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臺灣第一位本省籍總統、也是第一位民選總統李登輝，歷經了大時代風雲變幻的一生。他既享有“臺灣民主先生”的美譽，也因“岩裡政男”的日本名字，以及“國民黨是外來政權”“兩國論”等爭議性言論，在海峽兩岸被許多人視為“台獨教父”。
李登輝12年總統任內（1988年至2000年），臺灣經歷了立法院改選、改采《認識臺灣》教科書、人民直選總統、國民大會虛級化、臺灣“凍省”等。他曾提出“中華民國在臺灣”，主張中國應分割為臺灣、西藏、新疆、蒙古、華南、華北、東北七部分，各自競爭發展以維持安定，乃至拋出震撼國際的“兩國論”，但終究未修憲更改國號或在法理上宣佈臺灣獨立建國。
卸任後，2003年3月李登輝才在“世界臺灣人大會”上，提出應將“中華民國”改名為“臺灣國”，是首次公開主張更改國號;同年8月又說“中華民國其實根本不存在”，臺灣要變成正常國家。
但2007年1月29日和31日，他又表示自己不是“台獨教父”，從未主張過“台獨”，還指“台獨”本身是假議題，因為臺灣已經是主權獨立的國家，名字就叫“中華民國”。
他主張在維護國家尊嚴、照顧全民利益、彰顯臺灣主體性的前提下讓陸資入台，開放中國大陸觀光客赴台。這番言論，又讓一幫台獨大佬們感到錯愕和尷尬。
李登輝是日本人？
1994年4月，李登輝作為時任總統兼中國國民黨主席，向日本作家司馬遼太郎感歎“生為臺灣人的悲哀”“到22歲為止也是日本人”，並指國民黨是“外來政權”而決心像摩西那樣要帶領臺灣“出埃及”，引起海內外一片譁然。
此番親日言論，對中國民族主義者聽來十分刺耳，但根據1895年清廷與日本簽訂的《馬關條約》，臺灣被永久割讓為日本領土，島上漢人必須在兩年內選擇去留，“限滿之後尚未遷徙者，酌宜視為日本臣民”。
從國籍法上講，1923年出生在臺北縣的李登輝，自稱曾是日本人確實符合歷史事實。不過留下來的漢人和原住民屬於日本國內的臺灣籍民，政治地位和權利不能與日本本土國民相提並論。
李登輝有無中國意識？
李登輝雖受日本教育和日本文化薰陶，小學五年級之前曾學過漢文，高中也用日語和台語上過《論語》《孟子》等漢文課;20幾歲時曾讀胡適、魯迅和郭沫若的著作，認為中國傳統文化長期受封建體制扭曲，社會弊病積習難改。
他宣稱1990年代推行“經營大臺灣，建立新中原”的政策目標，就是要逐漸擺脫傳統的束縛，“我們所做的這一切，也都為中國文化的再造，帶來了新的希望”。
高中時期的李登輝，深受日籍左翼教師鹽見薰以馬克思主義講授中國歷史的影響，認為農業對中國的未來非常關鍵，而在1943年進入京都帝國大學選擇攻讀農業經濟學。
“因為少年時受他（鹽見薰）的歷史教育，使我對中國有一個起碼的認識，對中國革命相當同情。”
1945年日本戰敗，3萬名在日臺灣人中8000人選擇返臺，包括22歲的李登輝。返台前，他還和妻子曾文惠一起學過中國國語。
“日本剛戰敗時，我認為自己是臺灣人也是中國人，因為祖先是從中國那邊來的……我想臺灣既然已經回到祖國，希望快一點回來念書，為國家拼命、建設，不要留在日本讀書。”
臺灣學者黃光國認為，李登輝就像殖民地時代大多數的臺灣年輕人，內心仍存有中國意識，只是跟同代人經歷由“日本的臺灣”轉換到“中國的臺灣”，同時體驗過“雙重認同”的困擾。
日本學者若林正丈指出，像李登輝這樣在日本大正（1910年至1925年）時期出生的臺灣人，戰前所學的“國語”（日語），是他們營造知性和感性生活的憑籍，常會慨歎自身的幸與不幸，所以李登輝才會說“生為臺灣人的悲哀”。
以上可見，李登輝的情感結構中包含了臺灣意識、日本意識和中國意識，左右了他看待臺灣、中國大陸和日本的視角。
台獨人士如何看李登輝？
李登輝向司馬遼太郎提到臺灣“四百年”及“國民黨是外來政權”的概念，其實都是從真正的“台獨教父”史明（本名施朝暉）1962年寫成的《臺灣人四百年史》一書中借來。史明提出，17世紀荷蘭佔領台澎，吸引福建漢人移民開拓，才揭開臺灣社會發展的有史時代。
經過荷蘭人、鄭成功、滿洲人、日本人、蔣派中國人等“外來征服者”先後輪流“殖民統治”，以及近代化和資本主義化的洗禮，臺灣社會與臺灣人在歷史上、社會上脫離中國社會和中國人，逐步形成了“臺灣民族”。
相對于史明旗幟鮮明提出脫離“中華民族”而建構“臺灣民族”的台獨理論，李登輝任內一再表示沒有建立“臺灣共和國”之必要，只是提出“中華民國在臺灣”或“臺灣中華民國”的模糊意涵。
同樣主張建構“臺灣民族”的學者施正鋒，批判李登輝“經營大臺灣，建立新中原”的論述，只是試圖將“中華民國”變為另一個華人國度，同時保有華人的文化認同及臺灣的政治認同，心態上是權宜考量下的漢人忠誠者（Han loyalist，即與鄭成功、蔣氏父子一樣忠於漢人文化），而不是建立以臺灣本土為中心的新國度。
李登輝自己說，其日本意識、臺灣意識、中國意識、參加及退出共產黨的想法一直在變，“歷史、生理、意識等等演變的過程，與我們從出生到老化的過程，許多所在都是一樣的”。
因此，爬梳李登輝的思想脈絡，應注意他在青少年、中年、老年等不同時期的思想變化，應看到他因不同的政治環境、身份、現實而做出妥協。這個複雜的處境與變化，未必是以“天生頑固、處心積慮”“台獨教父”等簡單評價，就能解釋得清楚。
從“一國兩府”到“兩國論”
李登輝在1990年代的兩岸政策，先後提出“一個中國、兩個政府”（1990）、“一個中國、兩個地區、兩個政治實體”（1991）、“階段性兩個中國”（1993）、“一個分裂分治的中國”（1997）到“特殊的國與國關係”（簡稱兩國論，1999）的定位。 中國國台辦副主任王在希曾批評，李登輝早期推行“台獨”路線有“形統而實獨”的特點，一邊搞分裂，一邊又講“一個中國”“統一目標”，打著“政治民主化”和“權力本土化”的旗幟，騙取臺灣民心。
大陸官方認為李登輝暗中分裂國民黨、支持民進黨，才使得主張“台獨”的民進黨能在2000年上臺執政。
以李登輝接受《自由時報》總編輯鄒景雯採訪成書的《李登輝執政告白實錄》（2001）披露，他主政12年裡分別與中共兩代領導人鄧小平、江澤民維持一條秘密的溝通聯繫管道，直到卸任為止。
兩岸密使五年見面27次
取得突破促成汪辜會談
北京從1988年就透過佛道思想學者南懷瑾擔任中間人，聯絡李登輝的秘書蘇志誠。從1990年至1995年為止，雙方代表共計在香港、北京、珠海、澳門會面27次，前九次南懷瑾全程參與，後18次兩岸直接對話。除了降低敵意、增加善意，始終未能達成具體共識。不過1992年6月，雙方密使取得突破性進展，促成了1993年4月的新加坡汪辜會談。1995年4月，由於新黨立法委員郁慕明將兩岸密使往來曝光，雙方不得不中止會晤。
1995年6月，李登輝在美國康乃爾大學發表題為《民之所欲，長在我心》演講，首次提到“中華民國在臺灣的2100萬人”。在北京看來，克林頓政府讓臺灣最高領導人訪美，是給李登輝在國際社會製造“兩個中國”、“一中一台”打氣，於是中止大陸海協會與臺灣海基會協商。1996年3月臺灣首次直選總統前夕，解放軍兩次在台海試射導彈演習，但李登輝仍高票當選。
美國雖調派兩支航空母艦戰鬥群駛近台海警戒，仍必須改善對華關係。1997年10月江澤民應邀訪美之後，1998年6月克林頓回訪並在上海首次表示：不支援臺灣參加以國家為主體的國際組織。
一個月後，李登輝在國家安全會議成立了“強化中華民國主權國家地位小組”，由時任國安會諮詢委員的蔡英文（現任臺灣總統）召集法政學者研究，要在法理上證明“臺灣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1999年5月，蔡英文等向李登輝建議，兩岸關係應至少定位為“特殊的國與國關係”，並分階段修憲、修法、廢除《國家統一綱領》並以“跨世紀兩岸關係綱領”取代。
同年7月9日，李登輝接受“德國之聲”專訪時順勢指出“1949年中共成立以後，從未統治過中華民國所轄的台澎金馬”，“1991修憲以來，已將兩岸關係定位在國家與國家，至少是特殊的國與國的關係，而非一合法政府，一叛亂團體，或一中央政府，一地方政府的‘一個中國’的內部關係。北京將臺灣視為叛亂的一省，完全昧於歷史與法律上的事實。也由於兩岸關係定位在特殊的國與國關係，因此沒有再宣佈臺灣獨立的必要。”
“兩國論”引發陸美台三角關係再度緊張，時任陸委會主委的蘇起多年後直指，兩國論是“完全機密的個人決策”，推翻了國民黨政府自1991年廢止動員戡亂以來的大陸政策基礎。兩國論固然有抗衡北京“促統”壓力的成分，更重要的是李登輝想憑藉至高無上的權力打破內外現狀，用一個新的國家定位與兩岸關係定位，來確立其繼任人（無論是誰）不易撼動的李登輝路線。兩國論後來也成為陳水扁政府的兩岸政策基礎。
1999年7月20日大陸國臺辦警告，如果臺灣按兩國論修憲修法，以“中華民國”名義實現“臺灣獨立”，兩岸未來不可能“以和平方式統一”。大陸官方連日來透過解放軍演習的消息施壓，臺北股市應聲重挫。李登輝不得不補充說明，自1991年修憲以來已將兩岸關係定位為“特殊的國與國關係”，而不是“一個中國”的內部問題。“一個中國”不是現在，將來民主統一之後，才可能有“一個中國”。
李登輝還向美國官方解釋，他是從現實、法律與歷史的角度，把兩岸關係的定位講得更清楚，宣示的是一個主權的事實，“但是我們沒有放棄在未來追求和平統一，這個目標我們並沒有放棄。”
7月23日，他再向美國在台協會理事主席卜睿哲指出，“特殊國與國關係”並未脫離1997年國民黨政府提出的“一個分治的中國”，只是為了打破北京設定的“一個中國原則”框架。他特別表示反對台獨和“臺灣共和國”，強調自己一手設立國統會與陸委會推動和平統一，不可能自相矛盾地主張臺灣獨立。
卜睿哲則表示，保有“一個中國”的模糊空間，台海兩岸才能維持穩定局面，建議臺灣官方再次提出“一個中國、各自表述”。7月30日，海基會董事長辜振甫向大陸海協會指出，1992年兩會曾有“一個中國口頭上各自表述”的共識，但大陸一再宣揚其“一中”"原則;臺灣認為“一個中國”是未來式，兩岸現狀是對等分治，因此才定位為特殊的國與國關係，但海協會認為此說嚴重違背“海峽兩岸均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的共識而駁回。
由於當時國民黨政府內部對兩國論修憲問題意見分歧，李登輝也看到民意雖然支持兩國論，但對修憲、修法有所遲疑，決定讓兩國論停留在口頭宣示。
儘管兩國論始終沒有進入《中華民國憲法》，2000年5月30日時任陸委會主委的蔡英文還指出，兩國論作為兩岸政治對話的準備任務已經完成，不能把兩國論與“台獨”等量齊觀。但由於北京和臺灣泛藍陣營認定兩國論違背“一個中國”的原則，加上李登輝卸任總統後，公開說過“中華民國已經不存在”、臺灣需要正名，隨著他的生命在2020年7月30日停止，兩國論也被蓋棺論定為李登輝搞“台獨”的證據。
李登輝12年總統任內（1988年至2000年），臺灣經歷了立法院改選、改采《認識臺灣》教科書、人民直選總統、國民大會虛級化、臺灣“凍省”等。他曾提出“中華民國在臺灣”，主張中國應分割為臺灣、西藏、新疆、蒙古、華南、華北、東北七部分，各自競爭發展以維持安定，乃至拋出震撼國際的“兩國論”，但終究未修憲更改國號或在法理上宣佈臺灣獨立建國。
卸任後，2003年3月李登輝才在“世界臺灣人大會”上，提出應將“中華民國”改名為“臺灣國”，是首次公開主張更改國號;同年8月又說“中華民國其實根本不存在”，臺灣要變成正常國家。
但2007年1月29日和31日，他又表示自己不是“台獨教父”，從未主張過“台獨”，還指“台獨”本身是假議題，因為臺灣已經是主權獨立的國家，名字就叫“中華民國”。
他主張在維護國家尊嚴、照顧全民利益、彰顯臺灣主體性的前提下讓陸資入台，開放中國大陸觀光客赴台。這番言論，又讓一幫台獨大佬們感到錯愕和尷尬。
李登輝是日本人？
1994年4月，李登輝作為時任總統兼中國國民黨主席，向日本作家司馬遼太郎感歎“生為臺灣人的悲哀”“到22歲為止也是日本人”，並指國民黨是“外來政權”而決心像摩西那樣要帶領臺灣“出埃及”，引起海內外一片譁然。
此番親日言論，對中國民族主義者聽來十分刺耳，但根據1895年清廷與日本簽訂的《馬關條約》，臺灣被永久割讓為日本領土，島上漢人必須在兩年內選擇去留，“限滿之後尚未遷徙者，酌宜視為日本臣民”。
從國籍法上講，1923年出生在臺北縣的李登輝，自稱曾是日本人確實符合歷史事實。不過留下來的漢人和原住民屬於日本國內的臺灣籍民，政治地位和權利不能與日本本土國民相提並論。
李登輝有無中國意識？
李登輝雖受日本教育和日本文化薰陶，小學五年級之前曾學過漢文，高中也用日語和台語上過《論語》《孟子》等漢文課;20幾歲時曾讀胡適、魯迅和郭沫若的著作，認為中國傳統文化長期受封建體制扭曲，社會弊病積習難改。
他宣稱1990年代推行“經營大臺灣，建立新中原”的政策目標，就是要逐漸擺脫傳統的束縛，“我們所做的這一切，也都為中國文化的再造，帶來了新的希望”。
高中時期的李登輝，深受日籍左翼教師鹽見薰以馬克思主義講授中國歷史的影響，認為農業對中國的未來非常關鍵，而在1943年進入京都帝國大學選擇攻讀農業經濟學。
“因為少年時受他（鹽見薰）的歷史教育，使我對中國有一個起碼的認識，對中國革命相當同情。”
1945年日本戰敗，3萬名在日臺灣人中8000人選擇返臺，包括22歲的李登輝。返台前，他還和妻子曾文惠一起學過中國國語。
“日本剛戰敗時，我認為自己是臺灣人也是中國人，因為祖先是從中國那邊來的……我想臺灣既然已經回到祖國，希望快一點回來念書，為國家拼命、建設，不要留在日本讀書。”
臺灣學者黃光國認為，李登輝就像殖民地時代大多數的臺灣年輕人，內心仍存有中國意識，只是跟同代人經歷由“日本的臺灣”轉換到“中國的臺灣”，同時體驗過“雙重認同”的困擾。
日本學者若林正丈指出，像李登輝這樣在日本大正（1910年至1925年）時期出生的臺灣人，戰前所學的“國語”（日語），是他們營造知性和感性生活的憑籍，常會慨歎自身的幸與不幸，所以李登輝才會說“生為臺灣人的悲哀”。
以上可見，李登輝的情感結構中包含了臺灣意識、日本意識和中國意識，左右了他看待臺灣、中國大陸和日本的視角。
台獨人士如何看李登輝？
李登輝向司馬遼太郎提到臺灣“四百年”及“國民黨是外來政權”的概念，其實都是從真正的“台獨教父”史明（本名施朝暉）1962年寫成的《臺灣人四百年史》一書中借來。史明提出，17世紀荷蘭佔領台澎，吸引福建漢人移民開拓，才揭開臺灣社會發展的有史時代。
經過荷蘭人、鄭成功、滿洲人、日本人、蔣派中國人等“外來征服者”先後輪流“殖民統治”，以及近代化和資本主義化的洗禮，臺灣社會與臺灣人在歷史上、社會上脫離中國社會和中國人，逐步形成了“臺灣民族”。
相對于史明旗幟鮮明提出脫離“中華民族”而建構“臺灣民族”的台獨理論，李登輝任內一再表示沒有建立“臺灣共和國”之必要，只是提出“中華民國在臺灣”或“臺灣中華民國”的模糊意涵。
同樣主張建構“臺灣民族”的學者施正鋒，批判李登輝“經營大臺灣，建立新中原”的論述，只是試圖將“中華民國”變為另一個華人國度，同時保有華人的文化認同及臺灣的政治認同，心態上是權宜考量下的漢人忠誠者（Han loyalist，即與鄭成功、蔣氏父子一樣忠於漢人文化），而不是建立以臺灣本土為中心的新國度。
李登輝自己說，其日本意識、臺灣意識、中國意識、參加及退出共產黨的想法一直在變，“歷史、生理、意識等等演變的過程，與我們從出生到老化的過程，許多所在都是一樣的”。
因此，爬梳李登輝的思想脈絡，應注意他在青少年、中年、老年等不同時期的思想變化，應看到他因不同的政治環境、身份、現實而做出妥協。這個複雜的處境與變化，未必是以“天生頑固、處心積慮”“台獨教父”等簡單評價，就能解釋得清楚。
從“一國兩府”到“兩國論”
李登輝在1990年代的兩岸政策，先後提出“一個中國、兩個政府”（1990）、“一個中國、兩個地區、兩個政治實體”（1991）、“階段性兩個中國”（1993）、“一個分裂分治的中國”（1997）到“特殊的國與國關係”（簡稱兩國論，1999）的定位。 中國國台辦副主任王在希曾批評，李登輝早期推行“台獨”路線有“形統而實獨”的特點，一邊搞分裂，一邊又講“一個中國”“統一目標”，打著“政治民主化”和“權力本土化”的旗幟，騙取臺灣民心。
大陸官方認為李登輝暗中分裂國民黨、支持民進黨，才使得主張“台獨”的民進黨能在2000年上臺執政。
以李登輝接受《自由時報》總編輯鄒景雯採訪成書的《李登輝執政告白實錄》（2001）披露，他主政12年裡分別與中共兩代領導人鄧小平、江澤民維持一條秘密的溝通聯繫管道，直到卸任為止。
兩岸密使五年見面27次
取得突破促成汪辜會談
北京從1988年就透過佛道思想學者南懷瑾擔任中間人，聯絡李登輝的秘書蘇志誠。從1990年至1995年為止，雙方代表共計在香港、北京、珠海、澳門會面27次，前九次南懷瑾全程參與，後18次兩岸直接對話。除了降低敵意、增加善意，始終未能達成具體共識。不過1992年6月，雙方密使取得突破性進展，促成了1993年4月的新加坡汪辜會談。1995年4月，由於新黨立法委員郁慕明將兩岸密使往來曝光，雙方不得不中止會晤。
1995年6月，李登輝在美國康乃爾大學發表題為《民之所欲，長在我心》演講，首次提到“中華民國在臺灣的2100萬人”。在北京看來，克林頓政府讓臺灣最高領導人訪美，是給李登輝在國際社會製造“兩個中國”、“一中一台”打氣，於是中止大陸海協會與臺灣海基會協商。1996年3月臺灣首次直選總統前夕，解放軍兩次在台海試射導彈演習，但李登輝仍高票當選。
美國雖調派兩支航空母艦戰鬥群駛近台海警戒，仍必須改善對華關係。1997年10月江澤民應邀訪美之後，1998年6月克林頓回訪並在上海首次表示：不支援臺灣參加以國家為主體的國際組織。
一個月後，李登輝在國家安全會議成立了“強化中華民國主權國家地位小組”，由時任國安會諮詢委員的蔡英文（現任臺灣總統）召集法政學者研究，要在法理上證明“臺灣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1999年5月，蔡英文等向李登輝建議，兩岸關係應至少定位為“特殊的國與國關係”，並分階段修憲、修法、廢除《國家統一綱領》並以“跨世紀兩岸關係綱領”取代。
同年7月9日，李登輝接受“德國之聲”專訪時順勢指出“1949年中共成立以後，從未統治過中華民國所轄的台澎金馬”，“1991修憲以來，已將兩岸關係定位在國家與國家，至少是特殊的國與國的關係，而非一合法政府，一叛亂團體，或一中央政府，一地方政府的‘一個中國’的內部關係。北京將臺灣視為叛亂的一省，完全昧於歷史與法律上的事實。也由於兩岸關係定位在特殊的國與國關係，因此沒有再宣佈臺灣獨立的必要。”
“兩國論”引發陸美台三角關係再度緊張，時任陸委會主委的蘇起多年後直指，兩國論是“完全機密的個人決策”，推翻了國民黨政府自1991年廢止動員戡亂以來的大陸政策基礎。兩國論固然有抗衡北京“促統”壓力的成分，更重要的是李登輝想憑藉至高無上的權力打破內外現狀，用一個新的國家定位與兩岸關係定位，來確立其繼任人（無論是誰）不易撼動的李登輝路線。兩國論後來也成為陳水扁政府的兩岸政策基礎。
1999年7月20日大陸國臺辦警告，如果臺灣按兩國論修憲修法，以“中華民國”名義實現“臺灣獨立”，兩岸未來不可能“以和平方式統一”。大陸官方連日來透過解放軍演習的消息施壓，臺北股市應聲重挫。李登輝不得不補充說明，自1991年修憲以來已將兩岸關係定位為“特殊的國與國關係”，而不是“一個中國”的內部問題。“一個中國”不是現在，將來民主統一之後，才可能有“一個中國”。
李登輝還向美國官方解釋，他是從現實、法律與歷史的角度，把兩岸關係的定位講得更清楚，宣示的是一個主權的事實，“但是我們沒有放棄在未來追求和平統一，這個目標我們並沒有放棄。”
7月23日，他再向美國在台協會理事主席卜睿哲指出，“特殊國與國關係”並未脫離1997年國民黨政府提出的“一個分治的中國”，只是為了打破北京設定的“一個中國原則”框架。他特別表示反對台獨和“臺灣共和國”，強調自己一手設立國統會與陸委會推動和平統一，不可能自相矛盾地主張臺灣獨立。
卜睿哲則表示，保有“一個中國”的模糊空間，台海兩岸才能維持穩定局面，建議臺灣官方再次提出“一個中國、各自表述”。7月30日，海基會董事長辜振甫向大陸海協會指出，1992年兩會曾有“一個中國口頭上各自表述”的共識，但大陸一再宣揚其“一中”"原則;臺灣認為“一個中國”是未來式，兩岸現狀是對等分治，因此才定位為特殊的國與國關係，但海協會認為此說嚴重違背“海峽兩岸均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的共識而駁回。
由於當時國民黨政府內部對兩國論修憲問題意見分歧，李登輝也看到民意雖然支持兩國論，但對修憲、修法有所遲疑，決定讓兩國論停留在口頭宣示。
儘管兩國論始終沒有進入《中華民國憲法》，2000年5月30日時任陸委會主委的蔡英文還指出，兩國論作為兩岸政治對話的準備任務已經完成，不能把兩國論與“台獨”等量齊觀。但由於北京和臺灣泛藍陣營認定兩國論違背“一個中國”的原則，加上李登輝卸任總統後，公開說過“中華民國已經不存在”、臺灣需要正名，隨著他的生命在2020年7月30日停止，兩國論也被蓋棺論定為李登輝搞“台獨”的證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