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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边城》被称为“现代文学史上最纯净的一个小说文本”，其圆形结构叙事的悲剧和抽象化的诗意抒情是沈从文融合传统与现代的精神、叙事伦理创作而成的。他在现实的历史语境中，在普遍的爱情叙事中，关注个体的生命体验，寻找文化碰撞交融的平衡点，建构了一座“人性”的庙宇。
关键词：沈从文 《边城》 叙事 传统 现代
作为现代文学界的一座高峰，因作品本身具有丰富的文学价值和文化价值，沈从文的《边城》历来被后世学者加以研究。正如他本人所言：“这世界或有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崇楼杰阁的人，那可不是我，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小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对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庙供奉的是‘人性’。”《边城》是阐释“人性”的力作，也是沈从文对现代文明、传统文明的思考。中国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理论多承袭西方现代文明，因此中国的“现代”文明也是西方的现代文明，这个结论在很大程度上是符合现实判断的。所以，讨论《边城》叙事中“传统”与“现代”的交融，实际上也是在探讨“传统”与西方现代文明的交融。
一、《边城》叙事两栖结合的显性特征
美籍华裔著名学者夏志清在其《中国现代小说史》中这样评价沈从文：“中国现代文学中最伟大的印象主义者，他能不着痕迹，在这一方面的功夫，直追中国的大诗人和大画家。现代文学作家中，没有一个人及得上他。”沈从文是印象主义者，但根植于传统文化、湘西文化，濡染西方文化的他，在文学创作中显现出了传统与现代交融的显性特征。
（一）圆形结构的悲剧
“圆”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被赋予“圆满、圆融”的精神内蕴。圆形结构的传统中式美学不仅应用于小说创作，更应用于传统建筑、家居设计等领域。中国古代小说历来讲究大团圆结局，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悲剧。这一被诟病的文学局面在现代文学创作中被诸多评论家抨击，鲁迅即其中一个代表，他们力倡改变这一局面。相比之下，从古希腊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发展至现代的席勒、黑格尔等批评家，西方的悲剧美学观理论早已完善。因此，在现代文学中，“悲”作为诸多小说的创作主旋律，也成为对抗或接受西方悲剧美学观的表现之一。《边城》成书于20世纪30年代，既有“圆”的叙事结构，又有“悲”的美学色彩，是沈从文将传统精髓与现代精神结合的杰作。
小说的重要特性之一就是“情节”，与“情节”密切相关的即作品的叙事模式。叙事视角的变化即叙事结构形态，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了作品内涵的丰富性。事实上，沈从文小说的叙事模式研究历来是研究沈从文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课题，历来被广泛关注。如凌宇《沈从文小说的叙事模式及其文化意蕴》一文从总评沈从文小说的高度深入分析了沈从文小说的叙事模式，并深挖其文化内蕴。具体研究沈从文某部小说叙事模式的成果也有许多，如《边城》创造性的圆形结构叙事模式。唐晓云于2012年发表于《小说评论》的《论〈边城〉的圆形结构艺术》，从叙事视角的变化、时间结构、人物塑造三个角度深入分析了《边城》的圆形结构艺术，阐释了《边城》的叙事结构魅力。因研究成果较多，故而此处不再赘述《边城》的圆形结构艺术，仅就其“悲”做阐释。
茶峒是一个与世隔绝的世外桃源，是经过美化的万千中国传统乡村中的一个。但这个美如画的世界中，处处弥漫着悲剧的色调。豪爽的天保与和气的傩送是感情厚实的亲兄弟。兄友弟恭的人物关系决定了二人在爱上同一个人时，其中一人的爱情结果必然是悲剧。而翠翠对爱情的沉默不语是天保悲剧的奠基。傩送对父亲船总顺顺直言“老家伙（老船夫）为人弯弯曲曲，不利索，大佬是他弄死的”是老船夫悲剧的隐形导火索。大结局中，翠翠等的那个人（傩送）“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可以说是一个“圆满的悲剧”——无尽的等待或许有渺茫的希望，或许即为绝望。《边城》的故事发生在边远山村，人物是芸芸众生中的普通几个，故事的结局并不算得“悲壮”，但是沈从文将优美的语言与凄美的结局相结合，使得全文弥漫着悲情的基调。
（二）抽象化的诗意抒情
所谓诗意抒情，即作者运用优美的语言诉说衷情，表达理想的境况。诗意抒情贯穿于中国传统文学的长河，寄情山水以表达内心诉求的诗人们更是擅长将情志兴味寄托于自然之景。上有《诗经·关雎》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下有东晋陶潜、南朝谢朓、唐之王维、孟浩然等，他们常以空山、明月、石头、溪流、炊烟、竹林等意象为载体，在山水田园间寻找心灵的栖息地。
沈从文没有留过学，自身的西方现代思维方式、文艺理论多是通过个人学习或时代濡染得来，其本身具有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功底，对传统文化有着非凡的自信心。杜素娟在《孤独的诗性：论沈从文与中国传统文化》中曾评价沈从文：“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没有谁比沈从文对本民族的文化拥有更多的信心，他是现代文学史上极少的试图通过激活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因子，来重建民族文化的作家。”《边城》中抒情式的表达，是基于沈从文本人对湘西世界的故土情结，是他对传统文化的维护与传承。沈从文将茶峒塑造为一个陌生化的山乡风景世界，碧溪、青山、溪流、竹子、烟雾、虎耳草常现其中，正有中国山水文学的遗风。且看《边城》第一章沈从文对故事发生的地方——茶峒地理位置的介绍：
小溪流下去，绕山岨流，约三里便汇入茶峒大河。人若过溪越小山走去，则只一里路就到了茶峒城边。溪流如弓背，山路如弓弦，故远近有了小小差异。小溪宽约廿丈，河床为大片石头作成。静静的河水即或深到一篙不能落底，却依然清澈透明，河中游鱼来去皆可以计数。
这是否与欧阳修《醉翁亭记》开篇有异曲同工之妙：“环滁皆山也。其西南诸峰，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深秀者，琅琊也。山行六七里，渐闻水声潺潺而泻出于两峰之间者，酿泉也。”自上古《周易·系辞》“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意”的言意之辩以降，中国传统文化便有“立象以尽意”的传统。独特深邃的湘西文化，孕育出善与美相融合的茶峒，也养育了这一方淳朴的人民。在茶峒，景美，群落居民也向善、向美，憨厚朴实的老船夫，天真善良的翠翠，纵是自古污名满身、被道德观排斥的边缘人妓女，在这里也呈现出浑厚的善意。这个理想世界的“人性”之美，也是沈從文“诗意”的展现方式之一。 在现代，中国的文学理论呈现急剧的现代化转型，从传统的“具象”到现代的“抽象”是这一转变的具体表现之一。如果说沈从文以诗意化的抒情方式，通过系列的“具象”——象征爱情的“虎耳草”、象征陪伴者和孤独的守望者的黄狗、象征财富的碾坊、象征爱情的渡船，精心塑造茶峒中船总顺顺、老船夫、翠翠等美好的形象，呈现心中理想的“人性”，那么，在众多“具象”为基石构筑的抽象化主题，则是沈从文的创作契合了现代文学的转型环境。
《边城》实际上写了两代人的爱情，主线为翠翠与天保、傩送的爱情故事，副线是翠翠的母亲、屯戍兵士、杨马兵的爱情故事。翠翠情窦初开，对傩送心生情意，却因害羞而沉默，不敢将这份感情明了地告诉最亲近的爷爷。这种行为方式是少女含羞的性情所致，也是礼俗所致。有情人没有终成眷属，显然，翠翠的爱情是一个悲剧。而副线的故事篇幅简短而叙事扼要。翠翠的母亲与翠翠不同，她敢于拒绝杨马兵的唱歌示爱，勇敢追求爱情，投入屯戍兵士的怀抱，但其爱情也是悲剧。两种爱情，却有一个共同的悲剧结局。沈从文有意制造在普遍的爱情叙事中，个例的变化必须符合普遍的规律叙事。小说中多次言及“天意”“天命”等宿命论。茶峒是一个封闭的桃源世界，外界文化难以传播进来，因此茶峒人民身上体现了在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形成的一整套完整、延续已久的道德伦理体系。老船总顺顺曾说“一切皆是命”；船夫认为自己的女儿殉情，在冥冥之中自有定数；杨马兵认为翠翠的母亲最初没有与他在一起，在老船夫去世后，“自己却成为这孤雏（翠翠）的唯一靠山唯一信托人，不由得不苦笑”。可见在封建伦理体系之下，宿命论在茶峒人的思想中根深蒂固，自由的爱情必然是不被允许的。换而言之，虽有对歌求偶的“自由恋爱”风俗，但在宿命论、封建伦理的思想压迫下，女子想要求得自由的爱情，路途是艰难的。翠翠的母亲在这条路上，反抗而不得；而翠翠并没有在这种不和谐的男女秩序下形成真正意義上的反抗，母女俩的爱情结局不言而喻。但在沈从文的笔下，这份悲剧在诗意的表达下淡化了悲剧色彩。
《边城》没有激烈的反抗，没有急剧的矛盾冲突，情节仿佛涓涓细流般缓慢地推进，沈从文将抒情传统引入自身建构的文学场域，将自然与诗意发挥得恰到好处，又抽象隐晦地表达了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之下理想道德体系的崩塌、自然淳朴民风的逐渐消散以及作者对女性自由恋爱悲剧的惋惜。
二、沈从文在《边城》中构建两栖结合的叙事世界的缘由
《边城》完成于1934年，是沈从文小说创作的第一个高峰。而20世纪30年代是一个动荡的年代，资本主义在中国不断发展，民族危机不断加深，中国传统文化仍处于倍受西方现代文明挤压的状态，民族文化危机、民族精神危机不断加剧。这个时代，西方现代文明与中国传统文明的碰撞交融，成为时代文化的主旋律。这种文化状态也反映在文学创作上。沈从文在当时的历史现场，以文学创作的方式展开个人对文化交融的现实思考，试图寻找东西方文明在动荡的社会中的平衡点，表达自己的文艺美学观。
《论语·阳货》中，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曹丕《典论·论文》称：“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中国古代评论家早已看到文学所具备的社会功利作用。但到了封建后期，随着君主专制和文化专制的强化，文学成了禁锢思想、泯灭人性的利器，封建文化中轻视“人”、蔑视人性的成分也被不断强化。五四运动之后，尊重人性、建立合乎人文主义的理想社会成为一种先锋文化。在新文学之初，许多作家都把“解放人性”作为创作的主题，如鲁迅呼吁“解放人性”，周作人提出“人的文学”等。沈从文重视文学的社会功利作用，但与大多数作家、批评家不同，沈从文没有呼吁社会改革，没有呼吁阶级解放，只想通过文学的形式从根本上改变国民，从而完成理想社会的建构。但这种方式在当时的中国是不合时宜的、难以实现的。因为动荡的社会、岌岌可危的民族需要革命的方式而非和平的方式求得和平与永存。也正因为如此，在20世纪30年代，沈从文所憧憬的“人性”庙宇受到左翼作家的抨击。
沈从文无所谓文化的好坏、文化的界限，创作始终忠于“人性”，其文艺美学观即希望通过小说作品来达到救治人性、拯救国民、构建理想的人性社会。正如苏雪林评价沈从文的作品：“他想借文字的力量，把野蛮人的血液注射到老态龙钟、颓废腐败的中华民族的身体里去，使它兴奋起来，年轻起来，好在20世纪舞台上与别个民族争生存权利。”甚至在20世纪60年代，沈从文还保持着这种文艺态度，如他1961年写的《抽象的抒情》：“近代智慧和原始愚昧，彼此共存于一体中，各不相犯，矛盾统一，契合无间。因此两千年前文学艺术形成的种种观念，或部分、或全部在支配着个人的哀乐爱恶情感，事不足奇。”传统与现代的文明实际上是可以“矛盾统一”、实现共存的。基于这种始终如一的文艺观，沈从文曾这样谈及《边城》的创作动机：“我主意不在领导读者去桃源旅行，却想借助桃源上行七百里路酉水流域一个小城市中几个愚大俗子，被一件人事连在一起时，各人应有一份哀乐，为人类‘爱’字作一度恰如其分的说明。”《边城》中“碾坊”与“渡船”的对立、城乡对立、田园牧歌与反现代的对立等，多重的二元对立关系在“茶峒”这个地方实现了“和谐自然”的统一，也昭示着东西方的文化冲突能够实现和谐自然的共存、动荡的社会与和平地借助文艺解放人性可以找到一条和谐的道路。《边城》中，“茶峒”和谐共生的文化体系实际上是被现代文明破坏的初期，也是传统文明走向没落的开始。沈从文借由翠翠的爱情故事，让这个已被破坏但尚未被破坏殆尽的“和谐共生”场面得以留存。
三、《边城》两栖结合叙事结构的范式意义
《边城》在语言形式上有“诗化小说”的典范意义，其叙事的范式意义不在于中华古今文化的语料库文体学方法的探寻、建构一种史无前例的叙事模式，而在于作品中所体现的自由的叙事伦理，即故事、话语与阅读的结合。刘小枫是最早向汉语学界引入“叙事伦理学”的学者，他在其著作《沉重的肉身——现代性伦理的叙事纬语》的引子中曾说道：“叙事伦理学不探究人的生活应遵循的基本道德观念，而是通过个人经历的叙事提出关于生命感觉的问题，营构具体的道德意识和伦理诉求。”这里的“个人经历的叙事”也包含着虚构的文学叙事。这一学科模式研究的核心是“讲故事的策略”和抽象伦理思考的结合。文学叙事伦理简单化而言，可分为三个倾向：一是权利叙事的鲜明伦理倾向，二是人性叙事的模糊伦理倾向，三是无法评判的叙事伦理。《边城》属于第三类。 在小说创作中，叙事无处不在，但叙事伦理学不侧重于叙事的策略，而在于伦理的表现，它并非时时浮于文字的表面，更多时候是潜藏在叙事主体的生命体验中的。沈从文书写的翠翠母女的生命爱情故事，让“自由”的叙事伦理学更能深入独特的个人的生命奇想和情感深度，让读者获得在特殊历史语境下的生命感官体验。在《边城》中，有许多与水密切相关的居住环境描写，涉及许多当地民俗，如端午节日活动、对歌、婚俗等。在这样的环境下，故事人物的命运，或喜或悲，却没有明确的伦理界限，天保或老船夫的死、翠翠父母爱情的悲剧、结局中翠翠没有幸福的归宿，并不能归咎于叙事故事中的哪一个人。故事中的每一个人，个体命运既是独立的，也因时代的包裹而紧紧相连，他们是现代化进程中乡村时代的剪影，身上有浓重的时代烙印，他们共同的时代命运让读者有“怅然若失”的惋惜。沈从文在北平为《边城》撰新题记中有相似的表述：“二十年來生者多已成尘成土，死者在生人记忆中亦淡如烟雾，惟书中人与个人生命成一稀奇结合，俨若可以不死，其实作品能不死，当为其中有几个人在个人生命中影响，和几种印象在个人生命中影响。”两段凄美的爱情故事在独特质朴的湘西文化中发生，引发读者对传统与现代社会道德文化的思考。这种话语场的扩大，既彰显了沈从文的创作主旨——构建“人性”的庙宇，呈现历史现场的“人性”，也将故事、话语和阅读紧密相连。从叙事伦理学的角度而言，《边城》是呼吁关注个体内在的感官体验的实践，在现代小说创作中具有伦理叙事学的范式意义，它综合了个体对生命的探索与体验，其文学虚构具有现实的社会伦理道德意义。同时，《边城》中所建构的文化空间世界，是对文化交融的反思，是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
“湘西世界”是沈从文的精神家园，而《边城》则承载了他对人性、对文学艺术、对现代文明与传统文化等的思考。在中国现代小说创作中，没有谁像沈从文一样，以诗意创作标榜“人性”并始终不渝。“和谐自然”的文艺美学观既是他在特殊时代被抨击的理由，也是他的审美追求特色。《边城》中的“和谐”真正体现了对人性、对真、对善与美的最高追求。
参考文献：
[1] 沈从文.沈从文全集[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
[2] 刘小枫.沉重的肉身——现代性伦理的叙事纬语[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3] 伍茂国.现代小说叙事伦理[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8.
[4] 杜素娟.孤独的诗性：论沈从文与中国传统文化[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5] 凌宇.沈从文小说的叙事模式及其文化意蕴[A].《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30年精编：作家作品研究卷（下）[C].中国现代文学馆，2009：131-144.
[6] 唐晓云.论《边城》的圆形结构艺术[J].小说评论，2012（5）：195-199.
作 者： 方观生，广东《少男少女》杂志社执行主编，长期从事课程开发、中国文学研究；庞美凤，自由职业者，长期从事中国文学研究。
编 辑： 曹晓花 E-mail：erbantou2008@163.com
关键词：沈从文 《边城》 叙事 传统 现代
作为现代文学界的一座高峰，因作品本身具有丰富的文学价值和文化价值，沈从文的《边城》历来被后世学者加以研究。正如他本人所言：“这世界或有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崇楼杰阁的人，那可不是我，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小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对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庙供奉的是‘人性’。”《边城》是阐释“人性”的力作，也是沈从文对现代文明、传统文明的思考。中国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理论多承袭西方现代文明，因此中国的“现代”文明也是西方的现代文明，这个结论在很大程度上是符合现实判断的。所以，讨论《边城》叙事中“传统”与“现代”的交融，实际上也是在探讨“传统”与西方现代文明的交融。
一、《边城》叙事两栖结合的显性特征
美籍华裔著名学者夏志清在其《中国现代小说史》中这样评价沈从文：“中国现代文学中最伟大的印象主义者，他能不着痕迹，在这一方面的功夫，直追中国的大诗人和大画家。现代文学作家中，没有一个人及得上他。”沈从文是印象主义者，但根植于传统文化、湘西文化，濡染西方文化的他，在文学创作中显现出了传统与现代交融的显性特征。
（一）圆形结构的悲剧
“圆”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被赋予“圆满、圆融”的精神内蕴。圆形结构的传统中式美学不仅应用于小说创作，更应用于传统建筑、家居设计等领域。中国古代小说历来讲究大团圆结局，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悲剧。这一被诟病的文学局面在现代文学创作中被诸多评论家抨击，鲁迅即其中一个代表，他们力倡改变这一局面。相比之下，从古希腊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发展至现代的席勒、黑格尔等批评家，西方的悲剧美学观理论早已完善。因此，在现代文学中，“悲”作为诸多小说的创作主旋律，也成为对抗或接受西方悲剧美学观的表现之一。《边城》成书于20世纪30年代，既有“圆”的叙事结构，又有“悲”的美学色彩，是沈从文将传统精髓与现代精神结合的杰作。
小说的重要特性之一就是“情节”，与“情节”密切相关的即作品的叙事模式。叙事视角的变化即叙事结构形态，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了作品内涵的丰富性。事实上，沈从文小说的叙事模式研究历来是研究沈从文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课题，历来被广泛关注。如凌宇《沈从文小说的叙事模式及其文化意蕴》一文从总评沈从文小说的高度深入分析了沈从文小说的叙事模式，并深挖其文化内蕴。具体研究沈从文某部小说叙事模式的成果也有许多，如《边城》创造性的圆形结构叙事模式。唐晓云于2012年发表于《小说评论》的《论〈边城〉的圆形结构艺术》，从叙事视角的变化、时间结构、人物塑造三个角度深入分析了《边城》的圆形结构艺术，阐释了《边城》的叙事结构魅力。因研究成果较多，故而此处不再赘述《边城》的圆形结构艺术，仅就其“悲”做阐释。
茶峒是一个与世隔绝的世外桃源，是经过美化的万千中国传统乡村中的一个。但这个美如画的世界中，处处弥漫着悲剧的色调。豪爽的天保与和气的傩送是感情厚实的亲兄弟。兄友弟恭的人物关系决定了二人在爱上同一个人时，其中一人的爱情结果必然是悲剧。而翠翠对爱情的沉默不语是天保悲剧的奠基。傩送对父亲船总顺顺直言“老家伙（老船夫）为人弯弯曲曲，不利索，大佬是他弄死的”是老船夫悲剧的隐形导火索。大结局中，翠翠等的那个人（傩送）“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可以说是一个“圆满的悲剧”——无尽的等待或许有渺茫的希望，或许即为绝望。《边城》的故事发生在边远山村，人物是芸芸众生中的普通几个，故事的结局并不算得“悲壮”，但是沈从文将优美的语言与凄美的结局相结合，使得全文弥漫着悲情的基调。
（二）抽象化的诗意抒情
所谓诗意抒情，即作者运用优美的语言诉说衷情，表达理想的境况。诗意抒情贯穿于中国传统文学的长河，寄情山水以表达内心诉求的诗人们更是擅长将情志兴味寄托于自然之景。上有《诗经·关雎》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下有东晋陶潜、南朝谢朓、唐之王维、孟浩然等，他们常以空山、明月、石头、溪流、炊烟、竹林等意象为载体，在山水田园间寻找心灵的栖息地。
沈从文没有留过学，自身的西方现代思维方式、文艺理论多是通过个人学习或时代濡染得来，其本身具有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功底，对传统文化有着非凡的自信心。杜素娟在《孤独的诗性：论沈从文与中国传统文化》中曾评价沈从文：“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没有谁比沈从文对本民族的文化拥有更多的信心，他是现代文学史上极少的试图通过激活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因子，来重建民族文化的作家。”《边城》中抒情式的表达，是基于沈从文本人对湘西世界的故土情结，是他对传统文化的维护与传承。沈从文将茶峒塑造为一个陌生化的山乡风景世界，碧溪、青山、溪流、竹子、烟雾、虎耳草常现其中，正有中国山水文学的遗风。且看《边城》第一章沈从文对故事发生的地方——茶峒地理位置的介绍：
小溪流下去，绕山岨流，约三里便汇入茶峒大河。人若过溪越小山走去，则只一里路就到了茶峒城边。溪流如弓背，山路如弓弦，故远近有了小小差异。小溪宽约廿丈，河床为大片石头作成。静静的河水即或深到一篙不能落底，却依然清澈透明，河中游鱼来去皆可以计数。
这是否与欧阳修《醉翁亭记》开篇有异曲同工之妙：“环滁皆山也。其西南诸峰，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深秀者，琅琊也。山行六七里，渐闻水声潺潺而泻出于两峰之间者，酿泉也。”自上古《周易·系辞》“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意”的言意之辩以降，中国传统文化便有“立象以尽意”的传统。独特深邃的湘西文化，孕育出善与美相融合的茶峒，也养育了这一方淳朴的人民。在茶峒，景美，群落居民也向善、向美，憨厚朴实的老船夫，天真善良的翠翠，纵是自古污名满身、被道德观排斥的边缘人妓女，在这里也呈现出浑厚的善意。这个理想世界的“人性”之美，也是沈從文“诗意”的展现方式之一。 在现代，中国的文学理论呈现急剧的现代化转型，从传统的“具象”到现代的“抽象”是这一转变的具体表现之一。如果说沈从文以诗意化的抒情方式，通过系列的“具象”——象征爱情的“虎耳草”、象征陪伴者和孤独的守望者的黄狗、象征财富的碾坊、象征爱情的渡船，精心塑造茶峒中船总顺顺、老船夫、翠翠等美好的形象，呈现心中理想的“人性”，那么，在众多“具象”为基石构筑的抽象化主题，则是沈从文的创作契合了现代文学的转型环境。
《边城》实际上写了两代人的爱情，主线为翠翠与天保、傩送的爱情故事，副线是翠翠的母亲、屯戍兵士、杨马兵的爱情故事。翠翠情窦初开，对傩送心生情意，却因害羞而沉默，不敢将这份感情明了地告诉最亲近的爷爷。这种行为方式是少女含羞的性情所致，也是礼俗所致。有情人没有终成眷属，显然，翠翠的爱情是一个悲剧。而副线的故事篇幅简短而叙事扼要。翠翠的母亲与翠翠不同，她敢于拒绝杨马兵的唱歌示爱，勇敢追求爱情，投入屯戍兵士的怀抱，但其爱情也是悲剧。两种爱情，却有一个共同的悲剧结局。沈从文有意制造在普遍的爱情叙事中，个例的变化必须符合普遍的规律叙事。小说中多次言及“天意”“天命”等宿命论。茶峒是一个封闭的桃源世界，外界文化难以传播进来，因此茶峒人民身上体现了在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形成的一整套完整、延续已久的道德伦理体系。老船总顺顺曾说“一切皆是命”；船夫认为自己的女儿殉情，在冥冥之中自有定数；杨马兵认为翠翠的母亲最初没有与他在一起，在老船夫去世后，“自己却成为这孤雏（翠翠）的唯一靠山唯一信托人，不由得不苦笑”。可见在封建伦理体系之下，宿命论在茶峒人的思想中根深蒂固，自由的爱情必然是不被允许的。换而言之，虽有对歌求偶的“自由恋爱”风俗，但在宿命论、封建伦理的思想压迫下，女子想要求得自由的爱情，路途是艰难的。翠翠的母亲在这条路上，反抗而不得；而翠翠并没有在这种不和谐的男女秩序下形成真正意義上的反抗，母女俩的爱情结局不言而喻。但在沈从文的笔下，这份悲剧在诗意的表达下淡化了悲剧色彩。
《边城》没有激烈的反抗，没有急剧的矛盾冲突，情节仿佛涓涓细流般缓慢地推进，沈从文将抒情传统引入自身建构的文学场域，将自然与诗意发挥得恰到好处，又抽象隐晦地表达了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之下理想道德体系的崩塌、自然淳朴民风的逐渐消散以及作者对女性自由恋爱悲剧的惋惜。
二、沈从文在《边城》中构建两栖结合的叙事世界的缘由
《边城》完成于1934年，是沈从文小说创作的第一个高峰。而20世纪30年代是一个动荡的年代，资本主义在中国不断发展，民族危机不断加深，中国传统文化仍处于倍受西方现代文明挤压的状态，民族文化危机、民族精神危机不断加剧。这个时代，西方现代文明与中国传统文明的碰撞交融，成为时代文化的主旋律。这种文化状态也反映在文学创作上。沈从文在当时的历史现场，以文学创作的方式展开个人对文化交融的现实思考，试图寻找东西方文明在动荡的社会中的平衡点，表达自己的文艺美学观。
《论语·阳货》中，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曹丕《典论·论文》称：“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中国古代评论家早已看到文学所具备的社会功利作用。但到了封建后期，随着君主专制和文化专制的强化，文学成了禁锢思想、泯灭人性的利器，封建文化中轻视“人”、蔑视人性的成分也被不断强化。五四运动之后，尊重人性、建立合乎人文主义的理想社会成为一种先锋文化。在新文学之初，许多作家都把“解放人性”作为创作的主题，如鲁迅呼吁“解放人性”，周作人提出“人的文学”等。沈从文重视文学的社会功利作用，但与大多数作家、批评家不同，沈从文没有呼吁社会改革，没有呼吁阶级解放，只想通过文学的形式从根本上改变国民，从而完成理想社会的建构。但这种方式在当时的中国是不合时宜的、难以实现的。因为动荡的社会、岌岌可危的民族需要革命的方式而非和平的方式求得和平与永存。也正因为如此，在20世纪30年代，沈从文所憧憬的“人性”庙宇受到左翼作家的抨击。
沈从文无所谓文化的好坏、文化的界限，创作始终忠于“人性”，其文艺美学观即希望通过小说作品来达到救治人性、拯救国民、构建理想的人性社会。正如苏雪林评价沈从文的作品：“他想借文字的力量，把野蛮人的血液注射到老态龙钟、颓废腐败的中华民族的身体里去，使它兴奋起来，年轻起来，好在20世纪舞台上与别个民族争生存权利。”甚至在20世纪60年代，沈从文还保持着这种文艺态度，如他1961年写的《抽象的抒情》：“近代智慧和原始愚昧，彼此共存于一体中，各不相犯，矛盾统一，契合无间。因此两千年前文学艺术形成的种种观念，或部分、或全部在支配着个人的哀乐爱恶情感，事不足奇。”传统与现代的文明实际上是可以“矛盾统一”、实现共存的。基于这种始终如一的文艺观，沈从文曾这样谈及《边城》的创作动机：“我主意不在领导读者去桃源旅行，却想借助桃源上行七百里路酉水流域一个小城市中几个愚大俗子，被一件人事连在一起时，各人应有一份哀乐，为人类‘爱’字作一度恰如其分的说明。”《边城》中“碾坊”与“渡船”的对立、城乡对立、田园牧歌与反现代的对立等，多重的二元对立关系在“茶峒”这个地方实现了“和谐自然”的统一，也昭示着东西方的文化冲突能够实现和谐自然的共存、动荡的社会与和平地借助文艺解放人性可以找到一条和谐的道路。《边城》中，“茶峒”和谐共生的文化体系实际上是被现代文明破坏的初期，也是传统文明走向没落的开始。沈从文借由翠翠的爱情故事，让这个已被破坏但尚未被破坏殆尽的“和谐共生”场面得以留存。
三、《边城》两栖结合叙事结构的范式意义
《边城》在语言形式上有“诗化小说”的典范意义，其叙事的范式意义不在于中华古今文化的语料库文体学方法的探寻、建构一种史无前例的叙事模式，而在于作品中所体现的自由的叙事伦理，即故事、话语与阅读的结合。刘小枫是最早向汉语学界引入“叙事伦理学”的学者，他在其著作《沉重的肉身——现代性伦理的叙事纬语》的引子中曾说道：“叙事伦理学不探究人的生活应遵循的基本道德观念，而是通过个人经历的叙事提出关于生命感觉的问题，营构具体的道德意识和伦理诉求。”这里的“个人经历的叙事”也包含着虚构的文学叙事。这一学科模式研究的核心是“讲故事的策略”和抽象伦理思考的结合。文学叙事伦理简单化而言，可分为三个倾向：一是权利叙事的鲜明伦理倾向，二是人性叙事的模糊伦理倾向，三是无法评判的叙事伦理。《边城》属于第三类。 在小说创作中，叙事无处不在，但叙事伦理学不侧重于叙事的策略，而在于伦理的表现，它并非时时浮于文字的表面，更多时候是潜藏在叙事主体的生命体验中的。沈从文书写的翠翠母女的生命爱情故事，让“自由”的叙事伦理学更能深入独特的个人的生命奇想和情感深度，让读者获得在特殊历史语境下的生命感官体验。在《边城》中，有许多与水密切相关的居住环境描写，涉及许多当地民俗，如端午节日活动、对歌、婚俗等。在这样的环境下，故事人物的命运，或喜或悲，却没有明确的伦理界限，天保或老船夫的死、翠翠父母爱情的悲剧、结局中翠翠没有幸福的归宿，并不能归咎于叙事故事中的哪一个人。故事中的每一个人，个体命运既是独立的，也因时代的包裹而紧紧相连，他们是现代化进程中乡村时代的剪影，身上有浓重的时代烙印，他们共同的时代命运让读者有“怅然若失”的惋惜。沈从文在北平为《边城》撰新题记中有相似的表述：“二十年來生者多已成尘成土，死者在生人记忆中亦淡如烟雾，惟书中人与个人生命成一稀奇结合，俨若可以不死，其实作品能不死，当为其中有几个人在个人生命中影响，和几种印象在个人生命中影响。”两段凄美的爱情故事在独特质朴的湘西文化中发生，引发读者对传统与现代社会道德文化的思考。这种话语场的扩大，既彰显了沈从文的创作主旨——构建“人性”的庙宇，呈现历史现场的“人性”，也将故事、话语和阅读紧密相连。从叙事伦理学的角度而言，《边城》是呼吁关注个体内在的感官体验的实践，在现代小说创作中具有伦理叙事学的范式意义，它综合了个体对生命的探索与体验，其文学虚构具有现实的社会伦理道德意义。同时，《边城》中所建构的文化空间世界，是对文化交融的反思，是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
“湘西世界”是沈从文的精神家园，而《边城》则承载了他对人性、对文学艺术、对现代文明与传统文化等的思考。在中国现代小说创作中，没有谁像沈从文一样，以诗意创作标榜“人性”并始终不渝。“和谐自然”的文艺美学观既是他在特殊时代被抨击的理由，也是他的审美追求特色。《边城》中的“和谐”真正体现了对人性、对真、对善与美的最高追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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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 方观生，广东《少男少女》杂志社执行主编，长期从事课程开发、中国文学研究；庞美凤，自由职业者，长期从事中国文学研究。
编 辑： 曹晓花 E-mail：erbantou2008@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