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十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第十二条规定，“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必须注重家庭、家教、家风，教育管理好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我们从百色起义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开国大将张云逸同志给妻子写的退休申请报告中可以看出老一辈革命家是如何自觉地遵守党的纪律，如何严格教育管理自己的亲属的。我们应该认真地学习和坚定地继承革命先辈的光荣传统。
　　1959年由張云逸口述，长子张远之执笔为母亲韩碧写了退休申请。张云逸经常讲：“我是海南一个穷苦农民的儿子，两个小弟弟因饥饿生病无钱医治而夭折。我是为穷苦大众翻身解放，脱离国民党旧军队而参加革命的。作为一个高级干部，不管职务多高，都是人民公仆，不能忘本。”在他年迈多病的晚年，还多次动情、焦虑地对我们说：“我多想工作呀，我干不了大事，挑不了重担，但还是可以尽力为党做些事的，我盼望中央根据需要和可能，给我安排点工作，已遂初志，而尽己责。”
　　在家里，他对自己的妻子、儿孙严格要求，常说：“作为革命的后代，要和工人、农民交朋友、了解民情，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他为儿媳常和她下乡时交的农民朋友通信，感到高兴，并加以鼓励。
　　韩碧一生坎坷，幼年丧失双亲，十几岁时被家人送到广州学徒，弟弟学开车，她在一个理发店当小工。对一个女孩子来说，这在旧社会是最不得已、最低下的谋生之路。18岁时，经人介绍她嫁到素未谋面，而且本人并不在广州的张云逸家里。婚后，丈夫连年南征北战，夫妻聚少离多，她仍以理发工作维持家庭生活。直到1937年党组织派人将她和9岁的儿子送到香港，这是10年杳无音信后的重逢。（张云逸在长子出生前便奉命到上海，准备去苏联学军事，1929年初又改为到广西搞兵运，领导百色起义和创建红七军，1931年转战千里，率红七军到江西与中央红军会合，接着参加第二至第五次反围剿，1934年参加长征，1937年到达延安，1937年5月奉命到香港搞统战工作。）在相聚的半年里，张云逸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奔波于港、澳、粤、桂、闽等地做统战工作，夫妻父子很少见面。1937年12月，张云逸离开香港，接受在组建新四军的任务。
　　1939年，在党组织的安排下，韩碧携11岁的远之长途跋涉，从香港到新四军。不幸在途中被国民党无理扣押，关在牢狱里7个月之久，几无生存的希望，后经党中央及新四军军部多方与国民党当局交涉，才得以出狱。但同行的二十几位新四军干部、战士除一人逃离，其余全部遇害。这件事对一个刚刚走出家门，来到革命队伍不久的家庭妇女来说，无疑是一次惊心动魄、生死未卜的严重打击。
　　韩碧一天学都没上过，参军后刻苦学习、扫盲，基本达到了小学文化程度。她吃苦耐劳，处处严格要求自己，关心爱护同志。新四军的干部特别尊敬她，说韩碧是最亲切的老大姐。
　　韩碧除了细致周到地照料父亲的生活起居、身体健康外，她还抽空戴着老花镜学文件、看报纸，在孩子们没用完的作业本上练习写字。她不失劳动人民的本色，全家老小七八口人的头发都是他亲自理，还为儿孙们织毛衣、做衣服。
　　她是一位党性很强的共产党员。年老有病，仍积极参加党的组织生活，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几任支部书记都说：韩碧同志组织纪律性极强，经常检讨自己，说自己有时急躁、不耐心。平时她能热情、诚恳地帮助同志，并能在生活上无微不至地关心首长身边的工作人员。
　　看了60年前父亲给母亲写的退休报告后，使我深受感动。我觉得这就是一份意义深刻的党课教材，既看到老一辈革命者经历的艰难，又学到老一辈革命者的家风。这个光荣传统要由我们的后辈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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