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提要] 夏衍话剧由政治走向文学，革命家的责任意识很浓很重；田汉话剧抱着艺术救世之理想，唯美主义色彩很重很浓。而郭沫若史剧博采众长、融会贯通，责任与情感相辅而行，悲美故事让人震撼、予人鼓舞，人物形象充分昭示了人性之深刻与复杂。
[关键词] 郭沫若史剧人物；责任；情感
[作者简介]李志敏（１９８２—），女，复旦大学中文系２００８届文学硕士，江西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助理研究员。（江西南昌３３００７７）
于中国现当代绵延浩渺的话剧长河里，曾一度伴随着时代浪潮的奔涌，腾起过若干绚烂夺目的浪花。曹禺、李健吾、郭沫若、夏衍、田汉……他们都于各自长期的艺术实践中对生活进行了细致入微的观察与深刻周密的思考；并以剧作形式将长期累积的生活体验诉诸笔端，为中国现当代话剧艺术的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近十几年来，有关上述知名剧作家的研究资料与学术成果层出不穷。今天，笔者斗胆选择郭沫若史剧，对其剧作的人物形象作一番关于情感与责任的思考。希望透过拙文的小小视野，能带给读者一点点新鲜的景致。
郭沫若，作为现当代享誉华夏文坛的风流才子，诗如其人，剧如其人。其代表诗作《女神》，宛如一枚闪耀于中华诗坛的钻形宝石——熠熠生辉，成为九卅新诗的奠基之作。而不久之后，当他以杰出史剧作家的身份蜚声文坛时，其骨子里那份浪漫与豪情，其受惠于时代的责任与忧患意识，亦于史剧作品中展露无遗。
大型历史剧《棠棣之花》取材于《史记·刺客列传》，讲述的是聂政为反对韩、赵、魏三家分晋并铲除亲秦派势力，勇敢地刺杀韩王哀侯和丞相侠累，并为免连累其姐，毁容自刎的故事。剧作寓含着对义士崇高爱国精神的颂扬，包蕴着对聂茔与春姑为英雄气节感召、认尸扬名的歌颂，更潜藏着对呼应时代之主题——提倡集合、反对分裂的深切呼吁。这些，我想为绝大多数受众所认可。而于此基础之上，笔者更看到了剧中人物于情感与责任的张力开掘间闪烁的丰富深刻的人性光辉。首先，将聂政姐弟的死同抗秦事业相联系，这本身就是一种责任的赋予；而在聂政[中，他自然知道担负弑君杀臣重任的刺客之行将是一条无法回头的不归路。其次，交织于聂政身上的手足情与爱情又将这条绵延的“不归路”装点得格外凄美！——试想若生逢太平盛世，聂政、其姐、春姑都将完整享有温馨亲情与甜美爱情，那将是怎样一种完美人生！可生不逢时，聂政得为手足情自毁遗容，得为天下兴亡大业牺牲爱情，而姐姐与春姑也在为其英雄业绩感动之余，于认尸扬名后双双自尽。那是一种怎样的悲壮！回旋于第一幕与第五幕结尾的哀婉曲词——“去吧，兄弟呀！去吧，兄弟呀！我望你鲜红的血液，迸发出自由之花……”似乎已由书页间浮出，于我耳鬓周际飘扬回荡……
而展示伟大民族灵魂、弘扬雄伟民族气魄的史剧《屈原》，则在情感与责任的二元互动之中凸显了屈原、婵娟二人不朽的灵魂。作家没有写屈原“明于治乱，娴于辞令”的政治才干，没有写他“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候”的政治风度，然而就从作家所描叙的南后郑袖与上官大夫对屈原的政治陷害以及张仪的阴谋当中，我就能强烈地体察到屈原在波澜轩起的政治舞台上所表现出的崇高的理想抱负与忧国忧民的责任情怀。与此同时，第一幕平缓的“橘园诵诗”、第二幕陡转的南后诬陷、第三幕当屈原回到家时被压抑的愤怒情感的宣泄、以及最后一幕气势磅礴的“雷电独白”，则在情感的激流之中凸现了屈原高贵的人格与远大的抱负，体现了屈原对祖国和人民无比忠诚与热爱的可贵品质。
至于婵娟，一个纯洁无暇的少女，她的天真性格容不得半点渣滓。她爱谁就会爱得无比忠贞，她恨谁就会恨得彻心彻骨。在情感方面，再没有比她对屈原的爱更圣洁了。她对先生的爱是忠贞而诚挚的，但又不是一般的儿女之情。她爱屈原是因为“先生是楚国的栋梁，是顶天立地的柱石。”这种爱，显然是与她对祖国的爱联系在一起的。籍此，又让我看到了婵娟身上的责任。婵娟死前对屈原说道：“先生，我是一个普通人家的女儿，我受了你的感化，知道了做人的责任……我爱楚国，我就不能不爱先生。……先生，我经常想照着你的指示，把我的生命献给祖国。可我没有想到，我今天是果然做到了。……”可见在婵娟身上，同样凝集着情感与责任，婵娟同样不失为情感与责任的复合体，只不过情感的份量较责任而言，稍稍重了一些。
相形之下，《虎符》中的如姬则是一个典型的有胸襟、谙大事、有见识、有作为的融情感与责任于一身的美女形象。她的父亲被人杀了，她蓄着报仇的志向三年，终于不惜向信陵君哭诉，请求援助，得报父仇。从一开始，她就被一种无形的来自复仇的责任的力量所笼罩。而与此同时，魏国内部正纠缠着尖锐的矛盾：一方是信陵君，主张抗秦救赵；一方是魏王，坚决拒绝救赵国，取媚强秦。如姬作为一个有思想有见地的女性，她深知何谓“唇亡齿寒”，于是就在信陵君委以“窃符”之重任时，她毅然勇担了。这种勇担，有对信陵君恩情的回报，但更多地，我想还是一种责任的共鸣——她赞成信陵君合纵抗秦的主张。至于情感，如姬于魏王与信陵君之间似乎都没有爱情。对魏王，如姬只有不满（尽管魏王十分喜欢她）。她不满魏王的暴戾，不满魏王只将她当一件东西——“他喜欢我，也就跟他喜欢马儿、狗儿，喜欢黄河的鲤鱼那样。他喜欢我，不过因为我年轻，相貌还不算丑陋罢了。”（我想如姬对魏王的这种情感，也是促成如姬应承“窃符”责任的催化剂。）对信陵君，如姬则是一种怀着仰慕之情的爱，以致于到最后生死关头，她放弃了前往邯郸求救于他，意在使人们看到她不是“为了儿女私情”，她也决不愿给信陵君“蒙上污秽”，而认为“要使天下后世的人不要对于他有丝毫的误会，这也是我对于他的责任。”如姬不比婵娟，在她身上，情感与责任是一半对一半的，甚至责任多于情感而存在。
以上所提的几部史剧均为作家于抗战时期所作，而作家于社会主义时期所创之史剧人物形象，亦同样含纳情感与责任之共生或抵牾。最典型的作品即《蔡文姬》——逃难中的文姬走投无路，为南匈奴左贤王搭救，两人结为夫妻。文姬深得贤王宠爱，生下一儿一女，建立美满家庭。十二年后，汉匈和好，曹操广罗人才，力修文治，决心赎文姬归汉参与撰述《续汉书》。于此背景下，文姬面临重大人生抉择——欣喜于能回归阔别已久的故土，不舍于与贤王十二年夫妻举案齐眉及对子女的舐犊情深——这本是对情感归属的抉择，可偏偏彼时文姬的情感抉择又与国家昌盛繁荣扯上干系，冥冥之中，情感天平上乡情的托盘里平添了责任砝码——正如董祀的开导——“忧以天下，乐以天下”、“以天下为己任”。文姬在情感与责任间面临着顾此失彼的选择。虽然最终情感为责任所战胜，可在归汉途中文姬内心的挣扎、情感的回旋——到父亲墓旁掩袖而泣，昏厥之后走入梦境，梦醒之后思绪又回荡于《胡笳十八拍》的十四、十六拍那种“天与地隔呵子西母东”的悲美之中。那是一种怎样的人性至真至善至美的展露啊！
夏衍话剧由政治走向文学，革命家的责任意识很浓很重；田汉话剧抱着艺术救世之理想，唯美主义色彩很重很浓。而郭沫若史剧博采众长、融会贯通，责任与情感相辅而行，悲美故事让人震撼、予人鼓舞，人物形象充分昭示出了人性之深刻与复杂！也许郭沫若永远生活在激情之中，永远在呼唤春天的莅临，因为他的每一部史剧都于情感与责任的张扬之中透着生命的活力！
[责任编辑：赵财锋]
[关键词] 郭沫若史剧人物；责任；情感
[作者简介]李志敏（１９８２—），女，复旦大学中文系２００８届文学硕士，江西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助理研究员。（江西南昌３３００７７）
于中国现当代绵延浩渺的话剧长河里，曾一度伴随着时代浪潮的奔涌，腾起过若干绚烂夺目的浪花。曹禺、李健吾、郭沫若、夏衍、田汉……他们都于各自长期的艺术实践中对生活进行了细致入微的观察与深刻周密的思考；并以剧作形式将长期累积的生活体验诉诸笔端，为中国现当代话剧艺术的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近十几年来，有关上述知名剧作家的研究资料与学术成果层出不穷。今天，笔者斗胆选择郭沫若史剧，对其剧作的人物形象作一番关于情感与责任的思考。希望透过拙文的小小视野，能带给读者一点点新鲜的景致。
郭沫若，作为现当代享誉华夏文坛的风流才子，诗如其人，剧如其人。其代表诗作《女神》，宛如一枚闪耀于中华诗坛的钻形宝石——熠熠生辉，成为九卅新诗的奠基之作。而不久之后，当他以杰出史剧作家的身份蜚声文坛时，其骨子里那份浪漫与豪情，其受惠于时代的责任与忧患意识，亦于史剧作品中展露无遗。
大型历史剧《棠棣之花》取材于《史记·刺客列传》，讲述的是聂政为反对韩、赵、魏三家分晋并铲除亲秦派势力，勇敢地刺杀韩王哀侯和丞相侠累，并为免连累其姐，毁容自刎的故事。剧作寓含着对义士崇高爱国精神的颂扬，包蕴着对聂茔与春姑为英雄气节感召、认尸扬名的歌颂，更潜藏着对呼应时代之主题——提倡集合、反对分裂的深切呼吁。这些，我想为绝大多数受众所认可。而于此基础之上，笔者更看到了剧中人物于情感与责任的张力开掘间闪烁的丰富深刻的人性光辉。首先，将聂政姐弟的死同抗秦事业相联系，这本身就是一种责任的赋予；而在聂政[中，他自然知道担负弑君杀臣重任的刺客之行将是一条无法回头的不归路。其次，交织于聂政身上的手足情与爱情又将这条绵延的“不归路”装点得格外凄美！——试想若生逢太平盛世，聂政、其姐、春姑都将完整享有温馨亲情与甜美爱情，那将是怎样一种完美人生！可生不逢时，聂政得为手足情自毁遗容，得为天下兴亡大业牺牲爱情，而姐姐与春姑也在为其英雄业绩感动之余，于认尸扬名后双双自尽。那是一种怎样的悲壮！回旋于第一幕与第五幕结尾的哀婉曲词——“去吧，兄弟呀！去吧，兄弟呀！我望你鲜红的血液，迸发出自由之花……”似乎已由书页间浮出，于我耳鬓周际飘扬回荡……
而展示伟大民族灵魂、弘扬雄伟民族气魄的史剧《屈原》，则在情感与责任的二元互动之中凸显了屈原、婵娟二人不朽的灵魂。作家没有写屈原“明于治乱，娴于辞令”的政治才干，没有写他“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候”的政治风度，然而就从作家所描叙的南后郑袖与上官大夫对屈原的政治陷害以及张仪的阴谋当中，我就能强烈地体察到屈原在波澜轩起的政治舞台上所表现出的崇高的理想抱负与忧国忧民的责任情怀。与此同时，第一幕平缓的“橘园诵诗”、第二幕陡转的南后诬陷、第三幕当屈原回到家时被压抑的愤怒情感的宣泄、以及最后一幕气势磅礴的“雷电独白”，则在情感的激流之中凸现了屈原高贵的人格与远大的抱负，体现了屈原对祖国和人民无比忠诚与热爱的可贵品质。
至于婵娟，一个纯洁无暇的少女，她的天真性格容不得半点渣滓。她爱谁就会爱得无比忠贞，她恨谁就会恨得彻心彻骨。在情感方面，再没有比她对屈原的爱更圣洁了。她对先生的爱是忠贞而诚挚的，但又不是一般的儿女之情。她爱屈原是因为“先生是楚国的栋梁，是顶天立地的柱石。”这种爱，显然是与她对祖国的爱联系在一起的。籍此，又让我看到了婵娟身上的责任。婵娟死前对屈原说道：“先生，我是一个普通人家的女儿，我受了你的感化，知道了做人的责任……我爱楚国，我就不能不爱先生。……先生，我经常想照着你的指示，把我的生命献给祖国。可我没有想到，我今天是果然做到了。……”可见在婵娟身上，同样凝集着情感与责任，婵娟同样不失为情感与责任的复合体，只不过情感的份量较责任而言，稍稍重了一些。
相形之下，《虎符》中的如姬则是一个典型的有胸襟、谙大事、有见识、有作为的融情感与责任于一身的美女形象。她的父亲被人杀了，她蓄着报仇的志向三年，终于不惜向信陵君哭诉，请求援助，得报父仇。从一开始，她就被一种无形的来自复仇的责任的力量所笼罩。而与此同时，魏国内部正纠缠着尖锐的矛盾：一方是信陵君，主张抗秦救赵；一方是魏王，坚决拒绝救赵国，取媚强秦。如姬作为一个有思想有见地的女性，她深知何谓“唇亡齿寒”，于是就在信陵君委以“窃符”之重任时，她毅然勇担了。这种勇担，有对信陵君恩情的回报，但更多地，我想还是一种责任的共鸣——她赞成信陵君合纵抗秦的主张。至于情感，如姬于魏王与信陵君之间似乎都没有爱情。对魏王，如姬只有不满（尽管魏王十分喜欢她）。她不满魏王的暴戾，不满魏王只将她当一件东西——“他喜欢我，也就跟他喜欢马儿、狗儿，喜欢黄河的鲤鱼那样。他喜欢我，不过因为我年轻，相貌还不算丑陋罢了。”（我想如姬对魏王的这种情感，也是促成如姬应承“窃符”责任的催化剂。）对信陵君，如姬则是一种怀着仰慕之情的爱，以致于到最后生死关头，她放弃了前往邯郸求救于他，意在使人们看到她不是“为了儿女私情”，她也决不愿给信陵君“蒙上污秽”，而认为“要使天下后世的人不要对于他有丝毫的误会，这也是我对于他的责任。”如姬不比婵娟，在她身上，情感与责任是一半对一半的，甚至责任多于情感而存在。
以上所提的几部史剧均为作家于抗战时期所作，而作家于社会主义时期所创之史剧人物形象，亦同样含纳情感与责任之共生或抵牾。最典型的作品即《蔡文姬》——逃难中的文姬走投无路，为南匈奴左贤王搭救，两人结为夫妻。文姬深得贤王宠爱，生下一儿一女，建立美满家庭。十二年后，汉匈和好，曹操广罗人才，力修文治，决心赎文姬归汉参与撰述《续汉书》。于此背景下，文姬面临重大人生抉择——欣喜于能回归阔别已久的故土，不舍于与贤王十二年夫妻举案齐眉及对子女的舐犊情深——这本是对情感归属的抉择，可偏偏彼时文姬的情感抉择又与国家昌盛繁荣扯上干系，冥冥之中，情感天平上乡情的托盘里平添了责任砝码——正如董祀的开导——“忧以天下，乐以天下”、“以天下为己任”。文姬在情感与责任间面临着顾此失彼的选择。虽然最终情感为责任所战胜，可在归汉途中文姬内心的挣扎、情感的回旋——到父亲墓旁掩袖而泣，昏厥之后走入梦境，梦醒之后思绪又回荡于《胡笳十八拍》的十四、十六拍那种“天与地隔呵子西母东”的悲美之中。那是一种怎样的人性至真至善至美的展露啊！
夏衍话剧由政治走向文学，革命家的责任意识很浓很重；田汉话剧抱着艺术救世之理想，唯美主义色彩很重很浓。而郭沫若史剧博采众长、融会贯通，责任与情感相辅而行，悲美故事让人震撼、予人鼓舞，人物形象充分昭示出了人性之深刻与复杂！也许郭沫若永远生活在激情之中，永远在呼唤春天的莅临，因为他的每一部史剧都于情感与责任的张扬之中透着生命的活力！
[责任编辑：赵财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