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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众朋友,大家好。上一讲,我们聊到林语堂是一个“边缘人”,他是两脚踏两种文化,不同的文化。那么,“边缘人”自然有他独特的思维方式,他要两种文化都了解,他的思维是怎么样的呢?林语堂自己说:“我相信我的头脑是西洋的产品。”他说头脑是西洋的产品,“而我的心却是中国的。”他是这么来处理两者的关系的:头脑是专门用来思考的——林语堂用他所受的西方教育养成的思维方式来考虑问题,这就叫“西洋脑”;而他的心灵是用来感受在中国文化长期的熏陶之下,培养出一种渗入骨髓的无可更变的中国情。他用这种深沉的感情去感受世界,一个是用来思考,一个是用来感受——这就是中国心。举个例子,看看他是怎样应用这个“脑”、应用那个“心”来做事情的。
比如他对旧中国,他把它比喻成“麻脸的东方美人”,脸上有斑点的东方美人。他说:这个美人远远的看过去,很娴雅很婀娜,就像观世音那样好看,甚至超过西方的圣母玛利亚,比她还好看。但是你走近一看,千疮百孔,令人神伤。他说中国就这样,远看好看,近看不行。当然,这里面内涵就比较丰富了,中国以这么个大国,这么一个五千年历史的古文明国家。她的积淀,她的整个文化体系,确实是很美的。但是现实呢?在当时作为一个积贫积弱的国家,所谓的“东亚病夫”,靠近中国看,她的现实又确实是千疮百孔。所以林语堂就带着这么一个心情,出于中国心,对外讲中国的时侯,他就强调东方文化的优越;出于西方这“西洋脑”的考虑,他对中国讲外国文化的时候,就揭中国国民性的伤疤,主张要西化。所以,他看起来是矛盾的,但又是统一的,是出于对中国的爱。但客观上又是用西方的东西来衡量,所以他对中国讲西方文化的时候,同样一个东西——中庸,“中庸之道”的中庸。他认为这就是国民的劣根性,他说中庸哲学就是中国人惰性的结晶,中国人惰性的结晶就是中庸、惰性、奴气、敷衍、忍耐、知足等品行,都是从中庸这边生发开来,衍生的。在他的名著《吾国与吾民》这本书里面,他说忍耐是三大恶劣的重要德行之一。
他举了一个例子:四川的军阀蛮不讲理,甚至预征三十年的赋税,就是将来三十年的赋税你今天都先交了,太不讲理了是吧?三十年后的赋税你今天都得交,但居然没有人挺身出来反抗,这就是忍耐。顺从暴君其实也是助纣为虐,忍耐如果少一点,可能受的苦难反而会少一些。所以他认为这是一个不好的德行,而根子就在宗法伦理。
关于宗法伦理、家族,林语堂说家族是训练这种忍耐品行的最好的学校,一个大家庭里面,公公婆婆、媳妇舅子、妹妹姐夫、老子儿子,有各种关系在里边,互相磨,朝夕与共。只要看《红楼梦》,巴金的《家》,再看林语堂的《京华烟云》,都写得淋漓尽致,把大家族里面的厉害关系、复杂关系,勾心斗角的关系,都写得非常深刻。你就看《京华烟云》里面的那个木兰,她是道家的女兒,但她又是儒家的儿媳妇,嫁到曾家去,一方面要屈从于包办婚姻,但是又要有通达这种性格来适应。曾家里面的三从四德,伦常秩序,最后达到一种贤惠这样一个标准,都是靠这个忍耐。
唐代有个宰相,叫张公艺,他一家四世同堂,一家百把口人,四代人都住在一起,这是很难的。当时的皇帝唐高宗,就很欣赏,问他说:你到底用什么方法来治家?这么大的一家子你怎么治?张公艺跟皇帝要了一张纸和一支笔,在上面写,写了半天,拿去交。皇帝一看,上面写了一百个字,其实就一个字:忍、忍、忍……忍了一百个,叫“百忍”。意思说,我治这个家没什么本事,就是忍耐,什么事都往肚里吞,宰相肚里能撑船不是?所以他把中国家庭的矛盾处理方式用一个字概括出来了。没有一个民族像我们这样,把“国家”两个字连成一体,我们说“国家”,不是指“家”,是指“国”,那“国”就是“国”,为什么叫“国家”,因国像家,国是家的放大,家是国的缩小,不一样是相似形吗?是相似形。所以你看,我们的皇帝跟老百姓的关系,叫君父,子民,甚至县官,我们也叫他父母官,都用家庭伦理关系作比喻。所以,就有这样一个现象:能治家,就能治国,你看刘邦的老婆吕后,还有光绪的母亲慈禧太后,这些人都是家庭主妇,又不是什么大政治家出身,结果她治起国来不是也把握得很牢吗?政权牢牢抓在手里,所以他就是这么一个特点,叫做“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也还是为了治家,而能够治家,就能够齐家,就能够治国。能够治国就能够平天下,所以,“家”作为一个核心,里面充分体现了中国文化的宗法伦理。宗法伦理像一张大网,将国家网成了一个人情世界,里面的人都是一种关系:伦常关系。
林语堂说中国文化乃是以人情为前提的文化,个人怎么定位呢?个人是为了家族的延续而存在,所以一个人,他的事业有成就,大家就说他荣宗耀祖。一个人出了名,大家就把他所在的地方跟他连在一起,韩愈出了名就叫昌黎韩愈,柳宗元就叫柳河东。西方人不一样,这个地方因为华盛顿很著名,就命名这个城市叫华盛顿;彼得大帝很著名,他替国家做了很多事,要纪念他,这个地方叫彼得堡。他们是反过来的,所以很多东西思维方向不一样。与其说中国是一盘散沙,还不如说是一袋马铃薯,为什么呢?他不是一个一个的个体,他是一团一团,一个家族一个家族,一个国,就像一个大袋子,把这个家族通通装在里面,当一个国家完整的时候,一袋子很完整、统一;要是国家乱了,就像袋子破了,这家族——小马铃薯,就一个一个滚出来。军阀割据,“皇帝”像沙子一样多,所以中国是一个人情世界,家族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过去旧的衙门,可能现在还能看到一些旧的县衙,悬在衙门上面的一个匾,写着“光明正大”但有的是写:“法、理、情”。就是说,要讲法律、王法,当然不是西方的法律,是王法,要讲理,还要讲情。其实这三个东西是很难凑在一起的,情和理,它就要求通融,因为合情不一定合理,合理不一定合情,更不要说合法,法刚好是不讲理、不讲情的。你犯了法,不管你什么原因,你杀了人就得抵命,你犯了哪一条就按哪一条处理。你同时要讲理、讲情、讲法,那就取消了法,法要网开一面,那还成法吗?所以,法制在这个伦理社会里就很难实行。 这里面就开了一个药方,林语堂这次开的是西药,他说医治此种弊病的对症良药很简单,只要给人民的公民权利以法律的保障就行了。爽爽快快地讲欧化,这也可以说是体现了林语堂的天真。他这个人,做诗人可能可以,做政治家不大行。为什么?他这个药方里少了很重要的一味药,叫什么?叫斗争,没斗争,谁给你这些东西?这不是与虎谋皮吗?你叫那些皇帝、大臣自己说把权利交给人民。这有可能吗?这是不可能的事情。这是林语堂用“西方脑袋”,来思考问题的一个例子。
那么,他对西方人讲中国文化的时候,就更突出他的中国心。在国外,他每周要替他的女儿补习中文两次,花了很多的时间和精力。结果他的女儿就很不理解,就问他我们在国外,为什么要花这么多时间来学习中文呢?林语堂就很严肃地回答她,说:“不为什么,就因为我们是中国人。”这个回答虽然简单但也很深沉。所以,他在对西方人讲中国文化时,就比较偏重于讲中国文化里面的优越性。比如,同样是这个中庸,他對西方人讲,就不像刚才那样的口吻,他劝西方人,做人要知足常乐,要退让,要行“中庸之道”。他说:中国自有顶天立地的文化在,不必样样效颦西洋,看到深处才明白中国人生哲学之伟大。他向西方人讲中国的人生哲学,以中国心来感受欧美,他很早就感受到了,西方工业社会中人的异化这么一个问题。然而,他反观中国文化,就发现,以中庸为核心的中国文化,并不是一无是处,即使是“中庸”这个东西,也不是都不对的。中庸、忍耐,他说是中华民族的弱点,虽然它是一个缺点,是一个弱点,但同时亦为生存之力量。他举了一个例子,他说陕西大饥荒的时候,农民非常艰苦,但是人人埋头苦干,而且有时还会莞尔一笑。过去十几年前读它,老实说,我没看懂,为什么这样写呢?甚至有点反感:中国农民那么苦,你还说“他会笑”,这什么意思?现在十几年后再读,掩卷而思,觉得是有他的道理。为什么?你看看我们现在,今天我们遍布全世界的企业家、商人、农民工,这些人在其他民族难以存活的地方,比如,西伯利亚和在战争中的中东,这些在其他民族觉得很难存活的地方。我们中国人不但存活下来,而且还能够发展,里面靠了很多东西,其一就是忍耐。中国人有很强的忍耐力。当然,这个转化有一个条件,就是背后要有一个能够勉励大家自强不息的强大的祖国在,那才行。所以,林语堂对这个中庸的看法,我觉得很有些道理,可以再思考。
林语堂对中国文化的悟性,特别表现在他的诗性思维。比如说苏东坡,在形容苏东坡时非常到位,他说苏东坡到处捕捉诗意的片刻,化为永恒。的确。你看苏东坡,确实是这么一个人,很平常的事,但他能捕捉到它美的地方,而且能够把它化为一种千古人人都朗诵,都欣赏的文章文字。比如《赤壁赋》,是苏东坡的代表作。开头是“月出于东山之上”,然后主客双方坐着小船,在长江上泛游,那段就写得很美。我们只看到一点点风景的细节,远在空白的水天内,两个小人影儿,在月夜闪亮的河上泛舟,从此,读者就迷失在那片气氛里。林语堂对苏东坡文章的美的诗意把握得很好,而且在传达的时侯能够非常到位,很细腻,所以他的文章很耐看。
林语堂的文章,你初看不一定觉得很好看,但现在有些东西就像我们喝茶一样,你要慢慢品,一大口一大杯的,就很难品。他的东西是在淡淡之中蕴藏着一些美的东西。他的诗性思维对西方讲中方的时候,有他的特色。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欧洲暴露了这种西方社会内在的矛盾,林语堂就想用中国文化怎么样去纠偏。他的《生活的艺术》《孔子的智慧》《老子的智慧》这几本书都是用英文写的,都是在宣传中国的文化,《生活的艺术》可以说是一炮打响,和西方人本身对自身的文化焦虑是有很大关系的。
林语堂提倡一种简朴的悠闲的生活方式,而追求物质生活的贪婪,就要用一种简朴的悠闲的生活来跟他对冲。有一个青年学者是这么说的:林语堂这个悠闲的“闲”,不但指空闲,还暗指自由的心灵, 自己能支配的那种独立的思想。我觉得他讲得很对,这个“闲”,不是单单说悠闲、空闲,这个悠闲里面,其实还指着心灵上的一种自由,能从容不迫地、自由地思考。他举了个例子,打一个比方,纽约曼哈顿,大家都知道那个地方是寸土寸金。那个地方有一个富婆,很有钱,她买了一大片地,但是不盖房子,中间盖了自己住的一个小房子,其他的地方都让它空闲着。他就很有感触:她这是真会生活,在闹区里买了这么大一块地方,不去盖摩天大楼,就让它空闲着,这空地的价值就在这里。他说我们精神上也需要一种“屋前的空地”,房屋前面的这种空地,你看我们的城市、小区、楼房,这座楼跟那座楼只有十来公尺距离,住得很压抑,没有一个空地。精神上更是这样,应该有个人能够自由思考的这么一块地。
其实林语堂所提出的那个问题,在当时,中国国内感受不是很深,但现在我们中国发展起来了,对这个水泥的森林,这么多的楼房,大概都有体会,好像空地就特别宝贵。人的精神也是这样,所以,林语堂所提出的问题,正是今天全球化所面临的一个问题。那这回他开什么药呢?这回他是抓中药,对我们中国的弊病他是开西药,全盘欧化。那这次,对西方就开中药,他说“中庸之道”和“乐天知命”应调和起来,提倡一种介于城市的徒然匆忙和完全逃避现实人生之间的东西。一方面是徒然的匆忙,一方面是逃避人生,就在这两端之间,既不是那样,也不是这样,就在中间。这样的一种悠闲的生活态度,他说只有丰富的心灵,有简朴的生活的爱好,对生财之道不太在心,这样的人,才有资格享受这样的悠闲的生活。他的悠闲,不是指无所事事,而是指刚才讲的这种生活,一种很简朴的生活。这次他举了陶渊明、苏东坡、袁中郎这些人为例,还举了《秋灯琐忆》《浮生六记》里面的女主人公秋英和芸,苏东坡、袁中郎,这些我们大家可能都多少知道一点。但是《秋灯琐忆》和《浮生六记》,可能大家不是那么熟悉,所以我今天就举个小例子来说说。
《浮生六记》里面的女主人公芸,她的丈夫是个穷画家,收入很少,家里也很贫穷,她又生病,就在这么一个背景里边,他们怎么生活?在一次大热天的时候,很热,他们就想去避暑,找个什么地方呢?有一个王爷府。这个大富豪的府第已经变成废墟了,空闲的地方,她就跟他们租了。租了个小房子,破房子,就在废墟上,准备在那边消暑。文章就这么说,租来的房子,是破破的,旧旧的,她就四壁糊以白纸,用这白纸往墙上一糊,顿觉改观,你看不是都白起来了,清洁起来了?“邻仅老夫妇二人,灌园为业”。邻居就是老两口,都是种菜为生的,“知余夫妇避暑于此,先来通勤,并钓池鱼,摘园蔬为馈。”——老两口听说两个人要来住,很高兴,就上门来把自己钓的鱼,池塘里面的鱼和自己种的一些瓜果采来送给他们,“偿其值不受,芸作鞋报之,始谢而受。”拿钱给老人,他们不要,那芸就把自己做的鞋送给他们,以劳动换劳动,他们就肯收了。这就写出邻居老两口是很朴实的。“时方七月”,这是七月最热的时候,“绿树荫浓,水面风来,蝉鸣括耳,邻老又为制鱼竿,与芸垂钓于柳荫深处”,他们的老邻居替他们作了个鱼竿,送给他们。让他们到柳荫下去钓鱼,“日落时,登土山观晚霞夕照,随意联吟。”然后,这年轻的两个夫妇在太阳下山时候,钓完鱼,就跑到土山上。刚才说这是一个王爷府的废墟,里面肯定有假山,就跑到上面去看,看夕阳,看晚霞,然后是文人最拿手的:作诗,联句,你作一句我作一句,这样凑起来,联句。过去福州西湖还有“诗钟”,就是搞这个的,大家在一起以文相会,以文会友。那里面有这样的句子,“兽云吞落日,弓月弹流星”。他说,在那边看日落这个景象呢?夏天的云不是很多变化吗?白云峥嵘,变化得像野兽那样,把太阳给遮住了,遮住它,就是“吞落日”,把它生动化了,然后,月亮就上来了,是初月,这月牙像弓一样,那流星流过去,就像弓把它弹出去一样,这是写他们的观感,对生活的一种欣赏。“浴罢”,后来他们洗澡洗完了,那就“凉鞋、蕉扇,或坐或卧,听邻老谈因果报应事”,然后就很闲散地听隔壁老人家,说七说八,因果报应,他姑妄言之,我们姑妄听之,很随意的。“三鼓归卧,周体清凉,几不知身居城市矣”,几乎不知道自己已经在城市里边了。 这个美,在身边的简单的朴实的生活里。美,不一定要很奢华。满身珠宝或者住一个大别墅,一平方米一万块钱的那种房子,不一定要这样子,就在身边简单的朴实的生活里面去发现美。刚才讲,一根钓鱼竿,一个小土堆,他就得到无穷的乐趣。其实在这后面,我们可以体会到林语堂对小人物的关怀,长期的封建专制,使很多人在夹缝里生存,很多人处在很低层,他们要活,而且要活得有尊严,这是很不容易的。我们不能剥夺他们的快乐。他们没钱,也可以快樂,没有权势,也可以快乐。他就要讲到这些小人物,有些人以为小人物不会有闲适,不会有闲适的心情。
其实,他们是无意中把美当成富贵人的一种专利,其实,人,特别是小人物,他们有他们自己享受生活的方式。所以,这后面透露了林语堂新人文主义者的这么一种关怀,简单、悠闲的生活,是一种态度,人生态度,是一种针对纸醉金迷的现象。针对这种现象,是一种退烧的清凉药,在《生活的艺术》里面体现了能够实现人性的复归这么一种文学功能。所以《生活的艺术》一出来的时候就轰动了,在美国连续出版了四十几版,有英文的,法文的,德文的,意大利文的,巴西的,葡萄牙的,很多版本……风行半个世纪,不是风行五十天。人家说“各领风骚三五天”,它是风行了半个世纪!一直到1986年,巴西、丹麦、意大利,还在重版这本书,像瑞典,德国,到1987、1988年,都还在出这本书,这可以说是人文奇观,不容易。
我们可以看到刚才讲的,那两个相反的例子,一个是对中国讲西方,一个是对西方讲中国,其实里面是“中国心”和“西洋脑”的互动,形成一种张力,所以看起来是矛盾的东西,实际上是一体的。根据说的对象来决定它怎么说,所以有人比喻说,林语堂的“中国心”就像一块磁铁,外在的世界,纷纷扰扰,就像很多铁屑,不管你怎么杂乱,怎么矛盾百出,只要有这个“中国心”,这块磁铁,就能把它吸拢在一起,就把它吸拢起来。这个“磁场”在哪里?是在中国救亡图存的现实里边,它的背景是中国当时的时代背景,整个中国都在救亡图存。所以很多人忽略了他在讲“悠闲”。
其实,林语堂很关注这时中国的现实,哪怕在国外也是这样。写完这本书的时候,他就想把它翻译成中文,他是用英文写的,他就想叫一个中文特别好的人来替他翻译,然后在中国发表。他找了谁?找了郁达夫。大家知道,郁达夫的文笔非常好,跟他又是好朋友,他就要求他来翻译,并且自己介绍《京华烟云》。在介绍结尾部分的时侯,他是这么写的:
1938年的元旦,木兰陪着她的丈夫,跟她的女儿,在四十万的难民当中,载着一车的孤儿,一小车的孤儿,她一路的搜,搜那个孤儿,被人家遗弃的小孩,载了一车,向天台山进发,刚好碰到开赴前方的军队,万民欢呼之声,如裂帛,如洪涛,排山倒海而来,军士唱着“还我河山”之歌,河山响应,动天地而泣鬼神,易惨戚为悲壮,木兰心动神移。
一个弱女子,在逃难途中,自己都自顾不暇,还会收留那么一小车孤儿,木兰在战歌声中得到了一种升华,超越了前面所说的所谓的“儒道互补”,已经超越了,显出一种大气。什么是中国的“博大之气”?鲁迅说过: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才是民族大气之所在,虽然很可惜,林语堂在这方面,因为他所处的环境比较优越,而且在美国,他的收入也比较高,所以,他没有办法接触到中国的最底层,在这方面发挥不够。但他的“中国心”还在,他的眼光还是注视着中国,所以,他虽然不能自觉地去发扬、发现这股正气,但他毕竟感受到了。我认为这一点很要紧。我们如果无视林语堂的这颗拳拳的“中国心”,我们就不可能理解林语堂提倡幽默和对传统文化反思的意义,我们就很难客观地去评价他这么一个人。
好。今天就聊到这里,下回我们再接着聊。聊林语堂是一个世界公民的这个话题。
各位观众,再会!
比如他对旧中国,他把它比喻成“麻脸的东方美人”,脸上有斑点的东方美人。他说:这个美人远远的看过去,很娴雅很婀娜,就像观世音那样好看,甚至超过西方的圣母玛利亚,比她还好看。但是你走近一看,千疮百孔,令人神伤。他说中国就这样,远看好看,近看不行。当然,这里面内涵就比较丰富了,中国以这么个大国,这么一个五千年历史的古文明国家。她的积淀,她的整个文化体系,确实是很美的。但是现实呢?在当时作为一个积贫积弱的国家,所谓的“东亚病夫”,靠近中国看,她的现实又确实是千疮百孔。所以林语堂就带着这么一个心情,出于中国心,对外讲中国的时侯,他就强调东方文化的优越;出于西方这“西洋脑”的考虑,他对中国讲外国文化的时候,就揭中国国民性的伤疤,主张要西化。所以,他看起来是矛盾的,但又是统一的,是出于对中国的爱。但客观上又是用西方的东西来衡量,所以他对中国讲西方文化的时候,同样一个东西——中庸,“中庸之道”的中庸。他认为这就是国民的劣根性,他说中庸哲学就是中国人惰性的结晶,中国人惰性的结晶就是中庸、惰性、奴气、敷衍、忍耐、知足等品行,都是从中庸这边生发开来,衍生的。在他的名著《吾国与吾民》这本书里面,他说忍耐是三大恶劣的重要德行之一。
他举了一个例子:四川的军阀蛮不讲理,甚至预征三十年的赋税,就是将来三十年的赋税你今天都先交了,太不讲理了是吧?三十年后的赋税你今天都得交,但居然没有人挺身出来反抗,这就是忍耐。顺从暴君其实也是助纣为虐,忍耐如果少一点,可能受的苦难反而会少一些。所以他认为这是一个不好的德行,而根子就在宗法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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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宗法伦理、家族,林语堂说家族是训练这种忍耐品行的最好的学校,一个大家庭里面,公公婆婆、媳妇舅子、妹妹姐夫、老子儿子,有各种关系在里边,互相磨,朝夕与共。只要看《红楼梦》,巴金的《家》,再看林语堂的《京华烟云》,都写得淋漓尽致,把大家族里面的厉害关系、复杂关系,勾心斗角的关系,都写得非常深刻。你就看《京华烟云》里面的那个木兰,她是道家的女兒,但她又是儒家的儿媳妇,嫁到曾家去,一方面要屈从于包办婚姻,但是又要有通达这种性格来适应。曾家里面的三从四德,伦常秩序,最后达到一种贤惠这样一个标准,都是靠这个忍耐。
唐代有个宰相,叫张公艺,他一家四世同堂,一家百把口人,四代人都住在一起,这是很难的。当时的皇帝唐高宗,就很欣赏,问他说:你到底用什么方法来治家?这么大的一家子你怎么治?张公艺跟皇帝要了一张纸和一支笔,在上面写,写了半天,拿去交。皇帝一看,上面写了一百个字,其实就一个字:忍、忍、忍……忍了一百个,叫“百忍”。意思说,我治这个家没什么本事,就是忍耐,什么事都往肚里吞,宰相肚里能撑船不是?所以他把中国家庭的矛盾处理方式用一个字概括出来了。没有一个民族像我们这样,把“国家”两个字连成一体,我们说“国家”,不是指“家”,是指“国”,那“国”就是“国”,为什么叫“国家”,因国像家,国是家的放大,家是国的缩小,不一样是相似形吗?是相似形。所以你看,我们的皇帝跟老百姓的关系,叫君父,子民,甚至县官,我们也叫他父母官,都用家庭伦理关系作比喻。所以,就有这样一个现象:能治家,就能治国,你看刘邦的老婆吕后,还有光绪的母亲慈禧太后,这些人都是家庭主妇,又不是什么大政治家出身,结果她治起国来不是也把握得很牢吗?政权牢牢抓在手里,所以他就是这么一个特点,叫做“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也还是为了治家,而能够治家,就能够齐家,就能够治国。能够治国就能够平天下,所以,“家”作为一个核心,里面充分体现了中国文化的宗法伦理。宗法伦理像一张大网,将国家网成了一个人情世界,里面的人都是一种关系:伦常关系。
林语堂说中国文化乃是以人情为前提的文化,个人怎么定位呢?个人是为了家族的延续而存在,所以一个人,他的事业有成就,大家就说他荣宗耀祖。一个人出了名,大家就把他所在的地方跟他连在一起,韩愈出了名就叫昌黎韩愈,柳宗元就叫柳河东。西方人不一样,这个地方因为华盛顿很著名,就命名这个城市叫华盛顿;彼得大帝很著名,他替国家做了很多事,要纪念他,这个地方叫彼得堡。他们是反过来的,所以很多东西思维方向不一样。与其说中国是一盘散沙,还不如说是一袋马铃薯,为什么呢?他不是一个一个的个体,他是一团一团,一个家族一个家族,一个国,就像一个大袋子,把这个家族通通装在里面,当一个国家完整的时候,一袋子很完整、统一;要是国家乱了,就像袋子破了,这家族——小马铃薯,就一个一个滚出来。军阀割据,“皇帝”像沙子一样多,所以中国是一个人情世界,家族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过去旧的衙门,可能现在还能看到一些旧的县衙,悬在衙门上面的一个匾,写着“光明正大”但有的是写:“法、理、情”。就是说,要讲法律、王法,当然不是西方的法律,是王法,要讲理,还要讲情。其实这三个东西是很难凑在一起的,情和理,它就要求通融,因为合情不一定合理,合理不一定合情,更不要说合法,法刚好是不讲理、不讲情的。你犯了法,不管你什么原因,你杀了人就得抵命,你犯了哪一条就按哪一条处理。你同时要讲理、讲情、讲法,那就取消了法,法要网开一面,那还成法吗?所以,法制在这个伦理社会里就很难实行。 这里面就开了一个药方,林语堂这次开的是西药,他说医治此种弊病的对症良药很简单,只要给人民的公民权利以法律的保障就行了。爽爽快快地讲欧化,这也可以说是体现了林语堂的天真。他这个人,做诗人可能可以,做政治家不大行。为什么?他这个药方里少了很重要的一味药,叫什么?叫斗争,没斗争,谁给你这些东西?这不是与虎谋皮吗?你叫那些皇帝、大臣自己说把权利交给人民。这有可能吗?这是不可能的事情。这是林语堂用“西方脑袋”,来思考问题的一个例子。
那么,他对西方人讲中国文化的时候,就更突出他的中国心。在国外,他每周要替他的女儿补习中文两次,花了很多的时间和精力。结果他的女儿就很不理解,就问他我们在国外,为什么要花这么多时间来学习中文呢?林语堂就很严肃地回答她,说:“不为什么,就因为我们是中国人。”这个回答虽然简单但也很深沉。所以,他在对西方人讲中国文化时,就比较偏重于讲中国文化里面的优越性。比如,同样是这个中庸,他對西方人讲,就不像刚才那样的口吻,他劝西方人,做人要知足常乐,要退让,要行“中庸之道”。他说:中国自有顶天立地的文化在,不必样样效颦西洋,看到深处才明白中国人生哲学之伟大。他向西方人讲中国的人生哲学,以中国心来感受欧美,他很早就感受到了,西方工业社会中人的异化这么一个问题。然而,他反观中国文化,就发现,以中庸为核心的中国文化,并不是一无是处,即使是“中庸”这个东西,也不是都不对的。中庸、忍耐,他说是中华民族的弱点,虽然它是一个缺点,是一个弱点,但同时亦为生存之力量。他举了一个例子,他说陕西大饥荒的时候,农民非常艰苦,但是人人埋头苦干,而且有时还会莞尔一笑。过去十几年前读它,老实说,我没看懂,为什么这样写呢?甚至有点反感:中国农民那么苦,你还说“他会笑”,这什么意思?现在十几年后再读,掩卷而思,觉得是有他的道理。为什么?你看看我们现在,今天我们遍布全世界的企业家、商人、农民工,这些人在其他民族难以存活的地方,比如,西伯利亚和在战争中的中东,这些在其他民族觉得很难存活的地方。我们中国人不但存活下来,而且还能够发展,里面靠了很多东西,其一就是忍耐。中国人有很强的忍耐力。当然,这个转化有一个条件,就是背后要有一个能够勉励大家自强不息的强大的祖国在,那才行。所以,林语堂对这个中庸的看法,我觉得很有些道理,可以再思考。
林语堂对中国文化的悟性,特别表现在他的诗性思维。比如说苏东坡,在形容苏东坡时非常到位,他说苏东坡到处捕捉诗意的片刻,化为永恒。的确。你看苏东坡,确实是这么一个人,很平常的事,但他能捕捉到它美的地方,而且能够把它化为一种千古人人都朗诵,都欣赏的文章文字。比如《赤壁赋》,是苏东坡的代表作。开头是“月出于东山之上”,然后主客双方坐着小船,在长江上泛游,那段就写得很美。我们只看到一点点风景的细节,远在空白的水天内,两个小人影儿,在月夜闪亮的河上泛舟,从此,读者就迷失在那片气氛里。林语堂对苏东坡文章的美的诗意把握得很好,而且在传达的时侯能够非常到位,很细腻,所以他的文章很耐看。
林语堂的文章,你初看不一定觉得很好看,但现在有些东西就像我们喝茶一样,你要慢慢品,一大口一大杯的,就很难品。他的东西是在淡淡之中蕴藏着一些美的东西。他的诗性思维对西方讲中方的时候,有他的特色。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欧洲暴露了这种西方社会内在的矛盾,林语堂就想用中国文化怎么样去纠偏。他的《生活的艺术》《孔子的智慧》《老子的智慧》这几本书都是用英文写的,都是在宣传中国的文化,《生活的艺术》可以说是一炮打响,和西方人本身对自身的文化焦虑是有很大关系的。
林语堂提倡一种简朴的悠闲的生活方式,而追求物质生活的贪婪,就要用一种简朴的悠闲的生活来跟他对冲。有一个青年学者是这么说的:林语堂这个悠闲的“闲”,不但指空闲,还暗指自由的心灵, 自己能支配的那种独立的思想。我觉得他讲得很对,这个“闲”,不是单单说悠闲、空闲,这个悠闲里面,其实还指着心灵上的一种自由,能从容不迫地、自由地思考。他举了个例子,打一个比方,纽约曼哈顿,大家都知道那个地方是寸土寸金。那个地方有一个富婆,很有钱,她买了一大片地,但是不盖房子,中间盖了自己住的一个小房子,其他的地方都让它空闲着。他就很有感触:她这是真会生活,在闹区里买了这么大一块地方,不去盖摩天大楼,就让它空闲着,这空地的价值就在这里。他说我们精神上也需要一种“屋前的空地”,房屋前面的这种空地,你看我们的城市、小区、楼房,这座楼跟那座楼只有十来公尺距离,住得很压抑,没有一个空地。精神上更是这样,应该有个人能够自由思考的这么一块地。
其实林语堂所提出的那个问题,在当时,中国国内感受不是很深,但现在我们中国发展起来了,对这个水泥的森林,这么多的楼房,大概都有体会,好像空地就特别宝贵。人的精神也是这样,所以,林语堂所提出的问题,正是今天全球化所面临的一个问题。那这回他开什么药呢?这回他是抓中药,对我们中国的弊病他是开西药,全盘欧化。那这次,对西方就开中药,他说“中庸之道”和“乐天知命”应调和起来,提倡一种介于城市的徒然匆忙和完全逃避现实人生之间的东西。一方面是徒然的匆忙,一方面是逃避人生,就在这两端之间,既不是那样,也不是这样,就在中间。这样的一种悠闲的生活态度,他说只有丰富的心灵,有简朴的生活的爱好,对生财之道不太在心,这样的人,才有资格享受这样的悠闲的生活。他的悠闲,不是指无所事事,而是指刚才讲的这种生活,一种很简朴的生活。这次他举了陶渊明、苏东坡、袁中郎这些人为例,还举了《秋灯琐忆》《浮生六记》里面的女主人公秋英和芸,苏东坡、袁中郎,这些我们大家可能都多少知道一点。但是《秋灯琐忆》和《浮生六记》,可能大家不是那么熟悉,所以我今天就举个小例子来说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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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生六记》里面的女主人公芸,她的丈夫是个穷画家,收入很少,家里也很贫穷,她又生病,就在这么一个背景里边,他们怎么生活?在一次大热天的时候,很热,他们就想去避暑,找个什么地方呢?有一个王爷府。这个大富豪的府第已经变成废墟了,空闲的地方,她就跟他们租了。租了个小房子,破房子,就在废墟上,准备在那边消暑。文章就这么说,租来的房子,是破破的,旧旧的,她就四壁糊以白纸,用这白纸往墙上一糊,顿觉改观,你看不是都白起来了,清洁起来了?“邻仅老夫妇二人,灌园为业”。邻居就是老两口,都是种菜为生的,“知余夫妇避暑于此,先来通勤,并钓池鱼,摘园蔬为馈。”——老两口听说两个人要来住,很高兴,就上门来把自己钓的鱼,池塘里面的鱼和自己种的一些瓜果采来送给他们,“偿其值不受,芸作鞋报之,始谢而受。”拿钱给老人,他们不要,那芸就把自己做的鞋送给他们,以劳动换劳动,他们就肯收了。这就写出邻居老两口是很朴实的。“时方七月”,这是七月最热的时候,“绿树荫浓,水面风来,蝉鸣括耳,邻老又为制鱼竿,与芸垂钓于柳荫深处”,他们的老邻居替他们作了个鱼竿,送给他们。让他们到柳荫下去钓鱼,“日落时,登土山观晚霞夕照,随意联吟。”然后,这年轻的两个夫妇在太阳下山时候,钓完鱼,就跑到土山上。刚才说这是一个王爷府的废墟,里面肯定有假山,就跑到上面去看,看夕阳,看晚霞,然后是文人最拿手的:作诗,联句,你作一句我作一句,这样凑起来,联句。过去福州西湖还有“诗钟”,就是搞这个的,大家在一起以文相会,以文会友。那里面有这样的句子,“兽云吞落日,弓月弹流星”。他说,在那边看日落这个景象呢?夏天的云不是很多变化吗?白云峥嵘,变化得像野兽那样,把太阳给遮住了,遮住它,就是“吞落日”,把它生动化了,然后,月亮就上来了,是初月,这月牙像弓一样,那流星流过去,就像弓把它弹出去一样,这是写他们的观感,对生活的一种欣赏。“浴罢”,后来他们洗澡洗完了,那就“凉鞋、蕉扇,或坐或卧,听邻老谈因果报应事”,然后就很闲散地听隔壁老人家,说七说八,因果报应,他姑妄言之,我们姑妄听之,很随意的。“三鼓归卧,周体清凉,几不知身居城市矣”,几乎不知道自己已经在城市里边了。 这个美,在身边的简单的朴实的生活里。美,不一定要很奢华。满身珠宝或者住一个大别墅,一平方米一万块钱的那种房子,不一定要这样子,就在身边简单的朴实的生活里面去发现美。刚才讲,一根钓鱼竿,一个小土堆,他就得到无穷的乐趣。其实在这后面,我们可以体会到林语堂对小人物的关怀,长期的封建专制,使很多人在夹缝里生存,很多人处在很低层,他们要活,而且要活得有尊严,这是很不容易的。我们不能剥夺他们的快乐。他们没钱,也可以快樂,没有权势,也可以快乐。他就要讲到这些小人物,有些人以为小人物不会有闲适,不会有闲适的心情。
其实,他们是无意中把美当成富贵人的一种专利,其实,人,特别是小人物,他们有他们自己享受生活的方式。所以,这后面透露了林语堂新人文主义者的这么一种关怀,简单、悠闲的生活,是一种态度,人生态度,是一种针对纸醉金迷的现象。针对这种现象,是一种退烧的清凉药,在《生活的艺术》里面体现了能够实现人性的复归这么一种文学功能。所以《生活的艺术》一出来的时候就轰动了,在美国连续出版了四十几版,有英文的,法文的,德文的,意大利文的,巴西的,葡萄牙的,很多版本……风行半个世纪,不是风行五十天。人家说“各领风骚三五天”,它是风行了半个世纪!一直到1986年,巴西、丹麦、意大利,还在重版这本书,像瑞典,德国,到1987、1988年,都还在出这本书,这可以说是人文奇观,不容易。
我们可以看到刚才讲的,那两个相反的例子,一个是对中国讲西方,一个是对西方讲中国,其实里面是“中国心”和“西洋脑”的互动,形成一种张力,所以看起来是矛盾的东西,实际上是一体的。根据说的对象来决定它怎么说,所以有人比喻说,林语堂的“中国心”就像一块磁铁,外在的世界,纷纷扰扰,就像很多铁屑,不管你怎么杂乱,怎么矛盾百出,只要有这个“中国心”,这块磁铁,就能把它吸拢在一起,就把它吸拢起来。这个“磁场”在哪里?是在中国救亡图存的现实里边,它的背景是中国当时的时代背景,整个中国都在救亡图存。所以很多人忽略了他在讲“悠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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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林语堂很关注这时中国的现实,哪怕在国外也是这样。写完这本书的时候,他就想把它翻译成中文,他是用英文写的,他就想叫一个中文特别好的人来替他翻译,然后在中国发表。他找了谁?找了郁达夫。大家知道,郁达夫的文笔非常好,跟他又是好朋友,他就要求他来翻译,并且自己介绍《京华烟云》。在介绍结尾部分的时侯,他是这么写的:
1938年的元旦,木兰陪着她的丈夫,跟她的女儿,在四十万的难民当中,载着一车的孤儿,一小车的孤儿,她一路的搜,搜那个孤儿,被人家遗弃的小孩,载了一车,向天台山进发,刚好碰到开赴前方的军队,万民欢呼之声,如裂帛,如洪涛,排山倒海而来,军士唱着“还我河山”之歌,河山响应,动天地而泣鬼神,易惨戚为悲壮,木兰心动神移。
一个弱女子,在逃难途中,自己都自顾不暇,还会收留那么一小车孤儿,木兰在战歌声中得到了一种升华,超越了前面所说的所谓的“儒道互补”,已经超越了,显出一种大气。什么是中国的“博大之气”?鲁迅说过: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才是民族大气之所在,虽然很可惜,林语堂在这方面,因为他所处的环境比较优越,而且在美国,他的收入也比较高,所以,他没有办法接触到中国的最底层,在这方面发挥不够。但他的“中国心”还在,他的眼光还是注视着中国,所以,他虽然不能自觉地去发扬、发现这股正气,但他毕竟感受到了。我认为这一点很要紧。我们如果无视林语堂的这颗拳拳的“中国心”,我们就不可能理解林语堂提倡幽默和对传统文化反思的意义,我们就很难客观地去评价他这么一个人。
好。今天就聊到这里,下回我们再接着聊。聊林语堂是一个世界公民的这个话题。
各位观众,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