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早在《诗歌报》发表作品是1985年1月21日，那首诗的题目是《红帆船》——这个题目标志着我那时创作上肤浅幼稚的浪漫主义倾向，但当时我却沉醉其中。半年以后（7月6日）再次在《诗歌报》发表的两首诗延续了这样的风格——《东海英雄剧》《红色发令旗》。两年以后，1987年5月6日，我第三次在《诗歌报》发表诗歌，诗歌的题目标志着我在创作风格上的变化——《跨越死亡之谷》。我开始从夸张虚饰的激情转向面对现实的冷静与严肃。感谢《诗歌报》一路陪伴和见证我的成长！
　　1986年12月，我与柯平结伴游江苏和安徽，一路拜访诗友。到合肥后，我们马上赶往《诗歌报》编辑部，见到了蒋维扬和姜诗元。聊了一会后，蒋维扬有事先走了，姜诗元陪我们聊了好一会。姜诗元不仅是一个诗人，还是一位有独到见地的诗歌评论家，我们兴致勃勃地听他评论各种诗坛现象及许多诗人的诗歌，很受启发。可惜他后来离开 了《诗歌报》，也离开了诗歌。
　　1988年8月，《诗歌报》准备搞诗歌函授，来信请我做函授老师，信的全文如下：
　　伊句同志：本着竭诚为广大诗爱者服务、为诗爱者办实事的宗旨，本报成立函授部，拟在全国范围内聘请著名青年诗人、青年诗评家担任函授老师，与本报部分编辑一起，共同组成精悍有效的辅导教师阵容，名单确定后将在本报公布。本报第一期函授为89年元月1日至6月30日，函授期间，每位辅导老师按学员报名编号顺序约分段包干150名左右函授学员，每月批阅学员来稿一次（额定内来稿必复，邮件往返由教师同学员单线联系，本部提供邮资、信纸、信封），并负责向本函授部主办的《诗歌报·函授版》选荐佳作（优先刊发函授教师撰写的诗歌评论、好诗赏析等文章），聘金每月100元左右。此项工作需一定时间，且须认真负责。我们研究，认为您能胜任这项工作，特致函征求您的意见，请考虑半年内地址的相对固定等具体情况，将应聘与否的明确意见在9月20日前后寄我们。谢谢支持协作！
　　署名为：《诗歌报》社。联系人：乔延凤。日期为1988年8月29日。这封信应该是发给所有《诗歌报》准备聘请的函授老师的。
　　当时我女儿刚刚出生，正是需要用钱之际，每月100元的收入对我来说非常重要。为了对得起这100元钱，我对学生的指导可以说是尽心尽力的。当时《诗歌报》给每个老师的任务是指导150名以上的学员，半年中必须有四次指导（原计划每月一次，后改成总共四次）。一个又一个夜晚，我在书桌旁面对一大摞来稿，一封一封地拆开，一首一首地读，有的一句一句地修改，然后一封一封地写回信，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写得比较好的就推荐给编辑部。其中有很多个晚上，我妻子管孩子累得睡着了，但孩子却在不断地折腾——后来才知道，那时候孩子因严重缺钙已经得了佝偻病，即小儿多动症。孩子躺在书桌旁的小床上不停地蹬脚挥手，或者咿咿啊啊地乱叫，我则伏在书桌前不停地挥动着蓝墨水钢笔或红墨水钢笔。如果她哭了，我就得站起来抱她，用各种方法哄她。她往往要闹腾到深夜12点后才入睡。在医院检查出佝偻病之前，我竟然以为这是女儿遗传了我的熬夜习惯呢。
　　我保留着当时的一个工作本，在这个本子上我抄下了全部学员的名单以及大部分学员的联系地址，划出的一个个格子里记载着我每一次回信的日期。有好几个学员我都有过五次回信（当然也有几个学员从不寄作业來，或者只寄一两次）。在这个本子上，可以看到我向编辑部推荐过伐柯、孙磊等四十个学员的诗，其中三十个学员的诗得以在《诗歌报·函授版》上发表。
　　1990年，《诗歌报》改版为月刊，失去作为报纸的独特性和灵活性，这让许多作者与读者感到遗憾和惋惜，但另一方面也获得了稳重、大气的新的生命形态。对于我个人的写作来说，经历过1980年代未的风云变幻，我的诗歌离轻浮和兴奋越来越远，正如我在一部诗集的后记中所写：“我的困惑感、孤独感、失落感以及从中孕育的怀疑精神和批判精神，将笼罩我的全部生命和文字，我诗歌的基调必将趋于沉重和忧郁。正如勒内·玛利亚·里尔克的诗句：我爱我生命中的晦冥时刻，它们使我的知觉更加深沉……”1990年6月，我在《诗歌报月刊》发表了《风中的棕榈树》《有月的冬夜》《你说要有墙，就有了墙》;1991年4月发表了《洪水中的叶子》《卡米尔·克劳黛》《箭毒木》《雪霁》;1994年8月发表了《荒原：无路之路》《白雪覆盖的大道：死亡与复活》……从这些题目的变化中，隐约可以看到我在诗歌写作道路上艰难前行的脚印。可以说，《诗歌报》和《诗歌报月刊》的历史，就是我的诗歌写作的历史。
　　我珍藏着发表了我的作品的《诗歌报》和《诗歌月刊》的全部样报和样刊。《诗歌报》的纸张已经发黄，但关于《诗歌报》的记忆却永远不会退色。
　　2019年9月19日伊甸，1953年出生于浙江海宁，曾任教于嘉兴学院。出版诗集《红帆船》《石头·剪子·布》《黑暗中的河流》，散文集《疼痛和仰望》《别挡住我的太阳光》《明亮的事物》，小说集《铁罐》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