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国后便不断地中国化,至宋明以后,中国化的佛教便完全成熟.作为成熟的中国化佛教的一个重要标志,便是佛教僧人将中国本土经典"佛经化",以佛教的道理来诠释中国本土经典,形成了中国佛教思想史上的一个新运动,作为这一新运动的一个典型实例,晚明时期的高僧真可将<易经>"佛经化",用佛理来诠释<易经>.通过这种诠释,真可不但从总的方面论述了<易经>中所蕴含的佛理,更是深入到<易经>六十四卦的具体卦例中去探索佛理,向人们昭示了<易经>的卦爻逻辑在表达佛理方面所具的特有功能,并使人们得以借助易理来通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国后便不断地中国化,至宋明以后,中国化的佛教便完全成熟.作为成熟的中国化佛教的一个重要标志,便是佛教僧人将中国本土经典"佛经化",以佛教的道理来诠释中国本土经典,形成了中国佛教思想史上的一个新运动,作为这一新运动的一个典型实例,晚明时期的高僧真可将"佛经化",用佛理来诠释.通过这种诠释,真可不但从总的方面论述了中所蕴含的佛理,更是深入到六十四卦的具体卦例中去探索佛理,向人们昭示了的卦爻逻辑在表达佛理方面所具的特有功能,并使人们得以借助易理来通晓佛理.
其他文献
赖贵三著，台北市里仁书局2015年6月出版，全书共46万字，731页。本书辑录论文22篇，为作者客座于荷兰莱顿大学与讲学于韩国外语大学及其前后期间，游学考察、读书研讨于欧洲、日本、韩国与海峡两岸三地的心得总成之作。全书共分五编，含参考文献在内。
朱熹易学造诣深厚,其易学逻辑思想主要是围绕“类”而展开的。首先,他将“类族辨物”看作是一种逻辑方法,通过“稽类”来获得关于事物类同与类异的认识;其次,他将易看作是“假借虚设”之辞,认为易之道理是“悬空”、“假托”之说,把类思维同事物之义理相结合,重视对“道理”的考察;在推理的过程中,朱熹还强调“理不走作”,运用辩证的思维,权正取舍,以确保推理的有效进行;最后,他将“依类而推”的易学逻辑推理原则发展成为“稽实待虚”的逻辑推理理论,丰富了易学推理理论。总之,朱熹一生著述丰硕,他的易学推类思想在易学逻辑思想史上
帛书《缪和》“时福至则进取，时亡则以让”，两“时”当读为“伺”，谓明察而及时发现福之时到来，则抓住有利时机，积极有为；明察而及时发现福之时消亡，有利时机已去，而退让归家。“壹（一）阴壹（一）阳”谓春夏之阳与秋冬之阴的对待与转换，“壹（一）短壹（一）长”谓白昼时间长度变化之短长与黑夜时间长度变化之长短的对待与转换，“壹（一）晦壹（一）明（明）”谓一个月中从朔日至望日与从望日至晦日的对待与转换。“牝德”谓谦德。“盛盈使祭服忽，屋成加蔷，宫成千刃隅”，谓大人在处于盛大盈满状态下，在祭祀时戴上冠冕，以示谦虚、谦下
《论语》“五十以学《易》”章存在“易”和“亦”两种异文。作“亦”的异文晚出，与孔子思想存在矛盾，故当作“易”。此章是孔子在六十八岁以后所说的。此章中“过”通“祸”，意思是如果再年轻几岁，从五十岁开始研习《周易》，就不会遇到大的祸患。
庄子对语言有着深刻的洞察。在他看来，道超出了语言的范围，且语言时常会遮蔽大道，然而道又必须被言说，否则语言将走向沉寂与灭亡。所以。如何找到并运用一种能够言说大道即终极真理的语言，便成了庄子思想的重要问题。通过以隐喻为特征的“三言”，庄子巧妙地解决了这一问题，并创造出了一个绚丽多彩的文本空间。
李光认为圣人借卦象中＂时＂、＂几＂之精微而寄寓了其忧患戒惧之意,所以他解《易》的重点在于阐发其＂时＂义,即解释每一卦所象征的时遇下如何选择个人之进退去就的原则。然而李光并不使用＂时中＂这一范畴,重＂势＂甚于重＂道＂,这是其易学和理学家＂内圣＂之学的异趣之处。李光以＂不失其时＂来解释文王、武王、箕子等圣贤史事,体现了南宋士人们对＂外王＂事业的渴望。
于春海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4月出版，全书31．5万字，284页。本书主要就《易经》思想与《易经》中的取象思维进行了系统的阐述。作者认为，《易经》虽然本是占筮之书，但在占筮的外壳下却包含了深刻的哲学意蕴，更重要的是《易经》中还包含了广泛的人生启示，它是写给中国古代君子的人生指南。
1976-1977年,陕西周原出土带字卜甲190多片,其中有6片刻有用六个数字组成的易卦.经考定,数字卦用阴爻一、阳爻一表示,则在<周易>中有相对应的卦.其中周原85号卜甲刻有数字卦及卦辞,其数字卦与<周易@蛊卦>相对应.本文进一步考证,其卦辞也与<周易@蛊卦>初六爻辞"厉终吉"相合.又,周原9号卜甲有卜辞"大出于川",可考与<周易@蛊卦>卦辞"元亨,利涉大川"为同一件事.在结合周原卜甲及其它典籍相互参证的基础上,本文对<周易@蛊卦>卦辞爻辞进行新的诠释,并对相关的商周史事进行考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