凶吉无法预测，虽然我是医生。


　　1988年夏季的一个黄昏，我回到寝室。同伴马霞对我说：“我们一起骑车出去玩儿玩儿，好吗?”
　　“好吧!”我对她说。不一会，我俩上了路。底特律的乡间风景很美，夏季的黄昏到处是鲜花。大湖上，帆船点缀着湖面，漂亮极了!我们骑着车，呼吸着馨香的空气。马霞在后我在前。我们来到一拐弯处，突然迎面驶来一辆越野吉普，我还没来得及下车就被撞到空中，然后重重地摔在地上。
　　医生变成患者
　　
　　醒来时，我看见窗前穿白衣的护士。马霞在我身旁。
　　神经外科医生来了。他说：“真高兴，你醒过来了。现在还不知道你脑震荡的严重程度。所以，你得住院观察。”
　　“为什么?”我问医生。“我想不会很严重。我想回去上班。你知道我也是医生!”
　　“好吧!你若一定要走，请保持联系。”
　　结果，7周后，我穿着白大褂满怀信心地上班了。
　　
　　严重的医疗事故
　　
　　早上，医院里热闹非凡。我走进病房，指着一位患者问下级大夫：“这是谁?”
　　下级大夫说出了患者的姓名。“他的病历在哪儿?”
　　下级大夫指着我的手答道：“在你手上!”我这才打开看。
　　不久，更严重的问题出来了。我为一位病人开的药用后无效，结果患者的脚化了脓，得截肢!我拚命地想这是怎么回事，却怎么也想不起来。最后我找到院长，把这一切告诉了她。她要我立即停止给患者看病，并马上找夏兹医生检查。
　　
　　失去自我
　　
　　检查使夏兹医生吓了一跳。她建议我到神经心理学家那里作进一步检查。她说我需要很长的康复过程才能恢复正常的脑功能。后来，我来到了纽约，住在大学同窗罗丽的家里。我几乎整天睡觉，直到被闹钟吵醒。我睁开眼睛看着周围，发现一切都很陌生。我突然想不起来我为什么在这个陌生的城市，住在一个陌生的公寓里。直到看到罗丽留下的条子，我才明白。
　　这时，纽约严冬的寒风正烈，我的脸就像被刀子割，我的头皮冻得发麻。我来到车站，发现兜里没钱。回到公寓后,我从镜子中发现我的头发乱七八糟，上面结着白霜。我这才想起来，还没梳头，忘了扎皮筋儿。
　　好不容易我才来到第24大街的一幢红砖楼房前，它的面墙上贴着金光闪闪的几个大字：纽约大学脑创伤康复中心。我做了各种检查，结果比我预想的更糟。其中一种测试是医生要我用左右两手先后把钉子钉入一块木板内。我先用右手，然后再用左手。结果表明，我的右手失灵了。我恐慌极了，我不曾料到这么严重。
　　最初，我在笔记本上写道：“5个月的疗程，7月27日结束，7月31日正式上班。”我的护士琼很年轻，她说话轻笑容甜，很逗人爱。我与琼谈我的打算，可琼从来都是微笑着静静地听我讲，很少说话。一天，她建议我看一下我和医生谈话的录像。从录像中我发现自己成了疯子，衣冠不整，披头散发，目光呆滞。我这才知道，我成了什么样子。
　　我接受治疗9周后，第一次与亲人见面。“你会好的!”母亲鼓励我，我躺在母亲的怀里，她轻轻地抚摸我的头，让我享受童年般的幸福。母亲曾经历过生活的磨难，但她没有被压倒，她已成为ABC广播公司底特律分公司的总经理。我说:“我现在好多了。”“是的，孩子，你好多了。”妈妈答道。
　　“我要回家，我要上班。”“是的，你一定可以，但现在不行。”但我不这样想，我盘算着，7月27日回到家后要好好地庆贺一下，然后到外面散散心。也许我还得回来。因为，已有数人回家后又回来了。许多人都对我说，延长治疗是明智的。第二天，医生查房，他问我，“你现在感觉怎么样?”
　　我赶忙写下他的话，可怎么也琢磨不出他的意思。我又听见医生在问其他人。我突然发现，我的记忆没有了，我的智力也没有了，我的工作、我的身份、我的生活都没有了，只有躯体存在。我的内心产生了一种不可名状的悲哀。我走到窗前看着外面。我突然体验到了人们自杀前的感受。人是多么容易改变呀!
　　
　　下一个疗程
　　
　　6周后我又回到了康复中心，接受为期5个月的第二疗程。糟糕的是，我找不到房门的钥匙，连电话都不知在哪儿，也不知该吃中餐还是晚餐，只觉得饿。一天，我拖着极度疲乏的身体走上曼哈顿街头，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公用电话，胡乱地拨着号码，对外面嘈杂的声音不屑一顾。我在听筒里听见了母亲的声音。我喊了一声妈妈，就什么也说不出来了，母亲能听到的只有我的哭泣声和街上的嘈杂声。
　　第二天母亲赶来了。我突然害羞起来。34岁的人还要母亲喂饭!母亲把我房间里所有的东西都贴上了标签，以便我能通过文字来识别。我发现最有用的标签是贴在冰箱上的，因为我饿了就可以从上边找到我想吃的东西。
　　我接受治疗的时间远远超过了预期，我发现我的梦想已全部化为泡影，我精心策划的工作也全部落空。我突然感到，我的生活已失去了意义。为了摆脱痛苦，我走访了凯，我以前很好的朋友。可不巧，她的侄女在车祸中丧了生，她非常痛苦。我紧紧地抱着她哭个不停，我不知道是在为她哭泣还是在哭我自己。反正我控制不住感情。她对我说，“克劳霞，去年你差点丢了命，可你活过来了，真幸运!”我突然想起，一个朋友也对我说过这句话:“你从车轮下捡了一条命，真幸运!”
　　
　　真正的康复
　　
　　5个月后琼对我说：“你现在好多了!”
　　“是的，我知道!”我开始做更多的事。十月的纽约，秋高气爽，外面是新鲜的空气、人声鼎沸的大街、充满活力的世界。我感到了生命的回归。我的目光异常灵活，总想看这看那。
　　一天琼带着医生来看我，要我给学生准备长达3小时的讲座，内容是脑创伤的临床症状。我异常激动起来。因为我知道，这将决定我今后还能否教学。1小时下来，我们开始休息。我仔细观察学生，发现他们没有异常反应，也没有疑问。他们说，我讲得很好。我第一次感受到一个崭新的自我。
　　从此，我十分注意自己的言行，注意别出错。有一次我把脏衣服扔进垃圾箱，又赶忙捡回来，正好倒垃圾的人来了。我对他笑了笑说:“我不会让你拿去的!”
　　我终于从康复中心“毕业”，回到底特律。医院同意我去密执安州立大学任教，并且一教就是10年，我非常爱教学。如今，我已成为医学博士。别人问我，人生最大的挑战是什么，我说是克制自我。10年过去了，我仍念念不忘康复中心对我的教诲：人要不断地发现自身的弱点，克服困难，这样才不会被生活抛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