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主体由两部分构成，第一部分，从换银元说起：“为了方便，把银元换成钞票。钞票贬值，心中惶恐，千方百计再打折换银元，被欺骗，被愚弄，却心安，喜欢。这就使作者突然起了另一思想，就是：我们极容易变成奴隶，而且变了之后，还万分喜欢。第二部分，由这一思想进而分析历史，从而得出一个真切的判断。以小见大，由事入理。
　　但是，在教授过程中总是感觉缺乏某种契机，比如“以小见大”，肯定有某种内在的相似性，我发现文章在第一部分中是以纸币贬值或者是不兑换钞币进入话题。历史上从元代中统钞开始，历经明清两代，在战乱年代或财政困难时期，凭借皇权威势以行政方式强迫商民百姓行用，无偿地征收明间财物来弥补政府财政的不足。鲁迅先生国学深厚，自会知道这一史实，为何不顺便拿来进行类比呢？
　　文章中有一个关键词语，“暴力”。我丛这里发现，所谓的“以小见大，由事入理”就是暴力的内在相似。第一部分是经济暴力，第二部分是政治暴力，从而比较合理建构了文章前后两部分内在逻辑。
　　现实生活中，钞币由无法兑换，成一堆废纸，再到黑市兑换六七折，一百变成零又变成七十，普通人在政府暴力下的悲喜交替，令人唏嘘感慨。历史生活里，人的地位，从人到死亡再到奴隶，也是悲喜交替，充满无奈的“高兴”。
　　并且即便是两个著名的论断，“暂时做稳奴隶的时代”“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也可以划分为两种暴力。“厘定规则：怎样服役，怎样纳粮，怎样磕头，怎样颂圣。而且这规则是不像现在那样朝三暮四的。于是便“万姓胪欢” 了；用成语来说，就叫作“天下太平”。”这是经济暴力的表现。经济暴力是通过表面看来较为和缓的经济形式对农民进行剥削和压迫，大部分新创建的新王朝，在它的初期，总是显现出和旧王朝的明显的不同，表现出一些生气，一些前进精神，阻碍社会生产的某些旧制度多少有所改进，激化的阶级矛盾有所缓和，百姓生活有所好转。
　　“假使真有谁能够替他们决定，定下什么奴隶规则来，自然就“皇恩浩荡”了。但是封建王朝的和缓统治总是比较短暂，官府的赋税，徭役和兵役迫使农民中断耕作，无以求活。“任是深山更深处，也应无计避徭役”，《明季北略》所记“朝求升，暮求和，近来贫汉难存活”。官逼民反，在所不免。
　　动乱时期，无论是外族参与，还是农民起义，它们的破坏性和进步性往往杂糅一处，而破坏性是现实的，进步性却总是滞后的。农民阶级小私有者和小生产者的特点，使他们的政治眼光不能不受到限制，使他们的活动往往局限于狭隘的利益范围，而不能产生出如同无产阶级那样的阶级的觉悟，达到阶级的团结。农民起义领袖所追求和向往的，就是推翻腐朽的旧王朝，推翻地主贵族的黑暗统治势力，而由自己去充当“好皇帝”，建立“好王朝”，实行“好政治”。但是历史现实却是“为圣天子驱除云尔”。
　　举其大者，则如五胡十六国的时候，黄巢的时候，五代时候，宋末元末时候，除了老例的服役纳粮以外，都还要受意外的灾殃。张献忠的脾气更古怪了，不服役纳粮的要杀，服役纳粮的也要杀，敌他的要杀，降他的也要杀：将奴隶规则毁得粉碎。这是政治暴力的表现。其实政治暴力不仅表现在社会动乱时期，也表现在封建王朝统治高压时期。象杜甫《兵车行》所描绘，并非仅仅是唐朝而是整个封建时代都可以看到得凄凉情景。但鲁迅先生明显不愿执着于一朝一代的分析，或者是某一具体问题的分析，而是中国文化的总体问题。
　　中国文化的总体特征是暴力，是吃人。文章后续部分自然而然指出中国文化的吃人问题。
　　第三种时代是人的时代，是没有暴力的时代，是既没有政治暴力也没有经济暴力的时代。但怎样建立是年青人的使命。鲁迅先生重视“人”自身。重视“人”的内部世界，所以分析中国历史的本质，着重理性的认知，而将愤怒浓缩于理性之中，先生的目的不是引导激情，而是开掘心志。鲁迅先生在《文化偏至论》和《摩罗诗力说》中已经提出“张灵名”“任个人”的主张，他认为救国之道“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只有国人之自觉至而个性张”，“沙聚之帮”才能“由是转为人国”。只有人的精神认知才能推动人进入实际的创造过程，只有明白中国历史的特征是暴力，无论是和缓时期的经济暴力还是高压时期的政治暴力，其本质就是吃人，才能针对具体的一时一事进行分析，鲁迅先生重视的是中国文化的全部发展过程，在文化与人的关系上，文化与民族的关系上，进行独立的思考，而不是用一个特定的思想体系来套用。
　　文章既以漫笔之形态，指摘核心，纲举目张，不惟考据一事一时之专论。从动态之中，指出中国文化的本质是暴力吃人，余下的任务自是年青人的使命。
　　（河北省张家口艺术高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