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1980年4月18日，新华社一篇通讯《雁滩的春天》，报道了1979年末兰州市雁滩公社滩尖子大队一队社员李德祥家里有六个壮劳力，当年从队里分了一万元钱，社员们把他家叫“万元户”，李德祥成为我国首个公开报道的“万元户”。
“万元户”这个称呼随之在全国席卷开来，很多乡镇、工商行业以出现了多少个万元户为光荣指标，虽然听起来有些像以前放卫星的感觉，但让更多的平民感觉到了致富所带来的空前喜悦。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教授钟伟曾经测算得出，1981年的万元财富相当于当时人均储蓄的200倍，折算至今约为255万元。
今天，多数“万元户”已退去光环，消隐沉寂。从本刊这期报道的约访情况看，有个别“万元户”的后代甚至拒绝谈论那段曾经辉煌的历史。但在学者周子衡看来，分田单干和遍布市镇街衢的个体摆摊，几乎“救了那个时代”。
1980年11月17日，新华社以传真形式发出“万元户”的照片，照片上，山东临清植棉户赵汝兰正满面春风、抬着缝纫机进家。这一年，赵家的纯收入为10239元；参与该数字计算过程的记者李锦回忆说：“我们连算了三遍，第一遍是公社财粮助理用算盘打出来的，纯收入是13200元，第二遍是我用钢笔在纸上算的，是11239元，第三遍是我们同时算的，扣去剩下5亩未收而价格可能降为二级棉花的，纯收入为10239元，我便用了这个数。”
当然，因为对财富归属的不安定感，最初的“万元户”，仍心有余悸。赵汝兰的大儿子赵光泽回忆，“当上面有人来问我们家当年的收入时，我父亲又‘害怕’了，吞吞吐吐只说没收几个钱。”多数人“不敢露富”，湖北房县有个靠承包集体果园致富的农户，不仅大队干部以各种名义上门吃喝，连各种会议、上级来人都要他家管饭，搞得这户社员叫苦不迭。直到1982年，上海嘉定一位农民陆荣根成为上海郊区第一个主动亮相的“万元户”。他公开宣称：“我承包养鸡，去年收入超过一万五！”
很快，“万元户”的称号迅速成为一种能力与荣耀的象征，甚至是持有者在大庭广众之下扬眉吐气的资本，曾有媒体报道过这样一件因争当万元户而闹出的笑话。
村民刘某参加村上组织的“万元户”评定。经过财产评估和存款登记，认定刘某家产达到了9821元，离“万元户”还差179元。
无奈之下，刘某决定放弃参加评选。但他10多岁的儿子为了在伙伴面前炫耀，哭闹着不依，其妻更为放弃“万元户”将会失去村上奖励的两袋化肥而唠叨个没完。眼看着再有三天就到了财产申报的最后期限，刘某咬咬牙，把猪圈里两头半大的猪给杀了，凑足了110多元，然后又向亲戚借了20元。
谁知，意外还是发生了，倒不是因为20元钱是借的，问题在那两头猪。村上最后组织确认财产时，发现猪圈里的两头猪不见了。村会计拿着圆珠笔和笔记本大叫：“刘叔，刘叔！黄了，黄了！那两头猪我是按每头50元给估了价的！”正要点燃鞭炮庆祝的刘某一下子霜打了似的蔫了。
这个故事有点冷幽默，但是能当上万元户在那个时代的确是件无比荣耀的事。
成为“万元户”之后，李德祥被村民戏称为“农村里的高干”；赵汝兰添了5辆自行车、3台缝纫机、2块手表、1个座钟、2台收音机，1982年，又盖了6间新房；河南固始县胡族乡陈营村的蔡林义戴着省劳模的奖章，三下安徽阜阳，开回了全村第一辆四轮拖拉机；最夸张的当属河南郑州高新区沟赵乡郭庄村的郭元英，1985年 1月，郭元英花27000元订购了一架“蜜蜂三号”农用飞机，转赠给沟赵乡政府，他成为全国首个买飞机的农民。
在乡村，“万元户”让诸多村民沸腾。据蔡林义的长孙、今年47的蔡根芓回忆，当时蔡家的门槛都要被访客踏破，这些访客大致可归纳为三类：一是蜂拥而至的“追星”媒体；二是“顶礼膜拜”的参观学习者，包括当时固始县里县外的政府官员；三是争先恐后为蔡家儿孙提亲的乡里乡亲……
随着单个“万元户”的大量涌现，深圳还出现了我国第一个“万元户村”。这个位于深圳河与布吉河交汇处的边陲小渔村，与香港仅一河之隔。上世纪50年代，有一批人来到深圳河边附城公社定居，依靠捕鱼捞虾艰难度日，渔民村也因此得名。渔民村人最早是漂泊在东莞一带的水上人家，他们一家一船，无户籍，逃离公社生产队编制，终日在近海漂流，因常捞水面漂流的柴晒干用于生火，被称为“水流柴”（意指在水上生活不上岸以船为家的人）。
由于船不大、不能远洋捕鱼，他们只能沿岸近海捕捞，所以产量有限，捕到的鱼除留下食用，其余的靠岸拿去换油盐布匹等生活必需品，也时有大船经过时停船做买卖或兑换物品。
今天，在深圳西部的海岸线上，还能零星地看到第一代“水流柴”居住过的茅棚。据说，那也是当时的“富人”才能住得起的。
1979年，随着国家批准广东、福建在对外经济活动中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决定在深圳、珠海、厦门、汕头试办经济特区，得天时地利的渔民村人首先行动起来。因邻近香港，他们在土地收入上得益不少。1979年，有几家经营酒楼、珠宝加工业的香港工厂在渔民村投产，厂房租金都流入了村民的口袋。
随后，渔民村的村民利用特区政策买了两条货船（其中一条可装载100多吨），到中山、东莞贩运水泥、钢材到深圳。有了启动资金后，他们接着组织车队，发展陆路运输。随后，发现运输车辆奇缺的渔民村人，到香港买二手货运汽车，稍加维修后再转卖。到1981年，全村33户村民，家家都成了“万元户”。
今年夏天，76岁的黄新文以“住危房的‘万元户’”的尴尬身份，重新出现在人们的视线中。据其儿媳妇卢简珍介绍，2004年10月，黄新文替人粉刷房子时不慎从二楼的脚手架跌倒，头部着地，抢救后保住了性命，却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花光了全家十余万元的积蓄，至此家境开始衰落。
蔡林义已经去世，蔡家亦经历了三代变迁。上世纪90年代，因家中劳动力不足，蔡家的副业规模逐渐缩小，蔡林义的独子蔡新礼苦守家业。1993年，蔡新礼的儿子蔡根芓在父亲和爷爷的反对声中外出闯荡。后来，他的弟弟妹妹也在外打拼，他们走上了一条和爷爷完全不同的道路。他们在郑州购房买车，延续了蔡家的荣光。 1982年，成都市温江区的“番茄大王”张文康曾意气风发地赴京参加全国科协组织的致富能手表彰大会。然而，20多年来，两次规模化经营的失败，让张文康元气大伤。昔日的温江区“首富”，现在的收入只有房租、社保和劳模补助。被称为“四川第一个万元户”的杜雄才目前在双流县永安镇经营一个小卖部。
1982年，重庆忠县涌现出“万元户”代表7人。2007年，有记者对当时的万元户走访发现，七大“万元户”中有4位已淡出视线；仅有两人后来虽小有发展，但也已“淹没”在农村众多致富家庭里。偃师县的陈书奇在享受着“万元户”带来的荣耀时，也看到了危机。1982年，陈书奇将所有花苗一次性转让，转移到了关林市场做生意。他先后向老家捐款10多万元。现在，72岁的他在经营酒店用品批发生意。他的5个儿子和4个女儿都在做生意。
从“万元户”的家族变迁中不难发现，除了极少数“万元户”成为亿万富翁外，更多的是风光不再。今年年初，蒋高明在《当年的万元户为什么会返贫》一文中，以自己的初中同学、当年的“万元户”沦为今天背负20万元债务的“举债户”为例，分析其返贫原因。蒋高明的这位同学曾是有名的种地能手，也是一名熟练的拖拉机手，擅长养猪、养牛；他1978年初中毕业回村当了农民，由于会经营，1979年买了拖拉机，在1980前后有2万多元存款。
去年，这位“万元户”同学养了50头猪，不料遭遇猪瘟，净赔3万元。此前，他因搭建牛棚摔断了胳膊进医院，花了近5万元。祸不单行，他的儿子在外做电焊工，因火星迸进眼睛，治眼伤花了3万多元；工地老板以年轻人没有戴防护面罩为由，拒绝赔偿。
由于医疗、孩子娶亲、加上养殖病灾，该农民只好贷款，年息高达12%，以不动产做抵押，同时还要有亲戚担保。他起早贪黑地干，收入的一大部分要还利息。据蒋高明分析，坚持务农、医疗风险、孩子结婚与生子的高费用、养猪赔钱、银行利息高等，成为昔日的“万元户”返贫的重要原因。
除了大环境造成的返贫，“万元户”的自身局限也是一大原因，如“傻子瓜子”的创始人年广久，就曾被芜湖市原市委书记金庭柏评价为“精明的个体户，蹩脚的企业家”。有一个记者问他看不看报，年广九简短地回答：“看。但不识字”。
可以说，年广久的经营理念经历了一个从解放到落伍的转变。在“傻子瓜子”发展大好之际，“傻子集团”呼之欲出。然而，集团成立不到一个月，因不满手无实权，脾气火爆的年广久一怒之下砸了牌子。年氏集团昙花一现。
面对同行的上市，年广久不以为然，认为“上市不是好事”。他也不愿意进入商超，琳琅满目的进场费，令年广久直呼“傻子不干”。目前，他的经营思路是开专卖店，实实在在到手的现金，让他觉得心里踏实。在经济转型与企业变革的道路上，年广久渐行渐远。
在乡村，“万元户”的境况也好不到哪里。当年，蔡林义成为“土豪”离不开两个条件：大量土地和充足的劳动力。他没有文化，积累财富多是靠个人或全家人的埋头苦干，挣的是血汗钱。以后的很多事实证明，蔡林义式的“土豪”迅速被以资本、技术等要素为支撑的“新富”所取代，甚至差距越来越大。
钟伟得出的结论是：如果不善于理财，在快速货币化的进程中，持有现金或者低风险低收益的储蓄、国债等金融资产，和把大半财富拱手让出的差异并不大。用货币去购买可以大规模产业化提供的消费品，几乎等同于挥霍。
如果“万元户”沉湎于消费，在当时购入还十分稀罕的彩电、冰箱等家电，那么到今天这些资产的残值接近于零；如果他前瞻于保值，在当时购入黄金并持有至今，增值不到5倍；如果采取5年定期储蓄不断滚动定存，当年存入银行的1万元今天也难超过10万元。
事实上，从“万元户”到“首富”，再到今天的“年度经济人物”，不同时期的致富模式和路径发生着颠覆性的变化。潮起潮落中，草根究竟如何雄起并随时势载沉载浮，这个话题似乎永不过时，一直引人思考。
“万元户”这个称呼随之在全国席卷开来，很多乡镇、工商行业以出现了多少个万元户为光荣指标，虽然听起来有些像以前放卫星的感觉，但让更多的平民感觉到了致富所带来的空前喜悦。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教授钟伟曾经测算得出，1981年的万元财富相当于当时人均储蓄的200倍，折算至今约为255万元。
今天，多数“万元户”已退去光环，消隐沉寂。从本刊这期报道的约访情况看，有个别“万元户”的后代甚至拒绝谈论那段曾经辉煌的历史。但在学者周子衡看来，分田单干和遍布市镇街衢的个体摆摊，几乎“救了那个时代”。
1980年11月17日，新华社以传真形式发出“万元户”的照片，照片上，山东临清植棉户赵汝兰正满面春风、抬着缝纫机进家。这一年，赵家的纯收入为10239元；参与该数字计算过程的记者李锦回忆说：“我们连算了三遍，第一遍是公社财粮助理用算盘打出来的，纯收入是13200元，第二遍是我用钢笔在纸上算的，是11239元，第三遍是我们同时算的，扣去剩下5亩未收而价格可能降为二级棉花的，纯收入为10239元，我便用了这个数。”
当然，因为对财富归属的不安定感，最初的“万元户”，仍心有余悸。赵汝兰的大儿子赵光泽回忆，“当上面有人来问我们家当年的收入时，我父亲又‘害怕’了，吞吞吐吐只说没收几个钱。”多数人“不敢露富”，湖北房县有个靠承包集体果园致富的农户，不仅大队干部以各种名义上门吃喝，连各种会议、上级来人都要他家管饭，搞得这户社员叫苦不迭。直到1982年，上海嘉定一位农民陆荣根成为上海郊区第一个主动亮相的“万元户”。他公开宣称：“我承包养鸡，去年收入超过一万五！”
很快，“万元户”的称号迅速成为一种能力与荣耀的象征，甚至是持有者在大庭广众之下扬眉吐气的资本，曾有媒体报道过这样一件因争当万元户而闹出的笑话。
村民刘某参加村上组织的“万元户”评定。经过财产评估和存款登记，认定刘某家产达到了9821元，离“万元户”还差179元。
无奈之下，刘某决定放弃参加评选。但他10多岁的儿子为了在伙伴面前炫耀，哭闹着不依，其妻更为放弃“万元户”将会失去村上奖励的两袋化肥而唠叨个没完。眼看着再有三天就到了财产申报的最后期限，刘某咬咬牙，把猪圈里两头半大的猪给杀了，凑足了110多元，然后又向亲戚借了20元。
谁知，意外还是发生了，倒不是因为20元钱是借的，问题在那两头猪。村上最后组织确认财产时，发现猪圈里的两头猪不见了。村会计拿着圆珠笔和笔记本大叫：“刘叔，刘叔！黄了，黄了！那两头猪我是按每头50元给估了价的！”正要点燃鞭炮庆祝的刘某一下子霜打了似的蔫了。
这个故事有点冷幽默，但是能当上万元户在那个时代的确是件无比荣耀的事。
成为“万元户”之后，李德祥被村民戏称为“农村里的高干”；赵汝兰添了5辆自行车、3台缝纫机、2块手表、1个座钟、2台收音机，1982年，又盖了6间新房；河南固始县胡族乡陈营村的蔡林义戴着省劳模的奖章，三下安徽阜阳，开回了全村第一辆四轮拖拉机；最夸张的当属河南郑州高新区沟赵乡郭庄村的郭元英，1985年 1月，郭元英花27000元订购了一架“蜜蜂三号”农用飞机，转赠给沟赵乡政府，他成为全国首个买飞机的农民。
在乡村，“万元户”让诸多村民沸腾。据蔡林义的长孙、今年47的蔡根芓回忆，当时蔡家的门槛都要被访客踏破，这些访客大致可归纳为三类：一是蜂拥而至的“追星”媒体；二是“顶礼膜拜”的参观学习者，包括当时固始县里县外的政府官员；三是争先恐后为蔡家儿孙提亲的乡里乡亲……
随着单个“万元户”的大量涌现，深圳还出现了我国第一个“万元户村”。这个位于深圳河与布吉河交汇处的边陲小渔村，与香港仅一河之隔。上世纪50年代，有一批人来到深圳河边附城公社定居，依靠捕鱼捞虾艰难度日，渔民村也因此得名。渔民村人最早是漂泊在东莞一带的水上人家，他们一家一船，无户籍，逃离公社生产队编制，终日在近海漂流，因常捞水面漂流的柴晒干用于生火，被称为“水流柴”（意指在水上生活不上岸以船为家的人）。
由于船不大、不能远洋捕鱼，他们只能沿岸近海捕捞，所以产量有限，捕到的鱼除留下食用，其余的靠岸拿去换油盐布匹等生活必需品，也时有大船经过时停船做买卖或兑换物品。
今天，在深圳西部的海岸线上，还能零星地看到第一代“水流柴”居住过的茅棚。据说，那也是当时的“富人”才能住得起的。
1979年，随着国家批准广东、福建在对外经济活动中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决定在深圳、珠海、厦门、汕头试办经济特区，得天时地利的渔民村人首先行动起来。因邻近香港，他们在土地收入上得益不少。1979年，有几家经营酒楼、珠宝加工业的香港工厂在渔民村投产，厂房租金都流入了村民的口袋。
随后，渔民村的村民利用特区政策买了两条货船（其中一条可装载100多吨），到中山、东莞贩运水泥、钢材到深圳。有了启动资金后，他们接着组织车队，发展陆路运输。随后，发现运输车辆奇缺的渔民村人，到香港买二手货运汽车，稍加维修后再转卖。到1981年，全村33户村民，家家都成了“万元户”。
今年夏天，76岁的黄新文以“住危房的‘万元户’”的尴尬身份，重新出现在人们的视线中。据其儿媳妇卢简珍介绍，2004年10月，黄新文替人粉刷房子时不慎从二楼的脚手架跌倒，头部着地，抢救后保住了性命，却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花光了全家十余万元的积蓄，至此家境开始衰落。
蔡林义已经去世，蔡家亦经历了三代变迁。上世纪90年代，因家中劳动力不足，蔡家的副业规模逐渐缩小，蔡林义的独子蔡新礼苦守家业。1993年，蔡新礼的儿子蔡根芓在父亲和爷爷的反对声中外出闯荡。后来，他的弟弟妹妹也在外打拼，他们走上了一条和爷爷完全不同的道路。他们在郑州购房买车，延续了蔡家的荣光。 1982年，成都市温江区的“番茄大王”张文康曾意气风发地赴京参加全国科协组织的致富能手表彰大会。然而，20多年来，两次规模化经营的失败，让张文康元气大伤。昔日的温江区“首富”，现在的收入只有房租、社保和劳模补助。被称为“四川第一个万元户”的杜雄才目前在双流县永安镇经营一个小卖部。
1982年，重庆忠县涌现出“万元户”代表7人。2007年，有记者对当时的万元户走访发现，七大“万元户”中有4位已淡出视线；仅有两人后来虽小有发展，但也已“淹没”在农村众多致富家庭里。偃师县的陈书奇在享受着“万元户”带来的荣耀时，也看到了危机。1982年，陈书奇将所有花苗一次性转让，转移到了关林市场做生意。他先后向老家捐款10多万元。现在，72岁的他在经营酒店用品批发生意。他的5个儿子和4个女儿都在做生意。
从“万元户”的家族变迁中不难发现，除了极少数“万元户”成为亿万富翁外，更多的是风光不再。今年年初，蒋高明在《当年的万元户为什么会返贫》一文中，以自己的初中同学、当年的“万元户”沦为今天背负20万元债务的“举债户”为例，分析其返贫原因。蒋高明的这位同学曾是有名的种地能手，也是一名熟练的拖拉机手，擅长养猪、养牛；他1978年初中毕业回村当了农民，由于会经营，1979年买了拖拉机，在1980前后有2万多元存款。
去年，这位“万元户”同学养了50头猪，不料遭遇猪瘟，净赔3万元。此前，他因搭建牛棚摔断了胳膊进医院，花了近5万元。祸不单行，他的儿子在外做电焊工，因火星迸进眼睛，治眼伤花了3万多元；工地老板以年轻人没有戴防护面罩为由，拒绝赔偿。
由于医疗、孩子娶亲、加上养殖病灾，该农民只好贷款，年息高达12%，以不动产做抵押，同时还要有亲戚担保。他起早贪黑地干，收入的一大部分要还利息。据蒋高明分析，坚持务农、医疗风险、孩子结婚与生子的高费用、养猪赔钱、银行利息高等，成为昔日的“万元户”返贫的重要原因。
除了大环境造成的返贫，“万元户”的自身局限也是一大原因，如“傻子瓜子”的创始人年广久，就曾被芜湖市原市委书记金庭柏评价为“精明的个体户，蹩脚的企业家”。有一个记者问他看不看报，年广九简短地回答：“看。但不识字”。
可以说，年广久的经营理念经历了一个从解放到落伍的转变。在“傻子瓜子”发展大好之际，“傻子集团”呼之欲出。然而，集团成立不到一个月，因不满手无实权，脾气火爆的年广久一怒之下砸了牌子。年氏集团昙花一现。
面对同行的上市，年广久不以为然，认为“上市不是好事”。他也不愿意进入商超，琳琅满目的进场费，令年广久直呼“傻子不干”。目前，他的经营思路是开专卖店，实实在在到手的现金，让他觉得心里踏实。在经济转型与企业变革的道路上，年广久渐行渐远。
在乡村，“万元户”的境况也好不到哪里。当年，蔡林义成为“土豪”离不开两个条件：大量土地和充足的劳动力。他没有文化，积累财富多是靠个人或全家人的埋头苦干，挣的是血汗钱。以后的很多事实证明，蔡林义式的“土豪”迅速被以资本、技术等要素为支撑的“新富”所取代，甚至差距越来越大。
钟伟得出的结论是：如果不善于理财，在快速货币化的进程中，持有现金或者低风险低收益的储蓄、国债等金融资产，和把大半财富拱手让出的差异并不大。用货币去购买可以大规模产业化提供的消费品，几乎等同于挥霍。
如果“万元户”沉湎于消费，在当时购入还十分稀罕的彩电、冰箱等家电，那么到今天这些资产的残值接近于零；如果他前瞻于保值，在当时购入黄金并持有至今，增值不到5倍；如果采取5年定期储蓄不断滚动定存，当年存入银行的1万元今天也难超过10万元。
事实上，从“万元户”到“首富”，再到今天的“年度经济人物”，不同时期的致富模式和路径发生着颠覆性的变化。潮起潮落中，草根究竟如何雄起并随时势载沉载浮，这个话题似乎永不过时，一直引人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