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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锦,北京教育音像报刊总社副社长。计算机应用高级工程师。曾获全国教育统计信息先进个人、北京市教育局机关“十佳”个人等称号。
初次接触计算机是在1980年。那时我上大二,参加了北京师范学院(现首都师范大学)举办的计算机语言选修课程班。记得当时那台机器竟然有半间屋子那么大,叫“DJS130”,编程语言使用Basic,存储介质是在纸带上打孔。尽管当时这个“大块头”只能用来拆解素数或打印信封,我却对它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很快就学会了赋值、程序调用等编程基本功。这一次美丽的“邂逅”,为我之后的程序设计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领导的一句话成了我的动力
1986年,我在经历了短暂的一段执教生涯后,被借调到北京市教育局教育行政处。那时,个人电脑刚刚兴起,在教育管理领域绝对是一个新事物。我们一位副处长带着一位同事特地前往南方学习计算机使用。不久,局里花3万块钱购买了第一台PC机“长城0520CH”。但处长说除了他们俩,谁都不许动这台机器。这句话增加了计算机的神秘感,强烈地吸引着我。于是,我和那位同事商量,每天中午让我“偷着”自学计算机。就这样,从兴趣出发,我开始摸索着在这台计算机上编写程序。几个月下来,我的计算机应用水平有了长足的进步。现在回想起来,多亏当时领导的一句话,激发了我使用计算机的动力。
在教育信息管理中一展身手
我所在的教育行政处,主要工作是招生、统计和学籍管理。根据工作需要,我先是利用市教育局“中招软件”中的FoxBASE数据库编写了一个快速查询学生录取信息的软件。小试牛刀之后,又根据新学年招生统计的需要,使用Lotus开发了北京市教育局第一个事业统计软件,在各区县使用。后来,我还设计、开发了教育事业主要指标自动生成系统和教育事业指标预警监测系统。这两款软件由于实用性很强,原国家教委推广到全国县级以上教育事业统计部门应用。
1989年,在原国家教委教育管理信息中心的共同参与下,我们建立了北京市中小学教师信息库。这是全国第一个中小学教师信息库。数据库中容纳了145,907个教师的信息,每个教师又有74个指标,数据量非常庞大。在这个数据库的基础上,我依据教师的年龄结构、学历结构、职称结构等完成了大量统计分析。为了增强数据统计的直观性,我设计、制作了教育统计地图,它能够直观地反映不同区域的教师在年龄、职称等各项指标上的分布比例。这项创新后来在原国家教委和北京市统计局均获了奖。
信息技术在教育管理中的应用和普及,不仅为管理增添了新的手段,也迅速提高了管理的效率和质量,使北京市教育信息管理工作在全国各省市和北京市统计系统名列前茅,当然也使我在工作岗位上很快成长。
为西藏教育信息管理提升贡献了力量
1995年,上级派我参加援藏工作,担任拉萨市教育体育委员会主任。当时西藏拉萨招生的分数计算、合并、排序、统计基本上是依靠手工操作完成的,要想排分数段,就得把全体学生的成绩分别裁成小纸条,一个一个地摆放在体育馆空地上已经划好的分数区域内,再把同一个分数段的纸条拿去统一复印。这种纯手工的方式非常烦琐,也容易出错。每次招生统计都要用上好几天。于是,我帮他们建立了招生统计软件,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
我把教育统计地图的设计思路带了过去,为主管市长决策提供了明晰的信息。我还把自己设计的电子化工资条也带了过去,原来财务三四天才能出来的数据,只用半天就能搞定。为了提高工作效率,我在拉萨市教体委机关办起了计算机培训班,既提高了相关人员的计算机运用能力,也推动了当地教育管理信息现代化的应用水平。
西藏是中国最年轻的“地质博物馆”。在西藏下乡工作时,只要看到断层、滑坡、堰塞湖、冰川遗址等标志性地质构造,我都用相机把这些珍贵的地理样本拍摄下来。回北京后,我将照片底片制作成反转片,作为教学素材给地理教研室教学使用,用信息技术手段实现了两地教育资源的共享。
形成清晰的信息化管理思想
1998年11月,援藏任务结束,组织上安排我到北京教育音像报刊总社担任副社长。由于工作十几年对管理、信息化、用户需求等资源的积累,因此我能从较高的站位上对总社信息化建设的方向、大局、未来规划把握得非常清楚,形成了一套操作方便、满足需求、切实可行的工作机制。
在总社,我对管理者在信息化应用中的作用有了新的认识。作为领导,一定要知道计算机能实现什么功能、完成什么样的工作、能提供什么样的分析材料。比如几年前,由于采用手写派车单,造成总社用车信息不透明,用车问题较突出。我设计了一个用车管理系统。这样,用车人、目的地、时间、司机等用车数据,职工们上网一查就清晰明了,对司机的工作绩效也有了量化评价统计,更便于管理。领导还必须要有对数据的共享意识,只有将数据充分地共享并使用了,才能体现出数据的价值,提高办事效率。比如总社的人事、财务和工会等部门都可以共享一份职工基本信息。
同计算机打交道让我受益良多。它不仅是改变工作环境、实现自我价值的工具,还内化到我的思维品格和行为习惯中,让我的思维变得更加严密和逻辑性强。可以这么说,信息技术应用改变了我的职业生涯和人生轨迹。
初次接触计算机是在1980年。那时我上大二,参加了北京师范学院(现首都师范大学)举办的计算机语言选修课程班。记得当时那台机器竟然有半间屋子那么大,叫“DJS130”,编程语言使用Basic,存储介质是在纸带上打孔。尽管当时这个“大块头”只能用来拆解素数或打印信封,我却对它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很快就学会了赋值、程序调用等编程基本功。这一次美丽的“邂逅”,为我之后的程序设计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领导的一句话成了我的动力
1986年,我在经历了短暂的一段执教生涯后,被借调到北京市教育局教育行政处。那时,个人电脑刚刚兴起,在教育管理领域绝对是一个新事物。我们一位副处长带着一位同事特地前往南方学习计算机使用。不久,局里花3万块钱购买了第一台PC机“长城0520CH”。但处长说除了他们俩,谁都不许动这台机器。这句话增加了计算机的神秘感,强烈地吸引着我。于是,我和那位同事商量,每天中午让我“偷着”自学计算机。就这样,从兴趣出发,我开始摸索着在这台计算机上编写程序。几个月下来,我的计算机应用水平有了长足的进步。现在回想起来,多亏当时领导的一句话,激发了我使用计算机的动力。
在教育信息管理中一展身手
我所在的教育行政处,主要工作是招生、统计和学籍管理。根据工作需要,我先是利用市教育局“中招软件”中的FoxBASE数据库编写了一个快速查询学生录取信息的软件。小试牛刀之后,又根据新学年招生统计的需要,使用Lotus开发了北京市教育局第一个事业统计软件,在各区县使用。后来,我还设计、开发了教育事业主要指标自动生成系统和教育事业指标预警监测系统。这两款软件由于实用性很强,原国家教委推广到全国县级以上教育事业统计部门应用。
1989年,在原国家教委教育管理信息中心的共同参与下,我们建立了北京市中小学教师信息库。这是全国第一个中小学教师信息库。数据库中容纳了145,907个教师的信息,每个教师又有74个指标,数据量非常庞大。在这个数据库的基础上,我依据教师的年龄结构、学历结构、职称结构等完成了大量统计分析。为了增强数据统计的直观性,我设计、制作了教育统计地图,它能够直观地反映不同区域的教师在年龄、职称等各项指标上的分布比例。这项创新后来在原国家教委和北京市统计局均获了奖。
信息技术在教育管理中的应用和普及,不仅为管理增添了新的手段,也迅速提高了管理的效率和质量,使北京市教育信息管理工作在全国各省市和北京市统计系统名列前茅,当然也使我在工作岗位上很快成长。
为西藏教育信息管理提升贡献了力量
1995年,上级派我参加援藏工作,担任拉萨市教育体育委员会主任。当时西藏拉萨招生的分数计算、合并、排序、统计基本上是依靠手工操作完成的,要想排分数段,就得把全体学生的成绩分别裁成小纸条,一个一个地摆放在体育馆空地上已经划好的分数区域内,再把同一个分数段的纸条拿去统一复印。这种纯手工的方式非常烦琐,也容易出错。每次招生统计都要用上好几天。于是,我帮他们建立了招生统计软件,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
我把教育统计地图的设计思路带了过去,为主管市长决策提供了明晰的信息。我还把自己设计的电子化工资条也带了过去,原来财务三四天才能出来的数据,只用半天就能搞定。为了提高工作效率,我在拉萨市教体委机关办起了计算机培训班,既提高了相关人员的计算机运用能力,也推动了当地教育管理信息现代化的应用水平。
西藏是中国最年轻的“地质博物馆”。在西藏下乡工作时,只要看到断层、滑坡、堰塞湖、冰川遗址等标志性地质构造,我都用相机把这些珍贵的地理样本拍摄下来。回北京后,我将照片底片制作成反转片,作为教学素材给地理教研室教学使用,用信息技术手段实现了两地教育资源的共享。
形成清晰的信息化管理思想
1998年11月,援藏任务结束,组织上安排我到北京教育音像报刊总社担任副社长。由于工作十几年对管理、信息化、用户需求等资源的积累,因此我能从较高的站位上对总社信息化建设的方向、大局、未来规划把握得非常清楚,形成了一套操作方便、满足需求、切实可行的工作机制。
在总社,我对管理者在信息化应用中的作用有了新的认识。作为领导,一定要知道计算机能实现什么功能、完成什么样的工作、能提供什么样的分析材料。比如几年前,由于采用手写派车单,造成总社用车信息不透明,用车问题较突出。我设计了一个用车管理系统。这样,用车人、目的地、时间、司机等用车数据,职工们上网一查就清晰明了,对司机的工作绩效也有了量化评价统计,更便于管理。领导还必须要有对数据的共享意识,只有将数据充分地共享并使用了,才能体现出数据的价值,提高办事效率。比如总社的人事、财务和工会等部门都可以共享一份职工基本信息。
同计算机打交道让我受益良多。它不仅是改变工作环境、实现自我价值的工具,还内化到我的思维品格和行为习惯中,让我的思维变得更加严密和逻辑性强。可以这么说,信息技术应用改变了我的职业生涯和人生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