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美国历史上第一位与毛泽东谋过面的总统尼克松，曾说过这样一句话：毛泽东“不仅是一位完全献身的和重实际的共产党人，而且他也是一位对中国人民的历史造诣很深的富有想象力的诗人”。如果说，“诗人”是特指毛泽东的个性化身份特征，那么，作为修饰语的“历史造诣很深”，则适用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作为领导并实现了中华民族20世纪最深刻变革的中共领袖，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等不仅历史造诣很深，且重史、读史、鉴史是他们各自不同的人生轨迹中共同的生命内容和精神志趣。
毛泽东： “读历史是智慧的事”
毛泽东多次说过： “我一生最大的爱好是读书”，“饭可以一日不吃，觉可以一日不睡，书不可以一日不读”。他嗜书如命，史书为最。早在1920年12月1日，毛泽东在致蔡和森等的书信中分析袁世凯称帝、段祺瑞执政之所以失败时，就提出“均系不读历史之故”，因此“劝大家读历史”，并认为“读历史是智慧的事”。正是在对历史典籍充分研读之后，他得出了历史演进的规律，“历史上凡是专制主义者，或帝国主义者，或军国主义，非等到人家来推倒，决没有自己肯收场的”。走上职业革命家道路后，毛泽东更是以史为伴，且终其一生。马背上读书，行军中读书，吃饭前后读书，夜深人静时读书，病魔缠身时读书，罹患眼疾时还“听”书，毛泽东一生到底读了多少史书已无从统计，一部4000万字的《二十四史》，他反复阅读，直至逝世；一部300万字的《资治通鉴》，他读了17遍之多。他是名副其实的读史大家。
毛泽东不仅自己读史，还号召和带领全党同志尤其是领导干部学习和研读历史。延安时期，面对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他提出， “一切有相当研究能力的共产党员”，“都要研究我们民族的历史”。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号召全党“都要读历史”，并说， “我们是历史主义者”， “只有讲历史才能说服人”。毛泽东把读史、鉴史作为领导干部提高思想认识和领导能力的重要途径，这种独特的工作作风在党的一代领导干部身上打上了深刻烙印。曾任山西省委第一书记的陶鲁笳回忆：1959年第二次郑州会议期间，毛泽东一口气看完了吴晗主编的一套中国历史小丛书， “并建议我们买一套，浏览一下。之后，我照办了。读后感到很通俗、很生动、很受教益”。他深有体会地说，毛泽东“把阅读和研究中国文史作为工作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东西，这些是值得我们担负领导工作的人反复思考认真学习的”。曾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李德生，听从毛泽东建议读了《通鉴纪事本末》后，对学习历史有了自己的体会和认识， “以史为鉴，对现实中的某些问题，往往会有更深的感触和豁然开朗的感觉”；通过参鉴历史“指导实践”，“是领导干部必须努力把握好的一门艺术”。
周恩来：历史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记忆”
周恩来读史、鉴史同学习、工作可谓水乳交融、不分彼此。早在童蒙时代，他就阅读了四大名著、 《说岳全传》、《镜花缘》等传统经典；上小学时，课余时常爱读《离骚》、《史记》、《汉书》等书籍；到南开中学读书时，开始涉猎西方思想家卢梭、孟德斯鸠等的经典著作。
走上革命道路后，他以历史作为革命武器，领导文化界开展斗争。抗战时期，他在重庆同进步学术工作者保持密切接触。皖南事变后，沉闷的政治空气压得许多人透不过气来。周恩来鼓励大家多搞历史研究，他说： “形势不利于大规模地搞公开活动，但这也是一个机会。有研究能力的人，尽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坐下来搞点研究，抓紧时间深造自己，深入研究几个问题，想写什么书，赶快把它写出来。”“等革命胜利了……想研究问题、写书，时间就难找啦!”周恩来的话使很多人豁然开朗。许多重要史学著作，如郭沫若的《十批判书》、侯外庐的《中国古典社会史论》、翦伯赞的《中国史纲》、邓初民的《中国社会史教程》等，便是在这段时间开始写作或完成的。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致力于传承和发扬中华五千年历史文化。他说： “历史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就像记忆对于个人一样，一个人丧失了记忆就会成为白痴，一个民族如果忘记了历史，就会成为一个愚昧的民族。而一个愚昧的民族是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的。”1959年4月29日，他专门发表《把知识和经验留给后代》的讲话，强调“我们要把自己所掌握的历史遗产贡献出来”。1971年4月20日，他接见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领导小组成员时指出：要多出历史书，“要讲历史”， “不讲历史、割断历史怎么行呢？中国人不讲中国历史总差点劲”。
周恩来的读史状态同样令人颇多感慨。1973年3月26日，他在送给毛泽东的一个报告中说： “凌晨读史记汲黯、郑庄列传及太史公曰云云，深有所感，愧未能及。”而两周之前的3月10日他刚刚写了治病请假报告。作为日理万机的国家总理，在病重体衰之际依然坚持读史鉴史，一句“愧未能及”，足以看出周恩来以历史先贤为标尺提升和磨炼自身修养的不倦追求和人生境界。
刘少奇：不研究历史“就理论不起来”
刘少奇幼年时代就酷爱读古书，小小年纪就成了家乡宁乡炭子冲附近有学问之人。因在家中排行第九，同学和乡人送他一个雅号“刘九书柜”。20岁准备考大学时，还阅读了《御批增补袁了凡纲鉴》、《御批资治通鉴纲目》等。长沙宁乡纪念馆至今还保存着刘少奇当年读过的《资治通鉴》，从其批画来看，他已注意到不少关于经济方面的内容。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之后，他依然孜孜不倦地研习历史，他的书架上除了马列著作外，基本上都是文史古书。1951年秋天，刘少奇积劳成疾，毛泽东让他到杭州休假一个月。动身时，他把厚厚的几本《中国通史》塞进了行李包。据工作人员回忆，他每天戴着老花镜，一边读，一边思考，不时在书上圈圈点点。刘少奇的“坐功”是有名的，有时一天十几个小时废寝忘食地读书。几大本《中国通史》读完了，刘少奇的假期也结束了。
作为党内杰出的理论家，刘少奇多次号召党员干部要知史、懂史，认为加强历史修养是提高理论水平的重要前提。1948年12月14日，他在对马列学院第一班学员的讲话中说，要想真正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首先要学习历史，“历史里边也有普遍真理”，不研究历史“就理论不起来”；不仅要学习中国历史，还要学习西方历史，不懂得西方历史，就是“跛足的马克思主义者”。这不仅体现了刘少奇对学习历史的高度重视，也体现了他对学习历史与提升马列主义理论水平之间关系的深刻认识，反映了他独特的历史观。
朱德：历史是“了解过去和现在的一把钥匙”
朱德，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虽一生戎马倥偬，但对历史的笃爱及其深厚的传统文化功底却构成他精神世界的重要内容。朱德在早年私塾中就熟读四书五经，并涉猎了《二十四史》等史书，还读了不少世界史。他后来曾说：我小的时候非常喜欢拿破仑，也喜欢乔治·华盛顿，“美国革命中农民志愿军的成功史大大地鼓舞了我，我知道将来总有一天中国农民也会像他们那样，为自由和独立而战斗”。1916年护国战争结束后晋升为滇军旅长并驻防四川泸州，朱德随即利用这一相对安定的时间阅读史书，至今泸州市图书馆还收藏着1900多册他当年购置的经史子集。后来到德国和苏联留学，特意购买一部德文版第一次世界大战主要战役汇编，并研习苏联军事历史。朱德读史，最显著的特点是注意总结借鉴历史上各种战役和军事行动成败的经验教训，他的战友徐向前曾这样评价朱德的读书生活：朱德在“长年的战争岁月里，经常手不释卷，熟读古今中外兵法，创造性地运用到战争实践中去”。朱德通过读史获得的教益，同他创建革命军队、开辟根据地、指挥人民战争等所作出的伟大贡献是分不开的。通过读史、研史，朱德深刻地指出： “认识了历史发展的规律，结合其他的研究和经验，我就找到了了解历史——过去和现在——的一把钥匙。”
在四川仪陇朱德纪念馆保存的一套33册的线装本《简明中国哲学史（修订本）》中，留下了朱德的大量批画，每册均写明阅读时间。如第33册末页用红铅笔写道： “自1976年3月18日开始至1976年4月5日阅完，共18天。诸同志帮助念读此书，……建议同志们都看这本书。朱德。”朱德以这种常人难以想象的方式把读史和生命融在了一起，在即将走向生命的终点，依然彰显出以史育人、借史资政的革命家本色。
邓小平： “懂得历史”，“是中国发展的一个精神动力”
少年时期的邓小平在家乡广安的10年读书生活，通过传统文化的熏陶，奠定了深厚的国学根底，从此，一生对文史典籍兴趣浓厚。抗战时期任八路军一二九师政治部锄奸部科长的刘复之回忆说：邓小平好读书，在艰苦的战争岁月，我几次在行军出发前整理文件挑子，箱子里总装几本书……解放战争时期，邓小平领导渡江战役，渡江前让部队在巢湖昼夜进行演习，他说这么做是鉴于三国时曹操在赤壁之战吃了这个亏。新中国成立后，1961年1月5日，邓小平谈到关于西藏工作的方针问题时借古喻今地指出： “稳定起来，对平叛也有好处。我最近看了《资治通鉴》，历史上遭到严重破坏后，真正搞起来两年就恢复了，瞎指挥破坏也快。”从战争到建设，邓小平古为今用，贯通娴熟。
阅读文史古书，是邓小平精神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1969年离开北京到江西，他的主要行李就是装满了书的几个大木箱子，其中大部分是中国历史、文学和外国文学书籍。1970年的一天，身在江西一隅的邓小平看到报纸上登出人民文学出版社即将出版一批古典名著的消息时，他立即找江西省委有关人士代购这批书籍。当他接到全套共11本的四大古典文学名著时，显得非常高兴。女儿毛毛谈到父母亲在江西的读书生活时说： “在那谪居的日子里，父母抓住时机勤于攻读，特别是父亲，每日都读至深夜。那几年中，他们读了大量的马列著作，读了《二十四史》以及古今中外的其他书籍。对他们来说，能有时间如此坐下来读书，确也是难得的机会。……在读书中，他们抚古思今，收益不浅。”也许正是在这段离群索居的读书岁月里，邓小平对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开始了自己独特的思考和构想。
邓小平注重以史育人。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针对中国为什么只能选择社会主义道路的大是大非问题，邓小平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指出，历史告诉我们，中国除了走社会主义道路没有别的道路可走。很多青年人不了解历史，就容易受蒙蔽，盲目认为资本主义比社会主义好。由此，邓小平郑重强调“要用历史教育青年，教育人民”， “要懂得些中国历史，这是中国发展的一个精神动力”。
陈云： “没有历史知识就连毛选也看不懂”
陈云从小酷爱读书，因家境贫寒交不起学费只能到商务印书馆当学徒，也因此有机会接触并阅读大量历史书籍。1923年他曾去杭州西湖文澜阁看过保存在那里的一部完整的乾隆年间手抄的《四库全书》，时隔54年后的1977年旧地重游，他专程到与文澜阁毗邻的“青白山居”参观保存在这里的《四库全书》。陈云重视和关心青年人的历史教育和学习。1981年4月，他在杭州的一次讲话中提出：“学理工的人也要有一定的中国文化传统的知识才行。今后，在继续办好理工科的同时，应该加强大学的文科教育。从小学开始，就要让学生读点古文。”关于党史教育，陈云强调： “青年人不知道我们的历史，特别是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这件事情现在要抓，以后也要抓，要一直抓下去。”陈云的好学之风造就了浓厚的家庭学习氛围，他对子女的教育要求是：读好书，做好人。1970年12月8日，陈云致信女儿陈伟华提出的四条读书建议中有两条是：找一本《中国近代史》看看，找一本世界革命史看看。就在这封信中，陈云提出“没有历史知识就连毛选也看不懂”的著名论断。陈云夫人于若木曾回忆：“陈云同志还特别重视孩子历史课的学习。伟力是家里第一个上中学的孩子。她上中学时，陈云同志把她叫到办公室，特别提醒她要好好学习历史课。”
陈云不仅注重读史，还注重治史。鉴于中国典籍大多是文言文，影响现代青年人阅读，陈云主张： “集中一些老人，一些旧文学基础好的老人，对一些古典书籍做些圈圈、点点的工作。……做些翻译工作，翻成白话，我觉得这项工作做好了，就是对古书的研究工作做好了一半，这样就能传下来。”陈云大力支持古籍的整理出版工作， “文革”后重新恢复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明确提出“整理古籍是一件大事，得搞上百年”，赢得了文史界专家学者的高度肯定和一致好评。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人的读史，早年是出于天然的主观兴趣，一种求知若渴的少年抱负；走上革命道路后的读史，主要是为了革命事业的客观需要，为了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以把握社会发展的规律和历史发展的航向，读史成为他们工作和事业的一部分；步入晚年后，他们依然孜孜不倦地读史、研史，哪怕重病缠身也不轻易放弃，如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在自己身体状况已经不具备独立读书的条件时，还坚持甚至请工作人员帮助读史。毛泽东最后读书的时间，根据记录是1976年9月8日晨，也就是临终前一天的5时50分，在全身布满多种监护抢救器械的情况下读了7分钟。这样的读史状态与精神，恐怕古今罕见，真可谓“生命不息，读史不止”。
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共领袖们的重史、读史、鉴史，不仅构成了他们领导革命事业推进国家建设的思想方法和领导智慧，同时，这种时刻不忘以“历史”作为参照系的独特思维和历史情怀，也成为后人评忆伟人风范的精神触点和情感纽带。正如江泽民所说： “我们的老一辈革命家，不但具有很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丰富的实践经验，而且具有渊博的历史知识。希望我们的各级领导干部，认真地读一点历史，首先要了解中国的历史。……还要了解世界的历史。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这无疑是毛泽东等中共领袖们历史情怀的生动拓展和有效延伸。
（压题照片：1961年，毛泽东在书房阅读）
毛泽东： “读历史是智慧的事”
毛泽东多次说过： “我一生最大的爱好是读书”，“饭可以一日不吃，觉可以一日不睡，书不可以一日不读”。他嗜书如命，史书为最。早在1920年12月1日，毛泽东在致蔡和森等的书信中分析袁世凯称帝、段祺瑞执政之所以失败时，就提出“均系不读历史之故”，因此“劝大家读历史”，并认为“读历史是智慧的事”。正是在对历史典籍充分研读之后，他得出了历史演进的规律，“历史上凡是专制主义者，或帝国主义者，或军国主义，非等到人家来推倒，决没有自己肯收场的”。走上职业革命家道路后，毛泽东更是以史为伴，且终其一生。马背上读书，行军中读书，吃饭前后读书，夜深人静时读书，病魔缠身时读书，罹患眼疾时还“听”书，毛泽东一生到底读了多少史书已无从统计，一部4000万字的《二十四史》，他反复阅读，直至逝世；一部300万字的《资治通鉴》，他读了17遍之多。他是名副其实的读史大家。
毛泽东不仅自己读史，还号召和带领全党同志尤其是领导干部学习和研读历史。延安时期，面对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他提出， “一切有相当研究能力的共产党员”，“都要研究我们民族的历史”。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号召全党“都要读历史”，并说， “我们是历史主义者”， “只有讲历史才能说服人”。毛泽东把读史、鉴史作为领导干部提高思想认识和领导能力的重要途径，这种独特的工作作风在党的一代领导干部身上打上了深刻烙印。曾任山西省委第一书记的陶鲁笳回忆：1959年第二次郑州会议期间，毛泽东一口气看完了吴晗主编的一套中国历史小丛书， “并建议我们买一套，浏览一下。之后，我照办了。读后感到很通俗、很生动、很受教益”。他深有体会地说，毛泽东“把阅读和研究中国文史作为工作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东西，这些是值得我们担负领导工作的人反复思考认真学习的”。曾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李德生，听从毛泽东建议读了《通鉴纪事本末》后，对学习历史有了自己的体会和认识， “以史为鉴，对现实中的某些问题，往往会有更深的感触和豁然开朗的感觉”；通过参鉴历史“指导实践”，“是领导干部必须努力把握好的一门艺术”。
周恩来：历史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记忆”
周恩来读史、鉴史同学习、工作可谓水乳交融、不分彼此。早在童蒙时代，他就阅读了四大名著、 《说岳全传》、《镜花缘》等传统经典；上小学时，课余时常爱读《离骚》、《史记》、《汉书》等书籍；到南开中学读书时，开始涉猎西方思想家卢梭、孟德斯鸠等的经典著作。
走上革命道路后，他以历史作为革命武器，领导文化界开展斗争。抗战时期，他在重庆同进步学术工作者保持密切接触。皖南事变后，沉闷的政治空气压得许多人透不过气来。周恩来鼓励大家多搞历史研究，他说： “形势不利于大规模地搞公开活动，但这也是一个机会。有研究能力的人，尽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坐下来搞点研究，抓紧时间深造自己，深入研究几个问题，想写什么书，赶快把它写出来。”“等革命胜利了……想研究问题、写书，时间就难找啦!”周恩来的话使很多人豁然开朗。许多重要史学著作，如郭沫若的《十批判书》、侯外庐的《中国古典社会史论》、翦伯赞的《中国史纲》、邓初民的《中国社会史教程》等，便是在这段时间开始写作或完成的。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致力于传承和发扬中华五千年历史文化。他说： “历史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就像记忆对于个人一样，一个人丧失了记忆就会成为白痴，一个民族如果忘记了历史，就会成为一个愚昧的民族。而一个愚昧的民族是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的。”1959年4月29日，他专门发表《把知识和经验留给后代》的讲话，强调“我们要把自己所掌握的历史遗产贡献出来”。1971年4月20日，他接见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领导小组成员时指出：要多出历史书，“要讲历史”， “不讲历史、割断历史怎么行呢？中国人不讲中国历史总差点劲”。
周恩来的读史状态同样令人颇多感慨。1973年3月26日，他在送给毛泽东的一个报告中说： “凌晨读史记汲黯、郑庄列传及太史公曰云云，深有所感，愧未能及。”而两周之前的3月10日他刚刚写了治病请假报告。作为日理万机的国家总理，在病重体衰之际依然坚持读史鉴史，一句“愧未能及”，足以看出周恩来以历史先贤为标尺提升和磨炼自身修养的不倦追求和人生境界。
刘少奇：不研究历史“就理论不起来”
刘少奇幼年时代就酷爱读古书，小小年纪就成了家乡宁乡炭子冲附近有学问之人。因在家中排行第九，同学和乡人送他一个雅号“刘九书柜”。20岁准备考大学时，还阅读了《御批增补袁了凡纲鉴》、《御批资治通鉴纲目》等。长沙宁乡纪念馆至今还保存着刘少奇当年读过的《资治通鉴》，从其批画来看，他已注意到不少关于经济方面的内容。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之后，他依然孜孜不倦地研习历史，他的书架上除了马列著作外，基本上都是文史古书。1951年秋天，刘少奇积劳成疾，毛泽东让他到杭州休假一个月。动身时，他把厚厚的几本《中国通史》塞进了行李包。据工作人员回忆，他每天戴着老花镜，一边读，一边思考，不时在书上圈圈点点。刘少奇的“坐功”是有名的，有时一天十几个小时废寝忘食地读书。几大本《中国通史》读完了，刘少奇的假期也结束了。
作为党内杰出的理论家，刘少奇多次号召党员干部要知史、懂史，认为加强历史修养是提高理论水平的重要前提。1948年12月14日，他在对马列学院第一班学员的讲话中说，要想真正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首先要学习历史，“历史里边也有普遍真理”，不研究历史“就理论不起来”；不仅要学习中国历史，还要学习西方历史，不懂得西方历史，就是“跛足的马克思主义者”。这不仅体现了刘少奇对学习历史的高度重视，也体现了他对学习历史与提升马列主义理论水平之间关系的深刻认识，反映了他独特的历史观。
朱德：历史是“了解过去和现在的一把钥匙”
朱德，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虽一生戎马倥偬，但对历史的笃爱及其深厚的传统文化功底却构成他精神世界的重要内容。朱德在早年私塾中就熟读四书五经，并涉猎了《二十四史》等史书，还读了不少世界史。他后来曾说：我小的时候非常喜欢拿破仑，也喜欢乔治·华盛顿，“美国革命中农民志愿军的成功史大大地鼓舞了我，我知道将来总有一天中国农民也会像他们那样，为自由和独立而战斗”。1916年护国战争结束后晋升为滇军旅长并驻防四川泸州，朱德随即利用这一相对安定的时间阅读史书，至今泸州市图书馆还收藏着1900多册他当年购置的经史子集。后来到德国和苏联留学，特意购买一部德文版第一次世界大战主要战役汇编，并研习苏联军事历史。朱德读史，最显著的特点是注意总结借鉴历史上各种战役和军事行动成败的经验教训，他的战友徐向前曾这样评价朱德的读书生活：朱德在“长年的战争岁月里，经常手不释卷，熟读古今中外兵法，创造性地运用到战争实践中去”。朱德通过读史获得的教益，同他创建革命军队、开辟根据地、指挥人民战争等所作出的伟大贡献是分不开的。通过读史、研史，朱德深刻地指出： “认识了历史发展的规律，结合其他的研究和经验，我就找到了了解历史——过去和现在——的一把钥匙。”
在四川仪陇朱德纪念馆保存的一套33册的线装本《简明中国哲学史（修订本）》中，留下了朱德的大量批画，每册均写明阅读时间。如第33册末页用红铅笔写道： “自1976年3月18日开始至1976年4月5日阅完，共18天。诸同志帮助念读此书，……建议同志们都看这本书。朱德。”朱德以这种常人难以想象的方式把读史和生命融在了一起，在即将走向生命的终点，依然彰显出以史育人、借史资政的革命家本色。
邓小平： “懂得历史”，“是中国发展的一个精神动力”
少年时期的邓小平在家乡广安的10年读书生活，通过传统文化的熏陶，奠定了深厚的国学根底，从此，一生对文史典籍兴趣浓厚。抗战时期任八路军一二九师政治部锄奸部科长的刘复之回忆说：邓小平好读书，在艰苦的战争岁月，我几次在行军出发前整理文件挑子，箱子里总装几本书……解放战争时期，邓小平领导渡江战役，渡江前让部队在巢湖昼夜进行演习，他说这么做是鉴于三国时曹操在赤壁之战吃了这个亏。新中国成立后，1961年1月5日，邓小平谈到关于西藏工作的方针问题时借古喻今地指出： “稳定起来，对平叛也有好处。我最近看了《资治通鉴》，历史上遭到严重破坏后，真正搞起来两年就恢复了，瞎指挥破坏也快。”从战争到建设，邓小平古为今用，贯通娴熟。
阅读文史古书，是邓小平精神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1969年离开北京到江西，他的主要行李就是装满了书的几个大木箱子，其中大部分是中国历史、文学和外国文学书籍。1970年的一天，身在江西一隅的邓小平看到报纸上登出人民文学出版社即将出版一批古典名著的消息时，他立即找江西省委有关人士代购这批书籍。当他接到全套共11本的四大古典文学名著时，显得非常高兴。女儿毛毛谈到父母亲在江西的读书生活时说： “在那谪居的日子里，父母抓住时机勤于攻读，特别是父亲，每日都读至深夜。那几年中，他们读了大量的马列著作，读了《二十四史》以及古今中外的其他书籍。对他们来说，能有时间如此坐下来读书，确也是难得的机会。……在读书中，他们抚古思今，收益不浅。”也许正是在这段离群索居的读书岁月里，邓小平对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开始了自己独特的思考和构想。
邓小平注重以史育人。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针对中国为什么只能选择社会主义道路的大是大非问题，邓小平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指出，历史告诉我们，中国除了走社会主义道路没有别的道路可走。很多青年人不了解历史，就容易受蒙蔽，盲目认为资本主义比社会主义好。由此，邓小平郑重强调“要用历史教育青年，教育人民”， “要懂得些中国历史，这是中国发展的一个精神动力”。
陈云： “没有历史知识就连毛选也看不懂”
陈云从小酷爱读书，因家境贫寒交不起学费只能到商务印书馆当学徒，也因此有机会接触并阅读大量历史书籍。1923年他曾去杭州西湖文澜阁看过保存在那里的一部完整的乾隆年间手抄的《四库全书》，时隔54年后的1977年旧地重游，他专程到与文澜阁毗邻的“青白山居”参观保存在这里的《四库全书》。陈云重视和关心青年人的历史教育和学习。1981年4月，他在杭州的一次讲话中提出：“学理工的人也要有一定的中国文化传统的知识才行。今后，在继续办好理工科的同时，应该加强大学的文科教育。从小学开始，就要让学生读点古文。”关于党史教育，陈云强调： “青年人不知道我们的历史，特别是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这件事情现在要抓，以后也要抓，要一直抓下去。”陈云的好学之风造就了浓厚的家庭学习氛围，他对子女的教育要求是：读好书，做好人。1970年12月8日，陈云致信女儿陈伟华提出的四条读书建议中有两条是：找一本《中国近代史》看看，找一本世界革命史看看。就在这封信中，陈云提出“没有历史知识就连毛选也看不懂”的著名论断。陈云夫人于若木曾回忆：“陈云同志还特别重视孩子历史课的学习。伟力是家里第一个上中学的孩子。她上中学时，陈云同志把她叫到办公室，特别提醒她要好好学习历史课。”
陈云不仅注重读史，还注重治史。鉴于中国典籍大多是文言文，影响现代青年人阅读，陈云主张： “集中一些老人，一些旧文学基础好的老人，对一些古典书籍做些圈圈、点点的工作。……做些翻译工作，翻成白话，我觉得这项工作做好了，就是对古书的研究工作做好了一半，这样就能传下来。”陈云大力支持古籍的整理出版工作， “文革”后重新恢复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明确提出“整理古籍是一件大事，得搞上百年”，赢得了文史界专家学者的高度肯定和一致好评。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人的读史，早年是出于天然的主观兴趣，一种求知若渴的少年抱负；走上革命道路后的读史，主要是为了革命事业的客观需要，为了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以把握社会发展的规律和历史发展的航向，读史成为他们工作和事业的一部分；步入晚年后，他们依然孜孜不倦地读史、研史，哪怕重病缠身也不轻易放弃，如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在自己身体状况已经不具备独立读书的条件时，还坚持甚至请工作人员帮助读史。毛泽东最后读书的时间，根据记录是1976年9月8日晨，也就是临终前一天的5时50分，在全身布满多种监护抢救器械的情况下读了7分钟。这样的读史状态与精神，恐怕古今罕见，真可谓“生命不息，读史不止”。
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共领袖们的重史、读史、鉴史，不仅构成了他们领导革命事业推进国家建设的思想方法和领导智慧，同时，这种时刻不忘以“历史”作为参照系的独特思维和历史情怀，也成为后人评忆伟人风范的精神触点和情感纽带。正如江泽民所说： “我们的老一辈革命家，不但具有很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丰富的实践经验，而且具有渊博的历史知识。希望我们的各级领导干部，认真地读一点历史，首先要了解中国的历史。……还要了解世界的历史。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这无疑是毛泽东等中共领袖们历史情怀的生动拓展和有效延伸。
（压题照片：1961年，毛泽东在书房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