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2017年7月13日，曾在山西省政协担任过委员、常委、副主席的刘波同志，以其90高龄因病医治无效，驾鹤西去。我当时因左眼失明，又患疝气因糖尿病多年不宜手术，行动不便，未能前往吊唁，甚为遗憾！
事后，我用几天时间，翻阅了几十年存下来的信函，从中找出来从1997年至2011年间，刘波副主席同我的10多封信函（不全），边翻边看边想，深感我们之间的书信情谊，十分宝贵，但又深感内疚。现仅就所知所悟，成此文稿，以作纪念。
刘波同志，北京市人。1927年生于天津市武清区黄花店。曾任政协山西省委员会副主席（1993—1998）。于1956年参加九三学社，198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2年山西大学理学院生物系毕业，同年9月至1956年8月在山西汾阳中学任生物教师，1983年9月以后任山西大学生物系教员、讲师、教授。1956年起，任山西省政协五、六、七、八届常委，1993年1月当选为第七届省政协副主席。是第八、九届全国政协委员。历任九三学社第七、八、九届中央委员，山西省委主委。
海内外享有盛誉的真菌学专家
刘波是海内外享有盛誉的真菌学专家。他在神秘无穷、色彩斑斓的真菌世界里，探索、苦斗了五十多个春秋，才取得了重大科研成果。在国内外真菌学界获得了很高的赞誉。他组建真菌新属4个，发现新种和新变种115个，填补了世界真菌领域的空白。尤其是食用菌技术在农村的推广应用，培养了大批农民科技能手，显示了他的教育才能真可谓“桃李满天下”也。他所著作的《蘑菇》《黑粉病菌及其防治》《中国药用真菌》《真菌名词及名称》（合著）《蘑菇及其栽培》《灵芝——健康食品之冠》（合著）以及其他与朋友合作共出版25部，还在一级刊物发表过论文150余篇，主编、主审过图书多部。特别是他對药用真菌的研究和实践的新领域，被誉为“中国药用真菌研究之父”。他的有些著作被翻译为英文、日文、德文在多国发行使用。
刘波同志先后获得多次省级和国家级科研成果奖，被授予全国先进工作者称号，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我与刘波的书信情谊
刘波同志不仅是我省乃至全国教育和科技工作战线的精英，而且由于他早年参加了民主党派，并担任了省九三学社的领导，尤其是参加政协工作20余年，所以还是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一位积极而又认真的践行者、推动者，贡献卓著。
20世纪80年代我还在省委统战部工作，即对其有所认知，但无交流。在政协工作期间，也只是开会见面多些，仍然交流甚少。在我的记忆中，只有过两次认真的交谈。一次是有次会议后，他听说省政协要和全国政协联合在山西举办提案干部培训班时，在我的办公室交谈有十多分钟，大意说，提案是政协很重要又独具特色的一项工作，最实际，最具体，也最繁杂，培训班上可向全国政协反映，“文革”后恢复了提案工作，但至今还是文来文往，不够深入，提案工作要解决面对面的问题，规订一些制度，才能深入发展……我听后满口答应，表示谢意，一定做到。
1994年我离休了，虽然办了手续，但领导让我接受了征编政协志的工作，继续在办公室上班。1997年11月20日，突然收到刘老给我的一封信，展阅之，除问候话外，信曰“……今在报上见到介绍大作《集邮初步》，向你祝贺，同时若手下尚有余书，我愿得到一本，以便捧读……近二三年我也零零碎碎地买了一些纪念邮票，可以说是刚刚开始，尚未入门，但多少也有了些兴趣，有待在理论上学习、提高……”第二天，我即给他寄去了一本《集邮初步》，也写了几句请他指教和问候的话。十二月二十四日，又收到他来信，除客气话外，他说一周已经读完，很高兴，甚有益，并希望我多在政协报上发表对集邮的新见解。最好能把《集邮初步》再寄他一册。
此后，我又把《集邮初步》和《书香杂记》（希望出版社出版）各寄送他一册。同时把我新写出的《集邮重在文化》复印件也寄他一份。他又给我回信说“……这二书对老年和青年人都很有用，值得认真拜读”。并说我在报上关于集邮的文章，“……每次我都剪下贴藏，以供欣赏。”且问“我想还能见到你的有关普通邮票的文章，这些邮票也很精美，不知有否收藏价值？”就在此信之后，我和他通过一次电话，向他请教集邮诸事，谈到普通邮票，我向他说明我在“文革”前曾专门集过普通邮票，大多是信销票和盖销票，有许多设计确实很美，很有纪念意义，尤其新时期的普票设计，更有研究价值。但我没功夫坚持下来终断了。而且还把原来的二百多枚，其中有很多“文革”前的纪念邮票，通过《集邮报》社转赠给了江苏省南通市中学集邮协会的青少年集邮爱好者了，以使其发挥更大作用。……他听后甚感惋惜，说了许多集邮活动的有益之处。这次通话十多分钟，也就是我和刘老的第二次闲聊。从这次交流中我知道了他不但喜欢集邮，而且时间也长，也有一定研究。
2001年4月28日，我又收到刘老的信说他也“……有趣于集邮，至今已购了十二年的年册，现还谈不上欣赏，只能说是珍藏。”信中说他从信中“知你好读书和藏书”，并将他的大作《中国真菌志》（第七卷、二十三卷）、《低菌分类与图解》和《山西大型食用真菌》等七册专著，托司机郭华同志给我捎来，我收到后甚为感激。他还在信中说：“以作纪念吧！社会科学图书中，掺杂些自然科学书也会是丰富多彩的。”我很快在征编政协志之余，给他回了一封较长的信，除表示他对我的关怀爱护和帮教外，谈到他的赠书“才是真正的科研成果和有价值的作品，……而我的小册子的几万字，不及您老几十年修炼出的一个‘菌’字值钱、有用”，表示我一定要“认真拜读学习，增加些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还表示“能得到您的指教，感到幸福，为我们能成忘年之交，更感到幸运……”并建议他注意保养身体，不要太累，祝他晚年幸福，生活愉快。
就在上信同时，我托郭华同志将他与全国政协委员视察五台山文物时的合照一张给捎去，同时顺便将我的小册子《我与文史资料》捎给他一册。很快就收到他于2004年4月28日的回信。除表谢意外，又说他“……手下有三本友人赠的双本书，”各转赠我一本。后又提出“《集邮初步》、《书香杂记》、《勉学诗歌联语录》以及《我与文史资料》不知手下是否仍有余书，如有可交郭华带来，”他拟转赠他“支持的学校——山西兴华学院图书室，以便珍藏”。事后我又各选二册，托郭华捎给了他。很快他即于5月28日给我回寄了一封600字左右的较长的信。信中说“……我这个搞生命科学的人，离开实验室就没有了‘用武之地’，许多东西只凭肉眼不成，须借助于显微镜和电子显微镜。……最近二三年读了大量的文史、诗歌、古典小说、地方志等书，还有文物、艺术书，所以过得也很充实。”他还说：“从来信中，见你的字写得很有功力，可知你的毛笔字写得也一定很好。”随信还由郭华带给我一册《百年潮涌，帆扬万代》，其中第269页有他写的一篇报告文学，嘱我“以增藏书之数量。” 多次的书信来往，使我体会到刘老是位爱看书、爱收藏的老教授，我二人惺惺相惜，成为书友。2007年我又把我编著的《政协山西省委员会人物志》（山西科技出版社出版）《山西省政协志》（中华书局出版）以及省政协机关离退人员老有所为汇报展实录《收获集萃》（省新闻出版局批准内部发行）三本书各寄给他一册。这时他身体已有不适，但很快还于2008年4月24日，给我回信说，这些书“……填补了省政协史中的空白，极具史料价值”。还说：“为老同志们树碑立传，你的工作很有意义，老同志一定非常高兴，在职同志们也一定高兴！”他还鼓励我“……写作生涯给你的生活带来的是充实、快乐”，并嘱我继续坚持去作等。
书信情谊中的感受
我和刘波同志几十年的工作相识到20多年的书信往来中，深感刘老是一位值得人们尊敬的德高望重、认真学习、为人师表的老教授、好教授，老领导、好领导。他不仅在本职工作中认真负责，勤勤恳恳，不怕苦累，深入钻研，以其独特的人格魅力，培育了一代又一代的学生，一个“菌”字惠及了亿万群众，为祖国社会主义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一生忠诚于革命事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把毕生精力献给了祖国和人民。
下面，仅就我们20年来的书信交谊谈几点感受。
第一，他品格高尚，作风优良。不但在统一战线工作中，带领九三学社成员支持办起了山西兴华学院（民办），师生员工已达两千余人，而且几十年如一日，积极捐赠图书，每年都在百册以上，相当一部分都是他出钱购买的，使该校师生受益无穷，可见其对教育事业的忠诚。
第二，他作风扎实，严于律己，当为人们学习的典范。这从他对我的13封信中，件件都是实践的检验（见原信印件），更使我受到实践的教育和启发。他每次来信不论长短，都是稿纸上一字一格，一笔一画，一丝不苟，一如既往，丢掉一个字还要补上，这说明他写完信都要重读一遍。其笔力也十分工整有力。每次阅后我都十分惊讶，因为当今社会，不论学生、干部，甚至领导干部，能如此认真写的确实少有。一位八十多岁的老教授连写信都如此认真，其学风实在值得人们学习！
第三，他公道正派，胸怀坦荡，关心爱护同志。他在通信中得知我离休后仍在机关办公室进行征编政协志工作时，即在来信中说：“知你离休后仍十分忙碌，既钻研邮票，又要写书，可见生活得特别充实、愉快、幸福。”他从信中察觉到我也爱看书、藏书后，即多次寄赠我各种图书。他的行动也使我受到教育启发。近几年我也把我所藏部分图书，选重要的捐赠给了永济市图书馆，今年已达千册以上。他还告诉我把自己写的书寄给省图书馆和国家图书馆的中文资料组，我也照做后，还收到图书馆的回函致谢，有的还发给了收藏证书。
第四，他为人忠厚，善于助人，始终保持共产党员的政治本色。他的每次来信中，我都能品味出他的治学精神和优良学风。2006年春节期间，他给我写信说，他已给他的书斋“起了个堂号——万卷书屋。”并问我的“图书室未知有否堂号？若无可起一个。读书人喜欢读书人，互赠著作亦属雅兴……。”回信还给我介绍了赵雨亭、李蓼源的书斋堂号。此后，我经过几年思考，起了个“愚为斋”的堂号，还制作了木匾，尚未悬挂，亦未给他回函。只可惜，他亦多病，未能向他汇报，即永別了！我后悔莫及！
刘波同志的一生，是忠诚革命事业的一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他品格高尚，勤奋工作，把毕业精力献给了高等教育、科学研究和多党合作事业。他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不屈不挠同病魔作斗争，表现出永不言败的精神，他的高尚品质和优良学风永存。
事后，我用几天时间，翻阅了几十年存下来的信函，从中找出来从1997年至2011年间，刘波副主席同我的10多封信函（不全），边翻边看边想，深感我们之间的书信情谊，十分宝贵，但又深感内疚。现仅就所知所悟，成此文稿，以作纪念。
刘波同志，北京市人。1927年生于天津市武清区黄花店。曾任政协山西省委员会副主席（1993—1998）。于1956年参加九三学社，198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2年山西大学理学院生物系毕业，同年9月至1956年8月在山西汾阳中学任生物教师，1983年9月以后任山西大学生物系教员、讲师、教授。1956年起，任山西省政协五、六、七、八届常委，1993年1月当选为第七届省政协副主席。是第八、九届全国政协委员。历任九三学社第七、八、九届中央委员，山西省委主委。
海内外享有盛誉的真菌学专家
刘波是海内外享有盛誉的真菌学专家。他在神秘无穷、色彩斑斓的真菌世界里，探索、苦斗了五十多个春秋，才取得了重大科研成果。在国内外真菌学界获得了很高的赞誉。他组建真菌新属4个，发现新种和新变种115个，填补了世界真菌领域的空白。尤其是食用菌技术在农村的推广应用，培养了大批农民科技能手，显示了他的教育才能真可谓“桃李满天下”也。他所著作的《蘑菇》《黑粉病菌及其防治》《中国药用真菌》《真菌名词及名称》（合著）《蘑菇及其栽培》《灵芝——健康食品之冠》（合著）以及其他与朋友合作共出版25部，还在一级刊物发表过论文150余篇，主编、主审过图书多部。特别是他對药用真菌的研究和实践的新领域，被誉为“中国药用真菌研究之父”。他的有些著作被翻译为英文、日文、德文在多国发行使用。
刘波同志先后获得多次省级和国家级科研成果奖，被授予全国先进工作者称号，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我与刘波的书信情谊
刘波同志不仅是我省乃至全国教育和科技工作战线的精英，而且由于他早年参加了民主党派，并担任了省九三学社的领导，尤其是参加政协工作20余年，所以还是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一位积极而又认真的践行者、推动者，贡献卓著。
20世纪80年代我还在省委统战部工作，即对其有所认知，但无交流。在政协工作期间，也只是开会见面多些，仍然交流甚少。在我的记忆中，只有过两次认真的交谈。一次是有次会议后，他听说省政协要和全国政协联合在山西举办提案干部培训班时，在我的办公室交谈有十多分钟，大意说，提案是政协很重要又独具特色的一项工作，最实际，最具体，也最繁杂，培训班上可向全国政协反映，“文革”后恢复了提案工作，但至今还是文来文往，不够深入，提案工作要解决面对面的问题，规订一些制度，才能深入发展……我听后满口答应，表示谢意，一定做到。
1994年我离休了，虽然办了手续，但领导让我接受了征编政协志的工作，继续在办公室上班。1997年11月20日，突然收到刘老给我的一封信，展阅之，除问候话外，信曰“……今在报上见到介绍大作《集邮初步》，向你祝贺，同时若手下尚有余书，我愿得到一本，以便捧读……近二三年我也零零碎碎地买了一些纪念邮票，可以说是刚刚开始，尚未入门，但多少也有了些兴趣，有待在理论上学习、提高……”第二天，我即给他寄去了一本《集邮初步》，也写了几句请他指教和问候的话。十二月二十四日，又收到他来信，除客气话外，他说一周已经读完，很高兴，甚有益，并希望我多在政协报上发表对集邮的新见解。最好能把《集邮初步》再寄他一册。
此后，我又把《集邮初步》和《书香杂记》（希望出版社出版）各寄送他一册。同时把我新写出的《集邮重在文化》复印件也寄他一份。他又给我回信说“……这二书对老年和青年人都很有用，值得认真拜读”。并说我在报上关于集邮的文章，“……每次我都剪下贴藏，以供欣赏。”且问“我想还能见到你的有关普通邮票的文章，这些邮票也很精美，不知有否收藏价值？”就在此信之后，我和他通过一次电话，向他请教集邮诸事，谈到普通邮票，我向他说明我在“文革”前曾专门集过普通邮票，大多是信销票和盖销票，有许多设计确实很美，很有纪念意义，尤其新时期的普票设计，更有研究价值。但我没功夫坚持下来终断了。而且还把原来的二百多枚，其中有很多“文革”前的纪念邮票，通过《集邮报》社转赠给了江苏省南通市中学集邮协会的青少年集邮爱好者了，以使其发挥更大作用。……他听后甚感惋惜，说了许多集邮活动的有益之处。这次通话十多分钟，也就是我和刘老的第二次闲聊。从这次交流中我知道了他不但喜欢集邮，而且时间也长，也有一定研究。
2001年4月28日，我又收到刘老的信说他也“……有趣于集邮，至今已购了十二年的年册，现还谈不上欣赏，只能说是珍藏。”信中说他从信中“知你好读书和藏书”，并将他的大作《中国真菌志》（第七卷、二十三卷）、《低菌分类与图解》和《山西大型食用真菌》等七册专著，托司机郭华同志给我捎来，我收到后甚为感激。他还在信中说：“以作纪念吧！社会科学图书中，掺杂些自然科学书也会是丰富多彩的。”我很快在征编政协志之余，给他回了一封较长的信，除表示他对我的关怀爱护和帮教外，谈到他的赠书“才是真正的科研成果和有价值的作品，……而我的小册子的几万字，不及您老几十年修炼出的一个‘菌’字值钱、有用”，表示我一定要“认真拜读学习，增加些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还表示“能得到您的指教，感到幸福，为我们能成忘年之交，更感到幸运……”并建议他注意保养身体，不要太累，祝他晚年幸福，生活愉快。
就在上信同时，我托郭华同志将他与全国政协委员视察五台山文物时的合照一张给捎去，同时顺便将我的小册子《我与文史资料》捎给他一册。很快就收到他于2004年4月28日的回信。除表谢意外，又说他“……手下有三本友人赠的双本书，”各转赠我一本。后又提出“《集邮初步》、《书香杂记》、《勉学诗歌联语录》以及《我与文史资料》不知手下是否仍有余书，如有可交郭华带来，”他拟转赠他“支持的学校——山西兴华学院图书室，以便珍藏”。事后我又各选二册，托郭华捎给了他。很快他即于5月28日给我回寄了一封600字左右的较长的信。信中说“……我这个搞生命科学的人，离开实验室就没有了‘用武之地’，许多东西只凭肉眼不成，须借助于显微镜和电子显微镜。……最近二三年读了大量的文史、诗歌、古典小说、地方志等书，还有文物、艺术书，所以过得也很充实。”他还说：“从来信中，见你的字写得很有功力，可知你的毛笔字写得也一定很好。”随信还由郭华带给我一册《百年潮涌，帆扬万代》，其中第269页有他写的一篇报告文学，嘱我“以增藏书之数量。” 多次的书信来往，使我体会到刘老是位爱看书、爱收藏的老教授，我二人惺惺相惜，成为书友。2007年我又把我编著的《政协山西省委员会人物志》（山西科技出版社出版）《山西省政协志》（中华书局出版）以及省政协机关离退人员老有所为汇报展实录《收获集萃》（省新闻出版局批准内部发行）三本书各寄给他一册。这时他身体已有不适，但很快还于2008年4月24日，给我回信说，这些书“……填补了省政协史中的空白，极具史料价值”。还说：“为老同志们树碑立传，你的工作很有意义，老同志一定非常高兴，在职同志们也一定高兴！”他还鼓励我“……写作生涯给你的生活带来的是充实、快乐”，并嘱我继续坚持去作等。
书信情谊中的感受
我和刘波同志几十年的工作相识到20多年的书信往来中，深感刘老是一位值得人们尊敬的德高望重、认真学习、为人师表的老教授、好教授，老领导、好领导。他不仅在本职工作中认真负责，勤勤恳恳，不怕苦累，深入钻研，以其独特的人格魅力，培育了一代又一代的学生，一个“菌”字惠及了亿万群众，为祖国社会主义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一生忠诚于革命事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把毕生精力献给了祖国和人民。
下面，仅就我们20年来的书信交谊谈几点感受。
第一，他品格高尚，作风优良。不但在统一战线工作中，带领九三学社成员支持办起了山西兴华学院（民办），师生员工已达两千余人，而且几十年如一日，积极捐赠图书，每年都在百册以上，相当一部分都是他出钱购买的，使该校师生受益无穷，可见其对教育事业的忠诚。
第二，他作风扎实，严于律己，当为人们学习的典范。这从他对我的13封信中，件件都是实践的检验（见原信印件），更使我受到实践的教育和启发。他每次来信不论长短，都是稿纸上一字一格，一笔一画，一丝不苟，一如既往，丢掉一个字还要补上，这说明他写完信都要重读一遍。其笔力也十分工整有力。每次阅后我都十分惊讶，因为当今社会，不论学生、干部，甚至领导干部，能如此认真写的确实少有。一位八十多岁的老教授连写信都如此认真，其学风实在值得人们学习！
第三，他公道正派，胸怀坦荡，关心爱护同志。他在通信中得知我离休后仍在机关办公室进行征编政协志工作时，即在来信中说：“知你离休后仍十分忙碌，既钻研邮票，又要写书，可见生活得特别充实、愉快、幸福。”他从信中察觉到我也爱看书、藏书后，即多次寄赠我各种图书。他的行动也使我受到教育启发。近几年我也把我所藏部分图书，选重要的捐赠给了永济市图书馆，今年已达千册以上。他还告诉我把自己写的书寄给省图书馆和国家图书馆的中文资料组，我也照做后，还收到图书馆的回函致谢，有的还发给了收藏证书。
第四，他为人忠厚，善于助人，始终保持共产党员的政治本色。他的每次来信中，我都能品味出他的治学精神和优良学风。2006年春节期间，他给我写信说，他已给他的书斋“起了个堂号——万卷书屋。”并问我的“图书室未知有否堂号？若无可起一个。读书人喜欢读书人，互赠著作亦属雅兴……。”回信还给我介绍了赵雨亭、李蓼源的书斋堂号。此后，我经过几年思考，起了个“愚为斋”的堂号，还制作了木匾，尚未悬挂，亦未给他回函。只可惜，他亦多病，未能向他汇报，即永別了！我后悔莫及！
刘波同志的一生，是忠诚革命事业的一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他品格高尚，勤奋工作，把毕业精力献给了高等教育、科学研究和多党合作事业。他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不屈不挠同病魔作斗争，表现出永不言败的精神，他的高尚品质和优良学风永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