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及其办公室成立三十周年了，我和地方志打交道亦有十年之久，对地方志工作很有感情，借此机会，说几句话，略表心意。
　　我很早就对地方志感兴趣，这与我经历的两件事有关。一是民国初年，我的家乡辽县（今左权县）曾遭范姓“土匪”袭扰，我随父外逃避乱。后来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在县志中看到了有关该事件的记载，遂对志书产生兴趣。再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我看到由山西省社科院点校出版的清光绪版《山西通志》，其上至天文，下至地理，从古到今，无所不包。虽然其中有“烈女”等封建糟粕的成份，但作为一方之百科全书，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文献价值。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将其列为清光绪朝优秀通志之首。它之所以成为精品之作，与其编纂人员的素质有关。该志总纂王轩，分纂杨笃、杨深秀等都是大学者，杨深秀还是著名的“戊戌六君子“之一。没有他们高深的文化素养和敬业精神，就不会成就光绪版《山西通志》的精品地位。我特别敬佩王轩、杨深秀这样的文化人。爱屋及乌，也就更喜欢地方志这项工作了。
　　正因如此，1985年到1995年十年间，我无论是担任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任，还是主持日常工作的编纂委员会副主任、《山西通志》主修，都十分重视这项工作。首先，注重人员素质。1988年，时任省委统战部副部长的樊宝珠调到省地方志办公室任主任。樊宝珠同志早前曾任《太原日报》总编，有能力、有水平，特别是写作能力强。樊宝珠同志到任后同省地方志办公室党组一班人先后调进一批大学本科毕业生，强化了业务队伍。其次，加强地方志工作的组织领导。1989年8月鉴于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不少委员或调动或离休的状况，我提议并經省政府研究决定对编纂委员会作了调整充实，由省长王森浩任编纂委员会主任。再次，1989年组织制定了《<山西通志>编纂方案》并经省委省政府批准，组织制定了《山西地方志编写行文暂行规定》（第二次修订）和《<山西通志>及地、市县（区）志版规定》，使全省修志工作逐步走上规范化道路。1991年7月28日，《山西通志·金融志》、《山西通志·地震志》首发式在省城迎泽宾馆举行，标志着《山西通志》编修工作已从组织发动、搜集资料、编写初稿，进入评审总纂、正式出版阶段。1993年3月，由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和中国革命博物馆在北京联合举办的全国新编地方志成果展览会上，山西省参展志书及各类书籍达140部。
　　志书有赖众手成，志成还需众人评。新编《山西通志》50卷，已于2002年全部出版。全书共计5200多万字，这是一项浩大的文化建设系统工程。同时，全省地、市、县（区）志也已基本完成。这是全省广大修志工作者辛勤劳动的结果。作为一名曾经参与领导修志工作的老同志，我向大家表示热烈的祝贺。希望正编纂第二轮省、市、县（区）志书的同志们总结经验，与时俱进，编好新一轮志书，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山西转型、跨越发展做贡献。（写于2010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