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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五年是新医改决胜的五年。不少业内专家在接受《财经国家周刊》记者采访时表示，分级诊疗将重构中国医疗生态，对实现新医改的目标意义重大。只有顺利推进分级诊疗，新医改才能免入僵局。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2015年9月发布的 《关于推进分级诊疗制度建设的指导意见》（下称《意见》），“十三五”时期，分级诊疗制度建设将分两步走，两年逐步完善，初见成效;五年全面提升，成熟定型。
“小病在社区，大病进医院，康复回社区”的理想就医格局，是社会对分级诊疗的期待。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国有18个省份印发了分级诊疗的指导性文件，28个省份、1000多个县市区开展了分级诊疗试点。
《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了解到，分级诊疗目前需要克服的一系列困难，牵涉财政投入、激励机制、医保制度等庞杂因素，比如许多地区尚未建立顺畅的双向转诊通道，大医院的优质资源没有沉下来，患者对基层医疗机构的实力缺乏足够信心，等等。
转化为具体操作层面，分级诊疗需优先解决三个最为迫切的问题：基层首诊如何顺利实现？全科医生能否及时到位？如何提高慢病下沉的积极性？
基层首诊如何实现？
在上海市龙柏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工作了近10年的医生杨建玲，最近常常接到居民咨询健康问题的电话，前来看病的熟面孔也多了起来。
从2015年11月初开始，该中心开展居民面对面签约并提供多项就诊便利，“老百姓身体不舒服第一时间会来找我。”杨建玲说。
可以预见，更多基层医生将像杨建玲一样得到居民信任。根据《意见》所附“分级诊疗试点工作考核评价标准”，“首诊在社区”将不能停留在喊口号上：到2017年，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诊疗量占总诊疗量比例≥65%，居民2周患病首选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比例≥70%。而此前的官方数据显示，从2009年到2014年，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诊疗人次占比从61.8%下降到57.7%，出院人数占比从31.6%下降到20%。
压力显而易见。为推进基层首诊，试点地区频频试招。
最为普遍的做法，是在医保报销比例上向基层医疗倾斜，扩大各级医疗机构服务价格的差距以及建立严格的转诊规定和流程。其中，发挥医保经济杠杆的作用被寄予厚望。
例如，广州市规定，从2015年1月1日起，参保人在大医院就医前是否由社区基层医院“转诊”，将成为医保门诊报销比例差别的依据，其报销待遇差距达10%，参保人在社区基层医院就诊，享受到的医保报销比例提升至80%。
青海省规定，自2015年12月1日起，未按规定转诊或诊疗的，基本医疗保险政策范围内住院费用报销比例将下浮10%。
“通过支付手段来干预‘盲目看病’、限制病人流向无疑是一个重要手段，但要注意医疗体制的整体性和可连续性。”广东省卫计委巡视员廖新波撰文指出，假如仅仅通过医保的支付比率来限制，而不努力提高基层医院的服务能力，那结果可想而知。
基层首诊是缓解老百姓看病难的一剂良方，但由于基层医疗机构实力薄弱，得不到信任，患者不愿前往就诊。因此，重塑民众对基层医疗机构的信心是当务之急。
上海市不久前开展“1+1+1”医疗机构组合签约，以自愿为原则，居民就近选择家庭医生，并按照自身健康需求在全市范围内选择一家二级医院、一家三级医院进行组合签约。据了解，龙柏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在第一个月签约了244人，比起整个社区人口约13万人，这只是个开始，绝大多数人还在观望。
签约协议书显示，居民签约后，可享受家庭医生提供的八项服务：根据健康评估制定健康管理方案，经过绿色转诊通道优先转诊预约至上级医疗机构和专科资源，健康咨询，便捷配药，建立家庭病床，管理医保费用，等等。
以便捷配药为例，杨建玲介绍，很多患者不愿到基层就诊是因为基层药品种类不齐全。而签约后，居民将享受“长处方”或“延处方”待遇。长处方，即对诊断明确、病情稳定、需要长期服药的签约慢性病患者可一次开具治疗性药物1～2月药量;延处方，即签约居民需要延续上级医疗机构长期用药医嘱的，家庭医生可以开具相应处方。
如何留住全科医生？
基层医疗机构在分级诊疗体系中的作用不言而喻，但它们所需的全科医生却是医疗系统中的稀缺资源。
全科医生又称家庭医师或家庭医生，一般是以门诊形式处理常见病、多发病及一般急症的多面手。社区全科医生工作的另一个特点是上门服务，全科医生常以家访的形式上门处理家庭的病人，根据不同病人情况为其建立家庭病床和医疗档案。
留住全科医生是强基层的重要举措，目前全科医生缺口大，未来如何保证全科医生的供应，尤其是对基层医疗机构的供应，需各方共同努力。
按照《意见》提出的“实现城乡每万名居民有2～3名合格的全科医生”的目标来测算，2020年，中国全科医生的数量应达到30万名上下。而据国家卫计委透露的数据，目前我国全科医生仅有17万人，缺口近半。这意味着，“十三五”期间全科医生数量需要年均增加约3万名才能达标。
杨建玲是上海首批接受为期4年规范化培训的全科医生。在龙柏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她一样经过规培的全科医生共有7位，加上经过转岗培训取得资质的共有46名;而根据上海市社区卫生改革方案中1.3～1.7万个标化工作量配置1名全科医生的标准，实际需要94名全科医生。 “总体思路是，大医院砍掉三分之一，我们培养三分之一，再通过互联网解决三分之一，解决基层缺医生的问题。”国家卫计委法制司司长张春生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
“全科医生工作量特别大，内容比较杂。包括大量的健康管理工作，比如慢性病、糖尿病、高血压的管理，对特殊人群、残疾人和老人上门随访，家庭病床的出诊服务，传染病的防治。有些学校的校医也是由全科医生担任。”杨建玲说，随着病患资源下沉、医养结合的推进，家庭医生的负荷会越来越重。
虽被委以健康“守门员”的重任，全科医生的招录却频频遇冷。公开消息显示，2013年青岛市计划招聘基层全科医生240名，仅有64名进入面试资格审查;2014年南京首届全科医生培训班计划招收110名，结果只招了49名;2015年广州全科医师规培计划招生160名，只招到32名。
这与全科医生培养体系不健全、待遇低、社会地位不高等因素有关。
“全科医生要求知识面更广，鉴别能力更强，看病不需要借助很多医疗器械设备，主要靠经验分析。”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院长王建安特别强调，全科医生和专科医生只是分工不同，无所谓医术高下之分。但目前我国对全科医生还缺乏标准化培训。
据了解，目前我国大部分全科医生是从三级或二级综合医院的专科医生中培养的。不少业内人士表示，专科医生不一定了解全科医学的特点，仅仅依靠在各专科轮转的方法无法培养出合格的全科医生，只是专科技能的“杂糅”。
此外，基层医务人员待遇偏低也是共识。为激励家庭医生，上海市闵行区让其在年初自行规划1年的工作总量，预知在保质保量完成全年工作的情况下，能获得多少薪酬。通过上级部门的审核，形成预算审批表。通过日常记录，数据会导入社区卫生综合管理平台，自动生成实际绩效。
与之相配套，闵行区制定了基本项目标化工作量指导标准，将社区基本服务项目分为基本诊疗、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社区护理、家庭医生服务等6大类155项，按具体内容不同形成311项标化工作。例如，糖尿病病人管理每人一年是8个标化工作量，主要工作包括随访、双向转诊服务、制定针对性管理方案等等。
在综合管理平台上，《财经国家周刊》记者看到，在按标准完成任务后，杨建玲2015年内获得的目标薪酬约为165000元。基于这一平台，管理层可以锁定家庭医生的工作量，进行薪酬分配，同时进行全程监管和评定。
“每做一件工作，我知道自己能拿多少绩效。比如，以前都不愿意管理家庭病床，很辛苦，通过全面预算管理，将工作时间、强度、风险等联系起来，标化工作值就大了，医生很愿意去做。”杨建玲说。
同时她表示，由于工作量大，考核健康管理效果的机制或体系目前也不完善，很多时候都在跑量，全科医生作为健康“守门员”的地位和效果如何，依旧难以充分体现。
“我们算过一笔账，可以在不增加卫生总费用情况下，保障医务人员薪酬。”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部长葛延风分析说，按照2014年卫生行业总费用36000亿元计算，目前全国约700万医务人员，人均20万元薪酬，需要15000亿元。在很多医疗系统运行中，医务人员薪酬成本占60%，再加上其他基建维护，大体需要25000亿元。
“具体制度设计尚在研究中。”葛延风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其核心方向，是让整个医疗卫生模式从治疗为中心，转向疾病预防和健康促进。
慢病能先行吗？
分级诊疗推行在摸索中前进，不少地方从慢病管理中找到了出口。所谓慢病，是指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常见的慢性病主要有心脑血管疾病、癌症、糖尿病、慢性呼吸系统疾病等。
根据第六届中国慢病管理大会公布的数据，全国慢性病患者达2.6亿人，慢性病导致死亡人数占全国总死亡人数的86.6%，导致的疾病负担占总疾病负担的近70%。目前我国20岁以上成年人糖尿病、高血压患病率分别为11.6%、26.7%。
国家卫计委在2015年12月1日发布通知，要求做好高血压、糖尿病的分级诊疗试点工作，明确高血压、糖尿病分级诊疗重点任务包括建立高血压和糖尿病患者分级诊疗健康档案、明确不同级别医疗机构的功能定位、建立团队签约服务模式、明确高血压和糖尿病分级诊疗服务流程等。
据了解，目前我国对慢病缺乏连续的全程管理，治疗达标率低、并发症发生率高，但慢病诊断明确，可以在基层规范治疗、转诊。
对此，厦门市卫计委主任杨叔禹在近期一次论坛上介绍，厦门推出“三师共管”模式，即由1名三级医院的专科医师、1名社区卫生中心全科医生或中医和1名经培训认证的健康管理师组成团队，为入网的慢性病患者提供定制化、连续性诊疗。
其中，“三师”分工明确：专科医师负责诊断、制定个体化治疗方案;全科医生或中医负责执行诊疗方案，掌握病情变化，随时处置或中药调理，将病情控制不良的患者信息及时反馈至专科医生;健康管理师负责日常随访与健康教育，并安排随诊时间及双向转诊事宜。
慢病下到基层，慢药也得跟着下去。针对基层药物不全的问题，厦门专门出台政策调整基层医疗机构临时用药目录，增加了48种慢性病常用药，使社区慢性病用药和三级医院基本一致。而且，相比大医院只能开一周的药量，到基层看病的高血压、糖尿病患者，一次处方药量可达到30天以上。
到目前为止，“三师共管”涵盖的糖尿病和高血压病人达3万多人，慢病患者下沉明显：三级大医院以慢病为主的普通门诊量下降约15%，基层诊疗服务量则提升约36%。
“最重要的是，老百姓血压血糖管好了，费用还降低了近一半。”杨叔禹说。根据厦门市对600多名入网糖尿病患者半年的健康干预效果评价结果，入网前、后患者空腹血糖控制率从13.4%提高到57.4%，糖化血红蛋白控制率从17.3%提高到64.8%。
杨叔禹也说道，改革之初很困难，只有卫生医改部门往前冲，后来经多方协调才得到社保、财政、发改、物价等部门的配合。
例如，将三级公立医院普通门诊工作量补助调整为专项补助，引导三级公立医院将诊断明确、病情稳定的慢病患者向基层转诊;财政投入重点向基层医疗机构倾斜，对社区医务人员以人均4万元进行考核，根据绩效考核结果发放奖金;社保部门对基层医疗机构采取“据实结算”办法，等等。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2015年9月发布的 《关于推进分级诊疗制度建设的指导意见》（下称《意见》），“十三五”时期，分级诊疗制度建设将分两步走，两年逐步完善，初见成效;五年全面提升，成熟定型。
“小病在社区，大病进医院，康复回社区”的理想就医格局，是社会对分级诊疗的期待。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国有18个省份印发了分级诊疗的指导性文件，28个省份、1000多个县市区开展了分级诊疗试点。
《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了解到，分级诊疗目前需要克服的一系列困难，牵涉财政投入、激励机制、医保制度等庞杂因素，比如许多地区尚未建立顺畅的双向转诊通道，大医院的优质资源没有沉下来，患者对基层医疗机构的实力缺乏足够信心，等等。
转化为具体操作层面，分级诊疗需优先解决三个最为迫切的问题：基层首诊如何顺利实现？全科医生能否及时到位？如何提高慢病下沉的积极性？
基层首诊如何实现？
在上海市龙柏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工作了近10年的医生杨建玲，最近常常接到居民咨询健康问题的电话，前来看病的熟面孔也多了起来。
从2015年11月初开始，该中心开展居民面对面签约并提供多项就诊便利，“老百姓身体不舒服第一时间会来找我。”杨建玲说。
可以预见，更多基层医生将像杨建玲一样得到居民信任。根据《意见》所附“分级诊疗试点工作考核评价标准”，“首诊在社区”将不能停留在喊口号上：到2017年，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诊疗量占总诊疗量比例≥65%，居民2周患病首选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比例≥70%。而此前的官方数据显示，从2009年到2014年，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诊疗人次占比从61.8%下降到57.7%，出院人数占比从31.6%下降到20%。
压力显而易见。为推进基层首诊，试点地区频频试招。
最为普遍的做法，是在医保报销比例上向基层医疗倾斜，扩大各级医疗机构服务价格的差距以及建立严格的转诊规定和流程。其中，发挥医保经济杠杆的作用被寄予厚望。
例如，广州市规定，从2015年1月1日起，参保人在大医院就医前是否由社区基层医院“转诊”，将成为医保门诊报销比例差别的依据，其报销待遇差距达10%，参保人在社区基层医院就诊，享受到的医保报销比例提升至80%。
青海省规定，自2015年12月1日起，未按规定转诊或诊疗的，基本医疗保险政策范围内住院费用报销比例将下浮10%。
“通过支付手段来干预‘盲目看病’、限制病人流向无疑是一个重要手段，但要注意医疗体制的整体性和可连续性。”广东省卫计委巡视员廖新波撰文指出，假如仅仅通过医保的支付比率来限制，而不努力提高基层医院的服务能力，那结果可想而知。
上海市不久前开展“1+1+1”医疗机构组合签约，以自愿为原则，居民就近选择家庭医生，并按照自身健康需求在全市范围内选择一家二级医院、一家三级医院进行组合签约。据了解，龙柏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在第一个月签约了244人，比起整个社区人口约13万人，这只是个开始，绝大多数人还在观望。
签约协议书显示，居民签约后，可享受家庭医生提供的八项服务：根据健康评估制定健康管理方案，经过绿色转诊通道优先转诊预约至上级医疗机构和专科资源，健康咨询，便捷配药，建立家庭病床，管理医保费用，等等。
以便捷配药为例，杨建玲介绍，很多患者不愿到基层就诊是因为基层药品种类不齐全。而签约后，居民将享受“长处方”或“延处方”待遇。长处方，即对诊断明确、病情稳定、需要长期服药的签约慢性病患者可一次开具治疗性药物1～2月药量;延处方，即签约居民需要延续上级医疗机构长期用药医嘱的，家庭医生可以开具相应处方。
如何留住全科医生？
基层医疗机构在分级诊疗体系中的作用不言而喻，但它们所需的全科医生却是医疗系统中的稀缺资源。
全科医生又称家庭医师或家庭医生，一般是以门诊形式处理常见病、多发病及一般急症的多面手。社区全科医生工作的另一个特点是上门服务，全科医生常以家访的形式上门处理家庭的病人，根据不同病人情况为其建立家庭病床和医疗档案。
按照《意见》提出的“实现城乡每万名居民有2～3名合格的全科医生”的目标来测算，2020年，中国全科医生的数量应达到30万名上下。而据国家卫计委透露的数据，目前我国全科医生仅有17万人，缺口近半。这意味着，“十三五”期间全科医生数量需要年均增加约3万名才能达标。
杨建玲是上海首批接受为期4年规范化培训的全科医生。在龙柏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她一样经过规培的全科医生共有7位，加上经过转岗培训取得资质的共有46名;而根据上海市社区卫生改革方案中1.3～1.7万个标化工作量配置1名全科医生的标准，实际需要94名全科医生。 “总体思路是，大医院砍掉三分之一，我们培养三分之一，再通过互联网解决三分之一，解决基层缺医生的问题。”国家卫计委法制司司长张春生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
“全科医生工作量特别大，内容比较杂。包括大量的健康管理工作，比如慢性病、糖尿病、高血压的管理，对特殊人群、残疾人和老人上门随访，家庭病床的出诊服务，传染病的防治。有些学校的校医也是由全科医生担任。”杨建玲说，随着病患资源下沉、医养结合的推进，家庭医生的负荷会越来越重。
虽被委以健康“守门员”的重任，全科医生的招录却频频遇冷。公开消息显示，2013年青岛市计划招聘基层全科医生240名，仅有64名进入面试资格审查;2014年南京首届全科医生培训班计划招收110名，结果只招了49名;2015年广州全科医师规培计划招生160名，只招到32名。
这与全科医生培养体系不健全、待遇低、社会地位不高等因素有关。
“全科医生要求知识面更广，鉴别能力更强，看病不需要借助很多医疗器械设备，主要靠经验分析。”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院长王建安特别强调，全科医生和专科医生只是分工不同，无所谓医术高下之分。但目前我国对全科医生还缺乏标准化培训。
据了解，目前我国大部分全科医生是从三级或二级综合医院的专科医生中培养的。不少业内人士表示，专科医生不一定了解全科医学的特点，仅仅依靠在各专科轮转的方法无法培养出合格的全科医生，只是专科技能的“杂糅”。
此外，基层医务人员待遇偏低也是共识。为激励家庭医生，上海市闵行区让其在年初自行规划1年的工作总量，预知在保质保量完成全年工作的情况下，能获得多少薪酬。通过上级部门的审核，形成预算审批表。通过日常记录，数据会导入社区卫生综合管理平台，自动生成实际绩效。
与之相配套，闵行区制定了基本项目标化工作量指导标准，将社区基本服务项目分为基本诊疗、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社区护理、家庭医生服务等6大类155项，按具体内容不同形成311项标化工作。例如，糖尿病病人管理每人一年是8个标化工作量，主要工作包括随访、双向转诊服务、制定针对性管理方案等等。
在综合管理平台上，《财经国家周刊》记者看到，在按标准完成任务后，杨建玲2015年内获得的目标薪酬约为165000元。基于这一平台，管理层可以锁定家庭医生的工作量，进行薪酬分配，同时进行全程监管和评定。
“每做一件工作，我知道自己能拿多少绩效。比如，以前都不愿意管理家庭病床，很辛苦，通过全面预算管理，将工作时间、强度、风险等联系起来，标化工作值就大了，医生很愿意去做。”杨建玲说。
同时她表示，由于工作量大，考核健康管理效果的机制或体系目前也不完善，很多时候都在跑量，全科医生作为健康“守门员”的地位和效果如何，依旧难以充分体现。
“我们算过一笔账，可以在不增加卫生总费用情况下，保障医务人员薪酬。”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部长葛延风分析说，按照2014年卫生行业总费用36000亿元计算，目前全国约700万医务人员，人均20万元薪酬，需要15000亿元。在很多医疗系统运行中，医务人员薪酬成本占60%，再加上其他基建维护，大体需要25000亿元。
“具体制度设计尚在研究中。”葛延风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其核心方向，是让整个医疗卫生模式从治疗为中心，转向疾病预防和健康促进。
慢病能先行吗？
分级诊疗推行在摸索中前进，不少地方从慢病管理中找到了出口。所谓慢病，是指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常见的慢性病主要有心脑血管疾病、癌症、糖尿病、慢性呼吸系统疾病等。
根据第六届中国慢病管理大会公布的数据，全国慢性病患者达2.6亿人，慢性病导致死亡人数占全国总死亡人数的86.6%，导致的疾病负担占总疾病负担的近70%。目前我国20岁以上成年人糖尿病、高血压患病率分别为11.6%、26.7%。
国家卫计委在2015年12月1日发布通知，要求做好高血压、糖尿病的分级诊疗试点工作，明确高血压、糖尿病分级诊疗重点任务包括建立高血压和糖尿病患者分级诊疗健康档案、明确不同级别医疗机构的功能定位、建立团队签约服务模式、明确高血压和糖尿病分级诊疗服务流程等。
据了解，目前我国对慢病缺乏连续的全程管理，治疗达标率低、并发症发生率高，但慢病诊断明确，可以在基层规范治疗、转诊。
对此，厦门市卫计委主任杨叔禹在近期一次论坛上介绍，厦门推出“三师共管”模式，即由1名三级医院的专科医师、1名社区卫生中心全科医生或中医和1名经培训认证的健康管理师组成团队，为入网的慢性病患者提供定制化、连续性诊疗。
其中，“三师”分工明确：专科医师负责诊断、制定个体化治疗方案;全科医生或中医负责执行诊疗方案，掌握病情变化，随时处置或中药调理，将病情控制不良的患者信息及时反馈至专科医生;健康管理师负责日常随访与健康教育，并安排随诊时间及双向转诊事宜。
慢病下到基层，慢药也得跟着下去。针对基层药物不全的问题，厦门专门出台政策调整基层医疗机构临时用药目录，增加了48种慢性病常用药，使社区慢性病用药和三级医院基本一致。而且，相比大医院只能开一周的药量，到基层看病的高血压、糖尿病患者，一次处方药量可达到30天以上。
到目前为止，“三师共管”涵盖的糖尿病和高血压病人达3万多人，慢病患者下沉明显：三级大医院以慢病为主的普通门诊量下降约15%，基层诊疗服务量则提升约36%。
“最重要的是，老百姓血压血糖管好了，费用还降低了近一半。”杨叔禹说。根据厦门市对600多名入网糖尿病患者半年的健康干预效果评价结果，入网前、后患者空腹血糖控制率从13.4%提高到57.4%，糖化血红蛋白控制率从17.3%提高到64.8%。
杨叔禹也说道，改革之初很困难，只有卫生医改部门往前冲，后来经多方协调才得到社保、财政、发改、物价等部门的配合。
例如，将三级公立医院普通门诊工作量补助调整为专项补助，引导三级公立医院将诊断明确、病情稳定的慢病患者向基层转诊;财政投入重点向基层医疗机构倾斜，对社区医务人员以人均4万元进行考核，根据绩效考核结果发放奖金;社保部门对基层医疗机构采取“据实结算”办法，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