，所以，你讨论的常常等于是比西方新问题慢了若干年的旧想法。这个时候，你提出的想法多半是人家已经遇到过或提到过的。
第三，中国的人文学科面临的意识形态约束太厉害，很多所谓的研究，基本是相声里面说的“捧哏”而不是“逗哏”，很多情况下只是不断地替政治做解释。在这种情况下，不大可能出现大师。
我们希望，现在能有个变化。中国处在一个非常巨大的变化时代，用外面的话说，就是中国崛起。出现了一个新的现代化方式，有人叫“中国模式”一我想最好别这么说，我不太赞成说中国模式，因为一讲中国模式，就好像你太强调特殊性。其实，你的问题跟其他大多数国家是一样的，只不过你有你的解决方法。
我们曾经跟一些做文学的人讨论，为什么日本人能得诺贝尔奖，比如川端康成、大江健三郎?这跟日本国力增强以后，文化受到外界重视，其独特性开始成为全世界文化多样性中的一种资源有关。现在，中国成为大家的关注点，有些人文问题就成为全世界学术界共同关注的问题。现在是一个面临变化的机会，中国人文学科就可能有新变化。
葛兆光因为组建“文史研究院”以来的工作，在今年获得复旦大学的“校长奖”。
在领奖后的发言中，葛兆光首先感谢复旦大学给了他一个“认真做事的环境”。他正在做的事，是“如何解释‘中国’、理解‘传统’、书写‘历史”’，而这件事“关系到民族认同、文化自觉和国家意识，所以有‘国可亡，史不可亡’的说法”。
说到底，这是一个中国人应该如何在全球化背景下重新认识自己文化传统的问题。“我的基本观点是，第一，把中国文化看成是复杂的、不断变动的；第二，看成是复数的，而不是单数的；第三，一定要有多种参照系。”葛兆光对本刊记者说。
胡适对中国传统文化“爱之深，责之切”
《瞭望东方周刊》：现在中国人对于中国文化传统是不是有不少误读?
葛兆光：有的人认为，在现在中国崛起的背景下，传统文化是一个支持中国崛起、向外输出价值观的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也有人认为，正是在这种融入现代社会、进入全球化时代的时候，如果过度捍卫传统文化，提出中国价值，就会和普世价值和世界性有冲突。
这两个是“顶牛”的。简单地把它当作非此即彼、非好即坏的东西，很容易变成一场口水战。特别是在中国，这种话题不太容易单纯化，一定是跟政治立场，跟你个人对社会变化的总体判断联系起来，不太容易很理智地去谈。
从我们研究者的角度来看，这些讲法其实都是感情化的。我们希望，一是跳脱出去，把中国文化看成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同时又是一个不断从旧传统变成新传统、新传统又变成旧传统，不断更新变化的过程，这是一个立足点。
第二，我们的立足点是，宁可把一个传统看成是复数的，而不是单数的，因为中国文化不仅仅是儒家文化。中国文化现在向外传播的机构就叫“孔子学院”，但如果孔子是一个中国文化的全面象征的话，以前在中国的佛教、道教、天主教和伊斯兰教就没有了吗?
第三，中国文化不能简单地从中国本身去认识。现在有一种极端的态度说，中国文化的解释都应该是中国的解释，简化为“以中国解释中国”，这个说法是很没有道理的。你没有镜子的时候看不见自己是什么样子。一定是要有镜子的，而且这个镜子一定是玻璃后面有一层不透光的东西。所以我们现在提倡“从周边看中国”。正是因为有多元的文化，才能比较出中国文化是什么样子。
所以，我的基本观点是，第一，把中国文化看成是复杂的、不断变动的；第二，看成是复数的，而不是单数的；第三，一定要有多种参照系，这样我们就比较容易认识传统文化。
但问题是，现在在中国有一个危险：所谓是否认同传统文化变成了“你是认同还是不认同中国”的一个简单化的命题。
胡适当年在中国用中文写文章给国人看的时候，把传统文化说得一塌糊涂，小脚啦，辫子啦，娶小老婆啦，抽鸦片啦，说中国文化快要死亡、需要改造。但是他用英文写文章的时候，面对外国人的时候，他经常讲的是中国文化里面有很理性的东西，有很好的传统，对人的道德培养很有好处。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立场其实是“爱之深，责之切”。
所以，对于中国文化热，现在(的问题)一个是符号化，一个是极端化，第三是感情化，这不是学院人研究的方法。我们这个研究院的工作很多都放在重新认识传统文化，借助周边各种文化的资料和眼光，来重新打量中国。
从周边看中国，你就可以看到一个更复杂的中国
《瞭望东方周刊》：为什么你强调“从周边看中国”?是不是因为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人大多数时候是在看西方?
葛兆光：你讲得很对。中国文化的自我认识经历了三个不同阶段。第一，是传统时代，很长，有几千年，一直到清朝中晚期。因为没有比中国更强大和高明的文化给中国形成刺激，所以中国人一贯是“自我打量”：观念上说，是天下中心的天朝大国，从政治上说，是朝贡体制。
到了清朝末年，西方的坚船利炮把我们打蒙了，这时候就转向了“西风压倒东风”。中国越来越快地向西转，西方是打量中国的尺度，衡量中国的一切标准。
所谓“落后就要挨打”，衡量“落后”的也正是这样一种尺度。
可是，现在看来，这个尺度太单一了。各国有各国的现代化道路，各国有各国的历史进程，我们现在希望在多元文化之下，不仅应该拿西方来对比、认识我们自己，也同样要用日本、印度、朝鲜、蒙古、越南来跟我们对比。确实，他们跟我们有点差别，这些差别在我们原来的印象中比较小，可是正因为小，就更容易看清楚细部。在西方人眼里，东方人都差不多，但东方人彼此观看，就能看出细部的差别。
第二个原因，周边国家留下太多中国的资料。我们最近出版的越南到中国出使的官员日记诗歌随笔，就有厚厚25大册。他们也记录了一些中国人不能记录、不敢记录，或者是忽略了的东西。他们记录的东西很细，很多是我们没注意到的，史料价值很高。
周边的国家文化本来跟我们很相似，都曾经受中国汉字文化、儒家文化的影响，但是，17世纪以后他们跟我们在文化和认同上分道扬镳了。原本共享一个传统的人，反过来分道扬镳的时候，跟那些原来跟你就没瓜葛的人，观察是不一样的。
西方人在16、17世纪来中国，带回去的想象都是中国文明了不得啊，富裕呀，穿的漂亮，绘画精美。但是，到他们在力量对比上发生变化，压倒中国的时候，他们就会瞧不起中国。可是，日本朝鲜越南是另一种变化。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他们的文化、制度、技术不如中国，但是，他们一直想象的是汉唐中国，汉唐中国多好，他们很诧异，现在的中国怎么就不行了呢?想象和历史的中国，是他们一直到最后都认同、仰慕的，但现实和当下的中国，他们就不是那么认同。这种认识的变化和西方认识的变化不一样。
因此从周边看中国，你就可以看到一个更复杂的中国。为什么我们文史研究院要花这么多时间和精力来做这个课题?因为这已经不是一个课题，而是推动研究发展的新方向，这个方向过去做的人大少。
就人文学科来说，中国没有大师
《瞭望东方周刊》：有一个“钱学森之问”，说中国什么时候有自己的大师?你怎么看?
葛兆光：就人文学科来说，没有大师，有这么几个原因。第一，中国长时间追随西方重塑中国人文知识，所有的问题都来自于西方。比如，西方哲学不断有新问题出来，我们就连跌带滚跟在人家后面走，他们抛出一个命题来，我们就跟着解释和发挥。你没有你的问题，没有你的带有挑战性的话题，没有新的典范出来，怎么可能会有大师?
第二，在很长时间内，中国是一个加速寻找现代化的国家，很多的问题是跟着西方发达国家来的，所以，你讨论的常常等于是比西方新问题慢了若干年的旧想法。这个时候，你提出的想法多半是人家已经遇到过或提到过的。
第三，中国的人文学科面临的意识形态约束太厉害，很多所谓的研究，基本是相声里面说的“捧哏”而不是“逗哏”，很多情况下只是不断地替政治做解释。在这种情况下，不大可能出现大师。
我们希望，现在能有个变化。中国处在一个非常巨大的变化时代，用外面的话说，就是中国崛起。出现了一个新的现代化方式，有人叫“中国模式”一我想最好别这么说，我不太赞成说中国模式，因为一讲中国模式，就好像你太强调特殊性。其实，你的问题跟其他大多数国家是一样的，只不过你有你的解决方法。
我们曾经跟一些做文学的人讨论，为什么日本人能得诺贝尔奖，比如川端康成、大江健三郎?这跟日本国力增强以后，文化受到外界重视，其独特性开始成为全世界文化多样性中的一种资源有关。现在，中国成为大家的关注点，有些人文问题就成为全世界学术界共同关注的问题。现在是一个面临变化的机会，中国人文学科就可能有新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