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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中奏折》 真伪之辩由来已久，至今未有定论。如果研究的思路突破以往的中日关系局限，注重当时苏、日、中三国的战略博弈，无疑会有更宽广更深刻的视野与理解。
奏折之缘起
1929年12月，由史量才等主办的南京 《时事月报》 刊文 《惊心动魂之日本满蒙积极政策──田中义一上日皇之奏章》，《田中奏折》 的内容始为人们所知，轰动了世界。不过对奏折的来历却有不同说法，这里按大致顺序作一罗列。
（一） 王家桢说 （以下简称“王说”）
1935年4月，曾任东北军 《东望》 周刊主编的赵尺子应邀赴武昌会晤张学良。赵问：“田中奏折是您在华北发表的 （用纪清漪女士的名），它是怎样到达了您的手中？”张学良答：“王家桢买来的。”当年王家桢曾是张作霖与张学良手下的情报主管。1944年春，赵采访时任南京政府外交部顾问王家桢询问购买奏折的经过，王说：“台湾人蔡某，生于日本，四岁改姓山口，卒业某私立大学，与政友会干事长山本条太郎之小生 （秘书）为友。”山本“亲为田中修正奏折原稿，交小生抄清。小生则挽山口为助。山口因私录一份，供给我方”。“我方按月助以日金二百元，为山口及小生饼饵之资。”
这是王关于奏折最早的回忆，其要点有三：蔡智堪获取奏折的地点是在山本家；趁友人“小生”挽其“为助”之际“私录”得手；时间是在奏折刚经山本“修正”完成但尚未“抄清”之际。这一回忆的地点、人物、时间三大基本要素齐全。
1960年，王发表回忆文章 《日本两机密文件中译本的来历》，要点如下：其一，关于来源。1928年年尾前后，“我们的驻东京办事人”蔡智堪“分批给我寄来一些文件，另外写信来说：这是绝对秘密的文件，是他的朋友在某政党干事长的家里当书记抄写得来的。只能分批寄来”。王家桢“将寄来的稿件交给办公室分段先行译出，然后再将意义不明了或是脱字脱句的地方，逐一经过研究，加以添补。稿子全部到齐，经过翻译整理，订成为一个完整的文件，已经是1929年的春天了”。其二，关于内容。文件是“由政友会新选出来的总裁田中义一大将在大连召开的东方会议的一部分会议秘密记录，经整理后以奏折形式奏呈日本天皇的，我就给它起名为 《田中奏折》”。文件 “开头就说‘要征服全世界，就必须先征服中国；要征服中国，就必须先征服满蒙’”。
与首次回忆相比，最关键的变化有三：强调了收到文件是在“1928年年尾前后”；明确了内容是大连会议的“部分会议秘密记录”；“私录”者由蔡智堪改为“小生”，而蔡只是寄件人。
1983年5月15日上午，王接受采访时的回忆要点有二：“我是1927年秋从郑州乘火车到汉卿那里工作的”；“我是在1928年末前后接到蔡智堪首次寄给我 《田中奏折》 的抄件，是分批寄来的”，“他抄的 《田中奏折》 字迹很潦草”。
这一回忆的新内容有三：王家桢1927年秋上任；肯定了蔡智堪是抄件人和寄件人；确认了“首次”收到文件是“1928年末前后”。
概括“王说”关于奏折的三次回忆有三个特点：始终回避任务启动的时间，给人的错觉是“小生”或蔡智堪主动寄来的；在时间、地点与人物三个要素上，屡有变化；不管是“文件”还是“奏折”，其核心内容是大连会议记录。
（二） 林快青说 （以下简称“林说”）
1949年9月21日，赵尺子在 《中央日报》 撰写有关 《田中奏折》 的文章，表示想一晤“台胞蔡君”，先后接到署名“吴仕隐”和“蔡某”的两封信，均自称是取得奏折的“直接关系者”。
1953年9月2日，《联合报》 刊登记者专访：“‘吴仕隐’就是林快青”，文章称：林快青生于1908年，“在十八九岁时，就去日本就学。由日本古董商鬼家的介绍，在政友会干事长山本条太郎处当缮写员。无意中发现党魁田中首相交写的一份侵略中国的奏折”，“就将原文另纸抄下一份”，“想尽方法”才“与一位30余岁自称张姓的人见面，就将这一张企图侵略中国的蓝图交给张姓青年”。林快青还认为：“中文译本的 《田中奏折》，和实在的 《田中奏折》，有相当的出入。”同年9月7日，该报又刊登赵尺子的谈话，认为“抄本系出林快青手，辗转为蔡智堪所得”。从中可见，林快青是1927年当了山本的“缮写员”，就是“王说”的“小生”。但最令人不解的是，如此重要的当事人此后却销声匿迹，使得研究者的注意力不得不聚焦于蔡智堪与王家桢。
“林说”的要点有三：林快青就是“小生”；文件抄自山本之处，与“王说”完全一致；“小生”传递文件需要“想尽方法”。
（三） 蔡智堪说 （以下简称“蔡说”）
1953年7月13日蔡智堪说：“抄件文字当时与原底毫无不同，但是后来发表的还不及全文的一半。抄件是我亲自交与王家桢的。”蔡还说：“当时并与王家桢约定，由中国政府送给他 （山下勇） 美金三万元，但是以后并没有给付。”因此蔡智堪在东京的一栋楼房被山下勇强占。蔡还强调“我汉民族中唯王家桢、王正廷与晚生三人而外，别无他人与晚生同心协力”。
1954年8月13日，赵尺子收到蔡智堪以 《日本侵华秘史——“田中奏折”由来》 为题的自述经过。经赵修改和蔡审阅后，于同年8月28日在香港 《自由人》 报上以“我怎样取得田中奏章”为题发表，其要点如下：
其一，接受任务的时间。“蔡说”是在“民国17年6月的一个星期天”，“得王家桢手书，云：‘英美方面传说，田中首相奏章，对我颇有利害，宜速图谋入手，用费多少不计。树人’”“树人乃王家桢先生大号”。
其二，奏折的内容。1927年“6月27日，田中内阁召集‘东方会议’至7月7日止，先后集会十天”。“至8月16日，田中又召集驻我东北的外交和军事人员举行‘大连会议’，研究‘东方会议’未决定的问题。大连会议后某一天 （约为8月25日至29日），田中将两次会议的结果，即所谓田中奏章，上奏天皇。” 其三，牧野伸显批准。蔡通过其好友，时为日本民政党总裁床次竹二郎获得时任日本皇宫内大臣、日皇的政治助手牧野伸显的支持。床次告诉蔡：“牧野伸显伯爵称：中国政府如敢将田中奏章公表国际，保皇党方可利用英美舆论，阻止田中发动武力政策。中国如能承允这一点，牧野密许你去抄写。”蔡还说：“我还记得当时大木远吉伯爵还命我宣誓，必须实行向国际宣传此约。”
其四，山下勇引路。山下是牧野的妻弟，奉牧野之命负责将蔡氏带入皇宫。1928年“在天气热的时候” ，蔡氏扮作补册工人，“携带牧野伯爵交来的全盾圆形的‘皇居临时通行牌’（号码72号），由山下勇领路”，“进入书库的时间是0时50分”。 田中奏章系用日本内阁奏章专用的“西内纸”精缮而成，共六七十张，标签“田中首相奏章”。“我将炭酸纸装铺原件上，用铅笔以描出。所用炭酸纸系民政党总裁专用的薄质原纸，费时两夜，细心抄毕。”
其五，亲自传递。“我把奏章密藏在皮箱夹底里面，亲往奉天。到小西关外王公馆，交王家桢先生手收。王先生跃喜，无暇招待本人，立即亲送给张学良将军，回来方为我洗尘。次日王先生便去南京，我也返回东京。”
其六，山下勇解职。事后因为泄密，皇室书库官山下勇等全体二十七八人一律免官，当时日本报纸大字标题云：“蒋介石驻日二十八宿归天！”
“蔡说”的要点有三：任务起于1928年6月王家桢的“手书”，此时正是皇姑屯事件发生后不久；奏折抄自皇宫，两次强调内容包括“东方会议”与“大连会议”；排除了与“小生”的合作。
（四） 纪清漪说 （以下简称“纪说”）
纪晓岚的后裔、北大学生纪清漪等看到 《田中奏折》，就经过摘抄整理设法在北京印成5千小册子，“于1929年7月份寄到全国各中小学和有关单位。这样一来，立即引起轩然大波。”王家桢回忆说：“文件最初公开和公众见面的，是由南京某爱国人士摘要翻印的小册子。”王家桢可能误把北京说成了南京。
“纪说”的要点有二：文件最初的公开正是中东路事件爆发之际；引起了反日的“轩然大波”。
（五） 阎宝航说 （以下简称“阎说”）
1929年10月28日至11月9日，太平洋国际学会在日本举行第三届大会。9月18日，日本驻华代理公使堀内就电告日本外务省：“参加大会的中国代表之一、上海基督教青年会总书记陈立廷拟在大会上宣读田中义一前首相上奉天皇的国策方案的中译本，以大力唤起世界的注意。据说该国策方案有以下三个要点：日本不久将夺取满洲；对全中国实行强制政策；由于这一政策的实行，最终将不可避免地对美国开战，从此要有所准备。”紧接着发生了似乎不可思议之事：“9月29日，田中心脏病发作，突然死去。一时甚至谣传为自杀。”田中突然离世，《田中奏折》之真伪从此死无对证。
据阎宝航回忆：“以余日章为首的中国代表团在沈阳举行筹备会。筹备会主任阎宝航从张学良处取得一件令人惊讶而确实可信的密件——‘田中义一奏章’，征得张学良同意，决定把日本帝国主义这一侵略中国的阴谋文件译成英文，公布于世，并赶印若干本，分发英美等国代表。”“造成会议进程中的一次轩然大波”。当时阎宝航从欧洲经莫斯科回国到达沈阳不久便担任中国代表团筹备委员会主任，“从张学良秘书王家桢处得到一本 《田中奏折》”，“震惊之下，如获至宝，遂商得筹备会同意，译成英文，印出二百本，分送英、美、加等出席会议的代表，这是 《田中奏折》 公布于世的开始。”“也就是在此次会议上，阎宝航将日本的 《田中奏折》 向与会代表公布，让世界为之震惊。”
“阎说”的要点有二：公开的时间正巧是田中义一暴亡后不久；当时中东路事件战事正酣，文件让世界“震惊”。
（六） 《时事月报》 说 （以下简称“时说”）
1929年12月，《时事月报》公开发表 《田中奏折》 并作序：1927年6月田中义一“在东京召集东方会议，讨论对华政策”。“八月复有旅顺会议 （原定在大连举行——原注），为实施该政策步骤之讨议。”“不及三个月召集两次会议，其经过情形吾人莫得其详；但旅顺会议后芳泽来华曾向我东三省当局催开满蒙会议，并提出种种无理要求 （当时国府外交部长伍朝枢曾致函日使予以警告），已不难略见其隐。”《时事月报》同时公布的还有 《田中奏折》 的附件：“田中义一致宫内大臣一木喜德请代奏明积极政策函”，时间是1927年7月25日。“我国公布以后，中日两国哗然，全世界哗然。”“从此，《田中奏折》的有无问题就成为国际间史学、军事学、经济学专家们争论的一个热门话题。”
“时说”的要点有三：奏折公布时间正值张学良战败与苏联签订 《伯力协定》 之际；日本三个月内先后召集东方会议和大连 （旅顺） 会议；在中日和世界又引发强烈反响。
（七） 重光葵说 （以下简称“葵说”）
1952年7月2日，台湾 《中华日报》 刊登了曾任日本外相重光葵的回忆录 《昭和之动乱》 之第一篇“九一八事变”。文中说：“田中召开东方会议，策划向东北展开外交政势，并于会议后发表著名的 《田中奏折》。”“当时笔者正任职外部，曾对此项奏折彻底调查，找遍档卷，迄未发现。向田中查询，亦谓非出本意。”但有文章认为“这段引文与原文颇有出入”，重光的原文为：“笔者当时正在外务省，对此文件的出处，进行过相当的调查，没有发现任何线索，不仅如此，而且确切得知没有这样的文件，其内容也不是田中大将本人的意见。然而我想，这或许是日本军部的过激论者中，拥有类似的计划，而把这种毫不负责的意见，交到什么人的手里，改写成这样的文件，利用于宣传。总之田中觉书这样东西，可以说是左右两极端分子合作的产物。”还有一种版本对这段回忆最后总结的译文也有所不同：“总之，可以肯定地说，田中奏折是由左右两派的极端分子合作编造出来的。”
必须指出的是，重光葵在回忆中回避了两个关键问题，一是调查时间：“东方会议前后，中国的报纸上登载了田中奏折的记事。”二是时任职务，只说“笔者当时正在外务省”。东方会议“前”不可能有会议的奏折，因此只能是在“后”。所谓“前后”只能是表示东方会议结束后不久之意，可能那时苏美相继获取了奏折，引起了重光葵的注意和调查。至于回避职务，因为从1929年初起，重光葵就出任了日本驻上海总领事，对当年夏天纪清漪向全国广寄“小册子”的重大反日事件不会不知，更何况是以田中命名的奏折。 “葵说”要点有三：田中是知情者，奏折内容非其“本意”；找不到奏折档卷；“日本军部”是始作俑者。
（八） 苏联学者说 （以下简称“苏说”）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出版了苏联对外情报部门退休中将维塔利·巴甫洛夫的专著 《苏联对外情报机关的悲剧》。该书有一节专门讲述《田中奏折》，要点有二：
其一，费多尔·雅科夫列维奇·卡林是苏联对外情报机关驻哈尔滨的秘密机构负责人，是“获取 《田中奏折》 行动的组织者”。
其二，“著名特工伊·阿·奇恰耶夫所在的汉城秘密特工机构也成功地获取了有关日本向外武力扩张的最高机密计划——《田中奏折》。”据蔡智堪说：“当时苏俄知道日本 《田中奏折》 的事，曾以30万日金，利用曾经做过日本驻在哈尔滨办理苏俄外交的官，名叫尾崎秀贞，设法谋取 《田中奏折》。”
解放军出版社2007年出版了苏联学者维克托·乌索夫撰写的历史著作 《苏联情报机关在中国 （20世纪20年代）》，也提到了《田中奏折》，要点是：“《田中奏折》 是明显的伪造品……”
“苏说”要点有三：苏联情报机关曾两次获取 《田中奏折》；1929年奏折面世的背景是中国国内反苏运动猖獗与苏联特工的谋划；对奏折的真伪有争议。
（九） 美国说 （以下简称“美说”）
当时美国情报机构也获取了奏折：“美国情报机关企图将这一成果记在自己的功劳簿上，为此美国中央情报局以电影 《带血的太阳》 重新演绎了美国版的 《田中奏折》。”这部93分钟的电影于1945年上映，并荣获当年美国电影的最佳艺术指导奖，主要讲述了一位美国记者是如何在东京成功获取了《田中奏折》。据蔡智堪说：“各国情报人员到达东京一地者即达二千余名之多。”“又传美国也愿出款25万美元，势在必得。”还有文章认为：“美国对这个奏折采取了存疑的态度”，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美国“以‘真伪难辨’为由，阻止了对 《田中奏折》 的追究”。
“美说”要点有三：情报机构也获取了奏折；对奏折的真伪难以确认；阻止对奏折的追究。
以上“九说”是目前关于 《田中奏折》 来历较为完整的版本。换句话说，只有对“九说”都能进行合乎逻辑和事实的解释，《田中奏折》 之谜才能得到最为理想的解答。
奏折之辨证
历年来参与辩证的文章虽然众多，内容却大同小异，归根结底的观点主要就是两种：否定和肯定。
（一） 否定说
《〈田中奏折〉果真是伪造的吗？》 与 《对蔡智堪取得田中奏章的质疑》 是两篇比较有代表性的文章。
前文否定的依据有十：1.奏折提到已经去世的元老山县有朋出席了为签订 《九国公约》 而举行的御前会议。2.奏折提到上奏时田中被派往欧美，而实则出访菲律宾。3.在上海暗杀田中未遂的不是中国人，而是朝鲜人。4.奏折提到原敬内阁的倒台是在田中出访之中，实则在田中回国后。5.奏折提到“已故福岛关东都督之长女……以金枝玉叶之身而就未开化民族之图什业图王府为顾问”，而福岛的女儿从未去过蒙古。6.1929年5月竣工的吉海铁路，在奏折中却成了1927年7月就已经通了车。7.奏折提到“今年将在东京召开国际工业电气大会”，而1927年并没有举行这样的大会。8.奏折提到“福冈师团”，可是福冈并没有师团。9.“金枝玉叶”系民间用语，此类与奏文极不相称的文字和用词不在少数。10.奏文出现了宫内大臣的名姓，与上呈奏文的形式有违。
后文否定的依据有四：其一，“蔡说”与“王说”大相径庭。如发生时间：1928年“6月”与“1928年年尾前后”，因此“两文所述时间大约有半年之差”；如文件样式：“以笔描绘”与“非常潦草”；如交付方式：“交王先生手收”与“分十余次寄来”。
其二，关于图书库官员受处分不实。日本和歌山大学历史副教授副岛国昭在 《关于九·一八事变前的中日关系若干问题》 中说：“蔡潜入皇宫抄奏折一事，我亲自作过调查。首先，在当时的职员录中，没有作为皇宫书库官员的山下勇这个人；其次，关于皇宫书库官的二十七、八人因此事一律免职一说，在1932—1935年间的职员录中也没有反映，没这么大规模的人事变动，当时的日本报纸也没有像蔡所说的对此事的报道。”
其三，“蔡说”的一些内容“都不符合历史实际”。如蔡智堪不可能进入皇宫；如床次不可能在1928年6月帮助蔡智堪谋取田中奏折；“最关键的人物牧野伸显，在1928年能否这样做，也是值得研究的”。“蔡智堪谋取奏折时，并不存在元老急于破坏田中对华武力外交政策的事实。”“《蔡文》 之中还有许多道听途说，张冠李戴，浮夸之词”等等。
其四，结论。《蔡文》 关于谋取奏折的经过和方法的记述，在关键问题上都是站不住脚，或是经不起推敲的。这些问题虽然不能断定 《奏折》 的真伪，却不失为探讨其真伪的有力线索。
（二） 肯定说
肯定说的文章很多，择要如下：
《中央档案馆丛刊》1987年第5期刊登的《〈九·一八事变档案资料〉 编辑随笔》 认为：一是从时间看，“《田中奏折》 注明日期是1927年7月25日，也就是说，这是在‘东方会议’结束半个多月之后所作的关于会议情况向天皇的报告，《田中奏折》 本文中也明确说明了这一点。”二是从内容看，“它对‘东方会议’议定的‘满蒙之积极政策’及具体侵略策略有充分的露骨的阐述。”日本以后的一系列侵华行动，“都是按照 《田中奏折》的谋划进行的”
《历史研究》1995年第2期刊登的 《关于〈田中奏折〉 若干问题的再探讨》 认为：一是如果考察一下其后的皇姑屯事件、九一八事变以及卢沟桥事变，可以看出它们同 《田中奏折》 揭示的总战略完全相同……因此，想消除外国对这一文书存在的疑惑是颇为困难的。二是质疑者所谓“西园寺、牧野对田中的侵华政策是支持的”论断并不符合历史事实；床次竹二郎联络内大臣牧野帮助蔡智堪抄取密件，以图倒阁，是完全可能的。三是对蔡、王这两位已故者矛盾的陈述，还缺乏判明孰是孰非的证据。不过，这些疑问并不能否定蔡、王两人从日本获取 《田中奏折》 的真实性。四是新材料的披露提醒我们：过去扑朔迷离的 《田中奏折》问题仍有拨开迷雾、澄清事实的可能。
（三） 双方的不足
否定说的不足，是片面指出奏折的造假，却无法针对正方的观点从逻辑和事实上回答究竟是谁以及为何造的假。因为惟有如此，才能从正反两面证明其虚假性，而不会陷入一厢情愿的想当然。就此而言，否定者站不稳脚。
肯定说的不足，是片面强调历史演变符合奏折内容，却无法针对反方的观点从逻辑和事实上回答奏折为何不可能造假。因为惟有如此，才能从正反两面真正证明其真实性，也才不会陷入一厢情愿的想当然。
其实，经过中日双方数十年的反复辩证，唯一的逻辑答案早已具备，那就是奏折既真又伪，此点将在后文论及。由于双方可能都陷入了非黑即白、非真即伪的思维定势，以致忽视了明显放在眼前的研究结果而各执一词各不相让。
（四） 辩证之实质
日方的观点。“服部先生认为，迄今为止中日之间之所以存在严峻的历史认识分歧，很大程度上缘于 《田中奏折》。”“日方学者认为，日本对外发动的侵略战争并没有什么计划性和连续性，日本外交也不是铁板一块。而‘中方报告书把日本外交看作是铁板一块，使人感到基本解释的舛误。’”
中方的观点。“服部先生的观点几乎是日方学者代表性的见解，这在日方报告书中几乎随处可见。日方学者之所以尤其关注 《田中奏折》 的真伪，其重点在于否认日本对外发动侵略战争的计划性与连续性，他们的根本观点是不认可在九一八事变、华北事变、七七事变、太平洋战争之间存在必然联系。在中日学者之间围绕 《田中奏折》 的争议，其实质已不局限于辨明它的真伪，而是直接关联到日本侵略战争的认识观问题，以及战争迄今，日本历史认识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的根本原因或责任所在。”
如果概括以往所有的相关考证，有一个几乎完全相同的特点，就是只依据内容来确认奏折的真伪。其实，研究应该注重的唯一事实并非是奏折的内容，而是蔡、王两人面对同一件事却不合情理地各执一词。因此，惟有找出其背后的原因，才能找到入门的钥匙。
（选自《上海党史与党建》2015年第5、6期）
奏折之缘起
1929年12月，由史量才等主办的南京 《时事月报》 刊文 《惊心动魂之日本满蒙积极政策──田中义一上日皇之奏章》，《田中奏折》 的内容始为人们所知，轰动了世界。不过对奏折的来历却有不同说法，这里按大致顺序作一罗列。
（一） 王家桢说 （以下简称“王说”）
1935年4月，曾任东北军 《东望》 周刊主编的赵尺子应邀赴武昌会晤张学良。赵问：“田中奏折是您在华北发表的 （用纪清漪女士的名），它是怎样到达了您的手中？”张学良答：“王家桢买来的。”当年王家桢曾是张作霖与张学良手下的情报主管。1944年春，赵采访时任南京政府外交部顾问王家桢询问购买奏折的经过，王说：“台湾人蔡某，生于日本，四岁改姓山口，卒业某私立大学，与政友会干事长山本条太郎之小生 （秘书）为友。”山本“亲为田中修正奏折原稿，交小生抄清。小生则挽山口为助。山口因私录一份，供给我方”。“我方按月助以日金二百元，为山口及小生饼饵之资。”
这是王关于奏折最早的回忆，其要点有三：蔡智堪获取奏折的地点是在山本家；趁友人“小生”挽其“为助”之际“私录”得手；时间是在奏折刚经山本“修正”完成但尚未“抄清”之际。这一回忆的地点、人物、时间三大基本要素齐全。
1960年，王发表回忆文章 《日本两机密文件中译本的来历》，要点如下：其一，关于来源。1928年年尾前后，“我们的驻东京办事人”蔡智堪“分批给我寄来一些文件，另外写信来说：这是绝对秘密的文件，是他的朋友在某政党干事长的家里当书记抄写得来的。只能分批寄来”。王家桢“将寄来的稿件交给办公室分段先行译出，然后再将意义不明了或是脱字脱句的地方，逐一经过研究，加以添补。稿子全部到齐，经过翻译整理，订成为一个完整的文件，已经是1929年的春天了”。其二，关于内容。文件是“由政友会新选出来的总裁田中义一大将在大连召开的东方会议的一部分会议秘密记录，经整理后以奏折形式奏呈日本天皇的，我就给它起名为 《田中奏折》”。文件 “开头就说‘要征服全世界，就必须先征服中国；要征服中国，就必须先征服满蒙’”。
与首次回忆相比，最关键的变化有三：强调了收到文件是在“1928年年尾前后”；明确了内容是大连会议的“部分会议秘密记录”；“私录”者由蔡智堪改为“小生”，而蔡只是寄件人。
1983年5月15日上午，王接受采访时的回忆要点有二：“我是1927年秋从郑州乘火车到汉卿那里工作的”；“我是在1928年末前后接到蔡智堪首次寄给我 《田中奏折》 的抄件，是分批寄来的”，“他抄的 《田中奏折》 字迹很潦草”。
这一回忆的新内容有三：王家桢1927年秋上任；肯定了蔡智堪是抄件人和寄件人；确认了“首次”收到文件是“1928年末前后”。
概括“王说”关于奏折的三次回忆有三个特点：始终回避任务启动的时间，给人的错觉是“小生”或蔡智堪主动寄来的；在时间、地点与人物三个要素上，屡有变化；不管是“文件”还是“奏折”，其核心内容是大连会议记录。
（二） 林快青说 （以下简称“林说”）
1949年9月21日，赵尺子在 《中央日报》 撰写有关 《田中奏折》 的文章，表示想一晤“台胞蔡君”，先后接到署名“吴仕隐”和“蔡某”的两封信，均自称是取得奏折的“直接关系者”。
1953年9月2日，《联合报》 刊登记者专访：“‘吴仕隐’就是林快青”，文章称：林快青生于1908年，“在十八九岁时，就去日本就学。由日本古董商鬼家的介绍，在政友会干事长山本条太郎处当缮写员。无意中发现党魁田中首相交写的一份侵略中国的奏折”，“就将原文另纸抄下一份”，“想尽方法”才“与一位30余岁自称张姓的人见面，就将这一张企图侵略中国的蓝图交给张姓青年”。林快青还认为：“中文译本的 《田中奏折》，和实在的 《田中奏折》，有相当的出入。”同年9月7日，该报又刊登赵尺子的谈话，认为“抄本系出林快青手，辗转为蔡智堪所得”。从中可见，林快青是1927年当了山本的“缮写员”，就是“王说”的“小生”。但最令人不解的是，如此重要的当事人此后却销声匿迹，使得研究者的注意力不得不聚焦于蔡智堪与王家桢。
“林说”的要点有三：林快青就是“小生”；文件抄自山本之处，与“王说”完全一致；“小生”传递文件需要“想尽方法”。
（三） 蔡智堪说 （以下简称“蔡说”）
1953年7月13日蔡智堪说：“抄件文字当时与原底毫无不同，但是后来发表的还不及全文的一半。抄件是我亲自交与王家桢的。”蔡还说：“当时并与王家桢约定，由中国政府送给他 （山下勇） 美金三万元，但是以后并没有给付。”因此蔡智堪在东京的一栋楼房被山下勇强占。蔡还强调“我汉民族中唯王家桢、王正廷与晚生三人而外，别无他人与晚生同心协力”。
1954年8月13日，赵尺子收到蔡智堪以 《日本侵华秘史——“田中奏折”由来》 为题的自述经过。经赵修改和蔡审阅后，于同年8月28日在香港 《自由人》 报上以“我怎样取得田中奏章”为题发表，其要点如下：
其一，接受任务的时间。“蔡说”是在“民国17年6月的一个星期天”，“得王家桢手书，云：‘英美方面传说，田中首相奏章，对我颇有利害，宜速图谋入手，用费多少不计。树人’”“树人乃王家桢先生大号”。
其二，奏折的内容。1927年“6月27日，田中内阁召集‘东方会议’至7月7日止，先后集会十天”。“至8月16日，田中又召集驻我东北的外交和军事人员举行‘大连会议’，研究‘东方会议’未决定的问题。大连会议后某一天 （约为8月25日至29日），田中将两次会议的结果，即所谓田中奏章，上奏天皇。” 其三，牧野伸显批准。蔡通过其好友，时为日本民政党总裁床次竹二郎获得时任日本皇宫内大臣、日皇的政治助手牧野伸显的支持。床次告诉蔡：“牧野伸显伯爵称：中国政府如敢将田中奏章公表国际，保皇党方可利用英美舆论，阻止田中发动武力政策。中国如能承允这一点，牧野密许你去抄写。”蔡还说：“我还记得当时大木远吉伯爵还命我宣誓，必须实行向国际宣传此约。”
其四，山下勇引路。山下是牧野的妻弟，奉牧野之命负责将蔡氏带入皇宫。1928年“在天气热的时候” ，蔡氏扮作补册工人，“携带牧野伯爵交来的全盾圆形的‘皇居临时通行牌’（号码72号），由山下勇领路”，“进入书库的时间是0时50分”。 田中奏章系用日本内阁奏章专用的“西内纸”精缮而成，共六七十张，标签“田中首相奏章”。“我将炭酸纸装铺原件上，用铅笔以描出。所用炭酸纸系民政党总裁专用的薄质原纸，费时两夜，细心抄毕。”
其五，亲自传递。“我把奏章密藏在皮箱夹底里面，亲往奉天。到小西关外王公馆，交王家桢先生手收。王先生跃喜，无暇招待本人，立即亲送给张学良将军，回来方为我洗尘。次日王先生便去南京，我也返回东京。”
其六，山下勇解职。事后因为泄密，皇室书库官山下勇等全体二十七八人一律免官，当时日本报纸大字标题云：“蒋介石驻日二十八宿归天！”
“蔡说”的要点有三：任务起于1928年6月王家桢的“手书”，此时正是皇姑屯事件发生后不久；奏折抄自皇宫，两次强调内容包括“东方会议”与“大连会议”；排除了与“小生”的合作。
（四） 纪清漪说 （以下简称“纪说”）
纪晓岚的后裔、北大学生纪清漪等看到 《田中奏折》，就经过摘抄整理设法在北京印成5千小册子，“于1929年7月份寄到全国各中小学和有关单位。这样一来，立即引起轩然大波。”王家桢回忆说：“文件最初公开和公众见面的，是由南京某爱国人士摘要翻印的小册子。”王家桢可能误把北京说成了南京。
“纪说”的要点有二：文件最初的公开正是中东路事件爆发之际；引起了反日的“轩然大波”。
（五） 阎宝航说 （以下简称“阎说”）
1929年10月28日至11月9日，太平洋国际学会在日本举行第三届大会。9月18日，日本驻华代理公使堀内就电告日本外务省：“参加大会的中国代表之一、上海基督教青年会总书记陈立廷拟在大会上宣读田中义一前首相上奉天皇的国策方案的中译本，以大力唤起世界的注意。据说该国策方案有以下三个要点：日本不久将夺取满洲；对全中国实行强制政策；由于这一政策的实行，最终将不可避免地对美国开战，从此要有所准备。”紧接着发生了似乎不可思议之事：“9月29日，田中心脏病发作，突然死去。一时甚至谣传为自杀。”田中突然离世，《田中奏折》之真伪从此死无对证。
据阎宝航回忆：“以余日章为首的中国代表团在沈阳举行筹备会。筹备会主任阎宝航从张学良处取得一件令人惊讶而确实可信的密件——‘田中义一奏章’，征得张学良同意，决定把日本帝国主义这一侵略中国的阴谋文件译成英文，公布于世，并赶印若干本，分发英美等国代表。”“造成会议进程中的一次轩然大波”。当时阎宝航从欧洲经莫斯科回国到达沈阳不久便担任中国代表团筹备委员会主任，“从张学良秘书王家桢处得到一本 《田中奏折》”，“震惊之下，如获至宝，遂商得筹备会同意，译成英文，印出二百本，分送英、美、加等出席会议的代表，这是 《田中奏折》 公布于世的开始。”“也就是在此次会议上，阎宝航将日本的 《田中奏折》 向与会代表公布，让世界为之震惊。”
“阎说”的要点有二：公开的时间正巧是田中义一暴亡后不久；当时中东路事件战事正酣，文件让世界“震惊”。
（六） 《时事月报》 说 （以下简称“时说”）
1929年12月，《时事月报》公开发表 《田中奏折》 并作序：1927年6月田中义一“在东京召集东方会议，讨论对华政策”。“八月复有旅顺会议 （原定在大连举行——原注），为实施该政策步骤之讨议。”“不及三个月召集两次会议，其经过情形吾人莫得其详；但旅顺会议后芳泽来华曾向我东三省当局催开满蒙会议，并提出种种无理要求 （当时国府外交部长伍朝枢曾致函日使予以警告），已不难略见其隐。”《时事月报》同时公布的还有 《田中奏折》 的附件：“田中义一致宫内大臣一木喜德请代奏明积极政策函”，时间是1927年7月25日。“我国公布以后，中日两国哗然，全世界哗然。”“从此，《田中奏折》的有无问题就成为国际间史学、军事学、经济学专家们争论的一个热门话题。”
“时说”的要点有三：奏折公布时间正值张学良战败与苏联签订 《伯力协定》 之际；日本三个月内先后召集东方会议和大连 （旅顺） 会议；在中日和世界又引发强烈反响。
（七） 重光葵说 （以下简称“葵说”）
1952年7月2日，台湾 《中华日报》 刊登了曾任日本外相重光葵的回忆录 《昭和之动乱》 之第一篇“九一八事变”。文中说：“田中召开东方会议，策划向东北展开外交政势，并于会议后发表著名的 《田中奏折》。”“当时笔者正任职外部，曾对此项奏折彻底调查，找遍档卷，迄未发现。向田中查询，亦谓非出本意。”但有文章认为“这段引文与原文颇有出入”，重光的原文为：“笔者当时正在外务省，对此文件的出处，进行过相当的调查，没有发现任何线索，不仅如此，而且确切得知没有这样的文件，其内容也不是田中大将本人的意见。然而我想，这或许是日本军部的过激论者中，拥有类似的计划，而把这种毫不负责的意见，交到什么人的手里，改写成这样的文件，利用于宣传。总之田中觉书这样东西，可以说是左右两极端分子合作的产物。”还有一种版本对这段回忆最后总结的译文也有所不同：“总之，可以肯定地说，田中奏折是由左右两派的极端分子合作编造出来的。”
必须指出的是，重光葵在回忆中回避了两个关键问题，一是调查时间：“东方会议前后，中国的报纸上登载了田中奏折的记事。”二是时任职务，只说“笔者当时正在外务省”。东方会议“前”不可能有会议的奏折，因此只能是在“后”。所谓“前后”只能是表示东方会议结束后不久之意，可能那时苏美相继获取了奏折，引起了重光葵的注意和调查。至于回避职务，因为从1929年初起，重光葵就出任了日本驻上海总领事，对当年夏天纪清漪向全国广寄“小册子”的重大反日事件不会不知，更何况是以田中命名的奏折。 “葵说”要点有三：田中是知情者，奏折内容非其“本意”；找不到奏折档卷；“日本军部”是始作俑者。
（八） 苏联学者说 （以下简称“苏说”）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出版了苏联对外情报部门退休中将维塔利·巴甫洛夫的专著 《苏联对外情报机关的悲剧》。该书有一节专门讲述《田中奏折》，要点有二：
其一，费多尔·雅科夫列维奇·卡林是苏联对外情报机关驻哈尔滨的秘密机构负责人，是“获取 《田中奏折》 行动的组织者”。
其二，“著名特工伊·阿·奇恰耶夫所在的汉城秘密特工机构也成功地获取了有关日本向外武力扩张的最高机密计划——《田中奏折》。”据蔡智堪说：“当时苏俄知道日本 《田中奏折》 的事，曾以30万日金，利用曾经做过日本驻在哈尔滨办理苏俄外交的官，名叫尾崎秀贞，设法谋取 《田中奏折》。”
解放军出版社2007年出版了苏联学者维克托·乌索夫撰写的历史著作 《苏联情报机关在中国 （20世纪20年代）》，也提到了《田中奏折》，要点是：“《田中奏折》 是明显的伪造品……”
“苏说”要点有三：苏联情报机关曾两次获取 《田中奏折》；1929年奏折面世的背景是中国国内反苏运动猖獗与苏联特工的谋划；对奏折的真伪有争议。
（九） 美国说 （以下简称“美说”）
当时美国情报机构也获取了奏折：“美国情报机关企图将这一成果记在自己的功劳簿上，为此美国中央情报局以电影 《带血的太阳》 重新演绎了美国版的 《田中奏折》。”这部93分钟的电影于1945年上映，并荣获当年美国电影的最佳艺术指导奖，主要讲述了一位美国记者是如何在东京成功获取了《田中奏折》。据蔡智堪说：“各国情报人员到达东京一地者即达二千余名之多。”“又传美国也愿出款25万美元，势在必得。”还有文章认为：“美国对这个奏折采取了存疑的态度”，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美国“以‘真伪难辨’为由，阻止了对 《田中奏折》 的追究”。
“美说”要点有三：情报机构也获取了奏折；对奏折的真伪难以确认；阻止对奏折的追究。
以上“九说”是目前关于 《田中奏折》 来历较为完整的版本。换句话说，只有对“九说”都能进行合乎逻辑和事实的解释，《田中奏折》 之谜才能得到最为理想的解答。
奏折之辨证
历年来参与辩证的文章虽然众多，内容却大同小异，归根结底的观点主要就是两种：否定和肯定。
（一） 否定说
《〈田中奏折〉果真是伪造的吗？》 与 《对蔡智堪取得田中奏章的质疑》 是两篇比较有代表性的文章。
前文否定的依据有十：1.奏折提到已经去世的元老山县有朋出席了为签订 《九国公约》 而举行的御前会议。2.奏折提到上奏时田中被派往欧美，而实则出访菲律宾。3.在上海暗杀田中未遂的不是中国人，而是朝鲜人。4.奏折提到原敬内阁的倒台是在田中出访之中，实则在田中回国后。5.奏折提到“已故福岛关东都督之长女……以金枝玉叶之身而就未开化民族之图什业图王府为顾问”，而福岛的女儿从未去过蒙古。6.1929年5月竣工的吉海铁路，在奏折中却成了1927年7月就已经通了车。7.奏折提到“今年将在东京召开国际工业电气大会”，而1927年并没有举行这样的大会。8.奏折提到“福冈师团”，可是福冈并没有师团。9.“金枝玉叶”系民间用语，此类与奏文极不相称的文字和用词不在少数。10.奏文出现了宫内大臣的名姓，与上呈奏文的形式有违。
后文否定的依据有四：其一，“蔡说”与“王说”大相径庭。如发生时间：1928年“6月”与“1928年年尾前后”，因此“两文所述时间大约有半年之差”；如文件样式：“以笔描绘”与“非常潦草”；如交付方式：“交王先生手收”与“分十余次寄来”。
其二，关于图书库官员受处分不实。日本和歌山大学历史副教授副岛国昭在 《关于九·一八事变前的中日关系若干问题》 中说：“蔡潜入皇宫抄奏折一事，我亲自作过调查。首先，在当时的职员录中，没有作为皇宫书库官员的山下勇这个人；其次，关于皇宫书库官的二十七、八人因此事一律免职一说，在1932—1935年间的职员录中也没有反映，没这么大规模的人事变动，当时的日本报纸也没有像蔡所说的对此事的报道。”
其三，“蔡说”的一些内容“都不符合历史实际”。如蔡智堪不可能进入皇宫；如床次不可能在1928年6月帮助蔡智堪谋取田中奏折；“最关键的人物牧野伸显，在1928年能否这样做，也是值得研究的”。“蔡智堪谋取奏折时，并不存在元老急于破坏田中对华武力外交政策的事实。”“《蔡文》 之中还有许多道听途说，张冠李戴，浮夸之词”等等。
其四，结论。《蔡文》 关于谋取奏折的经过和方法的记述，在关键问题上都是站不住脚，或是经不起推敲的。这些问题虽然不能断定 《奏折》 的真伪，却不失为探讨其真伪的有力线索。
（二） 肯定说
肯定说的文章很多，择要如下：
《中央档案馆丛刊》1987年第5期刊登的《〈九·一八事变档案资料〉 编辑随笔》 认为：一是从时间看，“《田中奏折》 注明日期是1927年7月25日，也就是说，这是在‘东方会议’结束半个多月之后所作的关于会议情况向天皇的报告，《田中奏折》 本文中也明确说明了这一点。”二是从内容看，“它对‘东方会议’议定的‘满蒙之积极政策’及具体侵略策略有充分的露骨的阐述。”日本以后的一系列侵华行动，“都是按照 《田中奏折》的谋划进行的”
《历史研究》1995年第2期刊登的 《关于〈田中奏折〉 若干问题的再探讨》 认为：一是如果考察一下其后的皇姑屯事件、九一八事变以及卢沟桥事变，可以看出它们同 《田中奏折》 揭示的总战略完全相同……因此，想消除外国对这一文书存在的疑惑是颇为困难的。二是质疑者所谓“西园寺、牧野对田中的侵华政策是支持的”论断并不符合历史事实；床次竹二郎联络内大臣牧野帮助蔡智堪抄取密件，以图倒阁，是完全可能的。三是对蔡、王这两位已故者矛盾的陈述，还缺乏判明孰是孰非的证据。不过，这些疑问并不能否定蔡、王两人从日本获取 《田中奏折》 的真实性。四是新材料的披露提醒我们：过去扑朔迷离的 《田中奏折》问题仍有拨开迷雾、澄清事实的可能。
（三） 双方的不足
否定说的不足，是片面指出奏折的造假，却无法针对正方的观点从逻辑和事实上回答究竟是谁以及为何造的假。因为惟有如此，才能从正反两面证明其虚假性，而不会陷入一厢情愿的想当然。就此而言，否定者站不稳脚。
肯定说的不足，是片面强调历史演变符合奏折内容，却无法针对反方的观点从逻辑和事实上回答奏折为何不可能造假。因为惟有如此，才能从正反两面真正证明其真实性，也才不会陷入一厢情愿的想当然。
其实，经过中日双方数十年的反复辩证，唯一的逻辑答案早已具备，那就是奏折既真又伪，此点将在后文论及。由于双方可能都陷入了非黑即白、非真即伪的思维定势，以致忽视了明显放在眼前的研究结果而各执一词各不相让。
（四） 辩证之实质
日方的观点。“服部先生认为，迄今为止中日之间之所以存在严峻的历史认识分歧，很大程度上缘于 《田中奏折》。”“日方学者认为，日本对外发动的侵略战争并没有什么计划性和连续性，日本外交也不是铁板一块。而‘中方报告书把日本外交看作是铁板一块，使人感到基本解释的舛误。’”
中方的观点。“服部先生的观点几乎是日方学者代表性的见解，这在日方报告书中几乎随处可见。日方学者之所以尤其关注 《田中奏折》 的真伪，其重点在于否认日本对外发动侵略战争的计划性与连续性，他们的根本观点是不认可在九一八事变、华北事变、七七事变、太平洋战争之间存在必然联系。在中日学者之间围绕 《田中奏折》 的争议，其实质已不局限于辨明它的真伪，而是直接关联到日本侵略战争的认识观问题，以及战争迄今，日本历史认识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的根本原因或责任所在。”
如果概括以往所有的相关考证，有一个几乎完全相同的特点，就是只依据内容来确认奏折的真伪。其实，研究应该注重的唯一事实并非是奏折的内容，而是蔡、王两人面对同一件事却不合情理地各执一词。因此，惟有找出其背后的原因，才能找到入门的钥匙。
（选自《上海党史与党建》2015年第5、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