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七大军区老司令员的为将与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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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人民解放军曾设有北京、内蒙古、沈阳、兰州、乌鲁木齐、济南、福州、成都、广州、南京、昆明、武汉、西藏等10余个军区。随着部队建设情况与国内外环境的发展变化,军区设置时有变动。198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裁减员额100万,中国人民解放军划分为沈阳、北京、兰州、济南、南京、广州、成都七大军区,下辖陆军集团军、兵种部队、后勤保障部队和省军区(卫戍区、警备区)。
  2016年2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五大战区正式成立,原七大军区撤销。中国军队由此进入“战区时代”。回顾七大军区历任司令员,其大多功勋卓著,留下许多感人的故事。
  沈阳军区:邓华纵横朝鲜,陈锡联夜袭日军机场
  沈阳军区守卫着祖国东北,一直是国防建设的重点。邓华、陈锡联、李德生、刘精松、王克、李新良、梁光烈、钱国梁、常万全、张又侠、王教成等先后担任军区司令员。
  首任司令员邓华,1910年出生于湖南郴州的一个书香世家,自幼博览群书。1928年,18岁的他参加朱德、陈毅领导的湘南起义,开始了军旅生涯。虽然是读书人出身,但邓华打起仗来很“野”。解放战争时期,他统率的东北野战军第7纵队,被公认为军中“最牛最野”的一支部队。
  邓华的“野”,源于他领兵打仗的实力。他善于分析,敢于进言。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为预防不测,周恩来决定以第四野战军13兵团为主组建战略预备队,毛泽东批准由邓华出任司令员。当月,邓华便起草报告,陈述对朝鲜战局看法:“鉴于朝鲜人民军战线南伸,美军凭借其海、空军优势,于朝鲜东、西海岸中腰部铤而走险的可能性大为增加。显然,如果以朝鲜人民军弱小的海、空军和后方留守的陆军,阻止美国从两侧的陆、海、空三位一体登陆的作战企图是很困难的。况且,朝鲜三面环海,东、西海岸线较长,给人民军集中、重点防守带来不便。”毛泽东接见他时赞扬道:“你在给军委报告中(提出的)关于美军可能在朝鲜东西海岸中腰部实施陆海空三位一体的登陆作战,这个分析很有见地。”
  8月31日,邓华进一步大胆预测了我军的参战时机,“待敌进到三八线以北最为有利……敌人拉长拉宽(我)更好打”。报告发出15天后,美军果然在仁川地区登陆。时至今日,研究朝鲜战争史的专家们仍然对邓华的战略眼光钦佩不已。
  1951年8月,志愿军总部一度决定于9月间发动第六次战役,目标是打到三八线以南,收复三八线以北的敌控区。但邓华认为,在当时的情况下发动这一战役对我军不利,不如待敌向我进攻时再予以歼灭。他随即向毛泽东、彭德怀发电,提出放弃发动第六次战役的建议,马上被采纳。果然,9月间,敌人发动了“秋季攻势”,志愿军把握战机,一举歼敌7.9万人,获得了重大胜利。各国军事评论家对这一战役计划的改变评价颇高。
  朝鲜战争的中方总指挥彭德怀,也对邓华赞赏有加:“邓华作战勇敢、细心,出过不少好主意,是个好帮手。”1952年6月,邓华被任命为志愿军代司令员兼代政委。此后,他指挥的1952年秋季反击作战、上甘岭战役和1953年夏季反击战役,都取得重大胜利。1955年3月,邓华被任命为沈阳军区司令员。
  1959年,陈锡联从邓华手中接过沈阳军区司令员一职,从此在这个岗位上干了14年,是沈阳军区任职时间最长的一任司令员。陈锡联1915年生于湖北黄安(今红安),1929年在家乡参加游击队。他身经百战,善打硬仗、恶仗、苦仗,被誉为“小钢炮”。
  1937年10月16日,时任八路军769团团长的陈锡联,率部进抵山西代县刘家庄地区。部队侦察发现了阳明堡镇南面的一个日军机场,有24架飞机白天起飞去忻口、太原轰炸,晚上全部返回。日军对进出机场的路口警戒严密,但对机场周边疏于戒备。陈锡联经过认真研究,决定以夜袭方式突入机场,炸毁日机。
  10月19日夜,陈锡联指挥各营向预定地区进发。很快,各分队顺利进入机场,按计划各就各位。他们把几个手榴弹绑在一起,一捆捆地塞进飞机驾驶舱里。瞬间,爆炸声四起,火光冲天。从进入机场到战斗结束,仅用1个小时,24架日机被全部摧毁。
  阳明堡战斗大捷很快传遍了太行山区,当地至今还流传着“万里长城万里长,雁门关下古战场,阳明堡里一把火,日寇飞机一扫光”的歌谣。
  1969年3月2日,苏军侵犯珍宝岛地区,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受命组织领导珍宝岛自卫反击作战。这场战斗不仅关乎军事,也关乎政治、外交,尤其需要灵活的作战思路。陈锡联拟定了“示假隐真、后发制人”的作战方案,并强调:“我們一定要将战斗控制在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国一侧,把敌人消灭在中国境内。”
  3月15日,珍宝岛的战斗打响后,陈锡联指挥部队与入侵的苏联军队展开坚决又不失灵活的军事、政治斗争,既打退了苏军的入侵,又赢得了政治上的主动,捍卫了国家的领土主权。
  北京军区:杨成武令美苏佩服,李德生经历“九·一三”
  在北京军区历史上,杨成武、杨勇、郑维山、李德生、陈锡联、秦基伟、周衣冰、王成斌、李来柱、李新良、朱启、房峰辉、张仕波、宋普选等先后任军区司令员。
  即使在星光灿烂的开国将帅中,北京军区首任司令员杨成武也是很突出的一位。杨成武,1914年出生在福建省长汀县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29年参加革命。他的戎马生涯,可谓有勇有谋、战功赫赫:长征时率部血战湘江、飞夺泸定桥;抗日战争期间指挥黄土岭战斗,击毙日军“名将之花”阿部规秀;解放战争中指挥石家庄战役,被朱德称赞为“夺取大城市之创例”;朝鲜战场上,在金城地区指挥部队歼灭“联合国军”1.7万余人,金日成亲自为他佩戴勋章。
  从朝鲜战场回国后,杨成武任北京军区司令员,兼副总参谋长、防空军司令员等职。他每周一、三、五在防空军上班,每周二、四、六在北京军区上班,虽然公务繁忙,但他把一切打理得井井有条。
  杨成武还是当时国庆阅兵的总指挥。他指挥的阅兵式不仅受到国内的一致好评,就连苏联和美国的军官都赞不绝口。一名美国西点军校的队列教官曾钦佩地说:“中国的阅兵分列式世界一流。我不知道总指挥杨成武将军,是用什么办法把士兵训练成‘机器人’的。对此,我们只能望尘莫及。”   张太恒也是济南军区一位很有特点的司令员,他是带“错”上任的。张太恒1931年出生,山东广饶人,家境贫寒,1944年参加了革命。1991年5月,西藏举行了和平解放40周年庆典,时任成都军区司令员的张太恒送走中央代表团后,开始进行边防调查工作。6月16日,张太恒一行20多人准备乘两架直升机前往日喀则。不料,第二架直升机起飞后突遇复杂的气象条件,飞行员无法把握突变的气流,直升机碰到山崖坠毁。张太恒得知消息后紧急返回现场组织抢救,但飞机上的13名同志已经全部遇難。事故发生之后,张太恒明确表态,自己是带队的军区司令员,对事故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第二年3月,张太恒到北京开会。时任中央军委秘书长杨白冰找他谈话,通知他:“军委决定免去你成都军区司令员职务,任命你为南京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并问他有没有意见。张太恒说:“感谢军委对我的信任,这样处理我没意见。”这次谈话后,时任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接见了张太恒。江泽民一见他就说:“人要工作就可能犯错,你这次到西藏是工作。事故发生后,你认真检查自己,态度很好。你是战争年代过来的,这样的同志在领导岗位上的不多了,一定要想得开,多保重。目前你身体还好,年龄也可以,以后还要多为部队工作,多作贡献。”1992年,张太恒接替张万年,任济南军区司令员。
  经历过人生中的起起伏伏,张太恒对战士退伍之后的生活非常关心。1994年12月,部队当年的退伍工作开始后,张太恒冒着寒风下到部队,在某高炮旅逐个连队看望即将退伍的老战士。张太恒再三嘱咐旅领导一定要帮助老战士解决实际困难。那天中午,张太恒听说有个连要为退伍老战士送行,就专程到连里和老战士一起吃午饭,并幽默地对大家说:“有了技术也不能放松学习,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潮中,本领小了是游不动、游不远的哟!”
  南京军区:许世友炒豆芽接待彭德怀,固辉指挥台海军演
  南京军区镇守中国的东南门户,许世友、丁盛、聂凤智、向守志、固辉、陈炳德、梁光烈、朱文泉、赵克石、蔡英挺等先后任军区司令员。
  南京军区的首任司令员许世友算得上声名显赫。他1905年出生在湖北麻城许家洼(今河南新县)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5年,许世友刚从朝鲜战场回国不久,就被任命为南京军区司令员,镇守东南。
  许世友是老红军,当过敢死队队员,是一员猛将。但在南京军区司令员任上,他出了名的“小气”。他平时最爱穿一身军装、一双解放鞋,最中意的床铺是木板床。军区机关管理部门先后两次要给他更换高级轿车,许世友都拒绝了,北京吉普一直是他的座驾。有一次,彭德怀因公务路过南京,许世友设家宴招待,桌子上就摆了豆芽菜等4道家常菜,彭德怀对此很赞赏。当了司令员的许世友对家属的要求也很严格,从来不为他们的工作和升迁打招呼。
  1958年9月20日,总政治部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作出了《关于军队各级干部每年下连当兵一个月的规定》。规定下发后,许世友第一个向南京军区常委报名,要求下连当兵。军区常委研究决定,批准许世友、张才千、肖望东、林维先、饶子健等30位将军首批下连当兵。1973年底,各大军区司令员对调,许世友结束了在南京军区18年的司令员生涯,前往广州军区担任司令员。
  长期以来,台海局势都是南京军区关注的重点。1995年,美国突然允许李登辉访美,引发了一轮台海危机。为遏制“台独”势力,同时为了促进东南沿海战备建设,中央决定南京军区于当年举行大规模的陆海空军联合演习。此时,南京军区的司令员固辉早已准备充分。
  固辉原名顾建业,辽宁盖平县(今盖州市)人。1947年,17岁的固辉参军,参加了辽沈战役、平津战役、豫西剿匪等。1950年,他随部队来到黑龙江北安地区开荒生产,是穿军装的第一代“北大荒人”。随后,他又参加了抗美援朝。
  1990年,固辉升任南京军区司令员。当走进南京军区的机关大院时,固辉深感责任重大:南京军区面对台湾地区,驻守在改革开放第一线。固辉一上任就在千头万绪的工作中找出了重点———狠抓各级党委班子建设。他连续3次下部队,对团以上领导班子进行跟踪考核和指导。同时,他还重点勘察了辖区地形,初步掌握了军区整体情况。
  改革开放的新形势给海防管理和战备工作带来一些新问题。调研中,固辉敏锐地意识到在沿海,尤其是福建沿海,敌对势力的渗透已经对部队构成严重威胁。随后,南京军区专门制发文件,把防止敌对势力渗透作为一项制度固定下来。有了这些准备工作,固辉在指挥台海军演时游刃有余。演习结束后,时任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专门签署命令,嘉奖了参加演习的部队。
  除了在军事上不含糊,固辉对部队的作风要求也很严格。1991年冬季征兵时,驻南京某师私自扩招女兵45人。固辉得知情况后,认为这严重违反了部队纪律,责成有关部门认真调查、严肃处理。由于固辉坚持原则,该师最终把扩招的女兵全部退回。
  广州军区:李天佑在称谓上较真,张万年威震越军
  广州军区担负着保卫祖国南大门的重任,黄永胜、李天佑(代司令员)、丁盛、许世友、吴克华、尤太忠、张万年、刘存智(代司令员)、朱敦法、李希林、陶伯钧、刘镇武、章沁生、徐粉林等先后任军区司令员。
  广州军区首任司令员黄永胜,在“文革”中参与了林彪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活动,于1971年9月被撤职,1983年病逝。
  1957年12月,因黄永胜调出学习,李天佑被任命为广州军区代司令员,主持军区全面工作。之后,一些人称其为“李司令员”,李天佑听了,在一次会议上郑重地说:“这样的称呼不恰当,不符合中央任命的我的职务。请同志们注意!中央军委只任命我为副司令员、代司令员,今后大家最好叫我李天佑同志,或李副司令员。”
  广州军区历经多次经典战役,走出了一大批优秀司令员,曾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张万年就是其中之一。张万年,1928年出生于山东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44年,16岁的张万年开始了军旅生涯。解放战争时期,张万年屡建奇功。   1962年,张万年被任命为“塔山英雄团”团长。上任后,多数时间他都在连队蹲点。这种经历使得张万年摸索出一套带兵思路:班长对战士,一是要随时知道战士在哪里,二是要随时知道战士在干什么,三是要随时知道战士在想什么,四是要随时知道战士需要什么,然后思想工作和管理工作要跟上去。这是张万年“四个知道,一个跟上”带兵方法的最初实践。在严格管理和训練下,他率领的“塔山英雄团”在军区大比武中一路过关斩将,勇夺桂冠。
  1968年6月,在援越抗美前线作战的张万年被任命为陆军第127师师长,从广西移防河南,担负战略预备队任务。在1979年的对越自卫反击战中,127师在张万年的指挥下,五战五捷,进展神速。127师的战士曾在前线捡到越军的传单,上面用中文赫然写着“消灭127,活捉张万年”。1982年,张万年任武汉军区副司令员。1985年,武汉军区撤销,张万年调任广州军区副司令员,1987年被任命为广州军区司令员。这时,中越边境大规模的作战行动已告一段落,但局部地区的战斗还没有结束。为巩固边防,张万年率领军区机关,深入边境地区勘察地形、视察部队。1988年10月,张万年组织广州军区各机关进行协同作战演习,分析研究了世界上围绕海洋争端爆发的局部战争战例,并研究了岛礁争夺和海岸登陆抗登陆作战理论。
  1990年4月,张万年调任济南军区司令员。1997年9月,张万年当选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1998年3月至2003年3月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成都军区:“独臂将军”贺炳炎,“一尘不染”李九龙
  成都军区驻防祖国大西南,辖区内的国界线达7000多公里。贺炳炎、黄新廷、梁兴初、秦基伟、刘兴元、吴克华、尤太忠、王诚汉、傅全有、张太恒、李九龙、隗福临、廖锡龙、王建民、李世明、李作成等曾先后任军区司令员。
  成都军区首任司令员贺炳炎是位传奇将领。他1913年出生,湖北松滋人,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5年底,贺炳炎任红五师师长,在湖南省绥宁县瓦屋塘的东山遭到敌人的疯狂阻击。这场战斗最终胜利了,贺炳炎却失去了右臂,从此被称为“独臂将军”。长年征战,贺炳炎先后11次负重伤,身患多种疾病。
  1960年4月,贺炳炎带病坚持参加全国政协会议和全国人大会议。6月26日,他病情加重,又突发主动脉夹层动脉瘤,被紧急送到医院抢救。昏迷3天3夜后,贺炳炎清醒过来的第一件事,就是要军区后勤部前来汇报工作,他用微弱的语气对后勤部部长说:“找你来,是要你把这些工作尽快落实。我是不行了,等我死后,那些先见马克思的同志们会问我,革命成功了,你掌权了,你为大家做了什么好事呢?我能说,我的部下还没房子住吗?难道我能就这样去见我的战友们吗?”
  不料,这番话竟真成了他的遗言。7月1日,贺炳炎的病情再度恶化,经多方抢救无效逝世,年仅47岁。他是开国上将中最早去世的,也是去世时最年轻的一位。
  贺炳炎的刚毅与清廉,在成都军区如血脉般传承下来。第11任司令员李九龙就是继承贺炳炎精神的典范。李九龙1929年出生,河北丰润县(今唐山市丰润区)人,16岁参加八路军。解放战争时期,他先后参加四平战役、辽沈战役、平津战役和衡宝战役,多次立功。
  在衡宝战役中,李九龙带领部队歼灭了白崇禧引以为傲的“钢七军”精锐300多人。1979年2月17日,时任师长的李九龙奉命率部参加对越自卫反击战,五战五捷,战果辉煌。1985年6月,李九龙任济南军区司令员;1990年4月,任总后勤部副部长;1991年9月,调任成都军区司令员。
  李九龙为官清廉。他从济南军区司令员调任总后勤部副部长时,举家搬迁到北京,总后勤部派了几辆大卡车到北京火车站接运。可李九龙的家当就几个包裹,只装了小半车。一名小战士吃惊地说:“常言道,放鸭师傅的鸭棚里还有3挑哩。一个堂堂的大军区司令员,就这几样东西,不是我亲眼看见,根本不敢相信。”
  武警部队原副司令员朱成友后来回忆说:“李司令在成都军区工作时,我从没见过有人敢给他送礼物。他到成都军区报到那天,就带着一位秘书、两个提包。他离职回北京时,还是原来带的那些东西,真是‘时苗留犊’、一尘不染啊!”1994年10月,李九龙达到最高服役年龄,卸任成都军区司令员。
  (摘自《环球人物》2014年第11期,于兴卫、吕晓勇、朱宇凡/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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