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使一位当今考古学者见告：他慧眼独具，在行色匆匆的都市发现了又一个“庄子”，我对这个活着的“庄子”是表示哪种心情更为恰切呢？早在三十多年前的一九五八年，毛泽东同志就曾“欣然命笔”道：“六亿神州尽舜尧”，那数目又何止一个，气魄已宏大在先了。
　　我不禁自问，我们赞词中为何有那么多的“当代的李白”、“中国的莎士比亚”的用语(杜甫夸李白也将之比作古人，好像说李白是庾信、鲍照这两位不世之人的再生)。连西方的某些文化人都不能免俗，记得在一九九一年，他们面对剪纸作品说吕胜中是“中国的马蒂斯”(而在本世纪三十年代徐悲鸿先生将之称作“马踢死”，他们就不知道了)。这个逻辑一旦确立，中国也就应有尽有了外国应有尽有的名人，今天也就应有尽有了古代应有尽有的成绩。
　　要想使这套说法更为丰富，是不是也该增加点逆向的语式，诸如——英国的曹雪芹啦、唐代的汪国真啦、纽约的王府井啦、肯德基家乡鸡店里的贾桂啦(他还是那句老话：“站惯了，不想坐。”)、天堂与地狱之际的孔孟之道啦、阿根廷的国安队啦……不一而足。当然，上述逻辑就是“隔代双胞胎”与“隔界双胞胎”的再生之父母。
　　中国的福科也好，当代的庄子也罢，即便承蒙高邀并有幸与之闲谈，他们又能告诉我们什么更新的思想呢？同样，中国的杰夫·昆斯(Jeff Koons)和当代的董其昌，会给我们更新的激情吗？中国的格林伯格(ClementGreenberg)和当代的李贽，会给我们提出更有趣的问题吗？中国的阿道尔流或当代的寒山，有助于我们的思想创造吗？
　　扮身林立的丰富、旧魂附体的灿烂，若能装饰我们的多元心肠和宽容情怀，那就属于功能的转化或升华了，这又有什么不妥呢！但真赝勘察并非易事。“投胎”是生生不息的吉兆，“复活”是得天独厚的举证。鲁迅也有过“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的辞谓，那实在是一种归类，中含贬斥。一如现在中国人常说的“你真阿Q！”
　　冠之以“新”的前缀，则意思就略为复杂，在西方有新柏拉图、新康德等，在中国则有新阿Q、新包青天等。如以鉴古的眼光来看，似乎不属于摹临，而属于仿造之类，与“华佗再造丸”旨意有些不同。当年欧洲殖民主义者眼中的“新大陆”虽与东晋时的“侨置郡县”本质不同，但在取名时的怀乡与恋旧之间也有部分的重合。
　　过去读《坛经》，很佩服慧能祖师，他的那些胡说曾牵发过我空前的玄想。但一读《古尊宿语录》就兴味索然，觉得那不过是不同时段的诸多“当今之慧能”在喋喋不休而已。这可以互证人们看杜桑“小便池”艺术与杜桑之后的某些现成品艺术的同感。
　　有位很好的朋友，曾向我提及一位旅日韩国现代艺术家。他的一件作品既简单又深奥，一笔直下，先是浓墨，再是飞白，绵延不止，待飞白消失之后，无痕之笔依然从画布上划过，最终归于一片空寂。这是“禅”的艺术，听后略为震动。最近又听到徐冰谈及宋冬的一件作品，在冬天对着一块广场上的地砖不断哈气，直至结成一小片薄冰，据说也是“禅”的艺术，听来总有那么点“淡淡的狠”之感。这在西方似乎是“大师级”的作品啦，然而一旦套用“中国的某某”、“当代的某某”，那原有的心境就会顿时塌陷。语言或者说法真是一位成也此公败也此公的“当今的萧何”。
　　台湾的罗青说过这样的意思：中国有些话是反着说的，被人们说得最多的“算啦、算啦”其实是表示“不算”或“无须算”的事实。说你“不算数”是表示要跟你“算算账”。一旦把文化说成“苦旅”，那心情是何等的快慰呀！中国的“隐士”之名最成问题，要是用拙劣的英美式的现代汉语来译它，不就成了“藏起来的官僚”了吗！这并不太可笑。当你看到诸如这样的字句“著名的隐士”时，那就真要“笑”贯山河了。
　　
　　 一九九六年七月二十六日于南湖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