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致力于钻研中医保健按摩研究的徐承恩大概可以用病人们的“救世主”来形容。这是因为，他的很多病人多半都是在各大医院走了一圈以后，抱着最后一线所谓“死马当活马医”的希望找到他。但是也许他们连自己都没想到，在很短的时间内，以很少的费用却取得了意料之外的疗效。出于对祖国传统医学的挚爱，徐承恩勇于开拓和创新，在中西医结合的道路上摸索出很多综合两种医学体系的方法；他秉承悬壶济世的信念，博采多民族医学之长，探索着传承与发展中医传统文化。中医保健按摩技法作为中国医药学的宝贵遗产，徐承恩不断将其进行改良和升华，在他从事骨科中医的几十年间，用仁心仁术书写下了一段段精彩的传奇。
　　师从医坛泰斗，传承中医国学
　　中国中医药学源远流长，博大精深，而中医骨伤科学作为其中的一大学科，因民族、地域、研究部位、主攻方向等不同，形成了不同的学术流派。其中，被誉为“杏林元勋”、“中医司令”和“医林泰斗”的吕炳奎便是其中开创新局面、砥柱中流的中坚人物。
　　吕炳奎少小学医，19岁开业行医，具有丰富的中医药知识和经验。1938年，吕炳奎参加革命，是电影《51号兵站》主人公“小老大”梁洪的原型。解放后，吕炳奎领导建立了全国第一所中医院、第一所中医师资学校，组织编写了全国第一套系统的中医教科书，是中国中医学教育的奠基人之一。
　　吕炳奎同时也是新中国中医学界的杰出代表和卓越领导人，对中医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吕炳奎是人们敬仰的中医理论家、临床家、教育家。
　　“师承授受”是中医学延袭了几千年的传统学习模式。师承名师，可以更加快捷地掌握中医理论知识和临床诊治技巧，使学医者少走弯路，从而加快中医人才的培养进程。自古名医，大都得益于名师的指点和传授。作为吕炳奎这位在全国中医界享有崇高威望的泰斗的传人，徐承恩说，最大的收获是精神上的财富，“老爷子的人格胜五岳、道德重无价。在我临床工作当中，他的这种自律精神不断地教育着我，一直在指引着我。”名师出高徒，在学习中医、救死扶伤的路上，徐承恩更是谨遵恩师教诲，坚守精神的高地。
　　徐承恩认为，给人看病治疗说到底就是积德行善，和做公益有异曲同工之处。他说：“谁都不愿意生病。既然人家找到我们，那就是缘分，要尽自己的能力，尽量地去为病人解除病痛。为什么医院门口老是有那么多病人？人家千里迢迢来看病，不就是希望早日康复嘛！”
　　吕炳奎曾指引徐承恩对汉族医学理论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将满族、蒙古族的正骨术与汉民族的骨科技术相结合，经过两种治疗方法的融合应用，临床疗效蜚声遐迩，理法方药自成体系，最终使这具有特殊疗效的医术成为中国中医骨科的一大著名的学术流派。接过恩师延续的神圣使命，徐承恩独立行医十余载，期间经他诊治过的骨伤病患者高达上万人次。
　　妙手回春尽显中医魅力
　　徐承恩曾在光线传媒录制《按摩治疗头痛失眠》讲座，针对现场观众提出的各种疑问给予解答，深受老百姓的赞誉；他还曾参与出版《保健按摩技法》一书，并运用藏传佛教密宗按摩疗法、蒙古族传统疗法（正骨、药浴、药灸、泄血、涂擦法）、针灸、拔罐等调理颈、腰椎、骨关节、骨内科病患及内、外、妇、儿科不适，简便效宏。在徐承恩的双手下妙手回春的故事不计其数。
　　有着传奇革命经历的常青大师，是五台山佛教协会副会长。作为一名爱国志士，他不仅参加过抗美援朝，在抗日战争时期就是五台山抗日护寺队队员，后来跟着聂荣臻元帅参加解放战争。从朝鲜战场回国以后，他又回到了五台山。他曾率领五台山五爷庙众僧积极捐资助教，建起国内少有的以僧人为名的常青中小学，为山区教育做出过重要贡献。
　　因为常青大师长期待在潮湿阴暗的寺庙里，再加上本身已是80岁的高龄，膝关节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和疼痛。之前常青大师曾到301医院做了全面检查，大夫们建议他做手术，但是老人家没有同意。而徐承恩对常青大师采用针灸和艾灸，辅以按摩和正骨来调理，中医手法、蒙古族手法还有藏医疗法相结合治疗，只用了两次就起到了非常好的疗效。
　　徐承恩与常青大师因中医结缘、因公益爱心熟知。多年的互动与扶持，常青大师亦师亦友，为徐承恩的中医探索增添了佛教文化博大精深的羽翼。
　　除了常青大师，徐承恩的病人还有许多国际友人。从最早的俄罗斯前驻华大使罗高寿、俄罗斯农业部长尼克莱，到后来的哈萨克斯坦总理尼诺兰、警卫局局长蒙拉特将军和司法部部长杜别克都曾是徐承恩疗法的受益者。
　　由于徐承恩接触到许许多多国际上的病患，也正面接触到了中医与西医的高下之争。但是在他看来，中医、西医看似都是医术，其实承载着中西方不同的文化思想，各有所长。他说：“中医最大的特点是把人视作一个整体，虽有十三科之分，但道理都是相通的。以前病人来看病时基本是不分科的，比如骨折的病人也会有胃不舒服，也会头疼脑热，医生都要给他看好。只会用西医的方法诊断，开药时加上点中药，就是丢了中医的魂。这种‘整体观’也表现在具体的治疗思路上。中医和西医虽然对‘骨折’的叫法是一样的，但中医认为病人虽伤在骨，但体内的气血也会因此失去平衡，因此不仅要从外入手、接骨固定，还要从内入手、调理气血。”
　　徐承恩始终相信，会有这么一天，中西医两者真正做到取长补短，共同造福病人，而不是一方取代另一方。他说：“其实，我身边就有不少西医朋友，他们在钻研自己领域的同时，也通晓一些中医，在治疗时会运用中医思想。而像我这样搞了一辈子中医同时也熟悉西医常识的人也不少。到最后你就会发现，中医、西医其实是可以融会贯通的。”
　　凭着精湛的技术和令人钦佩的医德，徐承恩和他专属的“中医手法+蒙古族手法+藏医疗法”复合手法的口碑也被越来越多的患者口耳相传。从业十余年间，他曾治愈了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和美国、加拿大、日本、东南亚各国及港澳地区数以万计的病人。
　　中医来源于生活应服务于生活
　　多年来，徐承恩的医理医技特色集中体现在辩证诊断、正骨手法和遣方用药三个方面。所谓辩证论治，就是主张“因病论治、因证论治”，即随着病、证、症的变化而选择不同的治疗手法及药物。 　　徐承恩说，恩师吕炳奎一直主张诊病“须中西合参”，将西医“解剖学”与中医“摸骨术”相结合，尤为强调借用西医仪器检测的长处，但又不完全依赖于仪器。同时，结合中医望、闻、问、切的传统临床症状甄别手段，观察病患的一举一动，一步一趋，在微小的变化中精确辩证的诊断。“只有诊断辨证精确，才能治疗得当，否则‘差之毫厘，失之千里，贻害病家’”。
　　他认为，中医讲“治因”。“从因来下手，治病因，一定把问题的根结找出来。所以不管从蒙古族医学来讲，还是从藏族医学来讲，都是治这个因，病因。”在为病人做治疗的过程中，徐承恩对手法有着非常严格的讲究，强调“心手合一，运用自如”，同时还要注意尽可能减轻病患的痛苦，并总结出抚、揉、推、分等多种推拿方法。
　　除了手法，徐承恩还擅长利用外用药物为主治疗骨伤骨病。在用药方面，徐承恩提出了药物运用的“温”、“补”、“和”三法，药效平和，疗效显著，大大降低了内服药物对人体的毒副作用。同时，总结归纳出多种应用于骨伤、骨病的基本配方。这些配方，既可以单方使用，又可相互配伍。
　　徐承恩的另一观点则是“中医来自于生活，服务于生活”。他说：“中医那些老版本的书里记载的都是来自于生活的东西，所以它就应该服务于生活。比如胃不舒服的话，你可以多吃点姜。其实我建议大家平常家里吃剩下的桔子皮、柚子皮或是山药皮都不要扔掉，晒干后煮水喝，是补气健脾的。”
　　徐承恩认为，中医的根基和活力在临床，中医的特色和优势在临床，中医的生存和发展也在临床。中医学是一门具有中国特色的生命科学，整个中医学术的发展史正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不断与疾病作斗争的历史。中医学术的每一次进步都深深地打上了中华民族与疾病抗争的烙印，中医理论的每一次升华都来源于中华民族与疾病作斗争的经验总结。“有些人说切脉就能看病，吃什么饮片就能治病，这样的说法都是很片面的，中医有很多精髓没有被外人理解，一些似是而非的人又混进了中医这个队伍……大家观点不同，总的来说还是相互不了解。”他说，给病人看病治疗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如何让中医正骨疗法传承下去，如何打破外界对中医的误解。
　　一个中医流派能否长久流传，首先靠的是它的看家本领，随着时间的检验是不是真的有疗效，是不是能给病人看好病。在此基础上，每一代人都应当把传承上一辈的心血当作自己的责任。时代在变，疾病谱也在改变，传统中医只有不断适应新的环境，满足病人的新需求，才能不断焕发出新的生命力。“我们传承的不仅是恩师的医术，更是民族的文化。”徐承恩掷地有声地说。
　　作为给海内外高端人士诊疗保健的中医名家，徐承恩始终坚守布衣中医的操守，热心参加为百姓服务的医疗公益活动；医者仁心的社会责任感使他勤习医理、启古悟今，兢兢业业地探寻着传播祖国传统医学的文明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