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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水土一方人，一方文化一方情。对民间故事的关注，从来都是学术界进行理论研究的重点和难点，作为一名民俗学专业的毕业生，即便工作多年之后，我仍在或多或少、或远或近的田野调研中，与辽宁省的民间故事讲述家有着亲密接触。可即便是五年、甚至是十年的接触，也只是工作行为上的略知皮毛，对那些张口就来的故事仍旧无法内化于心。也正因为此，民间口头叙述的意义才如此厚重，它是一方乡愁的延续，也是对故土家园的纸短情长，无法转嫁，更不可复制。
先来听几段我与民间故事讲述家的交集吧，国际上通行的故事家判定标准是可以讲述50则故事，而辽宁省的故事讲述者可谓故事大家，故事数量都是从1000则起。
东方的“一千零一夜”
2006年夏天，时为民俗学研究生的我有幸跟随导师江帆第一次参加田野作业，接触的就是张口就能讲1062则故事，后来在全国非遗代表性项目评选时，一次成功入围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的“谭振山民间故事”的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谭振山，他给我的印象虽是满头白发，却有八旬老人难得的精神矍铄。
2009年夏天，在沈阳辽宁大剧院广场，我再次见到了谭振山，作为第四个文化遗产日活动的参展人员，他站在项目展板前，向来往的参观者介绍他的项目，讲述他的故事，虽然日头晒得他睁不开眼，但是仍能察觉他在众人面前讲述故事的兴奋和喜悦。
2010年春节，我跟随辽宁省非遗中心调研组再次前往位于新民市的谭振山家，第三次接触了这位耄耋老人，他热情地招待了我们，安排他的儿子、儿媳忙前忙后，看得出，他的动作已经不如前两年那么“麻利”。也是那时，辽宁省非遗中心启动了全省省级以上代表性传承人调研工作，以声、像、图、文的方式为谭振山建立了系统的传承人档案。
2010年秋，省非遗中心启动谭振山民间故事整理工作，欲将老人1062则故事的录像资料整理成文字，出版《谭振山民间故事全集》，出一本自己故事的全集，是谭振山老人的最大愿望。
2010年底，老人患重感冒，住院治疗。
2011年4月，病毒侵袭了他的肺部，最终，老人没能战胜病魔，带着他的“一千零一夜”离开了我们。
谭振山是辽宁省第一位走出国门讲故事的民间故事家，是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中唯一以个人命名的项目，谭振山的离开，其所能讲述的饱含地方乡土文化气息的民间故事，也随之消散。
80万字的锡伯族长篇叙事史诗
2008年夏天，即将毕业的我参与到锡伯族一位长篇故事讲述者的故事收集、整理工作中，白天听、晚上整理，我们居住的那户人家的一院大葱被我们消化殆尽之时，一部20万字的故事也最终得以印刷完成。老人去日本留过学，在俄罗斯生活过，回到沈阳偏远地区居住，从来没想过自己小时候喜欢听的故事，最终可以编辑成书，这个无人过问的民族史话居然可以受到政府部门的重视。
2009年，这位老人的故事以他个人名字命名，成功入选第三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何钧佑锡伯族民间故事。同年8月，共70万字的长篇故事重新编印，正式出版发行，他的故事被专家们认定为填补了锡伯族无民族史话的空白。
2011年，何钧佑锡伯族民间故事成功入选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2011年，何钧佑本人入选第二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2012年，何钧佑入选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公示名单。2012年9月，第三次采录工作刚结束，老人因感冒入院治疗，随后被查出肺癌晚期，不久便离开了我们。
古渔雁的后裔
2015年开始，我开始全面系统地接触盘锦辽河口地区的一位故事大王——刘则亭。历史上的辽河口二界沟小镇一直是打渔人群体的落脚聚集之地，他们像候鸟一样南北迁徙，人们将其称为“渔雁”或“水雁”“陆雁”。这古老而富有生活体验的“渔雁”群落，演绎了辽河海域及沿岸内涵丰富、特色鲜明的“古渔雁”文化。在众多的“古渔雁”文化中，古渔雁民间故事最具代表性，已过古稀之年的刘则亭便是这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
与其他故事家不同的是，刘则亭的故事大部分都有实物承载体，都有现实依据，与其说是故事，不如说是风俗史话、由来溯源，比如对渔船网具及捕捞工具发明创造的解释，像《树叫潮》《开海日》《冰眼的来历》等，虽没有故事那般曲折，却也让听者从中感受到了古渔雁群体在海上作业与漂泊的果敢历险精神，是生活智慧、生存技巧的总结与概括。
刘老师家住在20世纪70年代由政府房产部门作价卖给他的“长发福网铺旧址”， 20間房（总计约300平米）成为刘老师的私藏空间，他将自己搜集、购买、整理的锚、樯木、渔民生产生活用具等渔雁文化相关的实物，分门别类地收置、归纳、管理整齐。这些实物也成全了刘老师的故事讲述。
在刘则亭能讲述的1200则故事中，有八成是诸如来历、海上禁忌等知识传达性的故事，这些故事带有鲜明的渔雁生计特点和原始渔猎文化遗风，是对“古渔雁”群落的生产生活、习俗传统、文化信仰等的全方位反映。而他在向别人讲述故事时，也愿意以实物为依据，“就物讲事”，无形中加深了听者的理解力和对故事的印象。
虽然历经2年的实地拍摄采录工作结束了，但刘老师的故事还在继续，每逢有前来参观学习和社会实践的游客和学生时，刘老师总是热情地担当讲解员，领着大家一个屋一个屋子地看，一件物件一件物件地介绍，他说：“只要我活着一天，我就会做一天‘古渔雁’的守护人。老祖宗的东西不能在我手里搁浅了！”
“拔出萝卜带出泥”
在众多的民间故事讲述家中，省级代表性传承人黄振华是目前讲述能力最强的故事家。他曾在省级非遗大课堂、传承人调研、满族民间故事采录等诸多工作中频频亮相。我与黄大爷的情谊随着工作的累积逐渐加深加厚。
黄大爷住在抚顺市清原满族自治县红透山镇上大堡村，他是村里的能人，是掌管红白喜事的大拿，谁家有个轻重缓急，找黄大爷准没错。2018年入秋，我去他家正赶上自己牙疼，黄大爷就开始支招了，先是评估了一下疼的缘由，然后再对症下药，让我喝当地山野菜熬的水，虽然不知效果如何，但这种以解百家愁为己任的热情真是让我倍感温暖。 黄大爷讲述的故事跟他的性格一样豪爽，鬼狐精怪、英雄主义题材、风土人情最为拿手。他讲的《柳仙烫嗓子》故事情节简单，带给听众更多的是对当地日常生产、生活知识的了解。比如故事里的主人公靠采棒槌（人参）为生，黄大爷这时就“花开两头各表一枝”，非得先交代清楚人参的来龙去脉，再讲真正的故事。
这样的拔出萝卜带出泥的讲述风格，跟黄大爷丰富的生活经验有着直接的关系，他对乡土知识的了解，对一方水土的痴迷，支撑起他那些令人耳目一新的故事。2018年，省非遗中心采录黄大爷的经典故事100则，不久将出版成书，对自己的第一本故事集，我们跟黄大爷一样，充满了期待。
故事，未完待续……
说了这么多，尤其还有两位已经逝去的老人，为整篇文章绘上了一层灰暗的颜色，可这就是我与故事家的切身经历。与谭振山接触的五年中，我见到了一位普通的农民在日常生活中的辛酸苦辣，领略到了一位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的独特魅力，感受到了一位国宝级民间故事讲述者的不悔人生。我与何钧佑接触也是五年时间，从最开始在他家小院每天拎着小板凳听他讲故事，到后来从其他同学口中得知老人近况，每次提及，老人的一撮白色胡须和一手工整笔迹总能立刻浮现脑中，一个朴实的老者、一个胡子上挂满故事、背有点儿驼的八旬老人鲜活地跳了出来。
很多传承人都面临着年龄偏大、故事无从传承的现实。实际上，民间故事不可能像传统舞蹈、美术类项目那样，找年轻人培训三五个月、跟着硬学就能承袭这门技艺，学说话可以，学讲故事就稍显困难。那么，对民间故事及其讲述者，怎样的保护方式才能行之有效、持续长久呢？
首先，要更大范围、更快节奏、更加系统地搜集、整理故事。“民间故事”定位在“民间”，因为每一平方公里的土地上，都有可能产生内容丰富、特色鲜明的民间故事，即便是同一个故事也会在不同地区产生不一样的故事版本。加快搜集与整理民间故事，不仅要在无限的空间内搜集不同类型的故事，还要搜集同一故事的不同版本，更要搜集不同人讲述的故事，并调用专业的故事采录者进行整理、归类。因为这种口口相传的民间故事，都是记录当地历史、风貌、人文风情的“活化石”，多留在老年人口中，随着老艺人的逝去，这些珍贵的口头文学将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成为停留在人们记忆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其次，以现代多媒体手段利用好民间故事的素材。大量的民间故事被搜集、整理过后，珍贵的手稿可以进入档案室进行保存，作为当地历史的文字见证;完整的故事可以编辑、整理、出版成故事集，让更多的人通过阅读的方式来了解当地的人文风俗历史，进而扩大故事的传播范围。此外，对题材富有教育意义、内容丰富生动的故事可以通过现代多媒体手段进行编创，如成为童话剧、儿童电影的剧本原型，或被拍成动漫，供儿童观看和欣赏。通过多媒体手段对民间故事进行编创，不仅能让人们热爱阅读，也能培养更多的民间故事爱好者。
第三，关心传承人生活。民间故事依托于特定的生活环境和丰富的人生阅历，很多传承人都是年事已高的老者，他们也是十大类非遗项目传承人中平均年龄最大的。换句话说，如果没有丰富的阅历做资历，他们讲出的故事也都是缺乏韵味的。现在不得不正视一个跟谭振山、何钧佑一样的状况，那就是，他们大多年事已高、身体条件每况愈下，他们的生命停止，意味着浓缩在他们身上的丰富多彩的故事内容会随之停歇。我们一方面要正视生老病死，另一方面也要在尽可能的范围内关注他们的生活状况，关心他们的衣食起居，为他们能充分释放人生的光和热做好充足的保障，毕竟，他们是代表性传承人，他们是一个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典型人物，他们值得被关注，他们值得被关心。
在全省198名省级以上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中，谭振山、何钧佑是善于讲故事的人，很容幸，我在他们饱含沧桑却荣辱不惊的伟大的民间故事家的生命中出現过，并作为一位晚辈为其故事的收集、整理出过一点点绵薄之力。现在我有机会接触更多深藏民间的代表性传承人和艺人，在面对不可避免的人生常态的时候，我们更应从各项目的实际出发，从各传承人的实际出发，采取切实有效的保护措施，抓紧时间将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留存下来，在与时间赛跑的鏖战中，获得更多的乡土之音，让口头叙事继续传达乡土的厚重和真切。
先来听几段我与民间故事讲述家的交集吧，国际上通行的故事家判定标准是可以讲述50则故事，而辽宁省的故事讲述者可谓故事大家，故事数量都是从1000则起。
东方的“一千零一夜”
2006年夏天，时为民俗学研究生的我有幸跟随导师江帆第一次参加田野作业，接触的就是张口就能讲1062则故事，后来在全国非遗代表性项目评选时，一次成功入围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的“谭振山民间故事”的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谭振山，他给我的印象虽是满头白发，却有八旬老人难得的精神矍铄。
2009年夏天，在沈阳辽宁大剧院广场，我再次见到了谭振山，作为第四个文化遗产日活动的参展人员，他站在项目展板前，向来往的参观者介绍他的项目，讲述他的故事，虽然日头晒得他睁不开眼，但是仍能察觉他在众人面前讲述故事的兴奋和喜悦。
2010年春节，我跟随辽宁省非遗中心调研组再次前往位于新民市的谭振山家，第三次接触了这位耄耋老人，他热情地招待了我们，安排他的儿子、儿媳忙前忙后，看得出，他的动作已经不如前两年那么“麻利”。也是那时，辽宁省非遗中心启动了全省省级以上代表性传承人调研工作，以声、像、图、文的方式为谭振山建立了系统的传承人档案。
2010年秋，省非遗中心启动谭振山民间故事整理工作，欲将老人1062则故事的录像资料整理成文字，出版《谭振山民间故事全集》，出一本自己故事的全集，是谭振山老人的最大愿望。
2010年底，老人患重感冒，住院治疗。
2011年4月，病毒侵袭了他的肺部，最终，老人没能战胜病魔，带着他的“一千零一夜”离开了我们。
谭振山是辽宁省第一位走出国门讲故事的民间故事家，是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中唯一以个人命名的项目，谭振山的离开，其所能讲述的饱含地方乡土文化气息的民间故事，也随之消散。
80万字的锡伯族长篇叙事史诗
2008年夏天，即将毕业的我参与到锡伯族一位长篇故事讲述者的故事收集、整理工作中，白天听、晚上整理，我们居住的那户人家的一院大葱被我们消化殆尽之时，一部20万字的故事也最终得以印刷完成。老人去日本留过学，在俄罗斯生活过，回到沈阳偏远地区居住，从来没想过自己小时候喜欢听的故事，最终可以编辑成书，这个无人过问的民族史话居然可以受到政府部门的重视。
2009年，这位老人的故事以他个人名字命名，成功入选第三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何钧佑锡伯族民间故事。同年8月，共70万字的长篇故事重新编印，正式出版发行，他的故事被专家们认定为填补了锡伯族无民族史话的空白。
2011年，何钧佑锡伯族民间故事成功入选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2011年，何钧佑本人入选第二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2012年，何钧佑入选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公示名单。2012年9月，第三次采录工作刚结束，老人因感冒入院治疗，随后被查出肺癌晚期，不久便离开了我们。
古渔雁的后裔
2015年开始，我开始全面系统地接触盘锦辽河口地区的一位故事大王——刘则亭。历史上的辽河口二界沟小镇一直是打渔人群体的落脚聚集之地，他们像候鸟一样南北迁徙，人们将其称为“渔雁”或“水雁”“陆雁”。这古老而富有生活体验的“渔雁”群落，演绎了辽河海域及沿岸内涵丰富、特色鲜明的“古渔雁”文化。在众多的“古渔雁”文化中，古渔雁民间故事最具代表性，已过古稀之年的刘则亭便是这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
与其他故事家不同的是，刘则亭的故事大部分都有实物承载体，都有现实依据，与其说是故事，不如说是风俗史话、由来溯源，比如对渔船网具及捕捞工具发明创造的解释，像《树叫潮》《开海日》《冰眼的来历》等，虽没有故事那般曲折，却也让听者从中感受到了古渔雁群体在海上作业与漂泊的果敢历险精神，是生活智慧、生存技巧的总结与概括。
刘老师家住在20世纪70年代由政府房产部门作价卖给他的“长发福网铺旧址”， 20間房（总计约300平米）成为刘老师的私藏空间，他将自己搜集、购买、整理的锚、樯木、渔民生产生活用具等渔雁文化相关的实物，分门别类地收置、归纳、管理整齐。这些实物也成全了刘老师的故事讲述。
在刘则亭能讲述的1200则故事中，有八成是诸如来历、海上禁忌等知识传达性的故事，这些故事带有鲜明的渔雁生计特点和原始渔猎文化遗风，是对“古渔雁”群落的生产生活、习俗传统、文化信仰等的全方位反映。而他在向别人讲述故事时，也愿意以实物为依据，“就物讲事”，无形中加深了听者的理解力和对故事的印象。
虽然历经2年的实地拍摄采录工作结束了，但刘老师的故事还在继续，每逢有前来参观学习和社会实践的游客和学生时，刘老师总是热情地担当讲解员，领着大家一个屋一个屋子地看，一件物件一件物件地介绍，他说：“只要我活着一天，我就会做一天‘古渔雁’的守护人。老祖宗的东西不能在我手里搁浅了！”
“拔出萝卜带出泥”
在众多的民间故事讲述家中，省级代表性传承人黄振华是目前讲述能力最强的故事家。他曾在省级非遗大课堂、传承人调研、满族民间故事采录等诸多工作中频频亮相。我与黄大爷的情谊随着工作的累积逐渐加深加厚。
黄大爷住在抚顺市清原满族自治县红透山镇上大堡村，他是村里的能人，是掌管红白喜事的大拿，谁家有个轻重缓急，找黄大爷准没错。2018年入秋，我去他家正赶上自己牙疼，黄大爷就开始支招了，先是评估了一下疼的缘由，然后再对症下药，让我喝当地山野菜熬的水，虽然不知效果如何，但这种以解百家愁为己任的热情真是让我倍感温暖。 黄大爷讲述的故事跟他的性格一样豪爽，鬼狐精怪、英雄主义题材、风土人情最为拿手。他讲的《柳仙烫嗓子》故事情节简单，带给听众更多的是对当地日常生产、生活知识的了解。比如故事里的主人公靠采棒槌（人参）为生，黄大爷这时就“花开两头各表一枝”，非得先交代清楚人参的来龙去脉，再讲真正的故事。
这样的拔出萝卜带出泥的讲述风格，跟黄大爷丰富的生活经验有着直接的关系，他对乡土知识的了解，对一方水土的痴迷，支撑起他那些令人耳目一新的故事。2018年，省非遗中心采录黄大爷的经典故事100则，不久将出版成书，对自己的第一本故事集，我们跟黄大爷一样，充满了期待。
故事，未完待续……
说了这么多，尤其还有两位已经逝去的老人，为整篇文章绘上了一层灰暗的颜色，可这就是我与故事家的切身经历。与谭振山接触的五年中，我见到了一位普通的农民在日常生活中的辛酸苦辣，领略到了一位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的独特魅力，感受到了一位国宝级民间故事讲述者的不悔人生。我与何钧佑接触也是五年时间，从最开始在他家小院每天拎着小板凳听他讲故事，到后来从其他同学口中得知老人近况，每次提及，老人的一撮白色胡须和一手工整笔迹总能立刻浮现脑中，一个朴实的老者、一个胡子上挂满故事、背有点儿驼的八旬老人鲜活地跳了出来。
很多传承人都面临着年龄偏大、故事无从传承的现实。实际上，民间故事不可能像传统舞蹈、美术类项目那样，找年轻人培训三五个月、跟着硬学就能承袭这门技艺，学说话可以，学讲故事就稍显困难。那么，对民间故事及其讲述者，怎样的保护方式才能行之有效、持续长久呢？
首先，要更大范围、更快节奏、更加系统地搜集、整理故事。“民间故事”定位在“民间”，因为每一平方公里的土地上，都有可能产生内容丰富、特色鲜明的民间故事，即便是同一个故事也会在不同地区产生不一样的故事版本。加快搜集与整理民间故事，不仅要在无限的空间内搜集不同类型的故事，还要搜集同一故事的不同版本，更要搜集不同人讲述的故事，并调用专业的故事采录者进行整理、归类。因为这种口口相传的民间故事，都是记录当地历史、风貌、人文风情的“活化石”，多留在老年人口中，随着老艺人的逝去，这些珍贵的口头文学将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成为停留在人们记忆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其次，以现代多媒体手段利用好民间故事的素材。大量的民间故事被搜集、整理过后，珍贵的手稿可以进入档案室进行保存，作为当地历史的文字见证;完整的故事可以编辑、整理、出版成故事集，让更多的人通过阅读的方式来了解当地的人文风俗历史，进而扩大故事的传播范围。此外，对题材富有教育意义、内容丰富生动的故事可以通过现代多媒体手段进行编创，如成为童话剧、儿童电影的剧本原型，或被拍成动漫，供儿童观看和欣赏。通过多媒体手段对民间故事进行编创，不仅能让人们热爱阅读，也能培养更多的民间故事爱好者。
第三，关心传承人生活。民间故事依托于特定的生活环境和丰富的人生阅历，很多传承人都是年事已高的老者，他们也是十大类非遗项目传承人中平均年龄最大的。换句话说，如果没有丰富的阅历做资历，他们讲出的故事也都是缺乏韵味的。现在不得不正视一个跟谭振山、何钧佑一样的状况，那就是，他们大多年事已高、身体条件每况愈下，他们的生命停止，意味着浓缩在他们身上的丰富多彩的故事内容会随之停歇。我们一方面要正视生老病死，另一方面也要在尽可能的范围内关注他们的生活状况，关心他们的衣食起居，为他们能充分释放人生的光和热做好充足的保障，毕竟，他们是代表性传承人，他们是一个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典型人物，他们值得被关注，他们值得被关心。
在全省198名省级以上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中，谭振山、何钧佑是善于讲故事的人，很容幸，我在他们饱含沧桑却荣辱不惊的伟大的民间故事家的生命中出現过，并作为一位晚辈为其故事的收集、整理出过一点点绵薄之力。现在我有机会接触更多深藏民间的代表性传承人和艺人，在面对不可避免的人生常态的时候，我们更应从各项目的实际出发，从各传承人的实际出发，采取切实有效的保护措施，抓紧时间将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留存下来，在与时间赛跑的鏖战中，获得更多的乡土之音，让口头叙事继续传达乡土的厚重和真切。