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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狂欢化文学”是巴赫金命名的一种深受狂欢节民俗文化影响而产生的小说体裁。王小波的小说深刻地体现了这种“狂欢化文学”的特征,塑造了大量的狂欢化形象,这些形象可以分为人物形象、广场节庆形象和物质——肉体下部形象三个系列。狂欢化形象的大量使用造成了王小波作品意象鲜明奇特而又诙谐滑稽的特点,传达出了追求自由、反抗禁忌的狂欢节世界感受。
关键词:王小波 形象 狂欢化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王小波逝世已久,但研究他的热潮却并未衰退,也已获得了较为丰富的成果。但是,正如有研究者指出的一样:“对王小波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思想文化研究,且宏观研究较多,而建立在系统研读作品基础上将宏观与微观结合起来剖析的较少。”由于在研究中存在轻视小说文本阅读的倾向,所以在研究深度还有着较大不足,对于其小说的语言风格、人物形象以及文体结构等的研究都还不够深入。笔者认为,运用前苏联文艺理论家巴赫金的狂欢化文学理论可以较为准确地把握王小波小说的文体风格,获得更加精细和深入的研究成果。
“狂欢化”诗学是巴赫金为当今世界贡献的一种卓有影响的文学理论,是一种基于长篇小说话语修辞之上的叙事诗学。北京学者崔卫平很早即指出了王小波的《黄金时代》具有鲜明的狂欢化特色,北京联合大学教授李娜也就《青铜时代》的狂欢化要素进行了比较全面的分析,她们的研究为后来者提供了非常好的思路,但都还显得不够全面和深入。在此,笔者拟根据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对王小波作品中的形象进行一次较为集中的分析,深入地发掘其形象所蕴含的文化内涵,揭示其作品所隐藏的精神意义。
在对拉伯雷的研究中,巴赫金详细分析了其小说中的民间节日形式与形象、筵席形象、怪诞人体形象和物质——肉体下部形象等各种狂欢化形象,这些形象同样充满了王小波的小说,这一点也早已为人注意。有研究者统计指出,王小波的小说、散文中共有怪诞描写一百八十一个,这些怪诞总体上具有丑恶极端、构想妙绝、意象惊骇的鲜明特色,实质上,这些怪诞形象大部分都可以归入狂欢化形象范畴。为了便于分析,本文将王小波小说中的狂欢化形象分为人物形象、广场节庆形象和物质——肉体下部形象三个形象系列。
一 人物形象
王小波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基本上可以分成两种类别,即怪诞人体形象和广场人物形象。巴赫金认为,怪诞是狂欢化文学最为重要的特征之一,怪诞是来自于欧洲中世纪民间诙谐文化的一种关于存在的特殊的审美观念,通常都以极度夸大的、夸张化的形式出现,它因超出人们惯常的接受心理而引发人们的惊异、惊奇。王小波笔下的人物就充分体现了这种夸张性、怪诞感。例如,他小说中共同的主人公——王二,对于常人来说,就是一个夸张怪异的人物,他们通常身材高大,相貌怪异,而且不修边幅,落魄潦倒,绝非很多作家笔下自恋般的帅哥硬汉形象。除了《革命时期的爱情》里面那个王二之外,其余的身高都在一米九零以上。夸张同时还体现在主人公超常的智慧和创造力上面,以及他们的超强的性能力等,这些都是怪诞人物形象必不可少的特质。另外一点就是王小波的小说中同时还存在着大量的单个怪诞人体元素。如《似水年华》中跳楼的贺先生,按照书中的描写,死时都“直了”起来,作者对此的评论是:这说明,在贺先生身上,还有很多的生命力。巴赫金说:“怪诞现实主义的主要特点是降格,即把一切高级的、精神性的、理想的和抽象的东西转移到整个不可分割的物质——肉体层面,大地和身体的层面。”王小波正是运用这些怪诞的人体形象和孤立的怪诞人体元素,对当时社会所鼓吹的虚假的崇高精神进行了贬低、降格,突出了肉体生命在人的生活中的基础地位,为人的肉体和欲望的合理性做出了坚实的辩护。
广场人物就是小丑、傻瓜、骗子等人物,他们是狂欢节上的主角,也因此而获得了嬉笑怒骂、口无遮拦且不受惩罚的特权,他们以他们各自的方式对官方的真理和语言进行讽刺和瓦解。具体而言,骗子讽刺性地模仿官方语言以进行开心的哄骗;小丑狠命地歪曲这些高调语言,颠而倒之;傻瓜则以天真的不理解对待官方语言。细细分析起来,我们发现,王小波笔下的人物也戴上了这些广场人物的面具,不论是有意还是无意。《革命时期里面的爱情》的王二,是个“相貌凶恶,浑身是毛”的小个子,X海鹰说他像个强盗,而他自己的感觉却是一个“小丑”。这是体现在外表上的小丑形象,而大多数小丑、傻瓜形象是体现在他们的为人处世上,例如《我的阴阳两界》里面的王二,因为“小脑袋不行”,就被人当成了“大脑袋”也不行,他说,“我只管我行我素,呆在地下室里不出来,这样省了好多的事:因为大家都觉得我是傻子,所以什么开会、学习等等都不叫我去了。”
实际上,在王小波笔下,很多人物都是集小丑、傻瓜、骗子三种性格于一身,让人摸不透他们的底细,同时又对他们无可奈何。例如《红拂夜奔》中王二与系主任的对白:
“他对我说,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我答道:您知道我早上吃了些什么吗。他说,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我说:这是对建筑行业的污蔑。他说,你这样子怎么为人师表?我说:你的意思是我不够漂亮,这是女生的看法吗?他说:你要知道我国的国情。我说:我怎么不知道?我每月挣三十美元(这是按官价算,按黑市价远没有这么多)。后来他看出我在胡说八道,就说到我长了两个眼睛,这句话使我猛醒,原来他一直在劝我结婚……我告诉他,我正在考虑结婚,他才满意了。其实这是一句谎话。我根本就没有考虑这件事。”
可以看出,此时的王二,已经达到了集小丑、傻瓜、骗子三种形象于一身的圆通境界,正如王二所言:
“那年月不三心二意、心不在焉就活不成,谁要是严肃正经起来,反而举步维艰。”
二 广场节庆形象
广场节庆形象是狂欢化小说必不可少的一个要素。虽然在王小波的作品中直接描写节日庆典的很少,或者几乎没有,但却有大量的广场聚会的描写,它们就像一个个狂欢节日一样,体现着狂欢的情绪,传达着狂欢的世界感受。在这些广场节庆形象里面,王小波着墨最多的是广场上刑罚与死亡场面的描写,这种情景几乎在每篇小说中都有出现,而且是作者浓墨重彩大书特书的。例如《红拂夜奔》里红拂上吊的场面、《2010》里王二和蓝毛衣被处鞭刑的场面等。这些场面被作者以夸张戏谑的语调写来,都是壮观之极,引人入胜,台下的观众乐于欣赏这出精彩的大戏,而台上受罚或赴死的人也从容不迫,尽情表演。比如王二和蓝毛衣受刑前,他们微笑着向电视招手;蓝毛衣活动身体,向四面招手、飞吻;王二举起双手向观众致意等等。这些场面让人不禁想起鲁迅和沈从文等作家笔下对砍头场面的描写、对看客的批判、对中国国民性的思考,王小波的书写也正是对这种传统的继承,不过他是更多地站在受刑者的角度,更加超脱与蔑视苦难,将受罚变成了一场狂欢节的表演,以达到对权力的消解与颠覆。在这里,死亡成了对无智无性无趣的世界的超越,成为了一种新生,这充分体现了巴赫金所说的死亡的双重性,“这种诙谐是正反同体的;它是欢快狂喜的,同时也是冷嘲热讽的,它既肯定又否定,既埋葬又再生。”
殴打、混战也是节日形象的一种。巴赫金认为这是一种典型的节日滑稽游戏,是一次欢乐的脱冕行为,充满了民间狂欢化的精神。这种殴打、辱骂是双重性的,它既是给旧的权力、势力、垂死世界的真理脱冕,同时又在创造,因为殴打有助于新世界的诞生,它们本身就成为欢乐的、悦耳的和节日般的行为。王小波笔下的殴打、混战行为也并不少,比如《革命时期的爱情》里王二打好友毡巴,《黄金时代》里众知青和当地老乡的群殴,《红拂夜奔》里洛阳市民和官差的对抗等,既是激情的发泄,也是压抑的反抗情绪的爆发,无不充满了狂欢意味。
三 物质——肉体下部形象
在王小波的小说中,几乎每个主人公都得以展示自己的躯体下部形象,他的小说始终贯穿着一股强大的向下、向人体隐秘处的运动力量。借助于这种向下的、突显下部的目光,王小波将视线投向躯体,投向躯体下部,投向与躯体下部相关联的物质形象。这些形象是男性生殖器、臀部等与性、生殖紧密相连的身体部位,它们得到了广泛而深刻的书写,不仅具有价值上的优先性,而且在表现上也同样具有优先性。《黄金时代》中有这样一段描写:
“我过21岁生日那天,打算在晚上引诱陈清扬,因为陈是我的朋友,而且胸部丰满,腰很细,屁股浑圆。除此之外,她的脖子端正修长,脸也很漂亮。”
这段描写非常有意思:主人公想引诱陈清扬,主要的身体诱因首先是她的躯体下部——“胸部”、“腰”、“屁股”,作为补充才提到她的躯体的上部——“脖子”、“脸”。在这里,躯体下部取得了较之上部更为重要的作用与地位。
通过对物质——肉体下部形象的描写,王小波剥离了所谓“崇高”、“严肃”的外罩,包括诸多“伟大、纯洁的爱情”的幌子,他要恢复躯体以及躯体的物质性,恢复它们的本来面目和自身强度,去除我们民族中几千年来封建文化造成的对性的遮掩禁忌心理。同时,他还把躯体的真实状态和历史处境联系起来,也就是说,他不仅还原了性经验的肉体本质性,而且还考察了性与它的社会环境(权力)之间的关系这个重大的意识形态的问题。王小波小说中的物质——躯体下部因素在一开始具有个人、私人的性质,是个人日常生活静止的因素。但是随着权力的侵蚀,躯体被抛掷在巨大的权力的旋涡中,一切习惯的、普通的、日常熟悉的东西突然都变成了茫然可疑的,与人格格不入和与人为敌的东西,自己的世界变成了异己的世界。接受帮教,裸体审查,臀部鞭笞……面对权力的规训,躯体只能忍气吞声,只能处处迎合权力的好恶,只能放弃尊严和自身的统一性。但是,物质——肉体下部形象既是被规训、处于底层的因素,也是反抗的、自由的因素。《万寿寺》中薛嵩从象征着权力和压抑的木塔里救出那个美丽女孩,这是一座既没有爱情也没有性的高塔。薛嵩制造了爱情的云梯,来进攻反爱情的高塔。有意思的是,薛嵩“救美”的英雄行为居然是以自己裸露的臀部作为战斗的“旗帜”。而相比之下,美丽女孩的躯体行为更具有反抗性:面对总监婆婆虚伪的演说,女孩不想听下去,她猛地转过身去,把斗篷一撩,露出了整个屁股,于是总监婆婆的演说词就被老虔婆们的一片嘘声淹没了。这是躯体狂欢化的表演,也是躯体做出的绝妙反抗。那种官方的专横与暴力在躯体所营造出的放肆和不屑的氛围中迅速瓦解,威严的权力变得可笑而无地自容。
四 结语
这样众多而密集的狂欢化形象充斥在王小波的小说中,造成了他的作品意象鲜明奇特而又诙谐滑稽的特点,让人情不自禁地发出肆意的笑声。但是,这并不是一种高雅精致的文人幽默,而是一种来自于民间诙谐文化的狂欢式的笑。巴赫金指出,狂欢式的笑是对自由的追求,是对中世纪官方和教会的专制禁忌和恐吓的挑战,他说:“中世纪的人在诙谐中特别尖锐地感受到的正是对恐惧的胜利。诙谐战胜这种恐惧,使人的意识清醒,并为他提示了一个新的世界……透过人的这些节庆意识的一线光明形成了另一种关于世界和人的非官方的真理,它酝酿着新的文艺复兴的自我意识。”对于王小波小说中的众多狂欢化形象,亦当作如此认识。
注:本文是重庆文理学院校内科研项目:王小波小说的狂欢化研究(项目编号:Z2006WC07)成果之一。
参考文献:
[1] 罗长青:《王小波研究综述》,《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08年第3期。
[2] 崔卫平:《狂欢 诅咒 再生——关于〈黄金时代〉的文体》,《不再沉默——人文学者论王小波》,光明日报出版社,1998年。
[3] 李娜:《狂欢化的历史传奇小说——王小波〈青铜时代〉研读》,《北方工业大学学报》,2000年第2期。
[4] 刘法民、王赣萍:《审美形态学视野中的王小波怪诞描写》,《江西教育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
[5] 巴赫金,李兆林、夏忠宪等译:《拉伯雷研究》,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
作者简介:刘承云,男,1976—,四川三台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文艺理论与比较文学方面的研究,工作单位:重庆文理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
关键词:王小波 形象 狂欢化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王小波逝世已久,但研究他的热潮却并未衰退,也已获得了较为丰富的成果。但是,正如有研究者指出的一样:“对王小波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思想文化研究,且宏观研究较多,而建立在系统研读作品基础上将宏观与微观结合起来剖析的较少。”由于在研究中存在轻视小说文本阅读的倾向,所以在研究深度还有着较大不足,对于其小说的语言风格、人物形象以及文体结构等的研究都还不够深入。笔者认为,运用前苏联文艺理论家巴赫金的狂欢化文学理论可以较为准确地把握王小波小说的文体风格,获得更加精细和深入的研究成果。
“狂欢化”诗学是巴赫金为当今世界贡献的一种卓有影响的文学理论,是一种基于长篇小说话语修辞之上的叙事诗学。北京学者崔卫平很早即指出了王小波的《黄金时代》具有鲜明的狂欢化特色,北京联合大学教授李娜也就《青铜时代》的狂欢化要素进行了比较全面的分析,她们的研究为后来者提供了非常好的思路,但都还显得不够全面和深入。在此,笔者拟根据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对王小波作品中的形象进行一次较为集中的分析,深入地发掘其形象所蕴含的文化内涵,揭示其作品所隐藏的精神意义。
在对拉伯雷的研究中,巴赫金详细分析了其小说中的民间节日形式与形象、筵席形象、怪诞人体形象和物质——肉体下部形象等各种狂欢化形象,这些形象同样充满了王小波的小说,这一点也早已为人注意。有研究者统计指出,王小波的小说、散文中共有怪诞描写一百八十一个,这些怪诞总体上具有丑恶极端、构想妙绝、意象惊骇的鲜明特色,实质上,这些怪诞形象大部分都可以归入狂欢化形象范畴。为了便于分析,本文将王小波小说中的狂欢化形象分为人物形象、广场节庆形象和物质——肉体下部形象三个形象系列。
一 人物形象
王小波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基本上可以分成两种类别,即怪诞人体形象和广场人物形象。巴赫金认为,怪诞是狂欢化文学最为重要的特征之一,怪诞是来自于欧洲中世纪民间诙谐文化的一种关于存在的特殊的审美观念,通常都以极度夸大的、夸张化的形式出现,它因超出人们惯常的接受心理而引发人们的惊异、惊奇。王小波笔下的人物就充分体现了这种夸张性、怪诞感。例如,他小说中共同的主人公——王二,对于常人来说,就是一个夸张怪异的人物,他们通常身材高大,相貌怪异,而且不修边幅,落魄潦倒,绝非很多作家笔下自恋般的帅哥硬汉形象。除了《革命时期的爱情》里面那个王二之外,其余的身高都在一米九零以上。夸张同时还体现在主人公超常的智慧和创造力上面,以及他们的超强的性能力等,这些都是怪诞人物形象必不可少的特质。另外一点就是王小波的小说中同时还存在着大量的单个怪诞人体元素。如《似水年华》中跳楼的贺先生,按照书中的描写,死时都“直了”起来,作者对此的评论是:这说明,在贺先生身上,还有很多的生命力。巴赫金说:“怪诞现实主义的主要特点是降格,即把一切高级的、精神性的、理想的和抽象的东西转移到整个不可分割的物质——肉体层面,大地和身体的层面。”王小波正是运用这些怪诞的人体形象和孤立的怪诞人体元素,对当时社会所鼓吹的虚假的崇高精神进行了贬低、降格,突出了肉体生命在人的生活中的基础地位,为人的肉体和欲望的合理性做出了坚实的辩护。
广场人物就是小丑、傻瓜、骗子等人物,他们是狂欢节上的主角,也因此而获得了嬉笑怒骂、口无遮拦且不受惩罚的特权,他们以他们各自的方式对官方的真理和语言进行讽刺和瓦解。具体而言,骗子讽刺性地模仿官方语言以进行开心的哄骗;小丑狠命地歪曲这些高调语言,颠而倒之;傻瓜则以天真的不理解对待官方语言。细细分析起来,我们发现,王小波笔下的人物也戴上了这些广场人物的面具,不论是有意还是无意。《革命时期里面的爱情》的王二,是个“相貌凶恶,浑身是毛”的小个子,X海鹰说他像个强盗,而他自己的感觉却是一个“小丑”。这是体现在外表上的小丑形象,而大多数小丑、傻瓜形象是体现在他们的为人处世上,例如《我的阴阳两界》里面的王二,因为“小脑袋不行”,就被人当成了“大脑袋”也不行,他说,“我只管我行我素,呆在地下室里不出来,这样省了好多的事:因为大家都觉得我是傻子,所以什么开会、学习等等都不叫我去了。”
实际上,在王小波笔下,很多人物都是集小丑、傻瓜、骗子三种性格于一身,让人摸不透他们的底细,同时又对他们无可奈何。例如《红拂夜奔》中王二与系主任的对白:
“他对我说,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我答道:您知道我早上吃了些什么吗。他说,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我说:这是对建筑行业的污蔑。他说,你这样子怎么为人师表?我说:你的意思是我不够漂亮,这是女生的看法吗?他说:你要知道我国的国情。我说:我怎么不知道?我每月挣三十美元(这是按官价算,按黑市价远没有这么多)。后来他看出我在胡说八道,就说到我长了两个眼睛,这句话使我猛醒,原来他一直在劝我结婚……我告诉他,我正在考虑结婚,他才满意了。其实这是一句谎话。我根本就没有考虑这件事。”
可以看出,此时的王二,已经达到了集小丑、傻瓜、骗子三种形象于一身的圆通境界,正如王二所言:
“那年月不三心二意、心不在焉就活不成,谁要是严肃正经起来,反而举步维艰。”
二 广场节庆形象
广场节庆形象是狂欢化小说必不可少的一个要素。虽然在王小波的作品中直接描写节日庆典的很少,或者几乎没有,但却有大量的广场聚会的描写,它们就像一个个狂欢节日一样,体现着狂欢的情绪,传达着狂欢的世界感受。在这些广场节庆形象里面,王小波着墨最多的是广场上刑罚与死亡场面的描写,这种情景几乎在每篇小说中都有出现,而且是作者浓墨重彩大书特书的。例如《红拂夜奔》里红拂上吊的场面、《2010》里王二和蓝毛衣被处鞭刑的场面等。这些场面被作者以夸张戏谑的语调写来,都是壮观之极,引人入胜,台下的观众乐于欣赏这出精彩的大戏,而台上受罚或赴死的人也从容不迫,尽情表演。比如王二和蓝毛衣受刑前,他们微笑着向电视招手;蓝毛衣活动身体,向四面招手、飞吻;王二举起双手向观众致意等等。这些场面让人不禁想起鲁迅和沈从文等作家笔下对砍头场面的描写、对看客的批判、对中国国民性的思考,王小波的书写也正是对这种传统的继承,不过他是更多地站在受刑者的角度,更加超脱与蔑视苦难,将受罚变成了一场狂欢节的表演,以达到对权力的消解与颠覆。在这里,死亡成了对无智无性无趣的世界的超越,成为了一种新生,这充分体现了巴赫金所说的死亡的双重性,“这种诙谐是正反同体的;它是欢快狂喜的,同时也是冷嘲热讽的,它既肯定又否定,既埋葬又再生。”
殴打、混战也是节日形象的一种。巴赫金认为这是一种典型的节日滑稽游戏,是一次欢乐的脱冕行为,充满了民间狂欢化的精神。这种殴打、辱骂是双重性的,它既是给旧的权力、势力、垂死世界的真理脱冕,同时又在创造,因为殴打有助于新世界的诞生,它们本身就成为欢乐的、悦耳的和节日般的行为。王小波笔下的殴打、混战行为也并不少,比如《革命时期的爱情》里王二打好友毡巴,《黄金时代》里众知青和当地老乡的群殴,《红拂夜奔》里洛阳市民和官差的对抗等,既是激情的发泄,也是压抑的反抗情绪的爆发,无不充满了狂欢意味。
三 物质——肉体下部形象
在王小波的小说中,几乎每个主人公都得以展示自己的躯体下部形象,他的小说始终贯穿着一股强大的向下、向人体隐秘处的运动力量。借助于这种向下的、突显下部的目光,王小波将视线投向躯体,投向躯体下部,投向与躯体下部相关联的物质形象。这些形象是男性生殖器、臀部等与性、生殖紧密相连的身体部位,它们得到了广泛而深刻的书写,不仅具有价值上的优先性,而且在表现上也同样具有优先性。《黄金时代》中有这样一段描写:
“我过21岁生日那天,打算在晚上引诱陈清扬,因为陈是我的朋友,而且胸部丰满,腰很细,屁股浑圆。除此之外,她的脖子端正修长,脸也很漂亮。”
这段描写非常有意思:主人公想引诱陈清扬,主要的身体诱因首先是她的躯体下部——“胸部”、“腰”、“屁股”,作为补充才提到她的躯体的上部——“脖子”、“脸”。在这里,躯体下部取得了较之上部更为重要的作用与地位。
通过对物质——肉体下部形象的描写,王小波剥离了所谓“崇高”、“严肃”的外罩,包括诸多“伟大、纯洁的爱情”的幌子,他要恢复躯体以及躯体的物质性,恢复它们的本来面目和自身强度,去除我们民族中几千年来封建文化造成的对性的遮掩禁忌心理。同时,他还把躯体的真实状态和历史处境联系起来,也就是说,他不仅还原了性经验的肉体本质性,而且还考察了性与它的社会环境(权力)之间的关系这个重大的意识形态的问题。王小波小说中的物质——躯体下部因素在一开始具有个人、私人的性质,是个人日常生活静止的因素。但是随着权力的侵蚀,躯体被抛掷在巨大的权力的旋涡中,一切习惯的、普通的、日常熟悉的东西突然都变成了茫然可疑的,与人格格不入和与人为敌的东西,自己的世界变成了异己的世界。接受帮教,裸体审查,臀部鞭笞……面对权力的规训,躯体只能忍气吞声,只能处处迎合权力的好恶,只能放弃尊严和自身的统一性。但是,物质——肉体下部形象既是被规训、处于底层的因素,也是反抗的、自由的因素。《万寿寺》中薛嵩从象征着权力和压抑的木塔里救出那个美丽女孩,这是一座既没有爱情也没有性的高塔。薛嵩制造了爱情的云梯,来进攻反爱情的高塔。有意思的是,薛嵩“救美”的英雄行为居然是以自己裸露的臀部作为战斗的“旗帜”。而相比之下,美丽女孩的躯体行为更具有反抗性:面对总监婆婆虚伪的演说,女孩不想听下去,她猛地转过身去,把斗篷一撩,露出了整个屁股,于是总监婆婆的演说词就被老虔婆们的一片嘘声淹没了。这是躯体狂欢化的表演,也是躯体做出的绝妙反抗。那种官方的专横与暴力在躯体所营造出的放肆和不屑的氛围中迅速瓦解,威严的权力变得可笑而无地自容。
四 结语
这样众多而密集的狂欢化形象充斥在王小波的小说中,造成了他的作品意象鲜明奇特而又诙谐滑稽的特点,让人情不自禁地发出肆意的笑声。但是,这并不是一种高雅精致的文人幽默,而是一种来自于民间诙谐文化的狂欢式的笑。巴赫金指出,狂欢式的笑是对自由的追求,是对中世纪官方和教会的专制禁忌和恐吓的挑战,他说:“中世纪的人在诙谐中特别尖锐地感受到的正是对恐惧的胜利。诙谐战胜这种恐惧,使人的意识清醒,并为他提示了一个新的世界……透过人的这些节庆意识的一线光明形成了另一种关于世界和人的非官方的真理,它酝酿着新的文艺复兴的自我意识。”对于王小波小说中的众多狂欢化形象,亦当作如此认识。
注:本文是重庆文理学院校内科研项目:王小波小说的狂欢化研究(项目编号:Z2006WC07)成果之一。
参考文献:
[1] 罗长青:《王小波研究综述》,《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08年第3期。
[2] 崔卫平:《狂欢 诅咒 再生——关于〈黄金时代〉的文体》,《不再沉默——人文学者论王小波》,光明日报出版社,1998年。
[3] 李娜:《狂欢化的历史传奇小说——王小波〈青铜时代〉研读》,《北方工业大学学报》,2000年第2期。
[4] 刘法民、王赣萍:《审美形态学视野中的王小波怪诞描写》,《江西教育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
[5] 巴赫金,李兆林、夏忠宪等译:《拉伯雷研究》,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
作者简介:刘承云,男,1976—,四川三台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文艺理论与比较文学方面的研究,工作单位:重庆文理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