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晨一出门就遇上了事儿。事儿说大不大，但要较起真儿来，也足够麻烦。
　　送孩子上学，下了点小雨，路上有点滑，胡同口还积着水。小心翼翼地把车开出来，在胡同口拐弯的时候，感觉车门被撞了一下。赶紧刹车，但已经晚了，一个骑三轮的大爷已经就势倒在地上。
　　赶紧下来，问大爷您没事吧？大爷一脸没好气儿，没事儿？没事儿能倒地吗？怎么说话呢你啦？我说大爷要不我把您扶起来，走两步试试看摔得重不重？大爷说，甭扶，叫救护车吧。我心想不至于吧，我车速这么慢，再说是您撞我车上的，责任也不在我呀。大爷一听要分清责任，在地上躺得更瓷实了，还冲我嚷，你啦也别叫救护车了，直接报110得啦！
　　这时节，就有几个遛早的街坊围了过来。报嘛110，不是摔得不重吗，商量一下赔多少钱得啦。另一个也插嘴说，都是街坊邻居，家门口儿的，商量一下私了得啦。
　　大爷还是躺在地上没动，估计是在琢磨到底该要多少钱。我心想这也不怨我呀，干嘛就让我赔钱？我坚持报警。街坊们就劝我，事儿本来不大，你要报警，就得走程序，上医院，去交通队，耽误事儿不说，最后还不是赔点钱了事？
　　说的也是呀。问题是大爷躺地上不起来，我也走不了。就有街坊自作主张报出个数来，大爷不是摔得也不重吗，陪两百得啦。大爷微闭双眼，摇摇头，看来是不满意。另一个街坊说，要不三百？三百我就不干了。
　　僵持不下之际，一个街坊认出我来了，说小伙子你是不是住某某里？我说是啊。几号楼？2号楼。几门？2门。嗨，都是一个楼的，大爷也住2号楼！我看看地上的大爷，是有点眼熟，冬天穿得有点臃肿，认不出来了。
　　大爷睁眼看看我，没言语。此时就有街坊赶紧撺掇：小伙子赶紧给大爷陪个不是，都是家门口儿的，事儿也不大，算啦。我心想这也不怨我呀，但我必须得道个歉，给大爷个台阶下。我说大爷对不起我不小心碰着您了让您受惊了要不要带您去医院？
　　在街坊们你一言我一语的帮衬下，大爷总算从地上起来了。我说大爷我请您喝顿酒给您压压惊吧，说着就掏出钱包来。大爷一脸正气，赔嘛钱，都是家门口儿的，以后注意点得啦！整理了一下雨披，骑上三轮，走了。
　　嗯，“家门口儿的”，就这么好使。
　　“家门口儿的”，体现的是一种较为传统的、前现代的市民文化。大家一个胡同儿里住着，一条街上买菜，一个厕所里拉撒，低头不见抬头见，一个小共同体，有一种自然而然的温情在。
　　比如你去菜市场买二斤牛肉，问，掌柜的，牛肉怎么卖？意思是，牛肉多少钱一斤？掌柜的会问你，怎么吃？煎炖烹炸，不同做法他会建议你买不同部位。我说打算做红菜汤，红菜汤他不熟，没什么建议好说，但他会让我把红菜汤的做法告诉他，下次再碰到做红菜汤的，他就有发言权了。
　　但“家门口儿”意识，本质上是一种“熟人文化”。这种意识过强，就会变得凡事不较真儿，人情是人情，规矩是规矩，一较真儿就伤感情了不是。再延伸出去，就会在内心深处不信任规则和秩序，只相信人情。
　　经过这些年的旧城区改造，这座城市传统的邻里文化已改变不少，大家对门儿住着也可以视而不见，但内心深处的“家门口儿”意识依然存在。在一个只信任“人情”的地方，是很难建立起“现代规则”的，也很难建立起真正的公民社会。（朵渔：诗人、专栏作家，现居天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