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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众朋友，大家好。上一讲，我们聊到林语堂是一个“边缘人”，他是两脚踏两种文化，不同的文化。那么，“边缘人”自然有他独特的思维方式，他要两种文化都了解，他的思维是怎么样的呢？林语堂自己说：“我相信我的头脑是西洋的产品。”他说头脑是西洋的产品，“而我的心却是中国的。”他是这么来处理两者的关系的：头脑是专门用来思考的——林语堂用他所受的西方教育养成的思维方式来考虑问题，这就叫“西洋脑”；而他的心灵是用来感受在中国文化长期的熏陶之下，培养出一种渗入骨髓的无可更变的中国情。他用这种深沉的感情去感受世界，一个是用来思考，一个是用来感受——这就是中国心。举个例子，看看他是怎样应用这个“脑”、应用那个“心”来做事情的。
比如他对旧中国，他把它比喻成“麻脸的东方美人”，脸上有斑点的东方美人。他说：这个美人远远的看过去，很娴雅很婀娜，就像观世音那样好看，甚至超过西方的圣母玛利亚，比她还好看。但是你走近一看，千疮百孔，令人神伤。他说中国就这样，远看好看，近看不行。当然，这里面内涵就比较丰富了，中国以这么个大国，这么一个五千年历史的古文明国家。她的积淀，她的整个文化体系，确实是很美的。但是现实呢？在当时作为一个积贫积弱的国家，所谓的“东亚病夫”，靠近中国看，她的现实又确实是千疮百孔。所以林语堂就带着这么一个心情，出于中国心，对外讲中国的时侯，他就强调东方文化的优越；出于西方这“西洋脑”的考虑，他对中国讲外国文化的时候，就揭中国国民性的伤疤，主张要西化。所以，他看起来是矛盾的，但又是统一的，是出于对中国的爱。但客观上又是用西方的东西来衡量，所以他对中国讲西方文化的时候，同样一个东西——中庸，“中庸之道”的中庸。他认为这就是国民的劣根性，他说中庸哲学就是中国人惰性的结晶，中国人惰性的结晶就是中庸、惰性、奴气、敷衍、忍耐、知足等品行，都是从中庸这边生发开来，衍生的。在他的名著《吾国与吾民》这本书里面，他说忍耐是三大恶劣的重要德行之一。
他举了一个例子：四川的军阀蛮不讲理，甚至预征三十年的赋税，就是将来三十年的赋税你今天都先交了，太不讲理了是吧？三十年后的赋税你今天都得交，但居然没有人挺身出来反抗，这就是忍耐。顺从暴君其实也是助纣为虐，忍耐如果少一点，可能受的苦难反而会少一些。所以他认为这是一个不好的德行，而根子就在宗法伦理。
关于宗法伦理、家族，林语堂说家族是训练这种忍耐品行的最好的学校，一个大家庭里面，公公婆婆、媳妇舅子、妹妹姐夫、老子儿子，有各种关系在里边，互相磨，朝夕与共。只要看《红楼梦》，巴金的《家》，再看林语堂的《京华烟云》，都写得淋漓尽致，把大家族里面的厉害关系、复杂关系，勾心斗角的关系，都写得非常深刻。你就看《京华烟云》里面的那个木兰，她是道家的女兒，但她又是儒家的儿媳妇，嫁到曾家去，一方面要屈从于包办婚姻，但是又要有通达这种性格来适应。曾家里面的三从四德，伦常秩序，最后达到一种贤惠这样一个标准，都是靠这个忍耐。
唐代有个宰相，叫张公艺，他一家四世同堂，一家百把口人，四代人都住在一起，这是很难的。当时的皇帝唐高宗，就很欣赏，问他说：你到底用什么方法来治家？这么大的一家子你怎么治？张公艺跟皇帝要了一张纸和一支笔，在上面写，写了半天，拿去交。皇帝一看，上面写了一百个字，其实就一个字：忍、忍、忍……忍了一百个，叫“百忍”。意思说，我治这个家没什么本事，就是忍耐，什么事都往肚里吞，宰相肚里能撑船不是？所以他把中国家庭的矛盾处理方式用一个字概括出来了。没有一个民族像我们这样，把“国家”两个字连成一体，我们说“国家”，不是指“家”，是指“国”，那“国”就是“国”，为什么叫“国家”，因国像家，国是家的放大，家是国的缩小，不一样是相似形吗？是相似形。所以你看，我们的皇帝跟老百姓的关系，叫君父，子民，甚至县官，我们也叫他父母官，都用家庭伦理关系作比喻。所以，就有这样一个现象：能治家，就能治国，你看刘邦的老婆吕后，还有光绪的母亲慈禧太后，这些人都是家庭主妇，又不是什么大政治家出身，结果她治起国来不是也把握得很牢吗？政权牢牢抓在手里，所以他就是这么一个特点，叫做“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也还是为了治家，而能够治家，就能够齐家，就能够治国。能够治国就能够平天下，所以，“家”作为一个核心，里面充分体现了中国文化的宗法伦理。宗法伦理像一张大网，将国家网成了一个人情世界，里面的人都是一种关系：伦常关系。
林语堂说中国文化乃是以人情为前提的文化，个人怎么定位呢？个人是为了家族的延续而存在，所以一个人，他的事业有成就，大家就说他荣宗耀祖。一个人出了名，大家就把他所在的地方跟他连在一起，韩愈出了名就叫昌黎韩愈，柳宗元就叫柳河东。西方人不一样，这个地方因为华盛顿很著名，就命名这个城市叫华盛顿；彼得大帝很著名，他替国家做了很多事，要纪念他，这个地方叫彼得堡。他们是反过来的，所以很多东西思维方向不一样。与其说中国是一盘散沙，还不如说是一袋马铃薯，为什么呢？他不是一个一个的个体，他是一团一团，一个家族一个家族，一个国，就像一个大袋子，把这个家族通通装在里面，当一个国家完整的时候，一袋子很完整、统一；要是国家乱了，就像袋子破了，这家族——小马铃薯，就一个一个滚出来。军阀割据，“皇帝”像沙子一样多，所以中国是一个人情世界，家族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过去旧的衙门，可能现在还能看到一些旧的县衙，悬在衙门上面的一个匾，写着“光明正大”但有的是写：“法、理、情”。就是说，要讲法律、王法，当然不是西方的法律，是王法，要讲理，还要讲情。其实这三个东西是很难凑在一起的，情和理，它就要求通融，因为合情不一定合理，合理不一定合情，更不要说合法，法刚好是不讲理、不讲情的。你犯了法，不管你什么原因，你杀了人就得抵命，你犯了哪一条就按哪一条处理。你同时要讲理、讲情、讲法，那就取消了法，法要网开一面，那还成法吗？所以，法制在这个伦理社会里就很难实行。 这里面就开了一个药方，林语堂这次开的是西药，他说医治此种弊病的对症良药很简单，只要给人民的公民权利以法律的保障就行了。爽爽快快地讲欧化，这也可以说是体现了林语堂的天真。他这个人，做诗人可能可以，做政治家不大行。为什么？他这个药方里少了很重要的一味药，叫什么？叫斗争，没斗争，谁给你这些东西？这不是与虎谋皮吗？你叫那些皇帝、大臣自己说把权利交给人民。这有可能吗？这是不可能的事情。这是林语堂用“西方脑袋”，来思考问题的一个例子。
那么，他对西方人讲中国文化的时候，就更突出他的中国心。在国外，他每周要替他的女儿补习中文两次，花了很多的时间和精力。结果他的女儿就很不理解，就问他我们在国外，为什么要花这么多时间来学习中文呢？林语堂就很严肃地回答她，说：“不为什么，就因为我们是中国人。”这个回答虽然简单但也很深沉。所以，他在对西方人讲中国文化时，就比较偏重于讲中国文化里面的优越性。比如，同样是这个中庸，他對西方人讲，就不像刚才那样的口吻，他劝西方人，做人要知足常乐，要退让，要行“中庸之道”。他说：中国自有顶天立地的文化在，不必样样效颦西洋，看到深处才明白中国人生哲学之伟大。他向西方人讲中国的人生哲学，以中国心来感受欧美，他很早就感受到了，西方工业社会中人的异化这么一个问题。然而，他反观中国文化，就发现，以中庸为核心的中国文化，并不是一无是处，即使是“中庸”这个东西，也不是都不对的。中庸、忍耐，他说是中华民族的弱点，虽然它是一个缺点，是一个弱点，但同时亦为生存之力量。他举了一个例子，他说陕西大饥荒的时候，农民非常艰苦，但是人人埋头苦干，而且有时还会莞尔一笑。过去十几年前读它，老实说，我没看懂，为什么这样写呢？甚至有点反感：中国农民那么苦，你还说“他会笑”，这什么意思？现在十几年后再读，掩卷而思，觉得是有他的道理。为什么？你看看我们现在，今天我们遍布全世界的企业家、商人、农民工，这些人在其他民族难以存活的地方，比如，西伯利亚和在战争中的中东，这些在其他民族觉得很难存活的地方。我们中国人不但存活下来，而且还能够发展，里面靠了很多东西，其一就是忍耐。中国人有很强的忍耐力。当然，这个转化有一个条件，就是背后要有一个能够勉励大家自强不息的强大的祖国在，那才行。所以，林语堂对这个中庸的看法，我觉得很有些道理，可以再思考。
林语堂对中国文化的悟性，特别表现在他的诗性思维。比如说苏东坡，在形容苏东坡时非常到位，他说苏东坡到处捕捉诗意的片刻，化为永恒。的确。你看苏东坡，确实是这么一个人，很平常的事，但他能捕捉到它美的地方，而且能够把它化为一种千古人人都朗诵，都欣赏的文章文字。比如《赤壁赋》，是苏东坡的代表作。开头是“月出于东山之上”，然后主客双方坐着小船，在长江上泛游，那段就写得很美。我们只看到一点点风景的细节，远在空白的水天内，两个小人影儿，在月夜闪亮的河上泛舟，从此，读者就迷失在那片气氛里。林语堂对苏东坡文章的美的诗意把握得很好，而且在传达的时侯能够非常到位，很细腻，所以他的文章很耐看。
林语堂的文章，你初看不一定觉得很好看，但现在有些东西就像我们喝茶一样，你要慢慢品，一大口一大杯的，就很难品。他的东西是在淡淡之中蕴藏着一些美的东西。他的诗性思维对西方讲中方的时候，有他的特色。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欧洲暴露了这种西方社会内在的矛盾，林语堂就想用中国文化怎么样去纠偏。他的《生活的艺术》《孔子的智慧》《老子的智慧》这几本书都是用英文写的，都是在宣传中国的文化，《生活的艺术》可以说是一炮打响，和西方人本身对自身的文化焦虑是有很大关系的。
林语堂提倡一种简朴的悠闲的生活方式，而追求物质生活的贪婪，就要用一种简朴的悠闲的生活来跟他对冲。有一个青年学者是这么说的：林语堂这个悠闲的“闲”，不但指空闲，还暗指自由的心灵， 自己能支配的那种独立的思想。我觉得他讲得很对，这个“闲”，不是单单说悠闲、空闲，这个悠闲里面，其实还指着心灵上的一种自由，能从容不迫地、自由地思考。他举了个例子，打一个比方，纽约曼哈顿，大家都知道那个地方是寸土寸金。那个地方有一个富婆，很有钱，她买了一大片地，但是不盖房子，中间盖了自己住的一个小房子，其他的地方都让它空闲着。他就很有感触：她这是真会生活，在闹区里买了这么大一块地方，不去盖摩天大楼，就让它空闲着，这空地的价值就在这里。他说我们精神上也需要一种“屋前的空地”，房屋前面的这种空地，你看我们的城市、小区、楼房，这座楼跟那座楼只有十来公尺距离，住得很压抑，没有一个空地。精神上更是这样，应该有个人能够自由思考的这么一块地。
其实林语堂所提出的那个问题，在当时，中国国内感受不是很深，但现在我们中国发展起来了，对这个水泥的森林，这么多的楼房，大概都有体会，好像空地就特别宝贵。人的精神也是这样，所以，林语堂所提出的问题，正是今天全球化所面临的一个问题。那这回他开什么药呢？这回他是抓中药，对我们中国的弊病他是开西药，全盘欧化。那这次，对西方就开中药，他说“中庸之道”和“乐天知命”应调和起来，提倡一种介于城市的徒然匆忙和完全逃避现实人生之间的东西。一方面是徒然的匆忙，一方面是逃避人生，就在这两端之间，既不是那样，也不是这样，就在中间。这样的一种悠闲的生活态度，他说只有丰富的心灵，有简朴的生活的爱好，对生财之道不太在心，这样的人，才有资格享受这样的悠闲的生活。他的悠闲，不是指无所事事，而是指刚才讲的这种生活，一种很简朴的生活。这次他举了陶渊明、苏东坡、袁中郎这些人为例，还举了《秋灯琐忆》《浮生六记》里面的女主人公秋英和芸，苏东坡、袁中郎，这些我们大家可能都多少知道一点。但是《秋灯琐忆》和《浮生六记》，可能大家不是那么熟悉，所以我今天就举个小例子来说说。
《浮生六记》里面的女主人公芸，她的丈夫是个穷画家，收入很少，家里也很贫穷，她又生病，就在这么一个背景里边，他们怎么生活？在一次大热天的时候，很热，他们就想去避暑，找个什么地方呢？有一个王爷府。这个大富豪的府第已经变成废墟了，空闲的地方，她就跟他们租了。租了个小房子，破房子，就在废墟上，准备在那边消暑。文章就这么说，租来的房子，是破破的，旧旧的，她就四壁糊以白纸，用这白纸往墙上一糊，顿觉改观，你看不是都白起来了，清洁起来了？“邻仅老夫妇二人，灌园为业”。邻居就是老两口，都是种菜为生的，“知余夫妇避暑于此，先来通勤，并钓池鱼，摘园蔬为馈。”——老两口听说两个人要来住，很高兴，就上门来把自己钓的鱼，池塘里面的鱼和自己种的一些瓜果采来送给他们，“偿其值不受，芸作鞋报之，始谢而受。”拿钱给老人，他们不要，那芸就把自己做的鞋送给他们，以劳动换劳动，他们就肯收了。这就写出邻居老两口是很朴实的。“时方七月”，这是七月最热的时候，“绿树荫浓，水面风来，蝉鸣括耳，邻老又为制鱼竿，与芸垂钓于柳荫深处”，他们的老邻居替他们作了个鱼竿，送给他们。让他们到柳荫下去钓鱼，“日落时，登土山观晚霞夕照，随意联吟。”然后，这年轻的两个夫妇在太阳下山时候，钓完鱼，就跑到土山上。刚才说这是一个王爷府的废墟，里面肯定有假山，就跑到上面去看，看夕阳，看晚霞，然后是文人最拿手的：作诗，联句，你作一句我作一句，这样凑起来，联句。过去福州西湖还有“诗钟”，就是搞这个的，大家在一起以文相会，以文会友。那里面有这样的句子，“兽云吞落日，弓月弹流星”。他说，在那边看日落这个景象呢？夏天的云不是很多变化吗？白云峥嵘，变化得像野兽那样，把太阳给遮住了，遮住它，就是“吞落日”，把它生动化了，然后，月亮就上来了，是初月，这月牙像弓一样，那流星流过去，就像弓把它弹出去一样，这是写他们的观感，对生活的一种欣赏。“浴罢”，后来他们洗澡洗完了，那就“凉鞋、蕉扇，或坐或卧，听邻老谈因果报应事”，然后就很闲散地听隔壁老人家，说七说八，因果报应，他姑妄言之，我们姑妄听之，很随意的。“三鼓归卧，周体清凉，几不知身居城市矣”，几乎不知道自己已经在城市里边了。 这个美，在身边的简单的朴实的生活里。美，不一定要很奢华。满身珠宝或者住一个大别墅，一平方米一万块钱的那种房子，不一定要这样子，就在身边简单的朴实的生活里面去发现美。刚才讲，一根钓鱼竿，一个小土堆，他就得到无穷的乐趣。其实在这后面，我们可以体会到林语堂对小人物的关怀，长期的封建专制，使很多人在夹缝里生存，很多人处在很低层，他们要活，而且要活得有尊严，这是很不容易的。我们不能剥夺他们的快乐。他们没钱，也可以快樂，没有权势，也可以快乐。他就要讲到这些小人物，有些人以为小人物不会有闲适，不会有闲适的心情。
其实，他们是无意中把美当成富贵人的一种专利，其实，人，特别是小人物，他们有他们自己享受生活的方式。所以，这后面透露了林语堂新人文主义者的这么一种关怀，简单、悠闲的生活，是一种态度，人生态度，是一种针对纸醉金迷的现象。针对这种现象，是一种退烧的清凉药，在《生活的艺术》里面体现了能够实现人性的复归这么一种文学功能。所以《生活的艺术》一出来的时候就轰动了，在美国连续出版了四十几版，有英文的，法文的，德文的，意大利文的，巴西的，葡萄牙的，很多版本……风行半个世纪，不是风行五十天。人家说“各领风骚三五天”，它是风行了半个世纪！一直到1986年，巴西、丹麦、意大利，还在重版这本书，像瑞典，德国，到1987、1988年，都还在出这本书，这可以说是人文奇观，不容易。
我们可以看到刚才讲的，那两个相反的例子，一个是对中国讲西方，一个是对西方讲中国，其实里面是“中国心”和“西洋脑”的互动，形成一种张力，所以看起来是矛盾的东西，实际上是一体的。根据说的对象来决定它怎么说，所以有人比喻说，林语堂的“中国心”就像一块磁铁，外在的世界，纷纷扰扰，就像很多铁屑，不管你怎么杂乱，怎么矛盾百出，只要有这个“中国心”，这块磁铁，就能把它吸拢在一起，就把它吸拢起来。这个“磁场”在哪里？是在中国救亡图存的现实里边，它的背景是中国当时的时代背景，整个中国都在救亡图存。所以很多人忽略了他在讲“悠闲”。
其实，林语堂很关注这时中国的现实，哪怕在国外也是这样。写完这本书的时候，他就想把它翻译成中文，他是用英文写的，他就想叫一个中文特别好的人来替他翻译，然后在中国发表。他找了谁？找了郁达夫。大家知道，郁达夫的文笔非常好，跟他又是好朋友，他就要求他来翻译，并且自己介绍《京华烟云》。在介绍结尾部分的时侯，他是这么写的：
1938年的元旦，木兰陪着她的丈夫，跟她的女儿，在四十万的难民当中，载着一车的孤儿，一小车的孤儿，她一路的搜，搜那个孤儿，被人家遗弃的小孩，载了一车，向天台山进发，刚好碰到开赴前方的军队，万民欢呼之声，如裂帛，如洪涛，排山倒海而来，军士唱着“还我河山”之歌，河山响应，动天地而泣鬼神，易惨戚为悲壮，木兰心动神移。
一个弱女子，在逃难途中，自己都自顾不暇，还会收留那么一小车孤儿，木兰在战歌声中得到了一种升华，超越了前面所说的所谓的“儒道互补”，已经超越了，显出一种大气。什么是中国的“博大之气”？鲁迅说过：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才是民族大气之所在，虽然很可惜，林语堂在这方面，因为他所处的环境比较优越，而且在美国，他的收入也比较高，所以，他没有办法接触到中国的最底层，在这方面发挥不够。但他的“中国心”还在，他的眼光还是注视着中国，所以，他虽然不能自觉地去发扬、发现这股正气，但他毕竟感受到了。我认为这一点很要紧。我们如果无视林语堂的这颗拳拳的“中国心”，我们就不可能理解林语堂提倡幽默和对传统文化反思的意义，我们就很难客观地去评价他这么一个人。
好。今天就聊到这里，下回我们再接着聊。聊林语堂是一个世界公民的这个话题。
各位观众，再会！
比如他对旧中国，他把它比喻成“麻脸的东方美人”，脸上有斑点的东方美人。他说：这个美人远远的看过去，很娴雅很婀娜，就像观世音那样好看，甚至超过西方的圣母玛利亚，比她还好看。但是你走近一看，千疮百孔，令人神伤。他说中国就这样，远看好看，近看不行。当然，这里面内涵就比较丰富了，中国以这么个大国，这么一个五千年历史的古文明国家。她的积淀，她的整个文化体系，确实是很美的。但是现实呢？在当时作为一个积贫积弱的国家，所谓的“东亚病夫”，靠近中国看，她的现实又确实是千疮百孔。所以林语堂就带着这么一个心情，出于中国心，对外讲中国的时侯，他就强调东方文化的优越；出于西方这“西洋脑”的考虑，他对中国讲外国文化的时候，就揭中国国民性的伤疤，主张要西化。所以，他看起来是矛盾的，但又是统一的，是出于对中国的爱。但客观上又是用西方的东西来衡量，所以他对中国讲西方文化的时候，同样一个东西——中庸，“中庸之道”的中庸。他认为这就是国民的劣根性，他说中庸哲学就是中国人惰性的结晶，中国人惰性的结晶就是中庸、惰性、奴气、敷衍、忍耐、知足等品行，都是从中庸这边生发开来，衍生的。在他的名著《吾国与吾民》这本书里面，他说忍耐是三大恶劣的重要德行之一。
他举了一个例子：四川的军阀蛮不讲理，甚至预征三十年的赋税，就是将来三十年的赋税你今天都先交了，太不讲理了是吧？三十年后的赋税你今天都得交，但居然没有人挺身出来反抗，这就是忍耐。顺从暴君其实也是助纣为虐，忍耐如果少一点，可能受的苦难反而会少一些。所以他认为这是一个不好的德行，而根子就在宗法伦理。
关于宗法伦理、家族，林语堂说家族是训练这种忍耐品行的最好的学校，一个大家庭里面，公公婆婆、媳妇舅子、妹妹姐夫、老子儿子，有各种关系在里边，互相磨，朝夕与共。只要看《红楼梦》，巴金的《家》，再看林语堂的《京华烟云》，都写得淋漓尽致，把大家族里面的厉害关系、复杂关系，勾心斗角的关系，都写得非常深刻。你就看《京华烟云》里面的那个木兰，她是道家的女兒，但她又是儒家的儿媳妇，嫁到曾家去，一方面要屈从于包办婚姻，但是又要有通达这种性格来适应。曾家里面的三从四德，伦常秩序，最后达到一种贤惠这样一个标准，都是靠这个忍耐。
唐代有个宰相，叫张公艺，他一家四世同堂，一家百把口人，四代人都住在一起，这是很难的。当时的皇帝唐高宗，就很欣赏，问他说：你到底用什么方法来治家？这么大的一家子你怎么治？张公艺跟皇帝要了一张纸和一支笔，在上面写，写了半天，拿去交。皇帝一看，上面写了一百个字，其实就一个字：忍、忍、忍……忍了一百个，叫“百忍”。意思说，我治这个家没什么本事，就是忍耐，什么事都往肚里吞，宰相肚里能撑船不是？所以他把中国家庭的矛盾处理方式用一个字概括出来了。没有一个民族像我们这样，把“国家”两个字连成一体，我们说“国家”，不是指“家”，是指“国”，那“国”就是“国”，为什么叫“国家”，因国像家，国是家的放大，家是国的缩小，不一样是相似形吗？是相似形。所以你看，我们的皇帝跟老百姓的关系，叫君父，子民，甚至县官，我们也叫他父母官，都用家庭伦理关系作比喻。所以，就有这样一个现象：能治家，就能治国，你看刘邦的老婆吕后，还有光绪的母亲慈禧太后，这些人都是家庭主妇，又不是什么大政治家出身，结果她治起国来不是也把握得很牢吗？政权牢牢抓在手里，所以他就是这么一个特点，叫做“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也还是为了治家，而能够治家，就能够齐家，就能够治国。能够治国就能够平天下，所以，“家”作为一个核心，里面充分体现了中国文化的宗法伦理。宗法伦理像一张大网，将国家网成了一个人情世界，里面的人都是一种关系：伦常关系。
林语堂说中国文化乃是以人情为前提的文化，个人怎么定位呢？个人是为了家族的延续而存在，所以一个人，他的事业有成就，大家就说他荣宗耀祖。一个人出了名，大家就把他所在的地方跟他连在一起，韩愈出了名就叫昌黎韩愈，柳宗元就叫柳河东。西方人不一样，这个地方因为华盛顿很著名，就命名这个城市叫华盛顿；彼得大帝很著名，他替国家做了很多事，要纪念他，这个地方叫彼得堡。他们是反过来的，所以很多东西思维方向不一样。与其说中国是一盘散沙，还不如说是一袋马铃薯，为什么呢？他不是一个一个的个体，他是一团一团，一个家族一个家族，一个国，就像一个大袋子，把这个家族通通装在里面，当一个国家完整的时候，一袋子很完整、统一；要是国家乱了，就像袋子破了，这家族——小马铃薯，就一个一个滚出来。军阀割据，“皇帝”像沙子一样多，所以中国是一个人情世界，家族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过去旧的衙门，可能现在还能看到一些旧的县衙，悬在衙门上面的一个匾，写着“光明正大”但有的是写：“法、理、情”。就是说，要讲法律、王法，当然不是西方的法律，是王法，要讲理，还要讲情。其实这三个东西是很难凑在一起的，情和理，它就要求通融，因为合情不一定合理，合理不一定合情，更不要说合法，法刚好是不讲理、不讲情的。你犯了法，不管你什么原因，你杀了人就得抵命，你犯了哪一条就按哪一条处理。你同时要讲理、讲情、讲法，那就取消了法，法要网开一面，那还成法吗？所以，法制在这个伦理社会里就很难实行。 这里面就开了一个药方，林语堂这次开的是西药，他说医治此种弊病的对症良药很简单，只要给人民的公民权利以法律的保障就行了。爽爽快快地讲欧化，这也可以说是体现了林语堂的天真。他这个人，做诗人可能可以，做政治家不大行。为什么？他这个药方里少了很重要的一味药，叫什么？叫斗争，没斗争，谁给你这些东西？这不是与虎谋皮吗？你叫那些皇帝、大臣自己说把权利交给人民。这有可能吗？这是不可能的事情。这是林语堂用“西方脑袋”，来思考问题的一个例子。
那么，他对西方人讲中国文化的时候，就更突出他的中国心。在国外，他每周要替他的女儿补习中文两次，花了很多的时间和精力。结果他的女儿就很不理解，就问他我们在国外，为什么要花这么多时间来学习中文呢？林语堂就很严肃地回答她，说：“不为什么，就因为我们是中国人。”这个回答虽然简单但也很深沉。所以，他在对西方人讲中国文化时，就比较偏重于讲中国文化里面的优越性。比如，同样是这个中庸，他對西方人讲，就不像刚才那样的口吻，他劝西方人，做人要知足常乐，要退让，要行“中庸之道”。他说：中国自有顶天立地的文化在，不必样样效颦西洋，看到深处才明白中国人生哲学之伟大。他向西方人讲中国的人生哲学，以中国心来感受欧美，他很早就感受到了，西方工业社会中人的异化这么一个问题。然而，他反观中国文化，就发现，以中庸为核心的中国文化，并不是一无是处，即使是“中庸”这个东西，也不是都不对的。中庸、忍耐，他说是中华民族的弱点，虽然它是一个缺点，是一个弱点，但同时亦为生存之力量。他举了一个例子，他说陕西大饥荒的时候，农民非常艰苦，但是人人埋头苦干，而且有时还会莞尔一笑。过去十几年前读它，老实说，我没看懂，为什么这样写呢？甚至有点反感：中国农民那么苦，你还说“他会笑”，这什么意思？现在十几年后再读，掩卷而思，觉得是有他的道理。为什么？你看看我们现在，今天我们遍布全世界的企业家、商人、农民工，这些人在其他民族难以存活的地方，比如，西伯利亚和在战争中的中东，这些在其他民族觉得很难存活的地方。我们中国人不但存活下来，而且还能够发展，里面靠了很多东西，其一就是忍耐。中国人有很强的忍耐力。当然，这个转化有一个条件，就是背后要有一个能够勉励大家自强不息的强大的祖国在，那才行。所以，林语堂对这个中庸的看法，我觉得很有些道理，可以再思考。
林语堂对中国文化的悟性，特别表现在他的诗性思维。比如说苏东坡，在形容苏东坡时非常到位，他说苏东坡到处捕捉诗意的片刻，化为永恒。的确。你看苏东坡，确实是这么一个人，很平常的事，但他能捕捉到它美的地方，而且能够把它化为一种千古人人都朗诵，都欣赏的文章文字。比如《赤壁赋》，是苏东坡的代表作。开头是“月出于东山之上”，然后主客双方坐着小船，在长江上泛游，那段就写得很美。我们只看到一点点风景的细节，远在空白的水天内，两个小人影儿，在月夜闪亮的河上泛舟，从此，读者就迷失在那片气氛里。林语堂对苏东坡文章的美的诗意把握得很好，而且在传达的时侯能够非常到位，很细腻，所以他的文章很耐看。
林语堂的文章，你初看不一定觉得很好看，但现在有些东西就像我们喝茶一样，你要慢慢品，一大口一大杯的，就很难品。他的东西是在淡淡之中蕴藏着一些美的东西。他的诗性思维对西方讲中方的时候，有他的特色。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欧洲暴露了这种西方社会内在的矛盾，林语堂就想用中国文化怎么样去纠偏。他的《生活的艺术》《孔子的智慧》《老子的智慧》这几本书都是用英文写的，都是在宣传中国的文化，《生活的艺术》可以说是一炮打响，和西方人本身对自身的文化焦虑是有很大关系的。
林语堂提倡一种简朴的悠闲的生活方式，而追求物质生活的贪婪，就要用一种简朴的悠闲的生活来跟他对冲。有一个青年学者是这么说的：林语堂这个悠闲的“闲”，不但指空闲，还暗指自由的心灵， 自己能支配的那种独立的思想。我觉得他讲得很对，这个“闲”，不是单单说悠闲、空闲，这个悠闲里面，其实还指着心灵上的一种自由，能从容不迫地、自由地思考。他举了个例子，打一个比方，纽约曼哈顿，大家都知道那个地方是寸土寸金。那个地方有一个富婆，很有钱，她买了一大片地，但是不盖房子，中间盖了自己住的一个小房子，其他的地方都让它空闲着。他就很有感触：她这是真会生活，在闹区里买了这么大一块地方，不去盖摩天大楼，就让它空闲着，这空地的价值就在这里。他说我们精神上也需要一种“屋前的空地”，房屋前面的这种空地，你看我们的城市、小区、楼房，这座楼跟那座楼只有十来公尺距离，住得很压抑，没有一个空地。精神上更是这样，应该有个人能够自由思考的这么一块地。
其实林语堂所提出的那个问题，在当时，中国国内感受不是很深，但现在我们中国发展起来了，对这个水泥的森林，这么多的楼房，大概都有体会，好像空地就特别宝贵。人的精神也是这样，所以，林语堂所提出的问题，正是今天全球化所面临的一个问题。那这回他开什么药呢？这回他是抓中药，对我们中国的弊病他是开西药，全盘欧化。那这次，对西方就开中药，他说“中庸之道”和“乐天知命”应调和起来，提倡一种介于城市的徒然匆忙和完全逃避现实人生之间的东西。一方面是徒然的匆忙，一方面是逃避人生，就在这两端之间，既不是那样，也不是这样，就在中间。这样的一种悠闲的生活态度，他说只有丰富的心灵，有简朴的生活的爱好，对生财之道不太在心，这样的人，才有资格享受这样的悠闲的生活。他的悠闲，不是指无所事事，而是指刚才讲的这种生活，一种很简朴的生活。这次他举了陶渊明、苏东坡、袁中郎这些人为例，还举了《秋灯琐忆》《浮生六记》里面的女主人公秋英和芸，苏东坡、袁中郎，这些我们大家可能都多少知道一点。但是《秋灯琐忆》和《浮生六记》，可能大家不是那么熟悉，所以我今天就举个小例子来说说。
《浮生六记》里面的女主人公芸，她的丈夫是个穷画家，收入很少，家里也很贫穷，她又生病，就在这么一个背景里边，他们怎么生活？在一次大热天的时候，很热，他们就想去避暑，找个什么地方呢？有一个王爷府。这个大富豪的府第已经变成废墟了，空闲的地方，她就跟他们租了。租了个小房子，破房子，就在废墟上，准备在那边消暑。文章就这么说，租来的房子，是破破的，旧旧的，她就四壁糊以白纸，用这白纸往墙上一糊，顿觉改观，你看不是都白起来了，清洁起来了？“邻仅老夫妇二人，灌园为业”。邻居就是老两口，都是种菜为生的，“知余夫妇避暑于此，先来通勤，并钓池鱼，摘园蔬为馈。”——老两口听说两个人要来住，很高兴，就上门来把自己钓的鱼，池塘里面的鱼和自己种的一些瓜果采来送给他们，“偿其值不受，芸作鞋报之，始谢而受。”拿钱给老人，他们不要，那芸就把自己做的鞋送给他们，以劳动换劳动，他们就肯收了。这就写出邻居老两口是很朴实的。“时方七月”，这是七月最热的时候，“绿树荫浓，水面风来，蝉鸣括耳，邻老又为制鱼竿，与芸垂钓于柳荫深处”，他们的老邻居替他们作了个鱼竿，送给他们。让他们到柳荫下去钓鱼，“日落时，登土山观晚霞夕照，随意联吟。”然后，这年轻的两个夫妇在太阳下山时候，钓完鱼，就跑到土山上。刚才说这是一个王爷府的废墟，里面肯定有假山，就跑到上面去看，看夕阳，看晚霞，然后是文人最拿手的：作诗，联句，你作一句我作一句，这样凑起来，联句。过去福州西湖还有“诗钟”，就是搞这个的，大家在一起以文相会，以文会友。那里面有这样的句子，“兽云吞落日，弓月弹流星”。他说，在那边看日落这个景象呢？夏天的云不是很多变化吗？白云峥嵘，变化得像野兽那样，把太阳给遮住了，遮住它，就是“吞落日”，把它生动化了，然后，月亮就上来了，是初月，这月牙像弓一样，那流星流过去，就像弓把它弹出去一样，这是写他们的观感，对生活的一种欣赏。“浴罢”，后来他们洗澡洗完了，那就“凉鞋、蕉扇，或坐或卧，听邻老谈因果报应事”，然后就很闲散地听隔壁老人家，说七说八，因果报应，他姑妄言之，我们姑妄听之，很随意的。“三鼓归卧，周体清凉，几不知身居城市矣”，几乎不知道自己已经在城市里边了。 这个美，在身边的简单的朴实的生活里。美，不一定要很奢华。满身珠宝或者住一个大别墅，一平方米一万块钱的那种房子，不一定要这样子，就在身边简单的朴实的生活里面去发现美。刚才讲，一根钓鱼竿，一个小土堆，他就得到无穷的乐趣。其实在这后面，我们可以体会到林语堂对小人物的关怀，长期的封建专制，使很多人在夹缝里生存，很多人处在很低层，他们要活，而且要活得有尊严，这是很不容易的。我们不能剥夺他们的快乐。他们没钱，也可以快樂，没有权势，也可以快乐。他就要讲到这些小人物，有些人以为小人物不会有闲适，不会有闲适的心情。
其实，他们是无意中把美当成富贵人的一种专利，其实，人，特别是小人物，他们有他们自己享受生活的方式。所以，这后面透露了林语堂新人文主义者的这么一种关怀，简单、悠闲的生活，是一种态度，人生态度，是一种针对纸醉金迷的现象。针对这种现象，是一种退烧的清凉药，在《生活的艺术》里面体现了能够实现人性的复归这么一种文学功能。所以《生活的艺术》一出来的时候就轰动了，在美国连续出版了四十几版，有英文的，法文的，德文的，意大利文的，巴西的，葡萄牙的，很多版本……风行半个世纪，不是风行五十天。人家说“各领风骚三五天”，它是风行了半个世纪！一直到1986年，巴西、丹麦、意大利，还在重版这本书，像瑞典，德国，到1987、1988年，都还在出这本书，这可以说是人文奇观，不容易。
我们可以看到刚才讲的，那两个相反的例子，一个是对中国讲西方，一个是对西方讲中国，其实里面是“中国心”和“西洋脑”的互动，形成一种张力，所以看起来是矛盾的东西，实际上是一体的。根据说的对象来决定它怎么说，所以有人比喻说，林语堂的“中国心”就像一块磁铁，外在的世界，纷纷扰扰，就像很多铁屑，不管你怎么杂乱，怎么矛盾百出，只要有这个“中国心”，这块磁铁，就能把它吸拢在一起，就把它吸拢起来。这个“磁场”在哪里？是在中国救亡图存的现实里边，它的背景是中国当时的时代背景，整个中国都在救亡图存。所以很多人忽略了他在讲“悠闲”。
其实，林语堂很关注这时中国的现实，哪怕在国外也是这样。写完这本书的时候，他就想把它翻译成中文，他是用英文写的，他就想叫一个中文特别好的人来替他翻译，然后在中国发表。他找了谁？找了郁达夫。大家知道，郁达夫的文笔非常好，跟他又是好朋友，他就要求他来翻译，并且自己介绍《京华烟云》。在介绍结尾部分的时侯，他是这么写的：
1938年的元旦，木兰陪着她的丈夫，跟她的女儿，在四十万的难民当中，载着一车的孤儿，一小车的孤儿，她一路的搜，搜那个孤儿，被人家遗弃的小孩，载了一车，向天台山进发，刚好碰到开赴前方的军队，万民欢呼之声，如裂帛，如洪涛，排山倒海而来，军士唱着“还我河山”之歌，河山响应，动天地而泣鬼神，易惨戚为悲壮，木兰心动神移。
一个弱女子，在逃难途中，自己都自顾不暇，还会收留那么一小车孤儿，木兰在战歌声中得到了一种升华，超越了前面所说的所谓的“儒道互补”，已经超越了，显出一种大气。什么是中国的“博大之气”？鲁迅说过：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才是民族大气之所在，虽然很可惜，林语堂在这方面，因为他所处的环境比较优越，而且在美国，他的收入也比较高，所以，他没有办法接触到中国的最底层，在这方面发挥不够。但他的“中国心”还在，他的眼光还是注视着中国，所以，他虽然不能自觉地去发扬、发现这股正气，但他毕竟感受到了。我认为这一点很要紧。我们如果无视林语堂的这颗拳拳的“中国心”，我们就不可能理解林语堂提倡幽默和对传统文化反思的意义，我们就很难客观地去评价他这么一个人。
好。今天就聊到这里，下回我们再接着聊。聊林语堂是一个世界公民的这个话题。
各位观众，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