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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举行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是一次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的历史盛会。这次会议通过了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以及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决定了国名、国都、纪年、国歌、国旗，选举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为副主席，陈毅等56人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国国家博物馆珍藏的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代表签名册和签到簿，真实地记录了这次开国盛会。
毛泽东说，那是一本“天书”
新政协筹备会为筹备政协会议和建立新中国，进行了近3个月的紧张而有效的工作。其中最重要的工作之一是商定新的政治协商会议代表名单，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代表签名册是这一成果的形象表现。
筹备会拟定的参加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代表名单分为五类，即党派代表、区域代表、军队代表、团体代表和特别邀请人士。共有代表662人。前四类共45个单位，有正式代表510人，候补代表77人。党派代表包括中国共产党、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等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等14个单位，165人。区域代表共9个单位，116人。军队代表包括人民解放军总部，第一、第二、第三、第四野战军和华南人民解放军共6个单位，73人。团体代表包括中华全国总工会、国内少数民族、国外华侨民主人士、宗教界民主人士等16个单位，235人。第五类特邀代表包括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夫人宋庆龄和各界知名人士、老解放区民主人士、起义的国民党军政人员、新疆代表团、战斗英雄劳动模范代表，75人。
正如毛泽东在大会开幕词中所说：“我们的会议是一个全国人民大团结的会议。”除了任弼时生病，彭德怀、林彪等忙于作战未能参加外，这一名单几乎包括了当时所有主张实行新民主主义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地区、人民解放军、少数民族、海外华侨和宗教界等各方面的负责人和代表人物。中共是把自己作为民主党派之一来组织和参加这次会议的。中共与民革、民盟的代表名额都是16人。全部代表中，共产党员约占44％，各民主党派代表约占30％，形成了中共与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以及社会各阶层人士团：结合作、民主协商、共筹建国大计的政治局面。这一阵容具有极其广泛的代表性，既保证了共产党的领导，又以平等待人的态度，实现了共产党同党外民主人士的真诚合作，又广泛地团结了中间人士，使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得到了空前的巩固和扩大，实现了我国各族人民、各阶级、阶层和其他爱国民主人士前所未有的大团结和大统一。
商定参加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单位和代表名单；是一项极其严肃又十分繁重的工作。这项工作早在1948年下半年已开始。当时准备在哈尔滨召开一个规模较小的政治协商性质的会议，然后召开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新中国。各民主党派和爱国民主人士冲破重重险阻，进入解放区，最初也是到了哈尔滨。但解放战争形势发展太快了，形势迫切要求迅速召开全国规模的代表大会，制定政策，产生政府，建立新中国。于是经过各方面协商，决定改在北平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并行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
在新政协筹备会常务委员会领导下，负责拟定代表名单的是李维汉任组长的第一小组。李维汉时任新政协筹备会秘书长，又是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他为筹备政协会议做了大量的工作，十分辛苦。但他8月下旬不慎跌倒，腿受重伤住了院，其职务遂由林伯渠代理。
1949年6月19日，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了《关于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单位及其代表名额的规定》后，李维汉领导第一小组展开了紧张的工作，毛泽东、周恩来也常常参加讨论。当时对代表名单的确定需逐个审查、反复研究，工作量极大，最后公布名单有两个党派代表单位缺额3人，即三民主义同志会比规定名额缺正式代表1名，中国致公党缺正式代表1名，候补代表1名。三民主义同志会缺额原因不详。据黄鼎臣回忆“在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又通过了致公党参加新政协的正式代表六人，候补代表一人。正式代表是陈其尤、陈演生、黄鼎臣、官文森、雷荣珂、严希纯。陈演生同志因留守香港总部不能北上，候补代表一人因在广东东江也未能北上。”9月22日《人民日报》刊载的致公党参加政协代表名单空缺一正一补。为何未补新的代表或列名缺席的原因较为复杂。但可以肯定的是，当时对代表名单的确定极为慎重和费时费事，正如林伯渠秘书长报告所说：“筹备会是用非常慎重、非常严肃的态度来处理和拟订的。时常为了某一个代表的适当与否而函电往返，斟酌再三，费时达数周之久。”以至到开会前一天个别人选竟还未定下来，在此情况下，允许缺额表示了对该党派地位的尊重。
8月18日，筹备会各单位首席代表就名单问题进行座谈，8月26日和9月13日，筹备会常委会两次开会讨论名单问题。经反复协商，征求各方面意见，近三个月时间，名单才最后确定下来。
当中央统战部把参加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单位、代表人选和各项统计印制成一本厚厚的表册呈送中央后，毛泽东主席翻看着名单，风趣地说：“那是一本‘天书’。”
珍贵的政协代表签名册
1949年9月15日，中南海勤政殿内喜气洋洋，铺着桌布的长桌上按参加政协会议的各单位顺序摆放着印有政协会徽的签名纸，上午9时至下午4时，代表们陆续前来签名报到。
由于少数代表当天有事或尚未到达北平，他们是在以后的几天内签名报到的。如资耀华回忆“我们天津代表于九月十八日乘车去北平”，应该是补签的。傅作义、邓宝珊8月下旬到绥远动员组织起义，后于9月22日，即会议开幕式的第二天与孙兰峰同车抵达北平，是补签的。特邀人士代表安文钦30日才到北京，只参加了最后一天的会议。签名册上特邀人士代表最后一页上半页最后一个签名是孙兰峰，下半页最后一个签名正是安文钦。
2004年国庆节前，参加一届政协接待工作、负责中国共产党代表报到的孙小礼同志在回忆文章《我参加了第一届政协会务工作》中描述当时的情况：“政协代表报到处分设在勤政殿、怀仁堂等几处地方。各党派代表的报到处设在勤政殿正门内的大厅里。……陈云同志是第一个来报到的，……首席代表毛泽东是最后一位报到的。9月17日上午，迟先达通知我：‘……毛主席来勤政殿开会，同时就来报到。’”为了记者拍摄时好看，迟还“要我给他一张未用过的签到纸，他沿着第三行的竖道把纸折叠起来，盖上已签满了的后三行。”摄影师留下的毛泽东签名报到照片可以看出签名纸上盖着一张折叠的白纸，在毛主席身旁看他写字的是郭沫若、李济深、马寅初和乌兰夫。
孙小礼还回忆，特邀人士首席代表宋庆龄是在9月中旬晴朗宜人的一天单独到怀仁堂签名报到的，按规定“代表签名一律用毛笔，第一行写单位名称，由各单位的首席代表写，第二行是首席代表 签名”，但为了尊重宋庆龄的习惯，特备了一支钢笔，代表签名只有她一人用的是钢笔，也没在第一行写单位(特别邀请人士)名称。
签名册上唯一一位没有签名的首席代表，是列名缺席的中国人民救国会首席代表李章达(因心脏病复发在会前离开北平)，签名册上第二行为他空了一个签各的位置。特邀新疆代表赛福鼎(维吾尔族)和阿里木江(乌兹别克族)写的是维吾尔文，是仅有的两位用少数民族文字签名的代表。代表的签名与662人的代表名额相比’，尚少18人。18人中，有15人因故未到京，被会议批准列名缺席。有3人为缺额。
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代表的签名多达82页，留下了644位代表的珍贵签名。宣纸上端印有人民政协会徽，纵43、横32.5厘米，后来按单位顺序装裱成厚厚的两册，留作纪念，木板封面上镌刻着人民政协会徽和林伯渠的题款，成为珍贵的历史存念。
签到簿见证代表出席会议情况
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代表签到簿共8本，集有662名代表8天会议的全部签到卡。当时代表入场时，一律要在会议发的名片大小的签到卡上签上名字和日期，交给工作人员验证后方能入场，毛主席、朱总司令入场时也要撕卡验证。
代表们在签到卡上签到除了用毛笔外，多数用钢笔或铅笔，一些少数民族代表，还在中文旁边加注了少数民族文字等。从席次上的戳记号看，席次按单位排列，基本固定，正式代表在前排，如中共代表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在第一排的1、3、5、号，解放军总部代表朱德、聂荣臻、吕正操在第一排的2、4、6号，候补代表在后排500多号以后。
8天会议的签到卡，后来按单位及代表名单顺序，每9张贴成1页，装订成厚厚的8本，纵38.6、横38.2厘米，封面在人民政协会徽下写“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第某天签到簿一九四九年九月某日”，简朴庄重。未到会的代表，也各补了一张签到卡，打印了名字、日期，注明未到会的原因，如列名’缺席、缺额、请假、缺席等，但无席次号。
据签到簿统计，8天会议的出席人数分别为：21日634人；22日635人；23日628人；24日626人；25日625人；27日632人；29日633人；30日638人。政协代表总数662人，缺额3人，逝世1人，实有代表总数658人。8天的会议。列名缺席‘5人，缺额3人，一直请假的3人，实际出席会议的代表人数是641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宋庆龄等605名代表参加了全部8大会议。
因故未能到京而被特许列名缺席的代表共15人，多数出于身体原因，也有的出于工作太忙等原因。电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代表杨杰是唯一一位已逝世的政协代表，9月J9日他在香港被国民党特务暗杀。9月20日最后决定通过代表名单时，并没有删去杨杰的名字。开幕式上决定以政协会议的名义向杨杰代表家属及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致言。
第一野战军代表徐向前因肋膜炎复发高烧不退，赴青岛休养，未能来平。李章达因心脏病复发不得已在会前离开北平返香港疗治。待解放区民主人士代表任谦因策划岷县等地国民党军起义，未能来平。全国工商界代表荣德生年已74岁，接受邀请后因患足疾难于行动未能来平。中华全国第一次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代表李四光在出席国际地质学术会议后一直留居英国伦敦，接到郭沫若带的信后立即去订船票，但因无船误了行程。国外华侨民主人士代表徐四民、刘明电，因所在国缅甸、日本的环境，一时无法来平。特别邀请人士代表、海军耆宿萨镇冰年已93岁，是代表中年龄最大的，因“年龄过高，且路途遥远，无法出席会议，已复电筹备会”，特许只列名不到会。特别邀请人士代表颜惠庆因患病未能与会。国外华侨民主人士代表侯寒江、林棠、特别邀请人士代表龙云、张鸿鼎、董其武等5人也因故请假，准备在会议期中赶到，后未如愿被批准列名缺席。
已到北平，因为身体原因请假一直未出席会议的3人，即郑位三、李维汉和陈绍禹，均在代表签名册上签了名。
签到簿弥补了以往史料的不足。当时公布的代表名单，在国外华侨民主人士单位中，只写了缅甸华侨代表一人、日本华侨代表一人。签到簿则写明了为缅甸华侨徐四民、日本华侨刘明电。
政协代表签名册和8本签到簿于1965年10月由政协全国委员会拨交国家博物馆。它详尽地记载了全体代表出席政协会议的情况，留下了644位代表的亲笔签名，具有十分珍贵的史料价值和文物价值，也是老一代革命家和各界民主人士群星聚会、济济一堂、共商新中国建国大计的形象写照。
(本文作者系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馆员)
毛泽东说，那是一本“天书”
新政协筹备会为筹备政协会议和建立新中国，进行了近3个月的紧张而有效的工作。其中最重要的工作之一是商定新的政治协商会议代表名单，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代表签名册是这一成果的形象表现。
筹备会拟定的参加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代表名单分为五类，即党派代表、区域代表、军队代表、团体代表和特别邀请人士。共有代表662人。前四类共45个单位，有正式代表510人，候补代表77人。党派代表包括中国共产党、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等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等14个单位，165人。区域代表共9个单位，116人。军队代表包括人民解放军总部，第一、第二、第三、第四野战军和华南人民解放军共6个单位，73人。团体代表包括中华全国总工会、国内少数民族、国外华侨民主人士、宗教界民主人士等16个单位，235人。第五类特邀代表包括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夫人宋庆龄和各界知名人士、老解放区民主人士、起义的国民党军政人员、新疆代表团、战斗英雄劳动模范代表，75人。
正如毛泽东在大会开幕词中所说：“我们的会议是一个全国人民大团结的会议。”除了任弼时生病，彭德怀、林彪等忙于作战未能参加外，这一名单几乎包括了当时所有主张实行新民主主义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地区、人民解放军、少数民族、海外华侨和宗教界等各方面的负责人和代表人物。中共是把自己作为民主党派之一来组织和参加这次会议的。中共与民革、民盟的代表名额都是16人。全部代表中，共产党员约占44％，各民主党派代表约占30％，形成了中共与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以及社会各阶层人士团：结合作、民主协商、共筹建国大计的政治局面。这一阵容具有极其广泛的代表性，既保证了共产党的领导，又以平等待人的态度，实现了共产党同党外民主人士的真诚合作，又广泛地团结了中间人士，使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得到了空前的巩固和扩大，实现了我国各族人民、各阶级、阶层和其他爱国民主人士前所未有的大团结和大统一。
商定参加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单位和代表名单；是一项极其严肃又十分繁重的工作。这项工作早在1948年下半年已开始。当时准备在哈尔滨召开一个规模较小的政治协商性质的会议，然后召开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新中国。各民主党派和爱国民主人士冲破重重险阻，进入解放区，最初也是到了哈尔滨。但解放战争形势发展太快了，形势迫切要求迅速召开全国规模的代表大会，制定政策，产生政府，建立新中国。于是经过各方面协商，决定改在北平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并行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
在新政协筹备会常务委员会领导下，负责拟定代表名单的是李维汉任组长的第一小组。李维汉时任新政协筹备会秘书长，又是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他为筹备政协会议做了大量的工作，十分辛苦。但他8月下旬不慎跌倒，腿受重伤住了院，其职务遂由林伯渠代理。
1949年6月19日，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了《关于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单位及其代表名额的规定》后，李维汉领导第一小组展开了紧张的工作，毛泽东、周恩来也常常参加讨论。当时对代表名单的确定需逐个审查、反复研究，工作量极大，最后公布名单有两个党派代表单位缺额3人，即三民主义同志会比规定名额缺正式代表1名，中国致公党缺正式代表1名，候补代表1名。三民主义同志会缺额原因不详。据黄鼎臣回忆“在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又通过了致公党参加新政协的正式代表六人，候补代表一人。正式代表是陈其尤、陈演生、黄鼎臣、官文森、雷荣珂、严希纯。陈演生同志因留守香港总部不能北上，候补代表一人因在广东东江也未能北上。”9月22日《人民日报》刊载的致公党参加政协代表名单空缺一正一补。为何未补新的代表或列名缺席的原因较为复杂。但可以肯定的是，当时对代表名单的确定极为慎重和费时费事，正如林伯渠秘书长报告所说：“筹备会是用非常慎重、非常严肃的态度来处理和拟订的。时常为了某一个代表的适当与否而函电往返，斟酌再三，费时达数周之久。”以至到开会前一天个别人选竟还未定下来，在此情况下，允许缺额表示了对该党派地位的尊重。
8月18日，筹备会各单位首席代表就名单问题进行座谈，8月26日和9月13日，筹备会常委会两次开会讨论名单问题。经反复协商，征求各方面意见，近三个月时间，名单才最后确定下来。
当中央统战部把参加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单位、代表人选和各项统计印制成一本厚厚的表册呈送中央后，毛泽东主席翻看着名单，风趣地说：“那是一本‘天书’。”
珍贵的政协代表签名册
1949年9月15日，中南海勤政殿内喜气洋洋，铺着桌布的长桌上按参加政协会议的各单位顺序摆放着印有政协会徽的签名纸，上午9时至下午4时，代表们陆续前来签名报到。
由于少数代表当天有事或尚未到达北平，他们是在以后的几天内签名报到的。如资耀华回忆“我们天津代表于九月十八日乘车去北平”，应该是补签的。傅作义、邓宝珊8月下旬到绥远动员组织起义，后于9月22日，即会议开幕式的第二天与孙兰峰同车抵达北平，是补签的。特邀人士代表安文钦30日才到北京，只参加了最后一天的会议。签名册上特邀人士代表最后一页上半页最后一个签名是孙兰峰，下半页最后一个签名正是安文钦。
2004年国庆节前，参加一届政协接待工作、负责中国共产党代表报到的孙小礼同志在回忆文章《我参加了第一届政协会务工作》中描述当时的情况：“政协代表报到处分设在勤政殿、怀仁堂等几处地方。各党派代表的报到处设在勤政殿正门内的大厅里。……陈云同志是第一个来报到的，……首席代表毛泽东是最后一位报到的。9月17日上午，迟先达通知我：‘……毛主席来勤政殿开会，同时就来报到。’”为了记者拍摄时好看，迟还“要我给他一张未用过的签到纸，他沿着第三行的竖道把纸折叠起来，盖上已签满了的后三行。”摄影师留下的毛泽东签名报到照片可以看出签名纸上盖着一张折叠的白纸，在毛主席身旁看他写字的是郭沫若、李济深、马寅初和乌兰夫。
孙小礼还回忆，特邀人士首席代表宋庆龄是在9月中旬晴朗宜人的一天单独到怀仁堂签名报到的，按规定“代表签名一律用毛笔，第一行写单位名称，由各单位的首席代表写，第二行是首席代表 签名”，但为了尊重宋庆龄的习惯，特备了一支钢笔，代表签名只有她一人用的是钢笔，也没在第一行写单位(特别邀请人士)名称。
签名册上唯一一位没有签名的首席代表，是列名缺席的中国人民救国会首席代表李章达(因心脏病复发在会前离开北平)，签名册上第二行为他空了一个签各的位置。特邀新疆代表赛福鼎(维吾尔族)和阿里木江(乌兹别克族)写的是维吾尔文，是仅有的两位用少数民族文字签名的代表。代表的签名与662人的代表名额相比’，尚少18人。18人中，有15人因故未到京，被会议批准列名缺席。有3人为缺额。
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代表的签名多达82页，留下了644位代表的珍贵签名。宣纸上端印有人民政协会徽，纵43、横32.5厘米，后来按单位顺序装裱成厚厚的两册，留作纪念，木板封面上镌刻着人民政协会徽和林伯渠的题款，成为珍贵的历史存念。
签到簿见证代表出席会议情况
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代表签到簿共8本，集有662名代表8天会议的全部签到卡。当时代表入场时，一律要在会议发的名片大小的签到卡上签上名字和日期，交给工作人员验证后方能入场，毛主席、朱总司令入场时也要撕卡验证。
代表们在签到卡上签到除了用毛笔外，多数用钢笔或铅笔，一些少数民族代表，还在中文旁边加注了少数民族文字等。从席次上的戳记号看，席次按单位排列，基本固定，正式代表在前排，如中共代表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在第一排的1、3、5、号，解放军总部代表朱德、聂荣臻、吕正操在第一排的2、4、6号，候补代表在后排500多号以后。
8天会议的签到卡，后来按单位及代表名单顺序，每9张贴成1页，装订成厚厚的8本，纵38.6、横38.2厘米，封面在人民政协会徽下写“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第某天签到簿一九四九年九月某日”，简朴庄重。未到会的代表，也各补了一张签到卡，打印了名字、日期，注明未到会的原因，如列名’缺席、缺额、请假、缺席等，但无席次号。
据签到簿统计，8天会议的出席人数分别为：21日634人；22日635人；23日628人；24日626人；25日625人；27日632人；29日633人；30日638人。政协代表总数662人，缺额3人，逝世1人，实有代表总数658人。8天的会议。列名缺席‘5人，缺额3人，一直请假的3人，实际出席会议的代表人数是641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宋庆龄等605名代表参加了全部8大会议。
因故未能到京而被特许列名缺席的代表共15人，多数出于身体原因，也有的出于工作太忙等原因。电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代表杨杰是唯一一位已逝世的政协代表，9月J9日他在香港被国民党特务暗杀。9月20日最后决定通过代表名单时，并没有删去杨杰的名字。开幕式上决定以政协会议的名义向杨杰代表家属及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致言。
第一野战军代表徐向前因肋膜炎复发高烧不退，赴青岛休养，未能来平。李章达因心脏病复发不得已在会前离开北平返香港疗治。待解放区民主人士代表任谦因策划岷县等地国民党军起义，未能来平。全国工商界代表荣德生年已74岁，接受邀请后因患足疾难于行动未能来平。中华全国第一次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代表李四光在出席国际地质学术会议后一直留居英国伦敦，接到郭沫若带的信后立即去订船票，但因无船误了行程。国外华侨民主人士代表徐四民、刘明电，因所在国缅甸、日本的环境，一时无法来平。特别邀请人士代表、海军耆宿萨镇冰年已93岁，是代表中年龄最大的，因“年龄过高，且路途遥远，无法出席会议，已复电筹备会”，特许只列名不到会。特别邀请人士代表颜惠庆因患病未能与会。国外华侨民主人士代表侯寒江、林棠、特别邀请人士代表龙云、张鸿鼎、董其武等5人也因故请假，准备在会议期中赶到，后未如愿被批准列名缺席。
已到北平，因为身体原因请假一直未出席会议的3人，即郑位三、李维汉和陈绍禹，均在代表签名册上签了名。
签到簿弥补了以往史料的不足。当时公布的代表名单，在国外华侨民主人士单位中，只写了缅甸华侨代表一人、日本华侨代表一人。签到簿则写明了为缅甸华侨徐四民、日本华侨刘明电。
政协代表签名册和8本签到簿于1965年10月由政协全国委员会拨交国家博物馆。它详尽地记载了全体代表出席政协会议的情况，留下了644位代表的亲笔签名，具有十分珍贵的史料价值和文物价值，也是老一代革命家和各界民主人士群星聚会、济济一堂、共商新中国建国大计的形象写照。
(本文作者系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