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必武特别重视对亲属的教育，在家教家风方面堪称楷模。这一点，在他的一封封家书中，有着生动而深刻的体现。
　　董必武与夫人何连芝育有三名子女，分别是长子董良羽、长女董良翚、次子董良翮。他对孩子们的学习抓得很紧，在家书中反复嘱咐他们提高认识、珍惜时间、注意方法，努力把成绩搞好。
　　董必武说过：“必须为人民的事业学习，而不是为了任何别的目的。”1958年9月15日，他在给董良羽的信中说，学习难免遇到困难，但必须循序渐进地掌握所学科目，而且应该“手脑并用，敢于创造”，唯有如此，才能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成为一个积极分子。
　　端正学习态度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珍惜学习的机会和时间。1957年12月11日，董必武致信准备入学的董良羽：“时间切记不要浪费掉，要自己找点什么东西自修，找点自己最缺乏的东西自修。”
　　在董必武看来，无论是学习，还是工作，目的都是为人民服务，为建设社会主义做贡献。正因为如此，董必武在家书中耐心教导亲属要适应社会的发展进步，牢固树立劳动光荣的观念，在本职岗位发挥积极作用。
　　1949年7月17日，董必武致信堂侄董良埙，鲜明地指出：“我们社会上有一种很陈腐的甚至很坏的旧观念就是鄙视劳动，认为不劳动而能生活、生活得比劳动者还好才算享福。革命了，必须纠正过来。”是否努力劳动生产，是董必武要求亲属的一条红线。对农业生产搞得好的堂侄董良俊，董必武很欣慰，在1952年5月13日的信中称赞他“对农业生产很认真，种麦种菜，养鸡养鸭，拾粪挖草，施肥播种都有成绩”。董必武还经常要求亲属把学习和工作结合起来，更好地为人民服务。1950年5月8日，他致信在湖北省供销合作社工作的堂弟董献之，强调要“学习脚踏实地的工作和老老实实为人民服务的作风”。
　　新中国成立后，一些亲属认为董必武在北京做了“大官”，便要求他帮助解决工作、升学、生活等方面的问题。董必武一律加以拒绝，教育他们千万不要有特权思想。1951年2月13日，董必武在给堂弟董贤煦的信中，不仅明确反对他到北京工作，而且要求他力争在农村成为生产模范：“你努力生产，一方面为你一家的生活好，也为国家增产、纳税以报效国家，帮助政府推行政令，当地人民知道你信服你，政府也信用你，到任何地方作事都一样。”1953年12月29日，董必武致信外甥王俊山，也明确表示不能为他们夫妻介绍工作之事，并且毫不客气地指出：“革命是为人民谋利益，决不应该把革命作为谋个人利益的手段。”
　　找工作不能搞特权，其他方面同样如此。1954年10月24日，董必武致信堂弟董贤煦，就他请求的贷款之事指出：“人民银行的贷款主要是帮助生产，比如为了农业生产缺乏种子、耕具等请求贷款，银行一定会考虑的，这样的事用不着我来介绍。”
　　（作者单位：中共党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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