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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件就是“电视机骗局”
联想集团（下称：联想）前身在得到“第一桶金”之前，就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这个代价使得他们几乎把计算机所里的20万资金全都打了水漂。
那时候彩色电视机是紧俏商品，人人想要。国家规定了出厂价格，可是你若拿到市场上去，就是给每台加上1000元，也能转瞬卖出。
有一天，有一位老同学神神秘秘地和柳传志说：“老柳，告诉你个发财的道。”
柳传志漫不经心地问：“什么发财的道啊？”
“你知道现在电视机很抢手，我最近认识了江西省妇联的一个女人，她手里有大批彩电，至少能挣10万。”老同学信誓旦旦地说。
柳传志问：“真的吗？现在有个挺流行的说法就是‘骗子比彩电还多’。”
“我说的都是真的，咱们是同学，我还会骗你？我和你说实话吧，我手上没有那么多的钱，要是我有，我一定自己挣这些钱，我才不告诉你呢。”老同学略带遗憾地说。
柳传志动心了，送走了老同学以后他叫了一个手下人过来，说：“你一定要亲眼看看，到底有多少电视。”
那一天，手下人兴致勃勃地告诉他，“我亲眼见到大批彩电，一点不假。我想应该不是骗子。”
柳传志就把钱汇过去了。
却不料他们还是遇到了骗子，他们的创业的20万元就这样被骗去了14万。柳传志自从长大成人，一向无往不胜，还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束手无策。那些天“三人核心”整天在一起谋划，绞尽脑汁还是没有头绪。好在公司的领导核心团结一致，谁也不埋怨，而是共同承担了失误的责任。而幸好幸运女神及时拯救了他们，在那年，他们挖到了事业上的“第一桶金”，被骗的阴影渐渐地淡了。
第二件就是“中银集团事件”
“进口许可证制度”是柳传志最痛恨的事情之一。“进口许可证”是那个时代的产物。那时候就算你有足够的钱并且照章缴纳关税，也不能随意进口微机，因为你必须事先获得政府“许可”。这一“许可证制度”在20世纪80年代覆盖的商品超过百种，大到汽车钢材，小至手表首饰，以后逐年递减。当时有些人就进行倒卖进口许可证活动。柳传志决心代理国外微机，却苦于没有“许可证”，只好退而求其次，去寻觅手上有“许可证”的人。
香港中银集闭有个四维公司，这个公司本是IBM微机的用户，后来获得了IBM微机代理权。他们手里有进口许可证。柳传志知道这个消息以后，主动找上门去，寻求合作。
四维公司的人很热情地接待了柳传志，两个公司很快达成了合作的意向，方式是：联想在内地为四维找客户，利润两家平分。
1986年，联想经过各种努力在轻工业部获得了一个200台IBM电脑的大单子，并且拿到了全套机器的服务业务。联想代理电脑可以获得4万美金；提供全套机器的服务业务，又获得4万美元。按约定4万元美金的代理利润，联想要和四维公司平分，但是4万美金的服务利润，是联想人自己争取的，和四维公司没有任何关系。这些约定事先早已达成默契，只是没有立下明确字据。
不料，收取利润的时候横生枝节：少了2万美元！柳传志觉得很委屈，2万美元这对公司来说可是一大笔钱啊！足够支付公司全体员工一年的工资了，柳传志那一年的工资只有1380元人民币。异常气愤的柳传志风风火火地直奔香港。但是他无法通过海关，只好在深圳停下来。为了省钱，柳传志不敢去住大宾馆，沿街寻找小客栈，终于在红岭北路的拐角上找到了，那是广东省科学院的招待所，一晚只要8块钱。
当晚睡不着，他爬起来伏在床头，给“香港中银”的合作者写了催人泪下的一封信。
在信中他写了公司的人怎样节衣缩食，拼死拼活，甚至有人为了公司的一点利润，连尊严都不要。他写了公司里的一个40多岁的员工，高烧39度，还为了拿到一单“进口许可证”四处奔走。从上午9点到下午5点，他在北京城的东西两个对角跑了两个来回。后来四肢无力，在下楼的时候，腿一软从5楼滚到4楼，摔得遍体鳞伤。又写了公司的一个副总冒着雨到机场迎接香港来的贵客，当把贵客送回饭店自己回家的时候，为了替公司省钱，他不舍得坐出租车，走着回家，一不小心失足掉进没有盖井盖的下水道里，水没头顶，差点儿淹死了。柳传志还写到自己的妻子得了甲亢，正躺在北京友谊医院里做手术，他顾不上妻子，在家里人的一片谴责声中来到香港讨要钱。自己为了省钱住在满屋子蟑螂乱跑的招待所里……
写着写着，写到痛处，他泪流满面，泪水浸湿了信纸。
“香港中银”也是国有企业，老板从没听说有人会为生意如此卖命，不禁怀疑，就去调查，结果发现柳传志说的句句是真。他很感叹柳传志他们能够为公司拼命的精神，后来把钱如数付给了柳传志。
第三件就是“300万事件”
1986年秋天，柳传志跑到深圳开辟微机来源。功夫不负有心人，柳传志找到了微机的来源，可买微机需要300万元人民币，联想没有那么多的钱。
后来，李勤跑到科学院去借钱。在得到18个领导的签名之后，终于拿到300万元。李勤急急忙忙把钱汇到深圳。
李勤打电话给柳传志：“老柳，我把钱汇过去了。”
柳传志在电话的那头都可以清楚地听到李勤因为激动而变得颤抖的声音。
钱汇过去了一周的时间，微机却不见踪影，柳传志有点急了。一个又一个电话打过去，方知钱被人拐走了。
那些天柳、李二人一南一北，每天深夜便在电话中商量怎么办。
“他可说得轻巧，那是300万啊，”李勤说，“把我们两人一辈子的工资加起来，也还不起啊。”
柳传志说：“不把机器弄来我就不回去了。”
“当时拿块砖头拍他脑袋的心都有。”柳传志后来说。几天之后那人终于出现，见他红着两眼，一副要拼命的样子，笑道：“我只不过挪用几天而已。您不也是国家的公司吗，何必这么急呢？”
这一天，期待中的微机终于运到北京，李勤一高兴，激动得心脏病突发，瘫在椅子上。那一边，柳传志也开始心慌、头晕，夜里总是做梦，毎一次都被吓醒，醒了就再也睡不着。
当他成功之后，有一次回忆自己当年创业的艰难，他说：“有3件事情最为不易，第一个不容易跟环境去磨合。不要说改造环境，就说去适应环境，也要受很多委屈；第二个不容易，是同事之间的同心协力；第三个不容易就是我自己的身体，这个困扰非常之大。”
（摘自现代出版社《解读联想新思维》 编著：彭征 等）
联想集团（下称：联想）前身在得到“第一桶金”之前，就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这个代价使得他们几乎把计算机所里的20万资金全都打了水漂。
那时候彩色电视机是紧俏商品，人人想要。国家规定了出厂价格，可是你若拿到市场上去，就是给每台加上1000元，也能转瞬卖出。
有一天，有一位老同学神神秘秘地和柳传志说：“老柳，告诉你个发财的道。”
柳传志漫不经心地问：“什么发财的道啊？”
“你知道现在电视机很抢手，我最近认识了江西省妇联的一个女人，她手里有大批彩电，至少能挣10万。”老同学信誓旦旦地说。
柳传志问：“真的吗？现在有个挺流行的说法就是‘骗子比彩电还多’。”
“我说的都是真的，咱们是同学，我还会骗你？我和你说实话吧，我手上没有那么多的钱，要是我有，我一定自己挣这些钱，我才不告诉你呢。”老同学略带遗憾地说。
柳传志动心了，送走了老同学以后他叫了一个手下人过来，说：“你一定要亲眼看看，到底有多少电视。”
那一天，手下人兴致勃勃地告诉他，“我亲眼见到大批彩电，一点不假。我想应该不是骗子。”
柳传志就把钱汇过去了。
却不料他们还是遇到了骗子，他们的创业的20万元就这样被骗去了14万。柳传志自从长大成人，一向无往不胜，还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束手无策。那些天“三人核心”整天在一起谋划，绞尽脑汁还是没有头绪。好在公司的领导核心团结一致，谁也不埋怨，而是共同承担了失误的责任。而幸好幸运女神及时拯救了他们，在那年，他们挖到了事业上的“第一桶金”，被骗的阴影渐渐地淡了。
第二件就是“中银集团事件”
“进口许可证制度”是柳传志最痛恨的事情之一。“进口许可证”是那个时代的产物。那时候就算你有足够的钱并且照章缴纳关税，也不能随意进口微机，因为你必须事先获得政府“许可”。这一“许可证制度”在20世纪80年代覆盖的商品超过百种，大到汽车钢材，小至手表首饰，以后逐年递减。当时有些人就进行倒卖进口许可证活动。柳传志决心代理国外微机，却苦于没有“许可证”，只好退而求其次，去寻觅手上有“许可证”的人。
香港中银集闭有个四维公司，这个公司本是IBM微机的用户，后来获得了IBM微机代理权。他们手里有进口许可证。柳传志知道这个消息以后，主动找上门去，寻求合作。
四维公司的人很热情地接待了柳传志，两个公司很快达成了合作的意向，方式是：联想在内地为四维找客户，利润两家平分。
1986年，联想经过各种努力在轻工业部获得了一个200台IBM电脑的大单子，并且拿到了全套机器的服务业务。联想代理电脑可以获得4万美金；提供全套机器的服务业务，又获得4万美元。按约定4万元美金的代理利润，联想要和四维公司平分，但是4万美金的服务利润，是联想人自己争取的，和四维公司没有任何关系。这些约定事先早已达成默契，只是没有立下明确字据。
不料，收取利润的时候横生枝节：少了2万美元！柳传志觉得很委屈，2万美元这对公司来说可是一大笔钱啊！足够支付公司全体员工一年的工资了，柳传志那一年的工资只有1380元人民币。异常气愤的柳传志风风火火地直奔香港。但是他无法通过海关，只好在深圳停下来。为了省钱，柳传志不敢去住大宾馆，沿街寻找小客栈，终于在红岭北路的拐角上找到了，那是广东省科学院的招待所，一晚只要8块钱。
当晚睡不着，他爬起来伏在床头，给“香港中银”的合作者写了催人泪下的一封信。
在信中他写了公司的人怎样节衣缩食，拼死拼活，甚至有人为了公司的一点利润，连尊严都不要。他写了公司里的一个40多岁的员工，高烧39度，还为了拿到一单“进口许可证”四处奔走。从上午9点到下午5点，他在北京城的东西两个对角跑了两个来回。后来四肢无力，在下楼的时候，腿一软从5楼滚到4楼，摔得遍体鳞伤。又写了公司的一个副总冒着雨到机场迎接香港来的贵客，当把贵客送回饭店自己回家的时候，为了替公司省钱，他不舍得坐出租车，走着回家，一不小心失足掉进没有盖井盖的下水道里，水没头顶，差点儿淹死了。柳传志还写到自己的妻子得了甲亢，正躺在北京友谊医院里做手术，他顾不上妻子，在家里人的一片谴责声中来到香港讨要钱。自己为了省钱住在满屋子蟑螂乱跑的招待所里……
写着写着，写到痛处，他泪流满面，泪水浸湿了信纸。
“香港中银”也是国有企业，老板从没听说有人会为生意如此卖命，不禁怀疑，就去调查，结果发现柳传志说的句句是真。他很感叹柳传志他们能够为公司拼命的精神，后来把钱如数付给了柳传志。
第三件就是“300万事件”
1986年秋天，柳传志跑到深圳开辟微机来源。功夫不负有心人，柳传志找到了微机的来源，可买微机需要300万元人民币，联想没有那么多的钱。
后来，李勤跑到科学院去借钱。在得到18个领导的签名之后，终于拿到300万元。李勤急急忙忙把钱汇到深圳。
李勤打电话给柳传志：“老柳，我把钱汇过去了。”
柳传志在电话的那头都可以清楚地听到李勤因为激动而变得颤抖的声音。
钱汇过去了一周的时间，微机却不见踪影，柳传志有点急了。一个又一个电话打过去，方知钱被人拐走了。
那些天柳、李二人一南一北，每天深夜便在电话中商量怎么办。
“他可说得轻巧，那是300万啊，”李勤说，“把我们两人一辈子的工资加起来，也还不起啊。”
柳传志说：“不把机器弄来我就不回去了。”
“当时拿块砖头拍他脑袋的心都有。”柳传志后来说。几天之后那人终于出现，见他红着两眼，一副要拼命的样子，笑道：“我只不过挪用几天而已。您不也是国家的公司吗，何必这么急呢？”
这一天，期待中的微机终于运到北京，李勤一高兴，激动得心脏病突发，瘫在椅子上。那一边，柳传志也开始心慌、头晕，夜里总是做梦，毎一次都被吓醒，醒了就再也睡不着。
当他成功之后，有一次回忆自己当年创业的艰难，他说：“有3件事情最为不易，第一个不容易跟环境去磨合。不要说改造环境，就说去适应环境，也要受很多委屈；第二个不容易，是同事之间的同心协力；第三个不容易就是我自己的身体，这个困扰非常之大。”
（摘自现代出版社《解读联想新思维》 编著：彭征 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