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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又一次走进这座古城，这座位于东天山之北，丝绸之路北新道的咽喉——巴里坤。有趣的是，在汉、唐、宋、明、清各种文化的包围之中，巴里坤卻在西域之地树起了纯粹的汉文化旗帜，成为西域文化中一道奇异而亮丽的风景线，真是文化史上的一个奇迹。
想到丝绸之路的辉煌之时，那恢弘的历史景观使任何一个人都会心驰神往。面对巴里坤，我们的确很容易寻觅到它那昔日的风韵与神采。
巴里坤古称蒲类，是汉朝时 36国中之一的西域蒲类国。巴里坤还叫过“巴尔库尔”，那是大蒙帝国统一西域时才正式定下的。当地人对于巴里坤的地名来历有两种说法：一是巴里坤本名巴里库尔，蒙古语把虎叫巴尔，脚为库尔，就是说巴里坤像只虎脚。当我翻阅到清朝绘制的“镇西厅图”（巴里坤在清朝有一段时期被定名镇西厅）时，不由得为这个“虎脚”拍案叫好，真是神似之极！
当地的第二种说法是巴里坤乃是哈萨克语，意思是“有湖”，那是因为巴里坤有个如月亮般纯净的淡水湖。想想两种说法都不无道理，都跟民族心理有关，各有一番见解，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还是面纱后美丽的容颜。
从有文字记载开始，巴里坤从古至今，都是重要的粮食基地。清代之前，这里商业极为发达，在丝绸之路北新道开通之前，早已有商人踏出了最初的商道。商业的开拓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利益，西域绿洲之间的封闭被打破了。我们在回眸人类历史时，可以得出一个清晰的结论：商业推动了文明的交流。从巴里坤走出走进的商人们，开辟出了丝绸之路又一条文明大道——丝路北新道。
这条道最早叫蒲类古道。漠北蒙古草原至天山北麓之间，有一条通道，由长安至敦煌，越天山至蒲类，再至天山以北其他诸国。从蒲类到长安，古商人们测定是8 376里，按今天的换算，大约不到2 500公里，真是令人惊叹！
汉代时，这条路已被商人们踏通了。假如说张骞的凿空西域是政治上的需要因而拓宽了商业的渠道和空间的话，那么，巴里坤的这条古商道则是纯粹自发的民间行为。官方的《汉书》自然没有注意到这一孔道，以至于到了隋末唐初才被正式命名为“丝路北新道”。唐人裴矩在《西域图记》中说这条路“发自敦煌，至于西海，凡为三道，各有襟带。北道从伊吾（哈密）经蒲类海（巴里坤）、铁勒部、突厥可汗庭（今巴尔喀什湖之南），北渡流河水（锡尔河），至拂林国达于西海（地中海）……”所以，可以肯定地讲，北道比中道、南道历史长得多。
今天，我们无法想象这条路商旅不断的情形了。毕竟，从汉到唐，在古丝路最辉煌的时期，巴里坤也度过了它的青春时代，经历了几百年的磨砺和阅历，巴里坤的商业到清代终于走向了成熟。
商业要繁荣，必须依赖于安全安定的大环境。清初，在平息准噶尔部的叛乱中，巴里坤成为军旅大本营和后勤基地，三驻大军，储粮转饷，屯兵歇马，商旅不断。当时的商道有二：一自陕甘趋哈密称甘新大道；一用驼队自归绥走蒙古草地，均经巴里坤汇集于奇台，称新绥大道。蒙古道沿途平坦，无盗贼之患、关卡之苦，故商人多走草地。据《巴里坤县志》载：清初巴里坤有驼商60余家，驼12 000峰，是新疆丝道上最庞大的驼队托拉斯。
此时，巴里坤“西通迪化（乌鲁木齐），北抵蒙古、归绥，东接哈密、陕甘”，既是通往蒙古的通道，又是扼新疆南北路的要冲，商业发达，成为与伊犁、乌鲁木齐齐名丝路的西域三大商都。
当时，陕西、山西的商人从陕山贩运大量货物过来，和巴里坤的商人做畜产品及葡萄干的交易。《巴里坤县志》载：县城有商号一百多家。其中“万顺荣”“仁和兴”“裕顺祥”“魁顺和”“田德全”“兴盛昌”“义兴晟”等八大商号最为有名。
这是一个颇为奇怪的景象，位于交通受天山四季左右的巴里坤，为何出现了如此之多的商人呢？我不觉想到山西了。那是黄河边的一个内陆地区，商业在明清时也达到了巅峰。尽管巴里坤远在西域，但从环境的封闭性上看，与山西实在是像极了。山西的平遥、祁县、太谷一带，自然条件极差，没什么物产。但经商的洪流正是从这里开始的，原因恰恰是客观环境欠佳。即使是今天，似乎也在证实着这个道理。飘泊的汉子们以男人们的肩膀为家里遮挡住了一片风雨，迎风飘扬的店旗诉说着一个个辛酸却不乏浪漫的故事。从黄河故乡、河西走廊也飘来了一朵又一朵的汉文化气息。于是，商业往来，生存的强烈意识终于赋予了巴里坤浓烈的汉文化气质，新疆的汉文化之地诞生了。
从文化的角度看，巴里坤的封闭性保留了文化的原始形态。尽管沉淀在这里的文化交融渗透后成为一种具有鲜明西北汉文化色彩的巴里坤式特色，但这种血脉与陕甘仍是水乳交融的，这种特色造就了它在新疆的唯一性。这就是封闭带来的唯一好处了。这是文化的幸运，否则，今天我们再去想看见巴里坤这活生生的文化化石，看见传统的文化形态，实在是一件极不容易的事了。
清乾隆以后，巴里坤“居民稠密，闾井殷繁”。随着关内客民迁来，传入很多关内各地的民间艺术，每逢节日或庙会，便色彩纷呈起来。庙是文化的活化石。巴里坤的庙有100多座，堪称西域之最，目不暇给。此外，还有秦腔、眉户、花鼓戏、木偶戏、皮影子戏等，与庙会相得益彰。尤以婚丧嫁娶最具内地汉文化代表性。这里还流传着吴三桂、年羹尧、骆宾王、曹雪芹等后裔的传说，虽没机会一观真假，但却由此可见巴里坤的汉文化血脉之深了。
从文化考察上讲，无论精华还是糟粕，都很值得研究，它反映着一个地方的真实心理和发展脉络。今天的巴里坤同以前相比，的确少了商业发达时的融合心态。商业一旦失去了活力，文化则也成为了泡沫文化，一切都需重新起步了。好在今天的巴里坤在树起“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方向之时，就已注定从文化中来又到文化中去了，机遇已经来临。
那一夜，我在巴里坤山中行进时，云海滚滚中恰好露出了一轮明月，刹时“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的诗句不由脱口而出。千年前那位伟大的诗人可曾在天山的月夜前吟过这首诗？他可曾注意到山下就有一座长满了蒲类的城市呢？真是有些遗憾，他一定是错过了，否则，他一定会为这座明月下的城市赋诗的。
想到丝绸之路的辉煌之时，那恢弘的历史景观使任何一个人都会心驰神往。面对巴里坤，我们的确很容易寻觅到它那昔日的风韵与神采。
巴里坤古称蒲类，是汉朝时 36国中之一的西域蒲类国。巴里坤还叫过“巴尔库尔”，那是大蒙帝国统一西域时才正式定下的。当地人对于巴里坤的地名来历有两种说法：一是巴里坤本名巴里库尔，蒙古语把虎叫巴尔，脚为库尔，就是说巴里坤像只虎脚。当我翻阅到清朝绘制的“镇西厅图”（巴里坤在清朝有一段时期被定名镇西厅）时，不由得为这个“虎脚”拍案叫好，真是神似之极！
当地的第二种说法是巴里坤乃是哈萨克语，意思是“有湖”，那是因为巴里坤有个如月亮般纯净的淡水湖。想想两种说法都不无道理，都跟民族心理有关，各有一番见解，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还是面纱后美丽的容颜。
从有文字记载开始，巴里坤从古至今，都是重要的粮食基地。清代之前，这里商业极为发达，在丝绸之路北新道开通之前，早已有商人踏出了最初的商道。商业的开拓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利益，西域绿洲之间的封闭被打破了。我们在回眸人类历史时，可以得出一个清晰的结论：商业推动了文明的交流。从巴里坤走出走进的商人们，开辟出了丝绸之路又一条文明大道——丝路北新道。
这条道最早叫蒲类古道。漠北蒙古草原至天山北麓之间，有一条通道，由长安至敦煌，越天山至蒲类，再至天山以北其他诸国。从蒲类到长安，古商人们测定是8 376里，按今天的换算，大约不到2 500公里，真是令人惊叹！
汉代时，这条路已被商人们踏通了。假如说张骞的凿空西域是政治上的需要因而拓宽了商业的渠道和空间的话，那么，巴里坤的这条古商道则是纯粹自发的民间行为。官方的《汉书》自然没有注意到这一孔道，以至于到了隋末唐初才被正式命名为“丝路北新道”。唐人裴矩在《西域图记》中说这条路“发自敦煌，至于西海，凡为三道，各有襟带。北道从伊吾（哈密）经蒲类海（巴里坤）、铁勒部、突厥可汗庭（今巴尔喀什湖之南），北渡流河水（锡尔河），至拂林国达于西海（地中海）……”所以，可以肯定地讲，北道比中道、南道历史长得多。
今天，我们无法想象这条路商旅不断的情形了。毕竟，从汉到唐，在古丝路最辉煌的时期，巴里坤也度过了它的青春时代，经历了几百年的磨砺和阅历，巴里坤的商业到清代终于走向了成熟。
商业要繁荣，必须依赖于安全安定的大环境。清初，在平息准噶尔部的叛乱中，巴里坤成为军旅大本营和后勤基地，三驻大军，储粮转饷，屯兵歇马，商旅不断。当时的商道有二：一自陕甘趋哈密称甘新大道；一用驼队自归绥走蒙古草地，均经巴里坤汇集于奇台，称新绥大道。蒙古道沿途平坦，无盗贼之患、关卡之苦，故商人多走草地。据《巴里坤县志》载：清初巴里坤有驼商60余家，驼12 000峰，是新疆丝道上最庞大的驼队托拉斯。
此时，巴里坤“西通迪化（乌鲁木齐），北抵蒙古、归绥，东接哈密、陕甘”，既是通往蒙古的通道，又是扼新疆南北路的要冲，商业发达，成为与伊犁、乌鲁木齐齐名丝路的西域三大商都。
当时，陕西、山西的商人从陕山贩运大量货物过来，和巴里坤的商人做畜产品及葡萄干的交易。《巴里坤县志》载：县城有商号一百多家。其中“万顺荣”“仁和兴”“裕顺祥”“魁顺和”“田德全”“兴盛昌”“义兴晟”等八大商号最为有名。
这是一个颇为奇怪的景象，位于交通受天山四季左右的巴里坤，为何出现了如此之多的商人呢？我不觉想到山西了。那是黄河边的一个内陆地区，商业在明清时也达到了巅峰。尽管巴里坤远在西域，但从环境的封闭性上看，与山西实在是像极了。山西的平遥、祁县、太谷一带，自然条件极差，没什么物产。但经商的洪流正是从这里开始的，原因恰恰是客观环境欠佳。即使是今天，似乎也在证实着这个道理。飘泊的汉子们以男人们的肩膀为家里遮挡住了一片风雨，迎风飘扬的店旗诉说着一个个辛酸却不乏浪漫的故事。从黄河故乡、河西走廊也飘来了一朵又一朵的汉文化气息。于是，商业往来，生存的强烈意识终于赋予了巴里坤浓烈的汉文化气质，新疆的汉文化之地诞生了。
从文化的角度看，巴里坤的封闭性保留了文化的原始形态。尽管沉淀在这里的文化交融渗透后成为一种具有鲜明西北汉文化色彩的巴里坤式特色，但这种血脉与陕甘仍是水乳交融的，这种特色造就了它在新疆的唯一性。这就是封闭带来的唯一好处了。这是文化的幸运，否则，今天我们再去想看见巴里坤这活生生的文化化石，看见传统的文化形态，实在是一件极不容易的事了。
清乾隆以后，巴里坤“居民稠密，闾井殷繁”。随着关内客民迁来，传入很多关内各地的民间艺术，每逢节日或庙会，便色彩纷呈起来。庙是文化的活化石。巴里坤的庙有100多座，堪称西域之最，目不暇给。此外，还有秦腔、眉户、花鼓戏、木偶戏、皮影子戏等，与庙会相得益彰。尤以婚丧嫁娶最具内地汉文化代表性。这里还流传着吴三桂、年羹尧、骆宾王、曹雪芹等后裔的传说，虽没机会一观真假，但却由此可见巴里坤的汉文化血脉之深了。
从文化考察上讲，无论精华还是糟粕，都很值得研究，它反映着一个地方的真实心理和发展脉络。今天的巴里坤同以前相比，的确少了商业发达时的融合心态。商业一旦失去了活力，文化则也成为了泡沫文化，一切都需重新起步了。好在今天的巴里坤在树起“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方向之时，就已注定从文化中来又到文化中去了，机遇已经来临。
那一夜，我在巴里坤山中行进时，云海滚滚中恰好露出了一轮明月，刹时“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的诗句不由脱口而出。千年前那位伟大的诗人可曾在天山的月夜前吟过这首诗？他可曾注意到山下就有一座长满了蒲类的城市呢？真是有些遗憾，他一定是错过了，否则，他一定会为这座明月下的城市赋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