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2016年11月25日，古巴前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去世。其生前的恋人，60年代来到古巴的法国大学生伊芙琳·皮西耶回忆了他们经历过的峥嵘岁月。本文由伊芙琳·皮西耶叙述，《巴黎竞赛画报》记者米歇尔·佩亚德整理。
1964年7月27日，古巴圣地亚哥。我23岁，学法律专业，是女权主义者，也是左翼。与其说我是左派小团体的一员，不如说我是个浪漫主义者。我与大学生共产主义联盟的其他同学一起从法国到了古巴，进行反帝国主义斗争。我并不信任那些激进分子，但是他们给了我一个机会，让我来到这片热土，靠近真正的革命，呼唤自由和国际主义。
那天晚上，我们在一栋别墅里的宴会厅吃晚饭，别墅的主人当时已经逃往美国。突然，灯熄灭了，很快又亮了，菲德尔·卡斯特罗被一群士兵簇拥着，出现在我们眼前，我们亲眼见到了心目中的英雄。我的西班牙语还不错，这大大增加了我的信心，大学生共产主义联盟的主席也在怂恿我，于是我走到了他的面前。他看了看我。当我抱怨古巴的火柴质量不好的时候，他笑了起来，如孩童一般。而当我表达自己的担忧，问他古巴这片小岛怎样对付美国的时候，他又变得严肃了起来。他的回答震撼了我：古巴革命远不局限于古巴这一小片土地，尽管社会主义政党中存在修正主义，但是这场革命将以燎原之势传播到拉丁美洲，而整个拉美都将拿起武器参加斗争。
第二天，我们受邀参加棒球比赛。在球场上，他非常卖力，想要取胜。在比赛结束的时候，他与我眼神相交。在返程的路上，菲德尔·卡斯特罗的私人医生勒内·巴莱霍告诉我说，菲德尔要见我，时间是当晚8点，地点在圣地亚哥城外不远的地方。到了约定的时间，3辆车停了下来。我坐在卡斯特罗的旁边，脚下是一些轻机枪。车里有股烟味，即使在15年后，这种味道依然让我感到有些不舒服。他拉起了我的手。我赶忙抽回了手。我应该拒绝吗？他道歉说：“我没有时间做个绅士了。”我笑了起来。我崇拜英雄，现在，我发现眼前的这个男人吸引着我。车向大佩德拉驶去，他在那里做好了向蒙卡达发动进攻的准备，蒙卡达位于马埃斯特腊山脉中心地带。第二天早晨，我们又上了同一辆车，我们拉着手。我轻轻地为他念着艾吕雅的诗句：“黑夜由我们构成，我紧握着你的手，不眠……”分别的时候，我轻抚了一下他的胡须。这个小动作没能逃开司机的眼睛，他笑了一下。我觉得菲德尔没有大男子主义，他温柔细心，有时候有些害羞，对我没有什么戒心。
回到圣地亚哥后的一个早晨，我们被告知计划有变，我们不按照原定计划去砍甘蔗了，而是住进了哈瓦那海滨的一家高档宾馆。我既震惊，又有些气愤，他们把我们当成了小资产阶级，无法践行无产主义者的艰苦精神。不过后来发生的事让我改变了想法。那天，整个宾馆的灯都熄灭了，有人敲我的房门。是他，一定是。后来的几个晚上，他都来找过我。有两次，他约会迟到了。袭击者击中了他的随行人员，有人受伤了。那时，我才明白看似怪异的事情都是他的谨慎安排，比如灯熄灭，还有原定计划的改变。
有一天，我接待了一位不同寻常的来访者。他是曼纽尔·皮内罗·洛萨达，他更为人熟知的名字是“巴尔瓦·罗哈指挥官”，情报局和秘密行动协调部门的首领，一个聪明又不乏幽默的人。他想让我当间谍。如果我能成为他指定对象的枕边人，就可以获得情报了。我感到厌烦，并请他出去。他很快又返回来，问我会不会为了参加拉美游击队而同意进行军事训练？“不可能，我太怕蚊子了。”我开玩笑道，但这么说却让我有点罪恶感。
菲德尔问我是不是爱他。当然，我默认了。他又问我，如果我真的爱他，就会问他关于个人生活的问题。也许，他说的没错。但是，我认为，那是他的自由，就像我也有自己的隐私一样。晚上，我们去了巴拉德罗海滩，那里离哈瓦那很远。出乎意料的是，早晨醒来，他请我和他的工作人员一起吃早餐，他不想让我认为我们的恋情是不透光的。这也是我期待已久的对于爱的证明。吃饭的时候，我尽量显得不拘束。我想说我很饿，但是我把“饥饿（hambre）”和“男人（hombre）”混淆了，于是说成了“我的男人很了不起”。他把我揽到了怀里。
我们第一次产生分歧的原因是对苏联的看法不同，他和苏联方面关系复杂。他对马克思、列宁和斯大林的观点不太感兴趣。他想忽略这一点，但是美国人却想把这一点强加于他。我们对于同性恋的看法也不同。他认为，同性恋是堕落的，以同性恋的罪名逮捕政治犯。后来的几年里，他不得不公开承认这一“错误”。
有一次，菲德尔决定邀请他所在的左翼团体中的几个人去捕鱼。我记得那些大学生激进分子看到他穿着泳装都特别惊讶。回来的路上，那些没被邀请的人开始闹事，我平息了这场闹剧。从那时开始，这个左翼激进团体开始分裂。对很多旁观者来说，我就是那个分裂革命的罪人。
夏天过去后，我们该回去了，他请我留下来。他问我，我们是不是可以要个孩子。我笑了。
接下来的几年里，我学习，参加斗争，又谈了几次恋爱。但越南战争又把我们连结到了一起，古巴依然是我们的榜样。我们经常通过大使馆为媒介通信。次年夏天，我回到了古巴，把自己的擔忧告诉了他：人心惶惶，社会和经济困难增加，监狱人满为患，至于国际形势，古巴有可能被划分到苏联阵营。夏天结束后，我离开了，决定再也不回来了。那次回古巴的原因复杂。雷吉斯·德布雷被捕，切·格瓦拉去世，都使我感到失落。我变得无所适从，不知道是否应该继续斗争。
1968年5月，法国爆发“五月风暴”，我又重燃斗争的热情。菲德尔让我给他讲讲我们斗争的成果。他还是老样子，专注、正直、充满信心。苏联入侵捷克，让他感到愤怒。但是令我失望的是，他并没有更进一步地批评苏联的侵略。我打算返回巴黎，再也不去古巴了。菲德尔再次向我提出请求：“我知道你很爱妈妈，我想和她认识一下。”
我妈妈来到了哈瓦那见到了菲德尔，他们聊得很开心，我也好像回到了过去纯真热情的时光中。菲德尔·卡斯特罗成为了古巴领导人，尽管他本人并非真的愿意担当此任。也许别人看到更多的是他作为政治人物的一面，但是，在我的眼中，他一直是我深爱过的人。
[译自法国《巴黎竞赛画报》]
1964年7月27日，古巴圣地亚哥。我23岁，学法律专业，是女权主义者，也是左翼。与其说我是左派小团体的一员，不如说我是个浪漫主义者。我与大学生共产主义联盟的其他同学一起从法国到了古巴，进行反帝国主义斗争。我并不信任那些激进分子，但是他们给了我一个机会，让我来到这片热土，靠近真正的革命，呼唤自由和国际主义。
那天晚上，我们在一栋别墅里的宴会厅吃晚饭，别墅的主人当时已经逃往美国。突然，灯熄灭了，很快又亮了，菲德尔·卡斯特罗被一群士兵簇拥着，出现在我们眼前，我们亲眼见到了心目中的英雄。我的西班牙语还不错，这大大增加了我的信心，大学生共产主义联盟的主席也在怂恿我，于是我走到了他的面前。他看了看我。当我抱怨古巴的火柴质量不好的时候，他笑了起来，如孩童一般。而当我表达自己的担忧，问他古巴这片小岛怎样对付美国的时候，他又变得严肃了起来。他的回答震撼了我：古巴革命远不局限于古巴这一小片土地，尽管社会主义政党中存在修正主义，但是这场革命将以燎原之势传播到拉丁美洲，而整个拉美都将拿起武器参加斗争。
第二天，我们受邀参加棒球比赛。在球场上，他非常卖力，想要取胜。在比赛结束的时候，他与我眼神相交。在返程的路上，菲德尔·卡斯特罗的私人医生勒内·巴莱霍告诉我说，菲德尔要见我，时间是当晚8点，地点在圣地亚哥城外不远的地方。到了约定的时间，3辆车停了下来。我坐在卡斯特罗的旁边，脚下是一些轻机枪。车里有股烟味，即使在15年后，这种味道依然让我感到有些不舒服。他拉起了我的手。我赶忙抽回了手。我应该拒绝吗？他道歉说：“我没有时间做个绅士了。”我笑了起来。我崇拜英雄，现在，我发现眼前的这个男人吸引着我。车向大佩德拉驶去，他在那里做好了向蒙卡达发动进攻的准备，蒙卡达位于马埃斯特腊山脉中心地带。第二天早晨，我们又上了同一辆车，我们拉着手。我轻轻地为他念着艾吕雅的诗句：“黑夜由我们构成，我紧握着你的手，不眠……”分别的时候，我轻抚了一下他的胡须。这个小动作没能逃开司机的眼睛，他笑了一下。我觉得菲德尔没有大男子主义，他温柔细心，有时候有些害羞，对我没有什么戒心。
回到圣地亚哥后的一个早晨，我们被告知计划有变，我们不按照原定计划去砍甘蔗了，而是住进了哈瓦那海滨的一家高档宾馆。我既震惊，又有些气愤，他们把我们当成了小资产阶级，无法践行无产主义者的艰苦精神。不过后来发生的事让我改变了想法。那天，整个宾馆的灯都熄灭了，有人敲我的房门。是他，一定是。后来的几个晚上，他都来找过我。有两次，他约会迟到了。袭击者击中了他的随行人员，有人受伤了。那时，我才明白看似怪异的事情都是他的谨慎安排，比如灯熄灭，还有原定计划的改变。
有一天，我接待了一位不同寻常的来访者。他是曼纽尔·皮内罗·洛萨达，他更为人熟知的名字是“巴尔瓦·罗哈指挥官”，情报局和秘密行动协调部门的首领，一个聪明又不乏幽默的人。他想让我当间谍。如果我能成为他指定对象的枕边人，就可以获得情报了。我感到厌烦，并请他出去。他很快又返回来，问我会不会为了参加拉美游击队而同意进行军事训练？“不可能，我太怕蚊子了。”我开玩笑道，但这么说却让我有点罪恶感。
菲德尔问我是不是爱他。当然，我默认了。他又问我，如果我真的爱他，就会问他关于个人生活的问题。也许，他说的没错。但是，我认为，那是他的自由，就像我也有自己的隐私一样。晚上，我们去了巴拉德罗海滩，那里离哈瓦那很远。出乎意料的是，早晨醒来，他请我和他的工作人员一起吃早餐，他不想让我认为我们的恋情是不透光的。这也是我期待已久的对于爱的证明。吃饭的时候，我尽量显得不拘束。我想说我很饿，但是我把“饥饿（hambre）”和“男人（hombre）”混淆了，于是说成了“我的男人很了不起”。他把我揽到了怀里。
我们第一次产生分歧的原因是对苏联的看法不同，他和苏联方面关系复杂。他对马克思、列宁和斯大林的观点不太感兴趣。他想忽略这一点，但是美国人却想把这一点强加于他。我们对于同性恋的看法也不同。他认为，同性恋是堕落的，以同性恋的罪名逮捕政治犯。后来的几年里，他不得不公开承认这一“错误”。
有一次，菲德尔决定邀请他所在的左翼团体中的几个人去捕鱼。我记得那些大学生激进分子看到他穿着泳装都特别惊讶。回来的路上，那些没被邀请的人开始闹事，我平息了这场闹剧。从那时开始，这个左翼激进团体开始分裂。对很多旁观者来说，我就是那个分裂革命的罪人。
夏天过去后，我们该回去了，他请我留下来。他问我，我们是不是可以要个孩子。我笑了。
接下来的几年里，我学习，参加斗争，又谈了几次恋爱。但越南战争又把我们连结到了一起，古巴依然是我们的榜样。我们经常通过大使馆为媒介通信。次年夏天，我回到了古巴，把自己的擔忧告诉了他：人心惶惶，社会和经济困难增加，监狱人满为患，至于国际形势，古巴有可能被划分到苏联阵营。夏天结束后，我离开了，决定再也不回来了。那次回古巴的原因复杂。雷吉斯·德布雷被捕，切·格瓦拉去世，都使我感到失落。我变得无所适从，不知道是否应该继续斗争。
1968年5月，法国爆发“五月风暴”，我又重燃斗争的热情。菲德尔让我给他讲讲我们斗争的成果。他还是老样子，专注、正直、充满信心。苏联入侵捷克，让他感到愤怒。但是令我失望的是，他并没有更进一步地批评苏联的侵略。我打算返回巴黎，再也不去古巴了。菲德尔再次向我提出请求：“我知道你很爱妈妈，我想和她认识一下。”
我妈妈来到了哈瓦那见到了菲德尔，他们聊得很开心，我也好像回到了过去纯真热情的时光中。菲德尔·卡斯特罗成为了古巴领导人，尽管他本人并非真的愿意担当此任。也许别人看到更多的是他作为政治人物的一面，但是，在我的眼中，他一直是我深爱过的人。
[译自法国《巴黎竞赛画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