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是个特殊的年份，这一年发生了不少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看到这张1919年的北大毕业文凭，会令人联想到波澜壮阔的“五四”爱国运动，和那一年应届毕业生中傅斯年、许德珩等一批青年学生强烈的爱国情怀，以及蔡校长对热血青年学生的支持和呵护。1919年同时也是蔡校长在北大力行两年多的各项改革开花结果的丰收年，培养出一批品德高尚、学养深厚的知识精英。
　　“五四”运动的导火线，是1919年4月30日巴黎和会最高会议作出关于山东问题的处理决定，将德国在山东所享受的一切权利完全转让给日本。5月初，北洋政府决定在巴黎和会上签字。这一消息是由林长民（一说是汪大燮）于5月2日传给蔡元培，接着蔡先生又把这一消息传给许德珩、傅斯年等人。山东主权被出卖的消息被传开后，北大校园几近沸腾，“新潮社”、“国民社”（这两个北大学生社团及期刊《新潮》、《国民》杂志均由蔡元培拨款资助）的同仁傅斯年、许德珩、罗家伦等挺身而出，于5月3日晚在北大第三院法科大礼堂举行学生大会，并邀请高师、工专、法专、农专等校学生代表参加。5月4日上午，北京13所学校学生代表会议决定各校游行队伍于下午1时在天安门集会，声讨帝国主义列强在巴黎和会上出卖山东主权。当天，各校队伍从各方涌向天安门，学生们手持写有“取消二十一条”、“还我青岛”、“保我主权”等各种标语旗帜，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拒绝和约签字”、“誓死力争，还我山东”等口号。下午3时许，3000余人在天安门前集合，宣读了《北京学生界宣言》。集会后，数千名学生组成的游行队伍向东交民巷使馆区进发，在东交民巷西口受阻后，旋即转向曹汝霖住宅，群情激愤异常，痛打卖国贼章宗祥，火烧曹氏住宅。北洋政府闻讯派出大批军警进行镇压，当场逮捕多校学生32人，其中包括许德珩、杨振声、江绍原、潘淑（留美后改名潘菽）等在内的北大学生20人。
　　蔡元培作为中国最高学府的一校之长，其办学理念秉承大学是学生研究学问的地方，而不是搞政治的地方。但是在涉及到国家安危存亡的关键时刻，他不顾个人安危，以极大的同情与慈爱对学生的爱国行动给予了坚决的支持和全力的保护。
　　当各校游行队伍向天安门进发时，教育总长致电蔡元培要求其召回学生，蔡校长当即拒绝并表示：“学生爱国运动，我不忍制止”。而后，当蔡校长获悉32名爱国学生被逮捕，坚决表示愿以身家性命来保释学生出狱。5月4日当晚，北大学生聚集在第三院开会，商讨营救被捕同学的办法。蔡先生邀请与司法部关系密切的王宠惠一起到会，参与商讨营救之事。他安慰学生说：“你们今天所做的事情我全知道了，我寄以相当的同情。”又说，“你们放心，被捕同学的安全，是我的事，一切由我负责。”
　　5月5日，北京14所学校校长集中到北大开会，商讨如何营救被捕学生。会上，成立了以蔡元培为首的校长代表团。当场，蔡校长坚决表示“愿以一人抵罪，以确保学生出释”。会后，校长代表团到教育部、总统府、国务院交涉，均无果。5月6日，蔡元培不辞辛劳，又率校长代表团先后到教育部、警察厅奋力交涉。在以蔡元培为首的校长代表团的积极解救和社会舆论的压力下，北洋政府终于同意释放被捕的32名学生。
　　5月7日，被捕学生全部获释，在同学的陪同下乘车返回北大，蔡元培亲率全体教职员和学生列队迎接。大家见面分外激动，有许多人热泪盈眶，大哭起来。蔡校长对同学备加慰勉。北大被捕获释学生许德珩在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说：“当我们出狱的由同学陪伴走进沙滩广场时，蔡先生是那样沉毅而慈祥，他含着眼泪强作笑容，勉励我们，安慰我们，给我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五四”运动虽以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拒签和约以及罢免曹、陆、章而暂告一段落，但中国人民捍卫国家主权、领土完整的反帝风暴并未减弱，而是更加急骤。如1935年12月9日爆发的大规模反日学生运动，即“一二·九”运动，实际上也是“五四”爱国运动的继续。
　　1919年，蔡元培校长的各项改革已力行两年有余，培养出一批品学兼优的知识精英，这一年无疑是培育英才的丰收年。蔡元培就任北大校长后，在招收学生方面增加名额，全面扩大就读学生规模，此措施仅两年就绩效斐然。以毕业生为例，1919年北大文理毕业生共计429人，相当于京师大学堂首届毕业生的4倍之多。就毕业生的质量而言，1919年仅文科毕业生中就出了一大批享誉海内外的文化名人，如政治学家、社会活动家许德珩；历史学家，曾出任北大代校长、台湾大学校长的傅斯年；文学家、青岛大学校长杨振声；文学理论家、“红学”大家俞平伯；社会活动家段锡朋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