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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12月，《南方周末》的报道《转基因水稻：13亿人安全与利益的博弈》一文提出：“假如有关争论仅仅围绕安全和管理层面，那么它还是一个相对容易解决的问题。支持转基因稻米生产的科学家们往往把视线集中在这里。”
这一年，是中国公开辩论转基因的元年。
十年后，转基因的争论尚未结束，转基因产品却已然以我们已知或未知的方式，渗透到我们的生活中。而十年前那个“假如”背后的欲言又止，不幸被击中了。
十年间，科技与管理足够获得更大进步，科学家对科学精神的担当，以及政府对公众生命和健康安全的担当，足够帮助大家对一个技术建立越来越接近真相的认知，从而使他们理性、从容地做出自己的判断与选择。
这是一个常识。
只是，转基因不在这一常识里。
今天，公众能够接收到的关于转基因的信息越来越多，但却越来越深陷迷雾。挺转基因者赞其如天使，反转基因者谓其“邪恶”，双方均言之凿凿。而更多的科学家，选择了沉默和回避。
问题出在哪里？
隐隐约约的利益链
“技术是中性的”，这是挺反双方共同承认的事实。但是反方据此提出的另一个问题是：研发、推广和使用技术的人，从来不是中性的。
240亿，一个当下谈论转基因问题时无法绕开的数字——2008年，国家对转基因的专项投入为240亿元，对非转基因项目的投入仅为19亿元。
有说法称，有些转基因项目主持人一下子就控制了上亿元的科研经费，随便与转基因沾边的研究人员也有几百万的经费可以支配。
北京师范大学的田松教授提出质疑：“我们怎么能够相信，科学家不会被巨大的利益冲昏头脑？”
田松的看法是：“如果你有可能从中获得几千万的经费，你是否会夸大自己的研究意义和价值呢？是否会夸大对自己有利的证据，而掩饰对自己不利的证据？”
十年前，国家环保总局的主要技术支持专家薛达元曾经提及：“因为科研课题被别人把持，搞风险评估的科学家不愿提出反对意见，就是发现了问题，也很少提出。大家一团和气。一旦通过，搞转基因开发的科学家获利极大，而搞风险评估的科学家也不损失什么。”
瘦肉精一例可供佐证。“瘦肉精当时被政府认为是安全的，我们也不宜和政府唱反调。如果在论文中介绍了副作用，我们（的论文）也发不了。”瘦肉精的引进者、浙江大学动物科学学院教授许梓荣曾如是解释当初推广瘦肉精的初衷。
而更进一步，当科学家的身份与商人的身份重叠，尤其是拥有专利权的科学家同时又有商人的身份，更该如何让公众相信科学的独立性？
全球最大的环保组织之一“绿色和平组织”曾透露，有些转基因科学家将科学研究和私利混杂在一起，如果转基因水稻进行商业化生产，获得巨大利益的不是他们所宣称的“国家”和“农民”，而是这些科学家本人。
根据2010年《环球财经》的报道，负责发放转基因安全证书的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的58名委员中，2/3是转基因科学家，多人是正在申请专利或申请通过者，而环保和食品安全方面的成员则非常少。
华中农业大学“孟山都奖学金评定委员会”主任张启发、中国农科院生物技术所研究员贾士荣都曾成为焦点人物。他们都是转基因安委会成员。张启发曾因2005年的“转基因大米非法流出事件”深陷舆论漩涡，当时媒体披露，张启发在擅自扩大制种的植物基因公司任CEO。但是张启发并没有在这一事件中受到任何影响，4年后，他成立了中国首个转基因水稻安全证书团队。而贾士荣则在一家拥有中国转基因棉花专利的公司任首席科学家和董事。
转基因的背后，有一条隐隐约约的利益链。
无解的专利垄断？
2013年4月，绿色和平组织发布的调研报告称，目前我国的转基因研究都是基于孟山都等国外企业核心专利的基础之上，而孟山都每两、三年就会对其核心专利进行专利保护延长。
这意味着，中国转基因240亿经费或因国外专利垄断打水漂。
“专利的问题是无解的。类似于孟山都这样的机构是转基因的绝对控制者，包括学术和政治上的操控。”绿色和平组织农业项目部主任俞江丽表示。
之前，绿色和平组织曾经建议暂停中国转基因水稻商业化进程，原因即在于：国内的转基因水稻涉及多项国外专利。农用化学品公司和种子公司可以向农民收取技术费，而取得很高的利润；同时，专利技术使农民无法保留种子，每个播种季都必须重新购买，这将影响农产品定价权和农民收入。
当下，转基因技术和转基因种业几乎完全掌握在孟山都和杜邦集团等国外集团的手中。它们通过控制转基因种子的专利权控制种子市场，每年都能获取巨额财富。
这造就了一种全方位的垄断——除了市场，还有学术。
由于购买转基因种子时，必须与种子公司签订终端消费协议，根据知识产权的相关规定，这就使得一些科学家无法利用转基因种子做实验，就是做了也无法发表。
针对此限制，康乃尔大学科学家协会发言人艾尔森·希尔兹2010年给美国联邦环保局写信，要求解除对转基因研究人员的各种限制。
不惟如此，2010年，来自《人民日报》的消息称，《科学美国人》杂志以“种子公司是否控制转基因作物研究”为题撰文披露，过去10年，一些农业生物技术跨国公司要求相关科学家不经公司批准，不能擅自发表批评转基因科学和技术的研究报告。
普斯陶伊事件即为最佳例证。1998年，当普斯陶伊公布他的实验成果——“用转基因马铃薯喂养大鼠，导致大鼠体重及器官重量严重减轻，免疫系统被损坏”后，被要求离开了英国罗威特研究所。
几年之后，普斯陶伊被告知，要求解雇他的第一个电话是孟山都打来的。而当时，克林顿政府正斥资数十亿美元推广转基因作物。
粮食问题从来不单纯 1974年，时任美国农业部长的厄尔·巴茨对《时代》杂志说：“粮食是一种武器。现在粮食是我们在谈判时所用的最主要的工具之一。”
中国人民大学农学院教授周立撰文称，美国的全球粮食战略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末，是美国少数商业资本、金融资本和政治资本相结合，谋求世界霸权计划的一部分，这个战略计划被五角大楼称为“全方位优势”（FSD）。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美国即着手重塑粮食政策和世界粮食结构。
曾出版过《石油战争》、《粮食危机》的西方著名经济学家、地缘政治学家威廉·恩道尔在为《转基因战争——21世纪中国粮食安全保卫战》一书作序时称，转基因从一开始就不是为了解决饥饿、培育更好的农作物，事实恰恰相反——转基因是最强势的西方精英、特别是洛克菲勒家族制造出来的一种东西。他们的目的，是控制全球食物供给，是大规模减少全球人口。
威廉·恩道尔在《粮食危机》一书中对转基因作物在南美扩散的描述，引起了很多人的注意：“20世纪90年代，阿根廷在孟山都等跨国公司利用转基因种子推动的所谓的‘第二次绿色革命’中，失去了生态环境、粮食安全、食品安全、粮食主权，并造成了大量农民流离失所，贫民窟在大城市周边无序生长，国家也屡屡陷入债务链条之中。”
周立分析过围绕转基因而生的利益链。在他看来，就转基因技术而言，至少有七股力量已经联合，形成一个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同盟：跨国粮商得利润、外国政府得战略、地方政府得政绩、中资公司得好处、科研院所得经费、国家部门得租金、种粮农民得闲暇。
2010年1月，世界著名反食用转基因产品专家、俄罗斯生物学家伊丽娜·叶尔马科娃走马上任，当选为俄罗斯国家基因安全研究会副主席。伊丽娜·叶尔马科娃曾因为转基因食品可能会对活体动物产生一定负面影响提供了有力的证据而闻名。
在为报道这篇消息而配发的编者按中，《科技日报》如是写道：“俄罗斯的精英集团真是太让中国人民羡慕了，他们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无论是崇尚社会主义还是崇尚资本主义，全都不约而同地遵守着一条共同底线，这就是坚决捍卫俄罗斯民族和俄罗斯人民。所以他们把反转基因专家送上了俄罗斯国家基因安全研究会领导的席位。”
经济学家顾准之女、农村经济研究专家顾秀林在转基因问题上一直旗帜鲜明地持反对意见。她说过这样一句话：“我们到现在还没有纠错机制，没有追责机制。我们还有没有提出问题和纠错的勇气和可能性？”
面对多条扭结在一起的利益之链，这一提问非常显眼。
这一年，是中国公开辩论转基因的元年。
十年后，转基因的争论尚未结束，转基因产品却已然以我们已知或未知的方式，渗透到我们的生活中。而十年前那个“假如”背后的欲言又止，不幸被击中了。
十年间，科技与管理足够获得更大进步，科学家对科学精神的担当，以及政府对公众生命和健康安全的担当，足够帮助大家对一个技术建立越来越接近真相的认知，从而使他们理性、从容地做出自己的判断与选择。
这是一个常识。
只是，转基因不在这一常识里。
今天，公众能够接收到的关于转基因的信息越来越多，但却越来越深陷迷雾。挺转基因者赞其如天使，反转基因者谓其“邪恶”，双方均言之凿凿。而更多的科学家，选择了沉默和回避。
问题出在哪里？
隐隐约约的利益链
“技术是中性的”，这是挺反双方共同承认的事实。但是反方据此提出的另一个问题是：研发、推广和使用技术的人，从来不是中性的。
240亿，一个当下谈论转基因问题时无法绕开的数字——2008年，国家对转基因的专项投入为240亿元，对非转基因项目的投入仅为19亿元。
有说法称，有些转基因项目主持人一下子就控制了上亿元的科研经费，随便与转基因沾边的研究人员也有几百万的经费可以支配。
北京师范大学的田松教授提出质疑：“我们怎么能够相信，科学家不会被巨大的利益冲昏头脑？”
田松的看法是：“如果你有可能从中获得几千万的经费，你是否会夸大自己的研究意义和价值呢？是否会夸大对自己有利的证据，而掩饰对自己不利的证据？”
十年前，国家环保总局的主要技术支持专家薛达元曾经提及：“因为科研课题被别人把持，搞风险评估的科学家不愿提出反对意见，就是发现了问题，也很少提出。大家一团和气。一旦通过，搞转基因开发的科学家获利极大，而搞风险评估的科学家也不损失什么。”
瘦肉精一例可供佐证。“瘦肉精当时被政府认为是安全的，我们也不宜和政府唱反调。如果在论文中介绍了副作用，我们（的论文）也发不了。”瘦肉精的引进者、浙江大学动物科学学院教授许梓荣曾如是解释当初推广瘦肉精的初衷。
而更进一步，当科学家的身份与商人的身份重叠，尤其是拥有专利权的科学家同时又有商人的身份，更该如何让公众相信科学的独立性？
全球最大的环保组织之一“绿色和平组织”曾透露，有些转基因科学家将科学研究和私利混杂在一起，如果转基因水稻进行商业化生产，获得巨大利益的不是他们所宣称的“国家”和“农民”，而是这些科学家本人。
根据2010年《环球财经》的报道，负责发放转基因安全证书的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的58名委员中，2/3是转基因科学家，多人是正在申请专利或申请通过者，而环保和食品安全方面的成员则非常少。
华中农业大学“孟山都奖学金评定委员会”主任张启发、中国农科院生物技术所研究员贾士荣都曾成为焦点人物。他们都是转基因安委会成员。张启发曾因2005年的“转基因大米非法流出事件”深陷舆论漩涡，当时媒体披露，张启发在擅自扩大制种的植物基因公司任CEO。但是张启发并没有在这一事件中受到任何影响，4年后，他成立了中国首个转基因水稻安全证书团队。而贾士荣则在一家拥有中国转基因棉花专利的公司任首席科学家和董事。
转基因的背后，有一条隐隐约约的利益链。
无解的专利垄断？
2013年4月，绿色和平组织发布的调研报告称，目前我国的转基因研究都是基于孟山都等国外企业核心专利的基础之上，而孟山都每两、三年就会对其核心专利进行专利保护延长。
这意味着，中国转基因240亿经费或因国外专利垄断打水漂。
“专利的问题是无解的。类似于孟山都这样的机构是转基因的绝对控制者，包括学术和政治上的操控。”绿色和平组织农业项目部主任俞江丽表示。
之前，绿色和平组织曾经建议暂停中国转基因水稻商业化进程，原因即在于：国内的转基因水稻涉及多项国外专利。农用化学品公司和种子公司可以向农民收取技术费，而取得很高的利润；同时，专利技术使农民无法保留种子，每个播种季都必须重新购买，这将影响农产品定价权和农民收入。
当下，转基因技术和转基因种业几乎完全掌握在孟山都和杜邦集团等国外集团的手中。它们通过控制转基因种子的专利权控制种子市场，每年都能获取巨额财富。
这造就了一种全方位的垄断——除了市场，还有学术。
由于购买转基因种子时，必须与种子公司签订终端消费协议，根据知识产权的相关规定，这就使得一些科学家无法利用转基因种子做实验，就是做了也无法发表。
针对此限制，康乃尔大学科学家协会发言人艾尔森·希尔兹2010年给美国联邦环保局写信，要求解除对转基因研究人员的各种限制。
不惟如此，2010年，来自《人民日报》的消息称，《科学美国人》杂志以“种子公司是否控制转基因作物研究”为题撰文披露，过去10年，一些农业生物技术跨国公司要求相关科学家不经公司批准，不能擅自发表批评转基因科学和技术的研究报告。
普斯陶伊事件即为最佳例证。1998年，当普斯陶伊公布他的实验成果——“用转基因马铃薯喂养大鼠，导致大鼠体重及器官重量严重减轻，免疫系统被损坏”后，被要求离开了英国罗威特研究所。
几年之后，普斯陶伊被告知，要求解雇他的第一个电话是孟山都打来的。而当时，克林顿政府正斥资数十亿美元推广转基因作物。
粮食问题从来不单纯 1974年，时任美国农业部长的厄尔·巴茨对《时代》杂志说：“粮食是一种武器。现在粮食是我们在谈判时所用的最主要的工具之一。”
中国人民大学农学院教授周立撰文称，美国的全球粮食战略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末，是美国少数商业资本、金融资本和政治资本相结合，谋求世界霸权计划的一部分，这个战略计划被五角大楼称为“全方位优势”（FSD）。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美国即着手重塑粮食政策和世界粮食结构。
曾出版过《石油战争》、《粮食危机》的西方著名经济学家、地缘政治学家威廉·恩道尔在为《转基因战争——21世纪中国粮食安全保卫战》一书作序时称，转基因从一开始就不是为了解决饥饿、培育更好的农作物，事实恰恰相反——转基因是最强势的西方精英、特别是洛克菲勒家族制造出来的一种东西。他们的目的，是控制全球食物供给，是大规模减少全球人口。
威廉·恩道尔在《粮食危机》一书中对转基因作物在南美扩散的描述，引起了很多人的注意：“20世纪90年代，阿根廷在孟山都等跨国公司利用转基因种子推动的所谓的‘第二次绿色革命’中，失去了生态环境、粮食安全、食品安全、粮食主权，并造成了大量农民流离失所，贫民窟在大城市周边无序生长，国家也屡屡陷入债务链条之中。”
周立分析过围绕转基因而生的利益链。在他看来，就转基因技术而言，至少有七股力量已经联合，形成一个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同盟：跨国粮商得利润、外国政府得战略、地方政府得政绩、中资公司得好处、科研院所得经费、国家部门得租金、种粮农民得闲暇。
2010年1月，世界著名反食用转基因产品专家、俄罗斯生物学家伊丽娜·叶尔马科娃走马上任，当选为俄罗斯国家基因安全研究会副主席。伊丽娜·叶尔马科娃曾因为转基因食品可能会对活体动物产生一定负面影响提供了有力的证据而闻名。
在为报道这篇消息而配发的编者按中，《科技日报》如是写道：“俄罗斯的精英集团真是太让中国人民羡慕了，他们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无论是崇尚社会主义还是崇尚资本主义，全都不约而同地遵守着一条共同底线，这就是坚决捍卫俄罗斯民族和俄罗斯人民。所以他们把反转基因专家送上了俄罗斯国家基因安全研究会领导的席位。”
经济学家顾准之女、农村经济研究专家顾秀林在转基因问题上一直旗帜鲜明地持反对意见。她说过这样一句话：“我们到现在还没有纠错机制，没有追责机制。我们还有没有提出问题和纠错的勇气和可能性？”
面对多条扭结在一起的利益之链，这一提问非常显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