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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作为西方新马克思主义者的大卫·哈维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在空间化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框架内，阐明了文化现象中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沿革，并将时间、空间与资本主义的资本运作结合起来分析，认为后现代性是新一轮时空压缩的体验，而后现代主义则是一种都市体验，一种文化美学的转向。
关键词：《后现代状况》；大卫·哈维；后现代主义
一、文化转变中的后现代性
话语、叙事、文化研究词语的频繁使用，表明哈维仍处于后现代理论家们的叙事语境中，但他试图用一种文化美学来建构，在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差异中探索仍处在剧烈变化的特质。分裂、不确定性、对一切普遍的或“总体的”话语的强烈不信任是现代主义沿用下来的特质，也是成为后现代主义思想的标志。因此，无论如何后现代的言说还是得从现代主义开始。
在启蒙思想家那里，现代主义是一种启蒙规划而进入理论研究的视野，并且是一种非凡的知识上的努力，它可以运用于追求人类的解放和丰富日常生活，并通过这样的规划揭示出全人类的普遍的、永恒的和不变的特质。现代主义在启蒙理性的被发现和被运用的过程中得到展现，启蒙理性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社会的发展，但人们并没有估计到其反面。随着两次世界大战以及核武器所带来的瞬间毁灭感，启蒙运动的规划注定要转而反对它自身，并以人类解放的名义把人类的解放追求变成一种压迫的体系，这就是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中的命题。因此启蒙运动的规划最终发展引导人类进入到一个卡夫卡式的世界中。对这种启蒙运动的反思，现代主义规划变成了一种“创造性破坏”过后的浮士德似的悲剧，现代主义在寻找语言作为其独特的表达方式时，其词语的隐喻、符号、混乱就使得变成了一种自我指涉的结构。如果现代主义在通过时间及其一切流变的特质固定下来的过程中对永恒的一面进行揭示，那么对于建筑师来说，则是用“空间术语构想出来时代意志”，而其它的艺术形式多采用蒙太奇、拼贴等效果来创造一种共时的效果。此外，这种审美判断本身的短暂与流变也加快了审美方式的变化。各种艺术形式相继产生，变成了本雅明所称的那种“有韵味的艺术”。因此，现代性是一种独特的时空的体验，尤其在现代都市中，现代主义亦是一种独特的都市体验。
现代性的双重性影响着现代性的稳固性，为现代性向后现代性过渡提供了契机，哈維认为后现代主义是一种新的“情感结构”，与其他后现代主义理论家关注现代主义的思想情感或许可以被破坏、解构、超越或回避不同，哈维关注的是后现代主义可以替代现代性的思想体系的连贯性和确信的意义。他以哈桑的“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之间的纲要性差异”为底稿进行后现代主义的分析，作者虽然不完全赞同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元素之间简单的二元对立，但它可以涵盖诸多理论家的后现代主义的观点，比如尼采所强调的现代生活的深度的混乱以及人们在理性思想面前的难以应付，福柯“权利——话语”结构的多元化，试图在现代性较少被发现的文化现象（疯癫、规训等）背后找出其隐含的权力话语。以及利奥塔将后现代主义界定为“对元叙事的怀疑”，特别是作为解构主义的理论方法和大众文化的兴盛都从某个侧面展示了含混的后现代主义的某些特质。后现代主义不是现代主义的激变而来的，哈维引用了许森斯谨慎的说明，“‘后现代’这个词语实际上所指的感受性方面的一种变化，至少就目前来说，它是完全适当的。”“我不想被人误解为声称有一种文化、社会与经济秩序的大规模的示例性转移；任何这样的声称显然都是夸张。但是，在我们的文化的一个重要的部门里，却有感受性、实践活动与话语构成方面的一种值得主义的转移，它使后现代的一套设想、体验与主张有别于前一个时期。”因此后现代主义对这种转移的把握还需要从文化美学方面进行梳理。哈维在总体评价后现代主义时，他认为后现代主义倾向于“对差异的关注、对交流之困难的关注，对利益、文化、场所及类似东西的复杂性与细微差别的关注”，哈维还认为后现代主义还倾向于对“他者”的关注。所以在现代性与后现代主义的比较中，哈维得出自己的结论：
在现代主义广泛的历史与被称为后现代主义的运动之间更多的是连续性，而不是差别。在我看来更明显的是，把后者看成是前者内部的一种特定危机，一种突出了波德莱尔所阐述的分裂、短暂和混乱一面的危机，同时又表达了对于一切特定处方的深刻怀疑态度，正如怀疑应当如何设想、表达或表现永恒与不变一样。
二、资本积累方式转变中的后现代主义
作为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哈维试图在现代性的唯一确定的东西背后找到产生这样一种状况的各种社会力量。在他看来，20世纪晚期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的转变为后现代提供了政治经济根源。哈维将后现代主义视为一种地理现象主要是基于资本的空间转移因素所带来的空间状况的改变。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历史地理的状况，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文化上的转移都是一种新的积累体制的转变，从而在这种转变中形成一种新的时空体验。
哈维将这种新的积累体制称为“灵活积累”，它依靠劳动过程、劳动力市场、产品和消费模式有关的灵活性来克服福特主义大规模生产体系中长期投资的刻板、劳动市场的刻板、商品生产模式的刻板，以全新的生产部门、提供经融服务的新方式、新的市场为主要特征的小规模、多层次的生产来代替福特主义的大规模生产，以非全日制、临时的或转包劳动安排制度来代替福特主义的常规就业，在此过程中，家庭和妇女的角色也扮演着比较重要的角色。灵活积累下的小批量生产和转变具有绕过福特主义体制的刻板，满足更大范围内的市场的需求，包括快速变化的需求优点。如小米手机只有研发和和技术团队一样，生产采取外包制度。这种模式以消费为导向并能够实现产品的更新换代。福特主义的过度积累体制已不适应资本主义的发展的需要，新的灵活积累适用了这样的需要，并缩短了资本周转的时间，尤其是在消费领域，灵活积累更密切关注变化着是时尚、调动一切引诱需求的技巧和他们所包涵的文化转变。“福特主义的现代主义相对稳定的美学，已经让位于后现代主义美学的一切骚动、不稳定和短暂的特质，这种美学赞美差异、短暂、表演、时尚和各种文化形式的商品化”。从1970年后，资本主义“正在经历一种历史的转变”，哈维认为转变的逻辑很难从理论上把握住，唯一的共识就是“1970年左右以来在资本主义一直起作用的方面有了一些显著的变化”，221从福特主义到灵活积累大致能够涵盖这些显著的变化，因为“主要是通过空间和时间上的转移，福特主义的积累体制才在战后长期繁荣期间解决了过度积累的问题。因此，福特主义的危机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被解释为耗尽了处理过度积累问题的那些选择。” 简而言之，福特主义解决了战前的过度积累并在现代空间巨变的过程中自身也变成了一种过度积累。因此，“福特主义的危机更多地是一种地理上和地理政治上的危机，因为它是任何特定民族国家内部的一种负债、阶级斗争或企业停滞的危机。” 如何理解福特主义是一种政治地理的危机，又如何去解决这样的危机呢？哈维在概括哈拉尔、拉希和厄里、斯温格多夫关于转变的解释过后，他倾向于斯温格多夫的调节学派关于福特主义和灵活积累的描述，但是他认为调节学派缺乏对于转变的机制与逻辑的详细理解。如何获得详细的理解，哈维认为必须从整体上论述资本主义的根本逻辑，尤其是马克思“从整体上建立起了一种关于资本主义的理论。”由此，“返回到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变的要素和各种关系’之上，看看在所有表面泡沫与短暂性、分裂与混乱之下它们无所不在的程度，从而看看当今政治经济的特征。”由此，哈维在《资本的限度》中分析了资本主义生存模式，得出了和马克思主义相类似的论点：过度积累的趋势在资本主义之下决不可能被消除。因此，资本主义始终处于调控之中，哈维列举了三种选择：第一是商品、生产力、货币价值的贬值，从而获得生产力的重新恢复；第二是宏观经济调控抑制过度积累，但并不长久有效；第三是通过时间和空间的转移而“吸收过度积累”。找哈维看来，他倾向于时空转移过度积累，时间转移就是加快周转时间，以灵活的投资，尤其是虚拟资本的介入来代替福特主义的固定投资；空间转移就是通过资本的地理流动来吸收过量的资本和廉价的劳动力，过度积累的问题就变成“空间修复的问题”；时空转移所带来的是全球化的深化，资本主义的积累危机通过时间和空间转移能够缓解过度积累所带来的生产力的破坏。当然，哈维也看到了灵活积累并不能带来一劳永逸的资本主社会的稳定，他认为在灵活积累的过程中需要注意信用问题以及21世纪还会“重新安排危机的时间表”来激发彻底重建空间结构。此后他在《资本之谜》中还讨论到了2008年的经融危机发生状况更复杂，但危机的最基本的原因还是流动性过剩造成的。因此，哈维认为福特主义是一种时间和空间形式的危机，只不过还得对这种“变化着的对时间和空间的体验，至少部分构成了向后现代主义的文化实践与哲学话语的冲击性转折的基础” 248进行分析。
三、新一轮时空压缩的后现代
空间和时间是人类存在的基本范畴，按理说，人们应该首先关注的是空间问题，因为“地理学的空间概念建立在经验之上。在部分上对于地理学家工作其间的整个社会来说，经验是普遍的。因此它取决于亲身的实际经验和特定的社会中积累起来的文化阅历”，但是随着资本主义发展动力资本循环与积累的介入，时间问题在资本主义发展的社会状况中得到更大程度地重视。“时间对于我们自身概念和存在概念的重要性，加上显然不可避免的时间流包围着直到死亡，似乎无法可想地加在人类条件上，使得时间的问题成为一个深刻的情感问题。”对于资本来说，时间则是一种“全球范围内的标准化”问题，时空虚化为“社会活动有关的再结合提供了基础。”时间和空间问題在资本发展扮演者重要的作用，由此体现在后现代的状态中则是一种独特的体验。
在哈维看来，“对社会生活中的空间和时间加以描述，以便突出政治——经济与文化过程中之间的物质联系”，尤其是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之间的沿革，现代主义的使命是“在一个短暂与分裂的世界里为空间和时间创造新的意义”，后现代主义更应如此，因此“探索后现代主义与经过空间和时间体验的中介而从福特主义向更为灵活积累的资本主义积累方式转变之间的联系”更为必要。在马克思主义者哈维看来，“既然资本主义已经成了（并将继续成为）一种革命性的生产方式，社会再生产的物质实践活动和过程在其中始终变化，因而结果必然是时间与空间的客观品质及其意义也在变化”资本作为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和诉求，“金钱（资本）可以被用来控制时间和空间，反过来，控制时间和空间可以反过来变为对金钱（资本）的控制。”因此，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都是资本在时间和空间中的反映，现代主义是一种时空体验，而后现代主义则是新一轮时空压缩状况。
“时空压缩”是什么？哈维从影响方面为我们描述了“时空压缩”的状态：“最近这20年（1970年为起始）来我们一直在经历一个时空压缩的紧张状态，它对政治经济实践、阶级力量的平衡以及文化和社会生活已经具有了一种使人迷惑的和破坏性的影响。”灵活积累的资本在生产过程中利用新形式和新技术来避免福特主义的刻板，加快周转时间，以及通过小规模、灵活生产来抵消福特主义的大规模生产。反映在消费领域中，时空压缩需要相应的“加速交换与消费”所带来的及时的时尚消费和服务消费，带来了“对后现代的思维、感受、和行为方式具有特殊影响”，其一是“强调了时尚、产品、生产技术、劳动过程、各种观念和意识形态、价值观和既定实践活动的易变性与短暂性。”突出影响是造成了“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的感觉；其二是生产的即刻性带来的消费的迅速更新，“一次性物品”的消费，“意味着不止是扔掉生产出来的产品而且也意味着可以扔掉价值观、生活方式、稳定的关系、对事物的依恋、建筑物、场所、民族、已接受的行为和存在方式”，甚至在鲍德里亚看来，资本主义消费生产主要是关注符号、形象和符号系统的生产，而不是关注商品本身因此，“如果变化着的对于空间与时间的体验，与现代主义的诞生及其迷乱地从时空关系的这一边徘徊到另一边有着很大的关系。”那么，“后现代主义是对空间与时间的一系列新体验的某种回应，是新一轮的‘时空压缩’的主张。”
四、转向美学的后现代
与时空压缩的破坏性状态相对应的后现代则是一个极度混乱和不稳定的时期，社会在追求经济增长的过程中极度分裂。如何弥补18世纪依赖科学知识与道德批判分开以来的裂痕就成理论家思索的命题，如康德通过审美判断力来连接纯粹理性世界和实践理性世界，完成“从自然诸概念的领域达到自由概念的领域的过渡”一样。哈维认为转向美学，转向解释与积极斗争的文化力量才能应对过度积累危机周期性循环状况。而在时空压缩的回应中，无论是解构主义的能指游戏、去深度、抛弃宏大叙事都在美学上有所体现。但是哈维似乎意识到美学在反映后现代状况走得更远势必会出现回转的趋势，以解构主义为例，解构主义在把知识和意义变成一堆能指的碎片过后回归到现实主义的伦理学。对差异、短暂、及时性的追求是现代性的主要特征，但是在这种差异性极度分延过后亦是一种普遍性的体现，因此，“后现代状况正在经历一次微妙的转变，或许达到了自我分解为某种不同东西的一个点”。
哈维经过对福特主义向灵活积累的转变分析过程中，厘清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之间的关系，后现代主义与现代主义不是分裂而是延续。现代主义是一种启蒙规划，后现代主义亦是如此。“经历过第一次复兴之后，我们可以开始把后现代主义理解为一种历史——地理状况。在这种批判的基础之上，有可能发动一场叙事反对形象、伦理学反对美学、规划‘形成’而不是规划‘存在’的反攻，并在差异内部寻求一致，尽管是一种清楚地理解了形象与美学的力量、时空压缩的各种问题以及地理政治学和他者之意义的语境之中。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复兴，的确可以促进坚持一种新的启蒙规划的观点。”
哈维的《后现代状况》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理解后现代主义的视角，从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所起，来解释后现代却能让我们抓住一些理论变化的实质。此外空间问题亦是一个比较深刻的问题，尤其是在现代技术发展过程中，我们也许再也感受不到了古人的那种乡愁，但是这种时空变化却也给我们带来了深刻的体验，至于好坏，我们是不能对其简单评价的，就像我们必将步入后现代一样。哈维给予我们的就是一种时空体验的后现代，当然更多的是一种文化变化中的后现代。
参考文献：
[1] 大卫·哈维 后现代状况——对文化变迁之缘起的研究 商务印书馆，2003.
[2] 大卫·哈维 资本之谜——人人需要知道的资本主义真相电子工业出版社，2011.
[3] 大卫·哈维 地理学中的解释 商务印书馆，1996.
[4] 安东尼·吉登斯 现代性的后果 译林出版社，2011.
作者简介：谢楚印（1988—），男，土家族，湖北武汉人，助教，研究生，研究方向：文学教育。
关键词：《后现代状况》；大卫·哈维；后现代主义
一、文化转变中的后现代性
话语、叙事、文化研究词语的频繁使用，表明哈维仍处于后现代理论家们的叙事语境中，但他试图用一种文化美学来建构，在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差异中探索仍处在剧烈变化的特质。分裂、不确定性、对一切普遍的或“总体的”话语的强烈不信任是现代主义沿用下来的特质，也是成为后现代主义思想的标志。因此，无论如何后现代的言说还是得从现代主义开始。
在启蒙思想家那里，现代主义是一种启蒙规划而进入理论研究的视野，并且是一种非凡的知识上的努力，它可以运用于追求人类的解放和丰富日常生活，并通过这样的规划揭示出全人类的普遍的、永恒的和不变的特质。现代主义在启蒙理性的被发现和被运用的过程中得到展现，启蒙理性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社会的发展，但人们并没有估计到其反面。随着两次世界大战以及核武器所带来的瞬间毁灭感，启蒙运动的规划注定要转而反对它自身，并以人类解放的名义把人类的解放追求变成一种压迫的体系，这就是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中的命题。因此启蒙运动的规划最终发展引导人类进入到一个卡夫卡式的世界中。对这种启蒙运动的反思，现代主义规划变成了一种“创造性破坏”过后的浮士德似的悲剧，现代主义在寻找语言作为其独特的表达方式时，其词语的隐喻、符号、混乱就使得变成了一种自我指涉的结构。如果现代主义在通过时间及其一切流变的特质固定下来的过程中对永恒的一面进行揭示，那么对于建筑师来说，则是用“空间术语构想出来时代意志”，而其它的艺术形式多采用蒙太奇、拼贴等效果来创造一种共时的效果。此外，这种审美判断本身的短暂与流变也加快了审美方式的变化。各种艺术形式相继产生，变成了本雅明所称的那种“有韵味的艺术”。因此，现代性是一种独特的时空的体验，尤其在现代都市中，现代主义亦是一种独特的都市体验。
现代性的双重性影响着现代性的稳固性，为现代性向后现代性过渡提供了契机，哈維认为后现代主义是一种新的“情感结构”，与其他后现代主义理论家关注现代主义的思想情感或许可以被破坏、解构、超越或回避不同，哈维关注的是后现代主义可以替代现代性的思想体系的连贯性和确信的意义。他以哈桑的“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之间的纲要性差异”为底稿进行后现代主义的分析，作者虽然不完全赞同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元素之间简单的二元对立，但它可以涵盖诸多理论家的后现代主义的观点，比如尼采所强调的现代生活的深度的混乱以及人们在理性思想面前的难以应付，福柯“权利——话语”结构的多元化，试图在现代性较少被发现的文化现象（疯癫、规训等）背后找出其隐含的权力话语。以及利奥塔将后现代主义界定为“对元叙事的怀疑”，特别是作为解构主义的理论方法和大众文化的兴盛都从某个侧面展示了含混的后现代主义的某些特质。后现代主义不是现代主义的激变而来的，哈维引用了许森斯谨慎的说明，“‘后现代’这个词语实际上所指的感受性方面的一种变化，至少就目前来说，它是完全适当的。”“我不想被人误解为声称有一种文化、社会与经济秩序的大规模的示例性转移；任何这样的声称显然都是夸张。但是，在我们的文化的一个重要的部门里，却有感受性、实践活动与话语构成方面的一种值得主义的转移，它使后现代的一套设想、体验与主张有别于前一个时期。”因此后现代主义对这种转移的把握还需要从文化美学方面进行梳理。哈维在总体评价后现代主义时，他认为后现代主义倾向于“对差异的关注、对交流之困难的关注，对利益、文化、场所及类似东西的复杂性与细微差别的关注”，哈维还认为后现代主义还倾向于对“他者”的关注。所以在现代性与后现代主义的比较中，哈维得出自己的结论：
在现代主义广泛的历史与被称为后现代主义的运动之间更多的是连续性，而不是差别。在我看来更明显的是，把后者看成是前者内部的一种特定危机，一种突出了波德莱尔所阐述的分裂、短暂和混乱一面的危机，同时又表达了对于一切特定处方的深刻怀疑态度，正如怀疑应当如何设想、表达或表现永恒与不变一样。
二、资本积累方式转变中的后现代主义
作为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哈维试图在现代性的唯一确定的东西背后找到产生这样一种状况的各种社会力量。在他看来，20世纪晚期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的转变为后现代提供了政治经济根源。哈维将后现代主义视为一种地理现象主要是基于资本的空间转移因素所带来的空间状况的改变。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历史地理的状况，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文化上的转移都是一种新的积累体制的转变，从而在这种转变中形成一种新的时空体验。
哈维将这种新的积累体制称为“灵活积累”，它依靠劳动过程、劳动力市场、产品和消费模式有关的灵活性来克服福特主义大规模生产体系中长期投资的刻板、劳动市场的刻板、商品生产模式的刻板，以全新的生产部门、提供经融服务的新方式、新的市场为主要特征的小规模、多层次的生产来代替福特主义的大规模生产，以非全日制、临时的或转包劳动安排制度来代替福特主义的常规就业，在此过程中，家庭和妇女的角色也扮演着比较重要的角色。灵活积累下的小批量生产和转变具有绕过福特主义体制的刻板，满足更大范围内的市场的需求，包括快速变化的需求优点。如小米手机只有研发和和技术团队一样，生产采取外包制度。这种模式以消费为导向并能够实现产品的更新换代。福特主义的过度积累体制已不适应资本主义的发展的需要，新的灵活积累适用了这样的需要，并缩短了资本周转的时间，尤其是在消费领域，灵活积累更密切关注变化着是时尚、调动一切引诱需求的技巧和他们所包涵的文化转变。“福特主义的现代主义相对稳定的美学，已经让位于后现代主义美学的一切骚动、不稳定和短暂的特质，这种美学赞美差异、短暂、表演、时尚和各种文化形式的商品化”。从1970年后，资本主义“正在经历一种历史的转变”，哈维认为转变的逻辑很难从理论上把握住，唯一的共识就是“1970年左右以来在资本主义一直起作用的方面有了一些显著的变化”，221从福特主义到灵活积累大致能够涵盖这些显著的变化，因为“主要是通过空间和时间上的转移，福特主义的积累体制才在战后长期繁荣期间解决了过度积累的问题。因此，福特主义的危机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被解释为耗尽了处理过度积累问题的那些选择。” 简而言之，福特主义解决了战前的过度积累并在现代空间巨变的过程中自身也变成了一种过度积累。因此，“福特主义的危机更多地是一种地理上和地理政治上的危机，因为它是任何特定民族国家内部的一种负债、阶级斗争或企业停滞的危机。” 如何理解福特主义是一种政治地理的危机，又如何去解决这样的危机呢？哈维在概括哈拉尔、拉希和厄里、斯温格多夫关于转变的解释过后，他倾向于斯温格多夫的调节学派关于福特主义和灵活积累的描述，但是他认为调节学派缺乏对于转变的机制与逻辑的详细理解。如何获得详细的理解，哈维认为必须从整体上论述资本主义的根本逻辑，尤其是马克思“从整体上建立起了一种关于资本主义的理论。”由此，“返回到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变的要素和各种关系’之上，看看在所有表面泡沫与短暂性、分裂与混乱之下它们无所不在的程度，从而看看当今政治经济的特征。”由此，哈维在《资本的限度》中分析了资本主义生存模式，得出了和马克思主义相类似的论点：过度积累的趋势在资本主义之下决不可能被消除。因此，资本主义始终处于调控之中，哈维列举了三种选择：第一是商品、生产力、货币价值的贬值，从而获得生产力的重新恢复；第二是宏观经济调控抑制过度积累，但并不长久有效；第三是通过时间和空间的转移而“吸收过度积累”。找哈维看来，他倾向于时空转移过度积累，时间转移就是加快周转时间，以灵活的投资，尤其是虚拟资本的介入来代替福特主义的固定投资；空间转移就是通过资本的地理流动来吸收过量的资本和廉价的劳动力，过度积累的问题就变成“空间修复的问题”；时空转移所带来的是全球化的深化，资本主义的积累危机通过时间和空间转移能够缓解过度积累所带来的生产力的破坏。当然，哈维也看到了灵活积累并不能带来一劳永逸的资本主社会的稳定，他认为在灵活积累的过程中需要注意信用问题以及21世纪还会“重新安排危机的时间表”来激发彻底重建空间结构。此后他在《资本之谜》中还讨论到了2008年的经融危机发生状况更复杂，但危机的最基本的原因还是流动性过剩造成的。因此，哈维认为福特主义是一种时间和空间形式的危机，只不过还得对这种“变化着的对时间和空间的体验，至少部分构成了向后现代主义的文化实践与哲学话语的冲击性转折的基础” 248进行分析。
三、新一轮时空压缩的后现代
空间和时间是人类存在的基本范畴，按理说，人们应该首先关注的是空间问题，因为“地理学的空间概念建立在经验之上。在部分上对于地理学家工作其间的整个社会来说，经验是普遍的。因此它取决于亲身的实际经验和特定的社会中积累起来的文化阅历”，但是随着资本主义发展动力资本循环与积累的介入，时间问题在资本主义发展的社会状况中得到更大程度地重视。“时间对于我们自身概念和存在概念的重要性，加上显然不可避免的时间流包围着直到死亡，似乎无法可想地加在人类条件上，使得时间的问题成为一个深刻的情感问题。”对于资本来说，时间则是一种“全球范围内的标准化”问题，时空虚化为“社会活动有关的再结合提供了基础。”时间和空间问題在资本发展扮演者重要的作用，由此体现在后现代的状态中则是一种独特的体验。
在哈维看来，“对社会生活中的空间和时间加以描述，以便突出政治——经济与文化过程中之间的物质联系”，尤其是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之间的沿革，现代主义的使命是“在一个短暂与分裂的世界里为空间和时间创造新的意义”，后现代主义更应如此，因此“探索后现代主义与经过空间和时间体验的中介而从福特主义向更为灵活积累的资本主义积累方式转变之间的联系”更为必要。在马克思主义者哈维看来，“既然资本主义已经成了（并将继续成为）一种革命性的生产方式，社会再生产的物质实践活动和过程在其中始终变化，因而结果必然是时间与空间的客观品质及其意义也在变化”资本作为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和诉求，“金钱（资本）可以被用来控制时间和空间，反过来，控制时间和空间可以反过来变为对金钱（资本）的控制。”因此，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都是资本在时间和空间中的反映，现代主义是一种时空体验，而后现代主义则是新一轮时空压缩状况。
“时空压缩”是什么？哈维从影响方面为我们描述了“时空压缩”的状态：“最近这20年（1970年为起始）来我们一直在经历一个时空压缩的紧张状态，它对政治经济实践、阶级力量的平衡以及文化和社会生活已经具有了一种使人迷惑的和破坏性的影响。”灵活积累的资本在生产过程中利用新形式和新技术来避免福特主义的刻板，加快周转时间，以及通过小规模、灵活生产来抵消福特主义的大规模生产。反映在消费领域中，时空压缩需要相应的“加速交换与消费”所带来的及时的时尚消费和服务消费，带来了“对后现代的思维、感受、和行为方式具有特殊影响”，其一是“强调了时尚、产品、生产技术、劳动过程、各种观念和意识形态、价值观和既定实践活动的易变性与短暂性。”突出影响是造成了“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的感觉；其二是生产的即刻性带来的消费的迅速更新，“一次性物品”的消费，“意味着不止是扔掉生产出来的产品而且也意味着可以扔掉价值观、生活方式、稳定的关系、对事物的依恋、建筑物、场所、民族、已接受的行为和存在方式”，甚至在鲍德里亚看来，资本主义消费生产主要是关注符号、形象和符号系统的生产，而不是关注商品本身因此，“如果变化着的对于空间与时间的体验，与现代主义的诞生及其迷乱地从时空关系的这一边徘徊到另一边有着很大的关系。”那么，“后现代主义是对空间与时间的一系列新体验的某种回应，是新一轮的‘时空压缩’的主张。”
四、转向美学的后现代
与时空压缩的破坏性状态相对应的后现代则是一个极度混乱和不稳定的时期，社会在追求经济增长的过程中极度分裂。如何弥补18世纪依赖科学知识与道德批判分开以来的裂痕就成理论家思索的命题，如康德通过审美判断力来连接纯粹理性世界和实践理性世界，完成“从自然诸概念的领域达到自由概念的领域的过渡”一样。哈维认为转向美学，转向解释与积极斗争的文化力量才能应对过度积累危机周期性循环状况。而在时空压缩的回应中，无论是解构主义的能指游戏、去深度、抛弃宏大叙事都在美学上有所体现。但是哈维似乎意识到美学在反映后现代状况走得更远势必会出现回转的趋势，以解构主义为例，解构主义在把知识和意义变成一堆能指的碎片过后回归到现实主义的伦理学。对差异、短暂、及时性的追求是现代性的主要特征，但是在这种差异性极度分延过后亦是一种普遍性的体现，因此，“后现代状况正在经历一次微妙的转变，或许达到了自我分解为某种不同东西的一个点”。
哈维经过对福特主义向灵活积累的转变分析过程中，厘清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之间的关系，后现代主义与现代主义不是分裂而是延续。现代主义是一种启蒙规划，后现代主义亦是如此。“经历过第一次复兴之后，我们可以开始把后现代主义理解为一种历史——地理状况。在这种批判的基础之上，有可能发动一场叙事反对形象、伦理学反对美学、规划‘形成’而不是规划‘存在’的反攻，并在差异内部寻求一致，尽管是一种清楚地理解了形象与美学的力量、时空压缩的各种问题以及地理政治学和他者之意义的语境之中。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复兴，的确可以促进坚持一种新的启蒙规划的观点。”
哈维的《后现代状况》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理解后现代主义的视角，从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所起，来解释后现代却能让我们抓住一些理论变化的实质。此外空间问题亦是一个比较深刻的问题，尤其是在现代技术发展过程中，我们也许再也感受不到了古人的那种乡愁，但是这种时空变化却也给我们带来了深刻的体验，至于好坏，我们是不能对其简单评价的，就像我们必将步入后现代一样。哈维给予我们的就是一种时空体验的后现代，当然更多的是一种文化变化中的后现代。
参考文献：
[1] 大卫·哈维 后现代状况——对文化变迁之缘起的研究 商务印书馆，2003.
[2] 大卫·哈维 资本之谜——人人需要知道的资本主义真相电子工业出版社，2011.
[3] 大卫·哈维 地理学中的解释 商务印书馆，1996.
[4] 安东尼·吉登斯 现代性的后果 译林出版社，2011.
作者简介：谢楚印（1988—），男，土家族，湖北武汉人，助教，研究生，研究方向：文学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