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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是著名的爱国将领，一个是中国外交的元老。他们之间，有着怎样患难与共的深厚情谊？“西安事变”后，两人彻底失去联系，他们又是以怎样的特殊方式，跨越时空，完成了此生最遗憾，也是最真切的对话。
张学良是著名的爱国将领。顾维钧是中国外交元老，曾在“巴黎和会”上拒绝签约，被称为“民国第一外交家”。两人因缘相识，并产生了深厚的友谊。
与张大帅的“君子之交”
1927年年初，顾维钧担任北京政府外交总长并代理国务总理。不久，奉系军阀张作霖从东北进人华北，并打败了其他各路军阀，控制了北京政府，6月16日，张作霖自封大元帅，设立军政府，并自任中华民国安国陆海军大元帅，代表中华民国行使政权。在其幕僚的筹谋下，准备废除宪法，改弦更张，自由行事。
张作霖是张学良的父亲，人称“张大帅”。他控制北京政府后，仍准备继续留用顾维钧，但遭到顾维钧的拒绝。顾拒绝的理由是，张作霖的新政府是违宪的。
由于顾维钧在1919年的巴黎和会上拒绝签字，大挫日本人锐气，给张作霖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所以张作霖仍设法拉拢他进入新政府。就在张作霖就职典礼的第二天，张作霖就派黑龙江督军吴俊升去拜访，希望能与顾维钧一谈。顾维钧无奈之下，只好去见张作霖。张作霖表示，可以按照顾维钧的意愿安排任何职务，但顾仍然拒绝。几天之后，新任总理潘复又奉大帅之命，敦请顾维钧接受审计院院长之职，这是一个不牵涉重要政治问题的闲职，但顾维钧仍不接受。不过，顾维钧推荐了自己的好友罗文干担任了这个职务，以报答张作霖对自己的青睐。此后，顾维钧虽不当官，但仍和张作霖保持朋友之间的往来，张作霖招待外国使节时，也会请顾维钧出席。
因此，张学良与顾维钧也逐渐熟悉起来，两人产生了非常深厚的友谊。1928年6月，张作霖在沈阳皇姑屯附近被日本人炸死。北伐军占领北京，顾维钧遭到南京国民政府的通缉。无奈之下，他将妻子黄蕙兰和孩子们安置到天津，自己在年底远走巴黎，再往加拿大避难。
充当张学良的私人顾问
一年多以后，顾维钧接到了张学良催请回国的电报。原来，张作霖被炸死后，张学良出任奉天督办，执掌东北军的大权。接着，他宣布东北“易帜”，归顺南京政府。之后，他就给在国外的顾维钧发电，催顾回国出谋划策。
顾维钧接到电报后，很快回到沈阳，见到张学良后，如实地说明了自己对苏俄的印象及对国外形势的估计，张学良深感顾维钧的经验丰富、见识远大，希望能和顾维钧多多见面，并请求顾维钧担任自己的高级顾问。
顾维钧感到为难了。他这次回国，多是看在朋友的面子上，想为张学良分担一下压力，并不想担任职务，再次卷入政治斗争之中。他委婉地拒绝了张学良的提议，并对张学良说：“不必给我官衔，如果有事和我商谈，我随传随到。”张学良了解顾维钧的想法，并没有逼迫他，并且为他这份“为朋友两肋插刀”的情谊而感动。
从此，顾维钧和张学良的关系更加亲密。张学良外交经验并不丰富，在对待苏俄的问题上，他的态度日益强硬，顾维钧屡次劝他不要在中苏边境采取军事冒险行动。可年轻气盛又充满信心的张学良告诉他，自己对苏俄自有对策。
1929年7月的一天，两人正在打球时，顾维钧突然看到满载着东北军的火车一辆接一辆地向北方开去，他惊讶地问张学良为何调兵，张学良告诉他，苏俄正在向满洲边境和满洲里集结军队，因此他也派兵去哈尔滨，吓唬一下苏俄。顾维钧对此十分担心，他认为一旦虚张声势，有可能会引起苏俄反扑，后果不堪设想。可是张学良认为自己有必胜的把握。后来苏俄兵力大大增加，并得到外蒙军支持，东北军损兵折将，不得不接受苏俄最后的谈判通牒。
顾维钧接到消息后，连忙赶到张学良的住处安慰张学良，并告诫他谈判交涉时务必谨慎行事，不能因此垂头丧气，拱手相让。这次失败是因张学良没有听取顾维钧的建议，一意孤行造成的。此事过后，两人关系更加密切了。
在这一时期，顾维钧实际上是成了张学良的私人顾问，他经常往返于北京自己的家和沈阳张学良的府邸之间，成为少帅府中的常客。而张学良对顾维钧，也表现得隆情厚谊。1930年7月，张学良得知顾夫人黄蕙兰准备由欧洲回国时，立刻电令黑龙江当局妥为照料，等到黄蕙兰抵达满洲里，即派专员前往接应，沿途有军警护送，一直护送到北京。顾维钧在1928年到1930年期间投资垦殖事业，张学良给了他不少特殊照顾。
1930年2月，张学良电请南京国民政府取消对顾维钧的通缉，南京方面随即通知他，国民政府已准予撤销。但不久，天津的《大公报》又说并无其事。张学良于是又致电南京政府，询问原因。南京方面告知他，撤销顾维钧的通缉令后，国民政府没有告知党部，所以党部秘书处以为没有撤销。但是张学良还是不放心，他又致电蒋介石，直到蒋亲自表态后，他才放心。
患难与共的日子
1931年9月19日清晨，顾维钧接到张学良的顾问端纳的来电：日本关东军于昨日深夜突然袭击了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并占领了沈阳城，催请顾维钧到少帅处商讨事宜。
顾维钧接到电报后，立即赶到张学良的住处，张学良及东北军集团的十几位高级将领正聚在一起商讨对策，但谁也拿不出好办法。顾维钧在此时提出两条建议：一、即刻电告南京政府，要求向国联行政院提出抗议，要求行政院召开紧急会议处理这一局势：二、立即派人设法观察和探听日本军事当局到底准备走多远，以此作为我们行动的基础。张学良同意了第一点建议，对于后一点持保留态度。很明显，张学良只想把问题交给国民政府负责，而不想自己单独负责。
恰在此时，南京国民政府来电，希望顾维钧返回南京，担任处理中日关系的外交部长。实际上，蒋介石对于顾维钧的外交才能十分欣赏，取消通缉令后，他曾多次邀请顾维钧来国民政府任职，顾维钧不想再次卷入党派斗争的漩涡中，所以一直没有回应。但这次涉及的不再是党派利益，而是切实的民族利益，再加上张学良从中劝说，希望顾维钧能和他一起，处理日本侵略的问题，顾维钧终于决定再次“出山”。 顾维钧先是被任命为处理日本侵略问题的特别外交委员会委员，参与政府的外交决策。这期间，他成为了张学良和蒋介石之间沟通信息，传递情报的联络人。
此后，经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做出决定，顾维钧正式出任外交部长。蒋介石将解决东北危机的重任交给了顾维钧。但是，顾维钧的上任可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国民政府以“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全力剿共，怎会分身来抵御日本的侵略？雪上加霜的是，张学良也在蒋介石“不抵抗”的训令下要求东北军按兵不动，但依顾维钧对张学良的了解，他知道，有上次对抗苏俄军队损兵折将的案例在先，张学良不敢再轻举妄动，不然有可能使东北军全军覆没。所以，顾维钧上任外交部长时，日军已经占领长春和哈尔滨，东北大片国土已经沦丧。东北军政机关迁到锦州，日军随即又向锦州进犯。能否保全锦州，成为整个东北的最后关键。
顾维钧和张学良此刻成了“难兄难弟”，两人都是处理东北问题的关键人物，对于锦州，现在都骑虎难下，如果处理不好，东北就可能完全沦陷，他们就可能担上“千古罪人”的骂名。
在此期间，顾维钧和张学良曾经多次互发电报，商议此事。顾维钧左思右想，提出“锦州中立化”的方案，即驻守锦州的中国军队撤离山海关，要求日军向美英法三国保证不占领锦州，避免进一步冲突，然后谋求双方谈判。顾维钧的计划是根据他多年的经验设定的，他考虑，张学良与国民政府拒绝了和日本的谈判，寄希望于国联的干涉，这根本不可能解决问题，日本反而有可能倒打一耙，以中方拒绝直接谈判为由，借此滋事，扩大侵略，使东北局势更加恶化。所以顾维钧提出“锦州中立化”的方案，意在阻止日军继续进攻，占领锦州。可是，顾维钧的用心良苦没有换来广大国民的理解，反而引来不断抗议和声讨。他甚至被戴上“卖国贼”的帽子，他的名声彻底臭了。他既担心国家局势和国家主权，又忧愁自己被误解，压力很大。
在1931年的最后三个月里，顾维钧和张学良通过密电交流得更加频繁，两人共发了超过一百多封电报，有多封表达了他们对东北局势和锦州问题的看法和交流。尽管两人对锦州和东北问题极为担忧，但却因各种原因无能为力，他们站在风口浪尖上，接受各种质疑和诋毁。
在朝野上下一片激烈的反对声中，顾维钧不得不辞去外交部长的职务。在辞职的当天他就给张学良发了一份电报，以表达自己忧国忧民的心声。张学良对他虽然进行安慰，但无法改变时局。
顾维钧辞职后不久，又因放不下国事而重新上任。此后，他陪同国联调查团前往东北调查中日冲突真相，后又参加日内瓦大会，揭露日军暴行并寻求国联制裁日军。
张学良因奉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致使东北三省很快被日军攻占，1933年，热河沦陷，蒋介石、张学良受到全国人民的谴责，张学良代蒋介石受过辞职。1934年，张学良出任豫鄂皖三省“剿总”副司令。从此之后，张学良与顾维钧两人虽有联络，但见面的机会却少了，国破家亡的危机让他们各奔东西，另谋出路。
结束语
1936年12月，张学良因与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被蒋介石拘禁，直至大陆解放前夕随同押至台湾继续被软禁。就这样，两位好友彻底失去了联系。据说，后来在美国为国民党政府供职的顾维钧，曾经回到台湾，想方设法希望见上张学良一面，但终未能如愿。不过，对于张学良在海外的亲属，顾维钧一直照顾有加，就像张学良在他被通缉之时对他的家人那样。
1960年，顾维钧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邀请，历经17年完成个人口述回忆录，并捐给该校，同样，张学良在1991年也与哥大合作，并把私人文件和口述资料交给该校收藏。顾维钧在回忆录里屡次提到他与张学良的友谊，同样，张学良在回忆往事时，也少不了对顾维钧的深切缅怀。两人以这种方式，完成了这辈子最遗憾、然而也是最真切的对话。
索洁据《档案时空》整理
张学良是著名的爱国将领。顾维钧是中国外交元老，曾在“巴黎和会”上拒绝签约，被称为“民国第一外交家”。两人因缘相识，并产生了深厚的友谊。
与张大帅的“君子之交”
1927年年初，顾维钧担任北京政府外交总长并代理国务总理。不久，奉系军阀张作霖从东北进人华北，并打败了其他各路军阀，控制了北京政府，6月16日，张作霖自封大元帅，设立军政府，并自任中华民国安国陆海军大元帅，代表中华民国行使政权。在其幕僚的筹谋下，准备废除宪法，改弦更张，自由行事。
张作霖是张学良的父亲，人称“张大帅”。他控制北京政府后，仍准备继续留用顾维钧，但遭到顾维钧的拒绝。顾拒绝的理由是，张作霖的新政府是违宪的。
由于顾维钧在1919年的巴黎和会上拒绝签字，大挫日本人锐气，给张作霖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所以张作霖仍设法拉拢他进入新政府。就在张作霖就职典礼的第二天，张作霖就派黑龙江督军吴俊升去拜访，希望能与顾维钧一谈。顾维钧无奈之下，只好去见张作霖。张作霖表示，可以按照顾维钧的意愿安排任何职务，但顾仍然拒绝。几天之后，新任总理潘复又奉大帅之命，敦请顾维钧接受审计院院长之职，这是一个不牵涉重要政治问题的闲职，但顾维钧仍不接受。不过，顾维钧推荐了自己的好友罗文干担任了这个职务，以报答张作霖对自己的青睐。此后，顾维钧虽不当官，但仍和张作霖保持朋友之间的往来，张作霖招待外国使节时，也会请顾维钧出席。
因此，张学良与顾维钧也逐渐熟悉起来，两人产生了非常深厚的友谊。1928年6月，张作霖在沈阳皇姑屯附近被日本人炸死。北伐军占领北京，顾维钧遭到南京国民政府的通缉。无奈之下，他将妻子黄蕙兰和孩子们安置到天津，自己在年底远走巴黎，再往加拿大避难。
充当张学良的私人顾问
一年多以后，顾维钧接到了张学良催请回国的电报。原来，张作霖被炸死后，张学良出任奉天督办，执掌东北军的大权。接着，他宣布东北“易帜”，归顺南京政府。之后，他就给在国外的顾维钧发电，催顾回国出谋划策。
顾维钧接到电报后，很快回到沈阳，见到张学良后，如实地说明了自己对苏俄的印象及对国外形势的估计，张学良深感顾维钧的经验丰富、见识远大，希望能和顾维钧多多见面，并请求顾维钧担任自己的高级顾问。
顾维钧感到为难了。他这次回国，多是看在朋友的面子上，想为张学良分担一下压力，并不想担任职务，再次卷入政治斗争之中。他委婉地拒绝了张学良的提议，并对张学良说：“不必给我官衔，如果有事和我商谈，我随传随到。”张学良了解顾维钧的想法，并没有逼迫他，并且为他这份“为朋友两肋插刀”的情谊而感动。
从此，顾维钧和张学良的关系更加亲密。张学良外交经验并不丰富，在对待苏俄的问题上，他的态度日益强硬，顾维钧屡次劝他不要在中苏边境采取军事冒险行动。可年轻气盛又充满信心的张学良告诉他，自己对苏俄自有对策。
1929年7月的一天，两人正在打球时，顾维钧突然看到满载着东北军的火车一辆接一辆地向北方开去，他惊讶地问张学良为何调兵，张学良告诉他，苏俄正在向满洲边境和满洲里集结军队，因此他也派兵去哈尔滨，吓唬一下苏俄。顾维钧对此十分担心，他认为一旦虚张声势，有可能会引起苏俄反扑，后果不堪设想。可是张学良认为自己有必胜的把握。后来苏俄兵力大大增加，并得到外蒙军支持，东北军损兵折将，不得不接受苏俄最后的谈判通牒。
顾维钧接到消息后，连忙赶到张学良的住处安慰张学良，并告诫他谈判交涉时务必谨慎行事，不能因此垂头丧气，拱手相让。这次失败是因张学良没有听取顾维钧的建议，一意孤行造成的。此事过后，两人关系更加密切了。
在这一时期，顾维钧实际上是成了张学良的私人顾问，他经常往返于北京自己的家和沈阳张学良的府邸之间，成为少帅府中的常客。而张学良对顾维钧，也表现得隆情厚谊。1930年7月，张学良得知顾夫人黄蕙兰准备由欧洲回国时，立刻电令黑龙江当局妥为照料，等到黄蕙兰抵达满洲里，即派专员前往接应，沿途有军警护送，一直护送到北京。顾维钧在1928年到1930年期间投资垦殖事业，张学良给了他不少特殊照顾。
1930年2月，张学良电请南京国民政府取消对顾维钧的通缉，南京方面随即通知他，国民政府已准予撤销。但不久，天津的《大公报》又说并无其事。张学良于是又致电南京政府，询问原因。南京方面告知他，撤销顾维钧的通缉令后，国民政府没有告知党部，所以党部秘书处以为没有撤销。但是张学良还是不放心，他又致电蒋介石，直到蒋亲自表态后，他才放心。
患难与共的日子
1931年9月19日清晨，顾维钧接到张学良的顾问端纳的来电：日本关东军于昨日深夜突然袭击了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并占领了沈阳城，催请顾维钧到少帅处商讨事宜。
顾维钧接到电报后，立即赶到张学良的住处，张学良及东北军集团的十几位高级将领正聚在一起商讨对策，但谁也拿不出好办法。顾维钧在此时提出两条建议：一、即刻电告南京政府，要求向国联行政院提出抗议，要求行政院召开紧急会议处理这一局势：二、立即派人设法观察和探听日本军事当局到底准备走多远，以此作为我们行动的基础。张学良同意了第一点建议，对于后一点持保留态度。很明显，张学良只想把问题交给国民政府负责，而不想自己单独负责。
恰在此时，南京国民政府来电，希望顾维钧返回南京，担任处理中日关系的外交部长。实际上，蒋介石对于顾维钧的外交才能十分欣赏，取消通缉令后，他曾多次邀请顾维钧来国民政府任职，顾维钧不想再次卷入党派斗争的漩涡中，所以一直没有回应。但这次涉及的不再是党派利益，而是切实的民族利益，再加上张学良从中劝说，希望顾维钧能和他一起，处理日本侵略的问题，顾维钧终于决定再次“出山”。 顾维钧先是被任命为处理日本侵略问题的特别外交委员会委员，参与政府的外交决策。这期间，他成为了张学良和蒋介石之间沟通信息，传递情报的联络人。
此后，经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做出决定，顾维钧正式出任外交部长。蒋介石将解决东北危机的重任交给了顾维钧。但是，顾维钧的上任可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国民政府以“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全力剿共，怎会分身来抵御日本的侵略？雪上加霜的是，张学良也在蒋介石“不抵抗”的训令下要求东北军按兵不动，但依顾维钧对张学良的了解，他知道，有上次对抗苏俄军队损兵折将的案例在先，张学良不敢再轻举妄动，不然有可能使东北军全军覆没。所以，顾维钧上任外交部长时，日军已经占领长春和哈尔滨，东北大片国土已经沦丧。东北军政机关迁到锦州，日军随即又向锦州进犯。能否保全锦州，成为整个东北的最后关键。
顾维钧和张学良此刻成了“难兄难弟”，两人都是处理东北问题的关键人物，对于锦州，现在都骑虎难下，如果处理不好，东北就可能完全沦陷，他们就可能担上“千古罪人”的骂名。
在此期间，顾维钧和张学良曾经多次互发电报，商议此事。顾维钧左思右想，提出“锦州中立化”的方案，即驻守锦州的中国军队撤离山海关，要求日军向美英法三国保证不占领锦州，避免进一步冲突，然后谋求双方谈判。顾维钧的计划是根据他多年的经验设定的，他考虑，张学良与国民政府拒绝了和日本的谈判，寄希望于国联的干涉，这根本不可能解决问题，日本反而有可能倒打一耙，以中方拒绝直接谈判为由，借此滋事，扩大侵略，使东北局势更加恶化。所以顾维钧提出“锦州中立化”的方案，意在阻止日军继续进攻，占领锦州。可是，顾维钧的用心良苦没有换来广大国民的理解，反而引来不断抗议和声讨。他甚至被戴上“卖国贼”的帽子，他的名声彻底臭了。他既担心国家局势和国家主权，又忧愁自己被误解，压力很大。
在1931年的最后三个月里，顾维钧和张学良通过密电交流得更加频繁，两人共发了超过一百多封电报，有多封表达了他们对东北局势和锦州问题的看法和交流。尽管两人对锦州和东北问题极为担忧，但却因各种原因无能为力，他们站在风口浪尖上，接受各种质疑和诋毁。
在朝野上下一片激烈的反对声中，顾维钧不得不辞去外交部长的职务。在辞职的当天他就给张学良发了一份电报，以表达自己忧国忧民的心声。张学良对他虽然进行安慰，但无法改变时局。
顾维钧辞职后不久，又因放不下国事而重新上任。此后，他陪同国联调查团前往东北调查中日冲突真相，后又参加日内瓦大会，揭露日军暴行并寻求国联制裁日军。
张学良因奉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致使东北三省很快被日军攻占，1933年，热河沦陷，蒋介石、张学良受到全国人民的谴责，张学良代蒋介石受过辞职。1934年，张学良出任豫鄂皖三省“剿总”副司令。从此之后，张学良与顾维钧两人虽有联络，但见面的机会却少了，国破家亡的危机让他们各奔东西，另谋出路。
结束语
1936年12月，张学良因与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被蒋介石拘禁，直至大陆解放前夕随同押至台湾继续被软禁。就这样，两位好友彻底失去了联系。据说，后来在美国为国民党政府供职的顾维钧，曾经回到台湾，想方设法希望见上张学良一面，但终未能如愿。不过，对于张学良在海外的亲属，顾维钧一直照顾有加，就像张学良在他被通缉之时对他的家人那样。
1960年，顾维钧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邀请，历经17年完成个人口述回忆录，并捐给该校，同样，张学良在1991年也与哥大合作，并把私人文件和口述资料交给该校收藏。顾维钧在回忆录里屡次提到他与张学良的友谊，同样，张学良在回忆往事时，也少不了对顾维钧的深切缅怀。两人以这种方式，完成了这辈子最遗憾、然而也是最真切的对话。
索洁据《档案时空》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